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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的“赤色分子”
1921年春天，一位名叫马林的荷兰籍共产党人，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中国，他此行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且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接受莫斯科的领导。
马林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他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怀有朴素的同情心，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积极参加了印尼人民反对宗主国的斗争和印尼共产党的创立。但是作为宗主国的公民，却十分痛恨殖民统治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这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印尼。
1920年，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担任秘书。同时由于其在领导印尼革命期间优异的表现，加上丰富的革命经验，被列宁看中，钦点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早马林动身之前，英、荷等国就互相交换情报，力图阻挠他来华。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提及了这位行动诡秘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中提到：
“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在荷属东印度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1921年暮春夏初，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申请前往中国时，那里的警察也警惕地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并被奥地利警察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驱逐出境，并把他的护照交给外交部，向马林将去的国家和地区发了通告。
马林当机立断于1921年4月15日离开维也纳。4月21日，他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英斯布鲁克”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执行列宁和共产国际交给他的神圣任务。
1921年5月30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和巴尔斯（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英斯布鲁克”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这一段后来在电影《建党伟业》里，被处理成了一段惊险的谍战戏的桥段。到达上海后，马林下榻于上海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密探们的监视尽管非常严密，但最终老练的马林还是甩掉了“尾巴”。很快，他离开大东方旅社，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后来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化名：“倪公卿”。
“一大”上的外国人
在上海，“倪公卿”的到来很快促成了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的召开，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当马林说起列宁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时，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呼口号，以免惊动密探，到会的代表们肯定要热烈鼓掌和高呼口号。
7月30日晚上，当侦探前来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时，马林以多年秘密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这是“包打听”，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代表们迅速疏散。马林的当机立断，使尚缺乏秘密工作经验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避免了一场灾难。次日，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一大”得以圆满完成。
但由于此时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陈独秀还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而无法抽身，没有参加“一大”，然而由于他巨大的威望和号召力，还是被选为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陈独秀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后，马林急于让中共迅速开展工作，因此屡次派人督促陈独秀，希望他早日返回上海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但由于此时的陈独秀公务缠身，一时推脱不掉，因此迟迟没有归来，陈独秀的这一态度引起了马林的不满。马林认为陈独秀此举，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
马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骄傲，很难说话”。最初抵达上海时，马林是与李达、李汉俊联系的，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由于此前有过不俗的经历，因此马林的个人情绪色彩十分强烈，他的态度是比较倨傲的，处处以领导者自居，以解放者自居，换一句当时流行的话来说，他有一种“白人社会主义者”的优越性，处处要包办一切，代替一切——当然，不可否认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会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中国名吴廷康，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迥然不同。”
马林的这些作风和他对陈独秀的不满，也很快传到了陈独秀的耳朵里，陈独秀对此也同样很是不快，他因此借故拖延时间，迟迟不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
故意滞留广州的陈独秀，索性不再理会马林的催促，他借口在广州为中共筹款，迟迟不给马林答复何时回上海上任，然而就在陈独秀决定滞留广州的当口，他却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张国焘的来信，张国焘要求他，尽快想办法帮助中共筹措经费。一年前经共产国际另一代表维经斯基多方奔走呼号，中国各地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一直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
陈独秀向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需要靠中国的革命者自己来干。也许陈独秀一开始就对共产党的独立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考虑到如果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的话，容易受制于人，为了保持住共产党自身的独立性，陈独秀反复强调，中国革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干。
然而，就在中共正式成立一个月后，经费问题却再次凸显，据当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张国焘回忆，由于此时各种宣传刊物的印刷量增加得很快，所需经费很快从几十元增加到了200多元。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张国焘甚至把他的衣服都送到当铺去给当掉，靠这些钱来维持党的正常运转。
针对中共出现的经费困难问题，马林专门找来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再次表示要为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同时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和陈独秀不打不成交
张国焘的预算很快做出来了，然而当他把这份预算报告转呈给总书记陈独秀时，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强烈反对。而其实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还有另一层顾虑——也就是说假如拿了共产国际的钱，将来会被人攻击。事实上后来也是这样——在这件事上，中共遭受了无数的非议。
由于总书记陈独秀没有同意，这一预算草案由此被搁置了下来，中共方面给马林的答复是，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做最后决定。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渔阳里2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了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刚回上海的陈独秀还未与马林谋面，就已经对这位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产生了强烈反感，最后还是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才勉强接见了马林。
二人在加入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经济捐助两个问题上，当场吵得不可开交，最终陈独秀拂袖而去，双方不欢而散。二人之间的矛盾就此扩大，而此后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展开也愈加困难。就在马林和陈独秀的矛盾公开激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却使得这二人之间的关系骤然发生了逆转。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入狱，引起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马林闻讯后也运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终于打通了从总巡捕到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花重金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由于金钱和巴和律师辩护的作用，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
