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美国社会遭逢多事之秋：新冠肺炎疫情、黑人民权运动、两党选战……美国《芝加哥太阳报》近日发表专题报道指出，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有相似之处。彼时，美国爆发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以及反抗形式多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在那样的背景下，涌现出一批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理念的年轻人——“嬉皮士”。他们采取一些方式做出反抗，包括风靡美国的摇滚乐、性解放、群居村，等等，使得主流社会深受震撼，并不得不作出调整，从而促进了社会变革。
　　回顾那段历史，美国人发现，一切运动和反抗方式的背后，都背负着其历史渊源和现实矛盾。或许多年之后，当前的这个动荡期对美国人的人生观、家庭观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显现出来。

重返那个年代会看到什么

　　如果我们能重返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能看到什么样的情景呢？
　　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我们会看见蓄长发、留长须、穿花衣的小伙子，看见穿牛仔裤、蹬皮靴、系宽皮带的女孩子。在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的男女青年群居点，有人大声朗诵《嚎叫》这首诗，有人在读《在路上》这部小说，也有人在吸大麻、看色情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园，我们会看见学生们集会、辩论，呼吁平等，反对越战，甚至有学生抢占教学楼，实施罢课。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反战示威游行中，有4名学生被国民警卫队枪杀。
　　我们会遇见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四个年轻人——名为“甲壳虫”的乐队，美国人为他们的演唱所倾倒，畅销唱片《我想握住你的手》掀起的“披头士热潮”蔓延全国。在纽约州小镇伍德斯托克，连续4天举办摇滚音乐节，40万人蜂拥而至。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不修边幅，穿着奇装异服，甚至有人赤身裸体。他们听演讲、欣赏音乐、跳舞、说俏皮话，以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欢度这些日子。由于人太多，交通、卫生间、食品供应都出现问题，但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怨言。
　　我们会在许多城市遇到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队伍。人们高喊口号，大唱反战歌曲，反对美国政府阻击北越的“春节攻势”，反对美军对越南河内实施“圣诞轰炸”，谴责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制造屠杀事件。在伍德斯托克，主宰那个看似混乱、颓废的场面的，也是强烈的反战情绪，那里传出悲愤的歌声：“花儿都到哪儿去了？都给姑娘们摘走了。士兵们都到哪儿去了？都到墓地去了。墓地都到哪儿去了？都给花儿掩盖了。”
　　那个动荡的年代留下了不少名词。
　　“愤青”，指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的年轻人。此词源自英国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作品《愤怒回首》，剧中有一批青年反对盛行于英国政界、商界的“老头儿哲学”，这些青年被称为“愤怒的青年”。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曾宣称，自己也代表美国的“愤青”。
　　“新左派”，他们建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其成员主要是大学生。他们反对军工联合体，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强烈主张“分享民主制”，呼吁关心、改善黑人和穷人的生活状况。
　　“垮掉的一代”，既指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又指20世纪60年代中不满现实、反叛传统、追求自由、我行我素的青年。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和威廉·巴勒斯是这个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也是这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偶像。
　　“嬉皮士”，其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首先出现在旧金山，后遍及美国全国甚至欧洲。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反对越战，提倡和平、非暴力，厌弃传统的生活方式，追求散漫生活，实行群居。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东方的宗教、哲学感兴趣，研究瑜伽、禅宗佛教和中国《周易》。
　　“易皮士”，指政治上活跃的“嬉皮士”，青年国际党成员。该党是一个松散的激进青年组织。他们曾将一头猪作为“总统候选人”，赶进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从而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混乱局面。
　　“花童”，即“嬉皮士”、反战主义者中喜爱以花作饰物及和平象征的人，他们大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但追求简单朴素、自由放任的生活。他们最爱的歌是《记住把花戴在你的头发上》。有一年夏天，有10万人从世界各地前往旧金山，听一名流行歌手唱这首歌，欢庆“爱之夏”。
　　“气象员”，它是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中分裂出来的激进派别，其名称取自民歌手鲍勃·迪伦的歌词“你不用气象员告诉风往哪儿刮”。后来该组织中有成员犯爆炸、抢劫等罪行，因此辱没了其名声。

