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高案扑朔迷离的背景，事发后当地官方的异常反应，以及黄本人处境的急转直下，皆要求此案能够由一个中立和公开的司法机构加以审理。
　　此案指定南平中院而不是由福州中院审理，好像是为了让法院更加中立，然而，审判地却是在福州中院。从最善良的动机去猜测，这或许是为了证人出庭方便而采取的折中之举；然而最终没有一个证人出庭的事实，又表明这种猜测善良得有些幼稚。
　　说到证人出庭作证，其中的重要性，稍为了解司法特性的人们都可以想见。被告人及其律师不能面对面质证，谁知道那一张张纸上写的证词是否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获取？或是对黄金高怀恨在心者的诬陷？
　　肖扬院长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做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南平中院居然在没有一个证人受到辩方质证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这样的裁判方式还能够说是司法么？
　　在今天这样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某些恶性的利益竞争，或者违法行径。不过，如果司法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判，社会总是可以逐渐地形成良好的秩序。
　　这就特别需要司法权行使中的超然，它对于任何人都适用同样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因人而异或者因事而异；需要法院不受法律之外的任何因素的影响和干预，需要严格执行无罪推定的准则，绝不容许未审先判；需要法官对于各种证据进行严格审查，被告人和律师有权对于证人证言进行细致的对质，以排除任何可能的对被告人的诬陷或司法迫害；需要法庭的开放，除录音录像等可能干扰法庭审判的方式需要限制，媒体对审判过程的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必须加以保障。只有这样，司法才能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随着司法改革的持续和深化，现行体制中的弊端也在不断地显现，并越来越成为走向司法公正的障碍。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案件（这类案件通常是衡量一国司法是否独立和公正的最重要标尺），由于种种非法律因素的影响，法院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背离了公正审判的立场。
　　这些做法既极大地破坏了国民对于司法和法治的信心，也让我们备感司法改革的艰难与必须。
　　一百多年前，也是在福州，一位名叫严复的年轻人远涉重洋到英国求学。初到英伦，他多次到英国的法庭旁听英人审案。旁听多次，严复恍然有所悟，告诉清廷驻英大使郭嵩焘：英国之富强根源不在坚船利炮，端在其司法。
　　后来他满怀救国之志，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法律著作，力图改变这个老大帝国的旧制度，建立能够保障自由和繁荣的现代政法制度。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他的愿望根本不能实现。
　　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实现先人的遗志？如果我们想去实现，不妨从黄金高案开始。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