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独秀对张太雷说：“请转告马林同志，我一两天后再约他会谈”，并表示将负起总书记之责。这样，两人以前的一切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这场意外的遭遇，给了陈独秀很大的刺激，促使他开始冷静思考中共的客观生存状态，甚至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
1921年10月27日，陈独秀在他出狱的第二天，就召集党内成员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那份由张国焘所做的，曾经一度被搁浅的，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案获得通过。会议同时决定，同意将这个工作计划和预算案，报呈共产国际审批。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正如陈独秀之前所料，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非免费的午餐，而是必须要完全承认二十一个加入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更改为某某国家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换一句话说，履行了二十一个加入条件之后，当时的中共已经不可能像陈独秀期望的那样，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国共合作的构想者
而在促成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微妙关系的另一面，马林也没有闲着，早在1921年12月23日，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他就亲赴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9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他觉得，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当时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中国国民党的情况则类似于当时的东印度伊斯兰教联盟——那时，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
马林在爪哇工作期间，曾建议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在保留自己原来身份的前提下加入伊斯兰教联盟。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使东印度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
马林认为，在中国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马林这一战略性的意见极为重要。他在考察之后，写了一份报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
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一提出，便遭到了中共党内成员极其激烈的反对。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国共合作，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随后，马林于1922年4月23日乘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经海路回到荷兰。然后，又经柏林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并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同意他的这个建议。
7月27日，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马林也与他同行。他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国支部的指示，用打字机打印在他的一件衬衫上。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并将那件衬衫交给了他：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也可以说，这是一张允许马林随意填写内容的空白支票，也成为马林的“尚方宝剑”。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展开讨论。马林旧话重提，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也再度引起群体反对。他一揭开衣服纽扣，亮出“尚方宝剑”，反对者顿时哑口无言。经过两天的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马林的意见，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到1923年的中共“三大”后，大批的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在几个月后，马林离开了中国回到莫斯科。
1926年夏天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在思想上同情托洛茨基，终于在次年脱离荷兰共产党。
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后因事故负伤被送进医院时落入德国法西斯之手。
在狱中，马林坚贞不屈，当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表现出一位共产主义者的顽强斗志。他自知难逃厄运，给女儿、女婿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诀别遗书：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1921年春天，一位名叫马林的荷兰籍共产党人，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中国，他此行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且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接受莫斯科的领导。
马林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他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怀有朴素的同情心，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积极参加了印尼人民反对宗主国的斗争和印尼共产党的创立。但是作为宗主国的公民，却十分痛恨殖民统治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这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印尼。
1920年，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担任秘书。同时由于其在领导印尼革命期间优异的表现，加上丰富的革命经验，被列宁看中，钦点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早马林动身之前，英、荷等国就互相交换情报，力图阻挠他来华。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提及了这位行动诡秘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中提到：
“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在荷属东印度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1921年暮春夏初，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申请前往中国时，那里的警察也警惕地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并被奥地利警察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驱逐出境，并把他的护照交给外交部，向马林将去的国家和地区发了通告。
马林当机立断于1921年4月15日离开维也纳。4月21日，他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英斯布鲁克”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执行列宁和共产国际交给他的神圣任务。
1921年5月30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和巴尔斯（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英斯布鲁克”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这一段后来在电影《建党伟业》里，被处理成了一段惊险的谍战戏的桥段。到达上海后，马林下榻于上海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密探们的监视尽管非常严密，但最终老练的马林还是甩掉了“尾巴”。很快，他离开大东方旅社，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后来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化名：“倪公卿”。
“一大”上的外国人
在上海，“倪公卿”的到来很快促成了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的召开，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当马林说起列宁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时，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呼口号，以免惊动密探，到会的代表们肯定要热烈鼓掌和高呼口号。
7月30日晚上，当侦探前来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时，马林以多年秘密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这是“包打听”，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代表们迅速疏散。马林的当机立断，使尚缺乏秘密工作经验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避免了一场灾难。次日，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一大”得以圆满完成。
但由于此时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陈独秀还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而无法抽身，没有参加“一大”，然而由于他巨大的威望和号召力，还是被选为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陈独秀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后，马林急于让中共迅速开展工作，因此屡次派人督促陈独秀，希望他早日返回上海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但由于此时的陈独秀公务缠身，一时推脱不掉，因此迟迟没有归来，陈独秀的这一态度引起了马林的不满。马林认为陈独秀此举，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
