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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两难”导致了美元持续性贬值,引起世界流动性周期性泛滥,进而导致经济金融危机频发。然而,美国却正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无偿地攫取了大量的世界财富。中国身处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环境中,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同时,经济增长过分依靠外部需求,由于周期性危机的存在,使得本国经济被周期性拖累;最终导致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无法实现。
关键词:次贷危机;美元霸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177-02
一、内外失衡:美国受益与中国困境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并日益加重。次贷危机造成的深远影响,“……引发了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金融调整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①。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
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其长年的双赤字格局,累积了大量债务。按照美国公开数据②,在8 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负债总额与GDP之比为债务率),高于60%——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但是,这并非美国的真实债务。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2007年,全球的GDP是54.3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
然而,中国经济现状是高储蓄,进而高投资与贸易顺差并存。与美国双赤字不同,中国却是双顺差格局:贸易顺差与资本净流入并存;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同时经济增长过分地依赖外部需求。在外部失衡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一是累积大量的外汇,持续地遭遇美元贬值而缩水;二是依靠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隐含着巨大潜在风险,尤其是这次次贷危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二)美国受益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事实上充当了国际本位货币的角色。美元正是依靠其本位货币的地位,攫取世界财富,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发行美元,向外围国家征收铸币税;二是利用美元贬值获得收益。根据相关学者研究,2003年,美国获得的传统意义上的国际铸币税约为231亿美元,至2003年已累计获得传统意义上的铸币税约为4 319亿美元,1990—2004年平均每年获得的传统意义上的铸币税为181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元持续贬值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估定1967—2006年美国的外债累计为3万亿美元左右,那么通过美元贬值90%,美国因减轻外债负担而获取国际通货膨胀税为2.7万亿美元,年均获益675亿美元,而美国的债权国相应的总共损失2.7万亿美元,年均损失675亿美元。”
由于美国利用其美元霸主地位向世界征收铸币税,并且持续性贬值,带来了世界性的流动性问题。这个可以由一个简单模型看出:美国发行美元,向外围国家购买商品,输出美元;外围国家销售商品,输入美元。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外围国家由于输入美元被迫释放本国货币,又由于商品输出,导致本国过多货币追逐较少商品,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看出,美国利用其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客观上为世界性的流动性埋下了隐患。由于资本的世界性流动,寻求逐利机会,一旦某国储备不足、监管不利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事实上,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后,美元进入一轮降息周期,由此引发世界性流动性泛滥。之后,便是近几年大量外资进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加上美国的金融创新监管过于放松,积累了巨大的风险。最终,在通胀压力增大、美元持续走弱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导致泡沫破裂,次贷危机产生。
(三)中国困境
1.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贬值风险
由于受今年世界经济下行影响,2008年前三季度外汇储备净增加3 773.5亿美元,增加额仅比上年同期多100.8亿美元,增长2.7%,增幅大大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近几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在今年前三季度有所放缓。然而,9月末外汇储备规模已突破1.9万亿美元;10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6 529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虽然,相关学者阐述了中国仍将长期存在顺差与外汇储备规模扩大的事实,也论述了施行“藏汇与民”可以化解部分风险。但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中投公司在美国的资产损失惨重。这部分由于资产泡沫破灭的损失仅仅是短期问题,长期来看,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仍然置身于贬值的威胁之下。
2.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30年过去了,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外部需求已经不合时宜。首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是,过分强调依赖进出口使得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空谈。我们看到,受世界经济放缓、外部需求减弱影响,从2008年11月1日起,我国提高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家具和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扭转了2007年我国大范围地取消商品出口退税、降低出口退税率和增收出口关税等限制出口的措施。而这样的做法显得政策调整过于随意,让外贸重新走上低水平发展的道路。其次,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造成巨大就业波动。一旦外部需求放缓,外贸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便不可避免,这一点在此次“次贷危机”面前表现的特别明显。再者,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造成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恶性竞争。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竞相提供优惠引进外资,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
总之,这种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顺差,造成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巨大,同时面临巨大的缩水与贬值风险。长期会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结构调整变成空谈。
二、政策建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需求方面
经济增长从依赖外需拉动转向内需,从“三驾马车”来看,根本上需要消费需求的大幅度提高。由于中国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需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那么消费率低的话,从储蓄—投资恒等式来看,投资与净出口必然很高。所以,唯一出路就是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而消费的提高,有赖于政府稳定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即解决居民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
(二)结构方面
经济增长实现结构转变,需要重新定位发展模式,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在参照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增加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小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
第二,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
第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取消中央政府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外资引入量指标(仅做预测)。
第四,适当放松资本管制。但是坚决不放弃用管制的办法遏制投机资本的流入。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鼓励二资企业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增加政府旨在支持企业R&D的公共支出。
