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导语：成思危有两条座右铭，一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二是“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人生的第六个本命年，成思危不再是民建中央主席。这个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这是他淡出“政治”舞台的关键信号。
3月3日下午5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如约相见、坦诚相向，73岁的成思危仰靠在沙发上，神情祥和、语调平缓：“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我将不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了。我在全国人大工作了10年，无论从个人年龄还是任期看，都到了退休的时候。”
“你可以写我，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实际。”成思危对记者说。
报国情怀
一尊毛主席铜像安放在成思危办公桌的醒目位置。鲜为人知，读“毛选”是成思危的一大爱好。“毛选”影响了成思危一生。文革时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加之又有“海外关系”，成思危受到迫害，下放东北住牛棚、烧锅炉。那个时候读“毛选”成为唯一的选择，成思危在锅炉旁将“毛选”翻译成英文，并以此种乐趣、志趣激励自我。
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回顾他的个人历史，他的荣辱进退的确是组织决定的。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但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可或缺。16岁那年，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越过罗湖，“投共”到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中他和一群来自香港的理想青年受尽屈辱，很多人离开祖国，而他却选择留下。46岁那年，弃化工学管理是他自己的选择，学成后没有留在美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问他为何会离开父母来到内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并用我的年轻和他的年轻解释说：你们年轻，不懂得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他说，那时候在香港，不少年轻人像他一样，受左翼进步作家的影响，揣着报国情怀，拥抱了新中国。
当年的成思危，年少昂扬、青春蓬勃，1951年的离家出走，多少带有与显赫家庭慷慨诀别的叛逆意味，谁知造化弄人，这一别竟是30年。广为传诵的故事是，文革期间，成思危的妹妹从美国抵京，请周恩来总理协助寻找失散多年的成思危。直到1981年，成思危远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MBA，他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才在美国与他相见。
浅浅的一道海湾，却是最深的乡愁。1990年，在台湾有关方面的特许下，成思危得以赴台省亲。时年，成舍我92岁，成思危55岁。成舍我育有5个孩子，成思危是唯一的男性。健在之时，成舍我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成思危能去台继承家产，但他的心思始终在海峡的那一头。经年离散，终难团聚，其情可感可叹。
“成思危心怀爱国之意，兼具报国之志，这绝非空泛的溢美之词，只有回溯那个时代的故事片段，你才能真正理解和感知。”民建中央原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与成思危共事10年、交情笃深。
成思危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把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空降”民建中央
1994年，成思危是化工部副部长，无党派人士，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一直在寻找接班人，在统战部门的居中安排下，孙起孟和成思危有了一次重要谈话，诚邀成思危加入民建。力邀成思危，是统战工作发展到一定火候的直接产物。就这样，成思危以“空降”形式先出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后在1996年成为民建中央主席。因为是“空降”，民建内部个别“老人”对他颇有微词，靠着实干与实力，一介书生扛大旗，成思危逐步树立起了个人威信。在朱相远看来，“与其说成思危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学者、思想家。”‘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是他自题的座右铭，很有自醒与警示意味。”
“作为一位政治家，应当努力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全国人大立法及监督的实践之中，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毋庸讳言，成思危有着“从政”的热情与向往，身为民建中央主席，他每年都有多次机会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国务院总理召开的座谈会，协商国家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可以直接聆听最高决策层的“思想原声”，并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自己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意见和建议。
成思危其人，外表来看，谦和温婉，但原则问题从不让步，少有妥协，做起事情来绝对是执著坚韧。追求完美、少留遗憾是他的信条。每一天，他的时间安排以分钟计，可谓精细到了极致。成思危的夫人有时候给朱相远打电话“求救”：“你帮我提醒提醒他，70多岁的人了，不那么玩命行不行？我和女儿一劝，他就嚷嚷，‘七十古来稀，拼命干十年’。”
“不堪回首的文革，蹉跎了10年啊，我得拼命做事，把丢失的那10年弥补回来。”这是朱相远听成思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这是成思危自题的一幅自勉联。成思危身边的人都知道他给自己定下的三条规矩：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每天坚持写一页读书笔记，每月坚持写一篇文章。