马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骄傲，很难说话”。最初抵达上海时，马林是与李达、李汉俊联系的，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由于此前有过不俗的经历，因此马林的个人情绪色彩十分强烈，他的态度是比较倨傲的，处处以领导者自居，以解放者自居，换一句当时流行的话来说，他有一种“白人社会主义者”的优越性，处处要包办一切，代替一切——当然，不可否认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会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中国名吴廷康，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迥然不同。”
马林的这些作风和他对陈独秀的不满，也很快传到了陈独秀的耳朵里，陈独秀对此也同样很是不快，他因此借故拖延时间，迟迟不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
故意滞留广州的陈独秀，索性不再理会马林的催促，他借口在广州为中共筹款，迟迟不给马林答复何时回上海上任，然而就在陈独秀决定滞留广州的当口，他却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张国焘的来信，张国焘要求他，尽快想办法帮助中共筹措经费。一年前经共产国际另一代表维经斯基多方奔走呼号，中国各地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一直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
陈独秀向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需要靠中国的革命者自己来干。也许陈独秀一开始就对共产党的独立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考虑到如果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的话，容易受制于人，为了保持住共产党自身的独立性，陈独秀反复强调，中国革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干。
然而，就在中共正式成立一个月后，经费问题却再次凸显，据当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张国焘回忆，由于此时各种宣传刊物的印刷量增加得很快，所需经费很快从几十元增加到了200多元。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张国焘甚至把他的衣服都送到当铺去给当掉，靠这些钱来维持党的正常运转。
针对中共出现的经费困难问题，马林专门找来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再次表示要为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同时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和陈独秀不打不成交
张国焘的预算很快做出来了，然而当他把这份预算报告转呈给总书记陈独秀时，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强烈反对。而其实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还有另一层顾虑——也就是说假如拿了共产国际的钱，将来会被人攻击。事实上后来也是这样——在这件事上，中共遭受了无数的非议。
由于总书记陈独秀没有同意，这一预算草案由此被搁置了下来，中共方面给马林的答复是，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做最后决定。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渔阳里2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了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刚回上海的陈独秀还未与马林谋面，就已经对这位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产生了强烈反感，最后还是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才勉强接见了马林。
二人在加入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经济捐助两个问题上，当场吵得不可开交，最终陈独秀拂袖而去，双方不欢而散。二人之间的矛盾就此扩大，而此后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展开也愈加困难。就在马林和陈独秀的矛盾公开激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却使得这二人之间的关系骤然发生了逆转。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入狱，引起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马林闻讯后也运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终于打通了从总巡捕到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花重金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由于金钱和巴和律师辩护的作用，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
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独秀对张太雷说：“请转告马林同志，我一两天后再约他会谈”，并表示将负起总书记之责。这样，两人以前的一切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这场意外的遭遇，给了陈独秀很大的刺激，促使他开始冷静思考中共的客观生存状态，甚至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
1921年10月27日，陈独秀在他出狱的第二天，就召集党内成员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那份由张国焘所做的，曾经一度被搁浅的，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案获得通过。会议同时决定，同意将这个工作计划和预算案，报呈共产国际审批。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正如陈独秀之前所料，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非免费的午餐，而是必须要完全承认二十一个加入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更改为某某国家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换一句话说，履行了二十一个加入条件之后，当时的中共已经不可能像陈独秀期望的那样，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国共合作的构想者
而在促成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微妙关系的另一面，马林也没有闲着，早在1921年12月23日，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他就亲赴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9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他觉得，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当时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中国国民党的情况则类似于当时的东印度伊斯兰教联盟——那时，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
马林在爪哇工作期间，曾建议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在保留自己原来身份的前提下加入伊斯兰教联盟。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使东印度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
马林认为，在中国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马林这一战略性的意见极为重要。他在考察之后，写了一份报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
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一提出，便遭到了中共党内成员极其激烈的反对。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国共合作，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随后，马林于1922年4月23日乘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经海路回到荷兰。然后，又经柏林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并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同意他的这个建议。
7月27日，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马林也与他同行。他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国支部的指示，用打字机打印在他的一件衬衫上。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并将那件衬衫交给了他：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也可以说，这是一张允许马林随意填写内容的空白支票，也成为马林的“尚方宝剑”。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展开讨论。马林旧话重提，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也再度引起群体反对。他一揭开衣服纽扣，亮出“尚方宝剑”，反对者顿时哑口无言。经过两天的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马林的意见，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到1923年的中共“三大”后，大批的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在几个月后，马林离开了中国回到莫斯科。
1926年夏天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在思想上同情托洛茨基，终于在次年脱离荷兰共产党。
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后因事故负伤被送进医院时落入德国法西斯之手。
在狱中，马林坚贞不屈，当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表现出一位共产主义者的顽强斗志。他自知难逃厄运，给女儿、女婿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诀别遗书：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