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80岁时离开了我们,如今已经30周年了。
　　祖辈家里很穷,父亲给别人家打短工(过去称吃劳金),父亲三十多岁才和母亲结婚。我出生之后日本已占领东北,生产生活越来越难。父亲常年劳作,各种农活样样精通。除了农活外还经常进深山采药,挖黄芪,这可是个苦差事,山上蚊虫很多,什么“小咬”、“蚂蝗”“草爬子”到处都是,稍不注意能钻进肉里,落下满身疤痕。冬天是农闲时间,出去拉脚挣脚钱;或上山砍柴,晨三时左右就套上马爬犁,二哥十二岁就跟父亲上山砍柴,下午五时左右才能回来。这也是很苦的差事。 除此以外,开过豆腐房,头天把黄豆用水泡过,第二天,泡过的黄豆加水,在石磨上磨,磨完的豆浆,要过包,滤掉豆腐渣,滤好的豆浆,用大锅烧开,这时的豆汁最好喝,把烧好的豆浆倒在大缸里,然后点上卤水,盖上盖闷上一会,就出来豆腐脑了,我近水楼台都能最先尝到。
　　父辈哥仨个,年轻时都学会了一手厨师手艺,在农村十里八村的遇有红白喜事,就应聘掌勺,主要是凉拌菜、炖菜。亲朋好友就帮忙了,其他也就捞个喝酒钱。过春节时,除了杀猪,还要作一盘豆腐,要过油,改刀。土豆先去皮洗净,再改刀,过油。过油改刀的豆腐、土豆作菜备用。还要作“甜不辣”(系葱丝、土豆丝、胡罗卜丝加调料用粉面包裹再过油),猪肉炖粉条那是好菜,蘑菇、黄花、木耳应有尽有。逢年过节时、放假回家我也跟着干,学切墩、改刀,在家过春节要准备的东西多了,整个正月要吃的食品都要在年前准备好。为做豆包、粘团子,要煮豆馅、熬糖稀(用甜菜熬制)。蒸馒头、包饺子作好了放在仓房大板柜里,冻起来。除了杀猪外,还有家鸡、野鸡、野兔等。用家鸡做“焖鸡”,用肉汤和面加上鸡快,放好调料,搅拌均匀,然后过油烹炸。猪胸脯那一块肉,经过锅内加工七八分熟,捞出后控干,过油炸,酱过上色,再用锅蒸。这块肉作好之后,在年三十晚上,吃饭前先给老祖宗上供。另外上供的还有馒头五个一盘,共上两盘。做过年的主食,以母亲和二嫂为主,其余以父亲为主,哪年过年都挺丰富,所以,小时侯都盼过年。有关厨师的一些基本功,都是和父亲学的。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十四五岁,离家二十里,去沙兰镇完全小学读高小(五六年级),十六到十八岁到宁安县城读初中,十八到二十岁去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读中专,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四年回家一次,上学时间是靠寒暑假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和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记得一九六二年,父亲患肺结核,大哥部队在广东韶关驻防,将父亲接到湖南礼陵部队医院治疗护理。病好后要回家,大哥因忙脱不开身不能送回,我特从西安去礼陵接父亲出院,护送到郑州我下车回西安,父亲自己在北京换车经哈尔滨回宁安,为不能将父亲亲自送到家,而终身遗憾。
　　1973年春节刚过,宁安来电报,说父亲病重,让速回。我急急忙忙从西安回宁安,途经北京换车,直达牡丹江,走了三天三夜,到了牡丹江后,已经是后半夜,没有去宁安的班车。但回家心切,父亲病况如何不得而知,我立即到牡丹江铁路货运车站,打听开往图门方面的货运列车,正巧有一趟,和车站说明了情况,让我搭乘这趟货运列车,坐在最后一节守车上。于凌晨四时多到了宁安,下车后去哪呀?此时父母亲和二哥二嫂已从乡下搬至县城,在县城又搬了几次家,但不知住在何处?大约在城区东南部,我自己从车站向市区走去,因妹妹在宁安镇一个小学当过校长,有点知名度,经打听比较顺利的找到家。
　　到家晨五时,外边一片漆黑,按着指点直奔有灯光的那一家,终于见到了病中的父亲,虽在弥留之际,但头脑尚清醒,知道我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父亲所得的主要是老年病,心肺已近衰竭,大小便已不能自理,我和大哥常年在外,不在身边,这次就大哥还没有回来,父亲总是叨念,每天火车站接站时间总是要问,大哥是否回来?总是盼着,我们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要回屯!”还要雇吹鼓手吗?“敲拨浪鼓就行。”
　　又等了数日,广东大哥尚无回来的消息,老人终于在1973年农历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许,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一岁。按照父亲的遗愿“回屯”将他安葬在乡下。出殡那天,借辆卡车,拉着灵柩和自制花圈,直奔沙兰乡和盛村而去,临到墓地还有一公里之遥,就看到了墓地已有六七十人在那里挖墓坑,这是村里高氏家族,每户派一名代表前来为父亲送行,情景感人。当时父亲是高氏家族辈分最高者,这是“喜寿”、“喜丧”。葬后,我们去到村里,那是我少年时代的居住地,去看望伯母和其他亲属,村里亲属已经为当天送葬的人员准备了便餐。下午,其余人员返回宁安,我在和盛村留住一夜,将父亲的名字上了家谱。走访了几户亲友,第二天返回宁安。等过了三四天之后,大哥才从广东赶回来,没能赶上为父亲送行,成为终身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