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小时的故事》的女性主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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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历来是文学评论家评论的热点。本文从小说最有争议的文本事实出发,将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有效互动,详尽地讨论文本表面建构的婚姻约束实际上是性别政治的表面特征。马夫人作为有女性意识的维多利亚女性,她与马先生的夫妻冲突实际上是她与压迫她的社会冲突的缩影。
  关键词: 《一小时的故事》婚姻约束 性别政治 维多利亚女性
  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历来是女性主义评论的热点。如肖邦的传记作者皮尔·塞耶斯逖德在《凯特·肖邦的全部作品》的前言部分断言“为什么编辑会拒绝她的好些作品,极有可能的原因是她笔下的女人变得越来越有激情和解放”①,在《凯特·肖邦:一部重要自传》中他坚持“《一小时的故事》是女性自立主题的极端例子”②。
  但是这种声音受到质疑。小说的焦点语句“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没有人会为她而活着,她会为自己而活。再不会有那强有力的意志使她屈从,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③。曾经引发众多的讨论,也确实成为界定小说是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重要依据。如申丹老师认为“关于婚姻约束,作品对男女两性各打五十板:‘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请比较:‘男人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妻子。’)”④
  正如赛林娜·贾米尔指出的那样,马夫人的死与她在与她丈夫的婚姻生活中压抑自己的感情有关(马夫人有心脏病)。虽然我们并不能找到指向这种压抑源泉的文本证据,但是马夫人对她丈夫死亡的反应足够可以说服读者她一直被这样不公平地对待着⑤。笔者同样深深地感觉到马夫人对自由的渴望程度超出常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她那极端的表现必定有深层次的原因。在婚姻生活中,作为夫妻,不可能没有矛盾对立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本能地,双方都会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有可能是马夫人所理解的“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地坚信他们有权利将个人的意愿施加于另一个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强加通常是以谁的屈从而结束的?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马先生的屈从而结束,那么,马夫人还会不会有如此强烈的“被折弯”的感觉,进而有着那么强烈地想要冲出牢笼,获得自由,置身于强加与被强加的纠结之外的渴望?本文认为,马夫人深刻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束缚,以她的理解,她认为这是婚姻给她带来的,但是她并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认识到这种婚姻束缚的背后是性别政治压迫。
  一、被掩盖的事实: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隐蔽性
  在西方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政治压迫的根源源远流长,这种压迫甚至可以追溯到把人类的堕落归结于夏娃的圣经叙事,并以此认定女性是一切诱惑和邪恶的来源。在希腊神话中,有潘多拉打开魔盒,因此将瘟疫和不幸带给人类的故事;早期的罗马法律将女人描述成孩子,永远卑微于男人。当亚里士多德声称男人天生就是优越的,女人天生就是卑微的;一个统治另一个,另一个被统治时,这种性别歧视在哲学层面上得到附和。之后,像托马斯·阿奎纳和奥古斯丁这样的宗教领袖和哲学家宣称女人是“不完美的男人”。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其他神学家、哲学家及科学家一直延续着这种说法。如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宣布女人还未达到文明程度。这样的生物比男性低级,男性在体质上、智力上和艺术才华方面都优于女性,这无疑为女性卑微于男性这一谬论找到貌似科学的依据。
  千百年来,父权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直掩盖着其想要压迫女性的真实面目,成功地被社会文化内化成为一种自然社会存在,女性作为社会的他者,游离于社会边缘,默默接受着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直到十八世纪晚期,出现关于女权的微弱声音。在《女权的辩护》一文中,玛莉·吴尔史东克拉芙特认为女性必须为她们的权利而站立起来,不能让她们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定义什么是女人。女性批评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发展。在此期间,女性获得选举权,并成为当时在如医疗卫生、教育、政治及文学等领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活动家,但是女性依然不能与男性对等。
  二、契约婚姻:马夫人婚姻生活的真相
