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先生曾说:“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然科学素养很高的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完全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其实,晚年毛泽东阅读自然科学书籍,往往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需要。
　　
　　龚育之先生曾说:“不能说,毛泽东是一个自然科学素养很高的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完全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83页)
　　早年在陕北时,毛泽东对斯诺也讲过:自己青年时,喜欢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121页)“并不特别感兴趣”,却不是不感兴趣,很难想象一个志向高远、求知欲强烈的优秀青年会是严重偏科、以至对声光电化和精妙无比的自然科学无动于衷的,具体到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他的壮年和晚年),正如龚育之先生所说的,因其特殊的“经历”、“环境”、“所承担的使命”,他的读书和求知的兴奋点、主要兴趣,使他无暇涉及自然科学的世界中去,那个陌生世界,其门户、门径的阔大和精微,如果不曾有过青年时代系统的学习和涉猎,以及此后漫长学习和研究的岁月必须配备的“一张平静的书桌”,即使有兴趣,也是枉然。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博览群书之际,曾发愿在“而立之年”之前,要基本掌握人类社会的“普通知识”(然后专攻“专门学问”)——其中,他说:“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页)“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例子就有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毛泽东在中学时写作文气势恢弘,令老师赞叹不已,并涂满了红笔的圈圈,而彼时毛泽东参加数学考试,却一筹莫展,只好在试卷上画一个圆圈交了白卷,结果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青年毛泽东没有留学法国的一个原因,看来还有一个年龄的因素,也是因此,他估计自己很难再系统地学习“外文及科技”,于是决心用“自己的方法救国”,后来果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这也许是对他的经历的一个注脚。
　　毛泽东无暇以及没有更多的精力学习和研究“外文及科技”,并非干脆与科学书籍等完全无涉,后来在他的丰富藏书中,赫然就有一些科学、科技方面的书籍。如中国古代的,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至于在他读书生涯中留下深刻印痕的,则是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阅读过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初译时名为《物种原始》,马君武译),也许是后来人们熟知毛泽东特别重视这本书,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到中国访问,特意带给毛泽东一套达尔文的文献(包括达尔文后人提供的第一版《人类原始及类择》以及有达尔文亲笔签名的照片),此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收藏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姆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版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以及秦斯《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物理世界的本质》等。1941年1月,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写信,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他还说:“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6页)看来毛泽东一向是认为年轻时要多读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而且认识那是“真学问”。晚年的毛泽东还读过威廉斯《土壤学》、杨振宁《基本粒子发展简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竺可桢《物候学》等。1964年,他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看到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激发了他对物质无限可分现象的探讨兴趣(原子可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可分为质子和中子;以及基本粒子、层子、夸克等名词的出现,包括所谓“毛粒子”);1970年,他还寻找过《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等书来阅读。然而,晚年毛泽东对科学书籍的兴趣,并没有导致他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或者,这也可以依龚育之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其实,晚年毛泽东阅读自然科学书籍,往往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需要,如提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他阅读过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文章,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回信,热情表彰他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注意“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包括苏联科学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如生物遗传学中的李森科学派,并引以为戒,为此他阅读了李汝祺教授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
　　晚年毛泽东还订阅有《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化石》、《动物学杂志》等科学刊物,其中在出版史上,还有一段著名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中的“大字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