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回顾其历史，人们不禁会问：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促成它的因素？
　　政治因素显然是最主要的。二战后，世界两大政治阵營之间长期进行冷战，美国卷入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美国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导弹击落，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导弹危机和猪湾事件，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游击战大师格瓦拉被杀害，等等，一起起政治事件像一颗颗炸弹震动了美国社会，一条条惊人消息像一道道闪电震撼了美国人的心，使许多人的精神长期处于惊骇、悲愤、抑郁的状态。血气方刚的“愤青”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氛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
　　美国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也不都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人物，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他们紧张思考，撰文著书，发表讲演，朗诵诗作，以他们反正统文化的思想影响着青年一代。 　　例如政治学家赫伯特·马库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对人的本能具有压抑作用的异化社会，所以要用现代革命来全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他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集权主义的层面，对人的本性实行“压制”。对这种“压制”不能宽容，不能支持，因为宽容和支持意味著永远听不见被边缘化的声音，听不见普通公民的心声。他的这些看法为“反主流文化运动”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也因此被誉为“新左派之父”。
　　又如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赖特·米尔斯，他是个不屈从于政治思潮和社会压力的学者，曾呼吁停止冷战，反对军工联合体操纵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防开支，提出促进社会福利立法的改革纲领。他的很多思想都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写入著名的《休伦港宣言》，他因此被视为“新左派英雄”。
　　“反主流文化运动”在当时不是一场孤立的运动，而是美国群众运动浪潮中的一股激浪，是与其他群众运动相呼应的。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主义运动和“向贫穷开战”运动，几乎在同一时期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都激励着年轻一代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敞开久被压抑的心胸，在那个需要改变的社会中张开自己的双臂，发出自己的声音。青年们大多仇视种族主义，支持民权运动，崇尚黑人文化，黑人布鲁斯音乐与白人乡村音乐相交融的摇滚乐成了他们最喜爱的音乐。
　　还有一些因素使这场运动不同于过去的群众运动。二战之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孩子，到20世纪60年代都进入青年期，他们人数多，家庭相对比较富裕，不保守，易产生反叛心理，喜欢参加社会活动，重新思考“美国梦”的含义，探讨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当时作为媒体的电视已经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普及，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场面，越南战场上血腥的镜头，每天都及时传送到各家各户的起居室，对年轻观众的思想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时不少年轻人服用LSD一类的致幻剂，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使他们产生“重新评估一切”的欲念。许多社会问题、政治事件的交汇，更是一剂催化剂，使他们按捺不住激愤的心情，终于走上社会呼吁“改变”。

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对20世纪60年代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由于其并非黑白分明，美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人更多地肯定其积极面，赞美有加;有人则更多地强调其消极面，甚至流露出仇视态度。
　　社会人类学家简特莉·安德斯认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目的主要就是追求“自由”：“发挥一个人的潜能的自由，创造一个人的‘自我’的自由，个人表达的自由，摆脱硬性规定的自由，摆脱严格限定的角色和阶级地位的自由。”另外，安德斯指出，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中，也有人希望改变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能倡导美学和美感，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爱、对音乐的爱”;提倡自由，鼓励学生“渴望表达”“具备鲜明的独立精神”。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莱克所著《美国的“绿化”》（1970）一书，充分肯定了“反主流文化运动”。他认为，这是一场“不同于过去的革命的革命”，它并不要求以暴力取得成功，也不会被暴力成功击退。它是新一代的革命，这是新一代人的逻辑，他们所激烈反对的东西，应被视为反对所有发生在美国的错误事情，应将之理解为对“美国梦”的怀疑和失落感。
　　莱克在书中首次提出“公司国家”这一概念，认为当时美国已经成为巨大的机器，完全不顾人的价值观。他指出，“公司国家”统治、压榨，最终既摧毁自然，又摧毁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在于反对“公司国家”所谓的“理性动机”，这台国家机器以“理性动机”为理由来制造贫穷，制造非人性化，甚至使战争也被视为是符合逻辑而必需的。事实上，美国人已失去对其社会机器的控制，只有新的价值观、新的文化才能恢复对社会的控制，只有通过新一代人的眼睛看当时的美国，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精神和激情。
　　《美国的“绿化”》问世25年后（1995）再版发行，莱克在新序中写道：“如果在1970年对有关社会转变的必要性尚有怀疑，那么今天看来这种必要性清楚而急迫。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如今威胁要把我们卷入冲突和灾难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对我们精力和资源的悲剧性糟蹋。我们可以创造一种不与人战斗、不与大自然战斗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我们可以通过民主手段从此处走向彼处。”
　　匹兹堡大学英语教授迈克尔·赫尔范持不同态度，他表示：“20世纪60年代期间，发生了被大肆宣扬（也许是过分宣扬）的政治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使一个早已变化多端（在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特征等方面）的美国社会产生极化和分裂。”
　　有学者指出，“嬉皮士”的颓废生活方式——服用致幻剂、群居、性解放，以此为反叛行为和抗议手段，显然会产生不良影响。只要看一看20世纪80年代初，色情影院林立于纽约曼哈顿闹市区，就可以认识其危害性。
　　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莫里斯·迪克斯坦既将20世纪60年代视为一个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时期，又不掩饰其失败之处。他在《伊甸园之门》一书中写道：“20世纪60年代既推动了革命又推动了改革，并试图把追求社会正义和寻求个人真谛结合起来……虽然我不属于那一代人，但他们依然使我着迷。我想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尽管他们大吵大闹了一场，却并未畅所欲言。这一代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集体出了名，但个人都未单独成名。一些人失去理智，甚至丢掉了性命，另一部分人散落在充满激情主义的愤怒小团体或残余的群居团体中，而大部分人消失在遍及全社会的家庭和各行各业中。”
　　迪克斯坦在书的结尾写道：“乌托邦的思想虽然可能落空，却令人永远难忘。曾在许多装饰下召唤过整整一代人的伊甸园之门，仍然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现，既无法接近，又无法避开……那就是乐园。人们对它招手致意，虽有进入乐园的愿望，但只能从远处向它致敬。那或许就是同时代人中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