第五,进一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各级政府制定应急预案,为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做好充分准备,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与WTO不相冲突的产业政策,限制外资对某些特定产业的进入。
关键词:次贷危机;美元霸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177-02
一、内外失衡:美国受益与中国困境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并日益加重。次贷危机造成的深远影响,“……引发了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金融调整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①。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
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其长年的双赤字格局,累积了大量债务。按照美国公开数据②,在8 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负债总额与GDP之比为债务率),高于60%——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但是,这并非美国的真实债务。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2007年,全球的GDP是54.3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
然而,中国经济现状是高储蓄,进而高投资与贸易顺差并存。与美国双赤字不同,中国却是双顺差格局:贸易顺差与资本净流入并存;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同时经济增长过分地依赖外部需求。在外部失衡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一是累积大量的外汇,持续地遭遇美元贬值而缩水;二是依靠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隐含着巨大潜在风险,尤其是这次次贷危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二)美国受益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事实上充当了国际本位货币的角色。美元正是依靠其本位货币的地位,攫取世界财富,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发行美元,向外围国家征收铸币税;二是利用美元贬值获得收益。根据相关学者研究,2003年,美国获得的传统意义上的国际铸币税约为231亿美元,至2003年已累计获得传统意义上的铸币税约为4 319亿美元,1990—2004年平均每年获得的传统意义上的铸币税为181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元持续贬值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估定1967—2006年美国的外债累计为3万亿美元左右,那么通过美元贬值90%,美国因减轻外债负担而获取国际通货膨胀税为2.7万亿美元,年均获益675亿美元,而美国的债权国相应的总共损失2.7万亿美元,年均损失675亿美元。”
由于美国利用其美元霸主地位向世界征收铸币税,并且持续性贬值,带来了世界性的流动性问题。这个可以由一个简单模型看出:美国发行美元,向外围国家购买商品,输出美元;外围国家销售商品,输入美元。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外围国家由于输入美元被迫释放本国货币,又由于商品输出,导致本国过多货币追逐较少商品,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看出,美国利用其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客观上为世界性的流动性埋下了隐患。由于资本的世界性流动,寻求逐利机会,一旦某国储备不足、监管不利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事实上,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后,美元进入一轮降息周期,由此引发世界性流动性泛滥。之后,便是近几年大量外资进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加上美国的金融创新监管过于放松,积累了巨大的风险。最终,在通胀压力增大、美元持续走弱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导致泡沫破裂,次贷危机产生。
(三)中国困境
1.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贬值风险
由于受今年世界经济下行影响,2008年前三季度外汇储备净增加3 773.5亿美元,增加额仅比上年同期多100.8亿美元,增长2.7%,增幅大大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近几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在今年前三季度有所放缓。然而,9月末外汇储备规模已突破1.9万亿美元;10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6 529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虽然,相关学者阐述了中国仍将长期存在顺差与外汇储备规模扩大的事实,也论述了施行“藏汇与民”可以化解部分风险。但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中投公司在美国的资产损失惨重。这部分由于资产泡沫破灭的损失仅仅是短期问题,长期来看,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仍然置身于贬值的威胁之下。
2.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30年过去了,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外部需求已经不合时宜。首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是,过分强调依赖进出口使得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空谈。我们看到,受世界经济放缓、外部需求减弱影响,从2008年11月1日起,我国提高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家具和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扭转了2007年我国大范围地取消商品出口退税、降低出口退税率和增收出口关税等限制出口的措施。而这样的做法显得政策调整过于随意,让外贸重新走上低水平发展的道路。其次,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造成巨大就业波动。一旦外部需求放缓,外贸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便不可避免,这一点在此次“次贷危机”面前表现的特别明显。再者,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造成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恶性竞争。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竞相提供优惠引进外资,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
总之,这种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顺差,造成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巨大,同时面临巨大的缩水与贬值风险。长期会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结构调整变成空谈。
二、政策建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需求方面
经济增长从依赖外需拉动转向内需,从“三驾马车”来看,根本上需要消费需求的大幅度提高。由于中国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需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那么消费率低的话,从储蓄—投资恒等式来看,投资与净出口必然很高。所以,唯一出路就是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而消费的提高,有赖于政府稳定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即解决居民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
(二)结构方面
经济增长实现结构转变,需要重新定位发展模式,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在参照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增加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小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
第二,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
第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取消中央政府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外资引入量指标(仅做预测)。
第四,适当放松资本管制。但是坚决不放弃用管制的办法遏制投机资本的流入。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鼓励二资企业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增加政府旨在支持企业R&D的公共支出。
第五,进一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各级政府制定应急预案,为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做好充分准备,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与WTO不相冲突的产业政策,限制外资对某些特定产业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