1996年至2007年，成思危担任民建中央主席达12年，期间民建突破了经济界别的专属特色，发展了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比如成方圆、杭天棋、赵保乐、张国立等等，成思危多逐个接见，诚恳面谈。成思危有文艺的天分，最擅长的是演唱英文歌曲，节奏欢快、韵味十足。
参政议政这些年，朱相远曾以挚友的身份进言成思危：团结“志同道合”者，警惕“利同道合”者。这两句话备受成思危的激赏与推崇。身居高位、追随者众，不管是身处喧嚣还是独自静思，成思危时常在内心深处回想朱相远的话。那些年，成思危声名日隆、影响广远，每次参加公开论坛，追着合影的人排成长队，对于这些要求合影者，成思危尽量满足，但是后来当他发现自己的合影被用作商业目的，就很恼火、很生气。
身为民主党派的旗帜人物，成思危在民建内部会议上经常说八个字——“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一次，朱相远去山东搞调研，汽车在高速路上飞奔，一个硕大的标语口号映入眼帘——“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回到北京，朱相远和成思危调侃，“你的那八个字在地方流传很广啊。”这番话博得了成思危会心的微笑。
1998年，民建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了18件提案，被誉为本届会议的“提案状元”。其中，“抓大放小”深化企业改革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成为指导国企改革的经典语汇。
角色意识
民主党派、全国人大，既是成思危参政议政的角色扮演、重要依托，也将其参政议政的效力与影响“放大”。
在成思危的意识深处，治学与从政，都是为了达善社会，“对我来说，治学是从政的基础，把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与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工作结合起来。”
“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在全国人大工作的这10年，成思危一向以耿直建言著称，以至于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浏览“工作简报”，重点关注成思危又说了什么。
“有冤你别怕，快去找人大”。这是成思危在外地调研时听到的顺口溜，他认为这个顺口溜有一定的片面性，容易误导，因为打官司伸冤的事情还有公检法系统，但是它反映出老百姓对人大的信任与期许。“以前，公众和媒体常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我看现在是木头图章了，在不断地硬化强化，从木头图章到钢铁图章，还有个过程。”成思危在全国人大工作了10年，依照个人经历和感受来看，他认为，人大的作用在不断强化，威信在逐渐树立。但是，成思危也承认，距离老百姓对人大工作的期望，还有很多工作要推进和强化。“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人大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西方的议会可以解散，中国的人大是不可解散的，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它的作用还需要不断强化。”
成思危不是没有遗憾，“全国人大是集体决策，我自己也仅只一票，实话实说，我的30%～40%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和体现出来。另外，我对《反垄断法》、《破产法》并不是很满意，觉得还有缺憾和不足，但是这样的法律还是有它的进步性与现实意义。”
2005年春节前，成思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那是一本书《民闲论》，作者陈鲁直，系我国著名的外交家，成思危的二姐夫。《民闲论》主题鲜明、意韵隽永：探讨“劳”与“闲”的关系，认识“休闲”的价值。在《民闲论》中，陈鲁直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闲”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时下，成思危已经在“设计”退休生活，尝试着去体会“休闲”的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2006年以来，成思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现在他要定期去协和医院打针、调理，每次走进协和医院，成思危内心安宁、心绪宁静。协和医院、出生之地、往事如昨、心境悠然，这里，是他心灵憩息的港湾，这里，总是能唤起他无尽的畅想与回忆。
学者型政治家
末了，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与我们印象中的政治家不一样。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他偶尔在股市中冷不丁地说一句，沪深股指就会跳一下。民间社会质疑他没有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地说。有一次，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采访时，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按过去的经验，采访党政要人，起码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采访开始时，我担心采访过于正式，就挪了椅子坐在他斜侧，他丝毫没有介意。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采访提纲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人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整理采访笔记时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而且，在他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老人的生活感悟。
2008年，他说他将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继续搞些研究工作，同时倾注心力于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投身公益事业。（摘自：《中国经营报》2008年3月9日，《南方周末》2008年3月20日文平的文章亦对本文有所贡献 编辑：何乐）
