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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把陈景润从一个正直的人变成了一个政治的人。但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铸起的精神丰碑，又让他成为一代人心灵的参照。
1978年新年伊始，随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陈景润”三个字一时间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仰慕陈景润大名的四川农村青年从广播中收听到了他的事迹后给他写了一封信，由于发音问题，收件人被写成了“陈井运”，且没有收信地址。几经辗转，这封信居然交到陈景润的手中，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在陈景润的影响下，很长一个时期，“科学家”都是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
1950年，高中尚未毕业的陈景润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仅过三年，由于国家需才孔急，他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学教书。这并不是他理想中的数学世界。尽管校方让他只负责批改作业，他依然无所适从。无奈之下，学校只得把他退回给厦门大学。他在数学系图书室做了管理员。1956年，23岁的陈景润完成了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改，显示了杰出的数学才华，连华罗庚都啧啧称赞。次年10月，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他终于可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了。短短几年间，他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学记录》(《科学通报》的前身)第17期以简报的形式报道了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但这篇报道仅叙述了几个引理，未给出详细证明，并没有得到国际数学界的承认。1973年，他在《中国科学》发表了《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1966－1973年这七年中，陈景润一方面在“文革”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在（1，2）的研究中沉醉。就像美国数学家保罗•哈尔莫斯所说的一样：“一个真正喜欢数学并以数学为生的人，在他心中只有数学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其次，包括名誉、地位、家庭、享乐等。”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年月，革命需要成了一个人命运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码，政治正确是至高无上的圭臬，就连自然科学家也概莫能外。与世无争、“闭门只读圣贤书”的陈景润也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完成了从“白专”典型到“又红又专”模范的华丽转身。
1973年4月，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关于陈景润的两篇内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和《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引起了高层的重视。江青在内参上写道：“主席，此事还是请你过问一下为好，至少要先把他的病治好。”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与其说姚文元关心陈景润论文的哲学意义，倒不如说他更关心陈景润论文的政治意义。
一向不谙世事的陈景润突然如醍醐灌顶，活跃起来，他开始按自己所理解的“又红又专”的标准要求自己，话语中多了些政治元素，连穿着也紧紧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流行：身穿草绿色军衣，足蹬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
1974年底，周恩来提名“白专”典型陈景润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对他“把论文交给党”赤胆忠心的最高褒奖。耐人寻味的是，他既没有按系统分在所属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又没有按地区分在所属的北京市代表团，而是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在周恩来所在的天津代表团。会议期间，周恩来勉励他：“陈景润同志，你还要学好外文，将来我们国家总是要同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往来的。”此后，陈景润逢人就说：“总理让我学外文，党让我搞科研。”
有一次，陈景润的启蒙老师沈元先生特地来看他，言谈间流露出深深的忧虑。陈景润却坦然地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这番口号式的回答令恩师哭笑不得，沈元叹息道:“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在那个春天，陈景润，一个孱弱的个体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许多年后，一手塑造起陈景润形象的徐迟也不无遗憾:“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科学研究有其自身规律，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但丝毫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往往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1996年3月19日， 63岁的陈景润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遽归道山。一个因数学而生的大脑停止了思考，一颗为数学而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虽然那个急遽转捩时代在他的身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但熟悉他的人说，在科研之外，他永远像个稚嫩的孩子，天真、纯朴。
国外同行曾评价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但陈景润坦言“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没有人比他更清楚，“1+1”的圆满解决有赖于研究手段的突破和计算技术的提高。尽管陈景润没有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证明，但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铸起的精神丰碑，成为整整一代人心灵的参照。
