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立，“一带一路”的建设进入新阶段。从经济联系规律及实现“一带一路”区域大合作战略新格局的目标来看，中国可考虑打造亚洲贸易组织（ATO）和亚洲经济稳定组织（AESO），与亚投行形成“一带一路”的三驾马车，最大限度激发区域贸易潜力，推动贸易体系构建，防范应对经济风险。
　　亚洲贸易组织十分重要
　　从经济联系的角度讲，贸易是重中之重，这既是两国间经济联系的起点，也是经济活动主体，是谋求发展与合作的基石。
　　大体来看，国家间贸易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互通有无，实现商品的流动;第二阶段贸易进一步扩大引发对基础设施的需要，引发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该阶段需要亚投行介入，通过融资支持项目建设，支撑整个贸易体系;第三阶段贸易推动国家逐渐开放，经济更易受他国影响，汇率问题随之而来。因贸易引发的经济波动需要多边机构介入，如果成立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机构，即可帮助支持“一带一路”上的国家稳定经济。
　　若要进一步把“一带一路”贸易蛋糕继续做大做实，带动沿线经济发展，贸易合作是基石。中国可考虑牵头建立一个符合区域发展实际，各国拥有真正经济话语权和自主权的区域贸易组织——亚洲贸易组织。
　　着力点宜放在“三亚”
　　“一带一路”共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呈现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中间贯通中亚、西亚、南亚的“哑铃型”分布。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与东亚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关系十分密切，与之贸易往来受“一带一路”影响有限。“一带一路”宜将着力点放在发展与中亚、西亚、南亚“三亚”的贸易关系上。目前，这些地区的国家多为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仍是首要问题，但国际化程度不高。一方面，上述国家较难从国际机构中获得充裕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另一方面，以WTO为主导的国际贸易组织进入门槛较高，“一带一路”经济带亚洲区域的4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4个经济体尚未加入。
　　目前，针对沿线国家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已成立的亚投行可提供资金融通方案，但针对各国的融入国际贸易的需求，尚无国际机制安排。中国可在与沿线各国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贸易组织，根据沿线各国发展特点，充分利用各国发展优势，针对各国发展劣势，制定配套的问题解决方案，以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针对汇率波动、通货膨胀等问题和各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建立亚洲经济稳定组织，作为风险规避及稳定机制，确保区域经济健康运行。
　　经济“三驾马车”宜关注四方面
　　作为“一带一路”计划的发起国和主导国，中国在三大经济组织建立过程中，要借鉴现有国际体系的经验和教训，既照顾到沿线国家的发展，又要以此为契机推动自身的转型发展。
　　一是在三大组织的制度建设初期应重点考虑多方面因素：不同国家如何合理分配贸易红利、共享发展成果，避免个别国家对发展成果的过多占有;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如何激励各经济体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产出能力，推动社会整体进步，避免三大组织成为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扶贫机构。

　　二是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协同考虑对产业和企业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先行，制度建立过程中同时启动大规模谈判，提前建立企业保护机制，避免各国企业在贸易中发生不必要摩擦，降低合作效率;另一方面，行业和企业组织要提前预估区域开放中可能遇到的威胁与挑战，制定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本国产业发展。此外，还应总结海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发布“一带一路”投资企业走出去的指南，研究海外投资成功的案例，分析相关投资风险、经济风险以及汇率风险等，提高企业家、尤其是草根企业家的风险意识。
　　三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提前着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等问题，要尽早研究，培养相关领域的战略性人才，为项目的投资、开发和制度建设提前作好准备。
　　四是服务业要抢抓先机，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找到新的增长点。区域贸易发展涵盖了商品、服务等多方面的内容。金融业方面，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要深入研究与其相关的产业和产品，寻找好的投资标的和投资渠道，以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通过设计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其他服务业如物流、信息、旅游等也要布局长远，提前发力，将整个亚洲区作为重点开拓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