点评：回望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成思危称自己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他曾做过一个演讲，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人生的第六个本命年，成思危不再是民建中央主席。这个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这是他淡出“政治”舞台的关键信号。
3月3日下午5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如约相见、坦诚相向，73岁的成思危仰靠在沙发上，神情祥和、语调平缓：“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我将不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了。我在全国人大工作了10年，无论从个人年龄还是任期看，都到了退休的时候。”
“你可以写我，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实际。”成思危对记者说。
报国情怀
一尊毛主席铜像安放在成思危办公桌的醒目位置。鲜为人知，读“毛选”是成思危的一大爱好。“毛选”影响了成思危一生。文革时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加之又有“海外关系”，成思危受到迫害，下放东北住牛棚、烧锅炉。那个时候读“毛选”成为唯一的选择，成思危在锅炉旁将“毛选”翻译成英文，并以此种乐趣、志趣激励自我。
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回顾他的个人历史，他的荣辱进退的确是组织决定的。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但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可或缺。16岁那年，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越过罗湖，“投共”到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中他和一群来自香港的理想青年受尽屈辱，很多人离开祖国，而他却选择留下。46岁那年，弃化工学管理是他自己的选择，学成后没有留在美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问他为何会离开父母来到内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并用我的年轻和他的年轻解释说：你们年轻，不懂得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他说，那时候在香港，不少年轻人像他一样，受左翼进步作家的影响，揣着报国情怀，拥抱了新中国。
当年的成思危，年少昂扬、青春蓬勃，1951年的离家出走，多少带有与显赫家庭慷慨诀别的叛逆意味，谁知造化弄人，这一别竟是30年。广为传诵的故事是，文革期间，成思危的妹妹从美国抵京，请周恩来总理协助寻找失散多年的成思危。直到1981年，成思危远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MBA，他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才在美国与他相见。
浅浅的一道海湾，却是最深的乡愁。1990年，在台湾有关方面的特许下，成思危得以赴台省亲。时年，成舍我92岁，成思危55岁。成舍我育有5个孩子，成思危是唯一的男性。健在之时，成舍我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成思危能去台继承家产，但他的心思始终在海峡的那一头。经年离散，终难团聚，其情可感可叹。
“成思危心怀爱国之意，兼具报国之志，这绝非空泛的溢美之词，只有回溯那个时代的故事片段，你才能真正理解和感知。”民建中央原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朱相远与成思危共事10年、交情笃深。
成思危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把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空降”民建中央
1994年，成思危是化工部副部长，无党派人士，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一直在寻找接班人，在统战部门的居中安排下，孙起孟和成思危有了一次重要谈话，诚邀成思危加入民建。力邀成思危，是统战工作发展到一定火候的直接产物。就这样，成思危以“空降”形式先出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后在1996年成为民建中央主席。因为是“空降”，民建内部个别“老人”对他颇有微词，靠着实干与实力，一介书生扛大旗，成思危逐步树立起了个人威信。在朱相远看来，“与其说成思危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学者、思想家。”‘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是他自题的座右铭，很有自醒与警示意味。”
“作为一位政治家，应当努力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全国人大立法及监督的实践之中，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毋庸讳言，成思危有着“从政”的热情与向往，身为民建中央主席，他每年都有多次机会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国务院总理召开的座谈会，协商国家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可以直接聆听最高决策层的“思想原声”，并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自己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意见和建议。
成思危其人，外表来看，谦和温婉，但原则问题从不让步，少有妥协，做起事情来绝对是执著坚韧。追求完美、少留遗憾是他的信条。每一天，他的时间安排以分钟计，可谓精细到了极致。成思危的夫人有时候给朱相远打电话“求救”：“你帮我提醒提醒他，70多岁的人了，不那么玩命行不行？我和女儿一劝，他就嚷嚷，‘七十古来稀，拼命干十年’。”
“不堪回首的文革，蹉跎了10年啊，我得拼命做事，把丢失的那10年弥补回来。”这是朱相远听成思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这是成思危自题的一幅自勉联。成思危身边的人都知道他给自己定下的三条规矩：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每天坚持写一页读书笔记，每月坚持写一篇文章。