后陈景润时代，官方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日渐式微。但仍有一大批来自民间的“业余数学家”虔诚地追随着陈景润的脚步，艰难地在通向哥德巴赫之巅的山路上踯躅前行。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我们固然不赞成极端和激进，但蕴藏在民间的科学热情，却弥足珍贵。2006年3月19日是陈景润去世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在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园区东门外，一名20多岁的青年男子手捧一本《陈景润传》，独自朗读了两三个小时。他说，“我就是想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1978年新年伊始，随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陈景润”三个字一时间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仰慕陈景润大名的四川农村青年从广播中收听到了他的事迹后给他写了一封信，由于发音问题，收件人被写成了“陈井运”，且没有收信地址。几经辗转，这封信居然交到陈景润的手中，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在陈景润的影响下，很长一个时期，“科学家”都是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
1950年，高中尚未毕业的陈景润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仅过三年，由于国家需才孔急，他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学教书。这并不是他理想中的数学世界。尽管校方让他只负责批改作业，他依然无所适从。无奈之下，学校只得把他退回给厦门大学。他在数学系图书室做了管理员。1956年，23岁的陈景润完成了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改，显示了杰出的数学才华，连华罗庚都啧啧称赞。次年10月，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他终于可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了。短短几年间，他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学记录》(《科学通报》的前身)第17期以简报的形式报道了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但这篇报道仅叙述了几个引理，未给出详细证明，并没有得到国际数学界的承认。1973年，他在《中国科学》发表了《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1966－1973年这七年中，陈景润一方面在“文革”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在（1，2）的研究中沉醉。就像美国数学家保罗•哈尔莫斯所说的一样：“一个真正喜欢数学并以数学为生的人，在他心中只有数学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其次，包括名誉、地位、家庭、享乐等。”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年月，革命需要成了一个人命运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码，政治正确是至高无上的圭臬，就连自然科学家也概莫能外。与世无争、“闭门只读圣贤书”的陈景润也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完成了从“白专”典型到“又红又专”模范的华丽转身。
1973年4月，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关于陈景润的两篇内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和《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引起了高层的重视。江青在内参上写道：“主席，此事还是请你过问一下为好，至少要先把他的病治好。”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与其说姚文元关心陈景润论文的哲学意义，倒不如说他更关心陈景润论文的政治意义。
一向不谙世事的陈景润突然如醍醐灌顶，活跃起来，他开始按自己所理解的“又红又专”的标准要求自己，话语中多了些政治元素，连穿着也紧紧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流行：身穿草绿色军衣，足蹬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
1974年底，周恩来提名“白专”典型陈景润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对他“把论文交给党”赤胆忠心的最高褒奖。耐人寻味的是，他既没有按系统分在所属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又没有按地区分在所属的北京市代表团，而是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在周恩来所在的天津代表团。会议期间，周恩来勉励他：“陈景润同志，你还要学好外文，将来我们国家总是要同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往来的。”此后，陈景润逢人就说：“总理让我学外文，党让我搞科研。”
有一次，陈景润的启蒙老师沈元先生特地来看他，言谈间流露出深深的忧虑。陈景润却坦然地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这番口号式的回答令恩师哭笑不得，沈元叹息道:“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在那个春天，陈景润，一个孱弱的个体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许多年后，一手塑造起陈景润形象的徐迟也不无遗憾:“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科学研究有其自身规律，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但丝毫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往往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1996年3月19日， 63岁的陈景润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遽归道山。一个因数学而生的大脑停止了思考，一颗为数学而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虽然那个急遽转捩时代在他的身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但熟悉他的人说，在科研之外，他永远像个稚嫩的孩子，天真、纯朴。
国外同行曾评价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但陈景润坦言“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没有人比他更清楚，“1+1”的圆满解决有赖于研究手段的突破和计算技术的提高。尽管陈景润没有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证明，但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铸起的精神丰碑，成为整整一代人心灵的参照。
后陈景润时代，官方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日渐式微。但仍有一大批来自民间的“业余数学家”虔诚地追随着陈景润的脚步，艰难地在通向哥德巴赫之巅的山路上踯躅前行。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我们固然不赞成极端和激进，但蕴藏在民间的科学热情，却弥足珍贵。2006年3月19日是陈景润去世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在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园区东门外，一名20多岁的青年男子手捧一本《陈景润传》，独自朗读了两三个小时。他说，“我就是想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