1996年至2007年，成思危担任民建中央主席达12年，期间民建突破了经济界别的专属特色，发展了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比如成方圆、杭天棋、赵保乐、张国立等等，成思危多逐个接见，诚恳面谈。成思危有文艺的天分，最擅长的是演唱英文歌曲，节奏欢快、韵味十足。
参政议政这些年，朱相远曾以挚友的身份进言成思危：团结“志同道合”者，警惕“利同道合”者。这两句话备受成思危的激赏与推崇。身居高位、追随者众，不管是身处喧嚣还是独自静思，成思危时常在内心深处回想朱相远的话。那些年，成思危声名日隆、影响广远，每次参加公开论坛，追着合影的人排成长队，对于这些要求合影者，成思危尽量满足，但是后来当他发现自己的合影被用作商业目的，就很恼火、很生气。
身为民主党派的旗帜人物，成思危在民建内部会议上经常说八个字——“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一次，朱相远去山东搞调研，汽车在高速路上飞奔，一个硕大的标语口号映入眼帘——“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回到北京，朱相远和成思危调侃，“你的那八个字在地方流传很广啊。”这番话博得了成思危会心的微笑。
1998年，民建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了18件提案，被誉为本届会议的“提案状元”。其中，“抓大放小”深化企业改革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成为指导国企改革的经典语汇。
角色意识
民主党派、全国人大，既是成思危参政议政的角色扮演、重要依托，也将其参政议政的效力与影响“放大”。
在成思危的意识深处，治学与从政，都是为了达善社会，“对我来说，治学是从政的基础，把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与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工作结合起来。”
“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在全国人大工作的这10年，成思危一向以耿直建言著称，以至于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浏览“工作简报”，重点关注成思危又说了什么。
“有冤你别怕，快去找人大”。这是成思危在外地调研时听到的顺口溜，他认为这个顺口溜有一定的片面性，容易误导，因为打官司伸冤的事情还有公检法系统，但是它反映出老百姓对人大的信任与期许。“以前，公众和媒体常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我看现在是木头图章了，在不断地硬化强化，从木头图章到钢铁图章，还有个过程。”成思危在全国人大工作了10年，依照个人经历和感受来看，他认为，人大的作用在不断强化，威信在逐渐树立。但是，成思危也承认，距离老百姓对人大工作的期望，还有很多工作要推进和强化。“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人大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西方的议会可以解散，中国的人大是不可解散的，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它的作用还需要不断强化。”
成思危不是没有遗憾，“全国人大是集体决策，我自己也仅只一票，实话实说，我的30%～40%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和体现出来。另外，我对《反垄断法》、《破产法》并不是很满意，觉得还有缺憾和不足，但是这样的法律还是有它的进步性与现实意义。”
2005年春节前，成思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那是一本书《民闲论》，作者陈鲁直，系我国著名的外交家，成思危的二姐夫。《民闲论》主题鲜明、意韵隽永：探讨“劳”与“闲”的关系，认识“休闲”的价值。在《民闲论》中，陈鲁直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闲”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时下，成思危已经在“设计”退休生活，尝试着去体会“休闲”的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2006年以来，成思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现在他要定期去协和医院打针、调理，每次走进协和医院，成思危内心安宁、心绪宁静。协和医院、出生之地、往事如昨、心境悠然，这里，是他心灵憩息的港湾，这里，总是能唤起他无尽的畅想与回忆。
学者型政治家
末了，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与我们印象中的政治家不一样。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他偶尔在股市中冷不丁地说一句，沪深股指就会跳一下。民间社会质疑他没有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地说。有一次，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采访时，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按过去的经验，采访党政要人，起码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采访开始时，我担心采访过于正式，就挪了椅子坐在他斜侧，他丝毫没有介意。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采访提纲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人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整理采访笔记时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而且，在他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老人的生活感悟。
2008年，他说他将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继续搞些研究工作，同时倾注心力于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投身公益事业。（摘自：《中国经营报》2008年3月9日，《南方周末》2008年3月20日文平的文章亦对本文有所贡献 编辑：何乐）
点评：回望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成思危称自己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他曾做过一个演讲，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