  凯特·肖邦生于1850年,逝世于1904年。小说《一小时的故事》出版于1894年,当时在路易斯安那州,根据当时的法律,已婚的女人对家庭财产没有支配权,只有男人才能提出離婚。这个法律制度一直执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制度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殖民地时期,遵从英国习惯法的保护法(coverture)原则,女人嫁做人妇就附属于丈夫,她们没有财产权也无权在法庭上独立地代表自己(也就是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尽管美国独立后男白人有产者有了完整的公民权,但女性仍然是嫁做人妇后没有投票权。在政权逐步稳定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性观所谓的分离空间论开始流行起来⑥。这种观点认为妇女是属于家庭这半球的,这种模式化要求女性给她们的丈夫提供干净整洁的家庭环境,可口美味的饭菜,抚养孩子。这个时期,妇女的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旦结婚,她们就会失去对工资的所有权、人身权、土地权,甚至是现金⑦。当一个女人结婚后,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层面上,她的所有权利会移交给她丈夫,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已婚的夫妇会成为一个统一体,而丈夫是这个统一体的代表,统治并支配着所有的家庭财产、收入和钱财。除了将自身钱财交于丈夫外,妻子本身也变成丈夫的财产。婚姻,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而言,变成了契约⑧。一旦结了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难脱身的。许多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终身忍着丈夫对她们的控制和残忍对待,包括性暴力、语言辱骂及财产丧失等⑨,却无法逃离婚姻。
  作家凯特·肖邦生活在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她的《一小时的故事》不得不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从文本的阅读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马夫人工作的蛛丝马迹,全文没有一处直接或间接地影射马夫人工作的事实,这一点是极其符合维多利亚女性的典型形象的。但同时,文本也没有一处直接或间接影射马夫人和马先生有孩子这一事实,相反地,我们从“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没有人会为她而活;她会为自己而活”这句话推测,马夫人应该是没有孩子的,因为根据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特征,作为母亲,在孩子父亲去世的一刹那,出于本能的母爱,不会不为孩子着想,不会有为自己而活、恐怕应该是为自己和孩子而活的想法。结合凯特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她母亲的婚姻生活,她们都是在自己的丈夫逝世后,勇敢地承担起抚育孩子成长的重任的事实,以及马夫人丧夫后的反应及全文无任何关于孩子的蛛丝马迹的文本事实,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马夫人和马先生是没有孩子的,因此马夫人的形象是有悖于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形态意识中关于女性相夫教子形象塑造的。那么,至此,关于马夫人的婚姻家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大的框架:不工作,没有孩子,丈夫马先生。   三、閣楼上的那扇窗:一小时的自由幻想
  那么马夫人具体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小说中多次提及马夫人卧室中的一扇窗在马夫人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小说中描写到当马夫人得知马先生的噩耗时,在短暂的剧烈情绪波动后,她独自一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她的房间内,对着开着的窗子,有一个舒适的宽大的扶手椅,她一下子就倒在那个椅子里。通过那扇窗子,她看到房前的树梢随着新春的气息轻轻摇曳着;闻到空气中充满着春雨即将来临的味道;她听到沿街叫卖的小贩正在叫卖着他的货品,远远的,有人在唱着歌,无数的麻雀在叽叽喳喳。
  窗外一片片蓝天在云卷的缝隙里露出脸来,透过这扇窗,她感受到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从天空中露出头来,穿过空气中布满的声音、香味、颜色、(穿过这扇窗),慢慢地接近她;当这个难以名状的东西终于揭开面纱,控制到她整个身心的时候,由内而发,她想要的和终于到来的那个东西终于破茧而出,她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它的名字——自由。之后,如同饮着生命的美酒,她沉浸在穿过那扇窗的生活中,遐想无限,她渴望的自由来自窗外。
  这是马夫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小说虽然篇幅短小,却三番五次地提到这扇窗子,以及这扇窗子与马夫人渴望自由之间的互动。互动指的是这扇窗可能是外面的世界与马夫人的家居生活的重要窗口,也可能是唯一的。窗外是广阔的天地,窗内是狭隘的空间。也许马夫人的内心世界无法在窗内的空间释放,无人在听,无人能懂,只能通过窗口,与天地回应。换而言之,小说给我们呈现的画面感让我们感到马夫人似乎生活在一个牢笼里,唯有窗子是能感知外界的唯一通道,但她只能通过窗子有所闻、有所见,只能由思绪在窗外缥缈。同时通过这扇窗,她享受那些布满在空气中的各种声音、气味与颜色带来的勃勃生机。由此马夫人的生活可以被高度抽象化,抽象化到有一扇窗的阁楼中,那开着的一扇窗是她与外面世界互动的全部,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及精神的。
  如此被牢牢禁锢,又如此渴望自由的马夫人与自己基于当时社会风俗法律,对自己财产、人身没有拥有权,更别提对家庭财产有支配权,根本不能代表自己的马先生的附属品形成强烈的冲突。在无数次的争执中,尽管马夫人开口了,为自己辩护,也试图让马先生接受自己的观点意见,结果会是怎样的?尽管马先生是爱她的(也许是像爱他所有财产那样爱她),马先生的爱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恐怕也是整个社会的底线及马夫人必须待在她应该待的位置上,并顺从地接受它。
  但是不幸的或幸运的是,毋庸置疑,像之前的研究所认可的是马夫人是一个有女性思想的维多利亚时期女人(文本中出现电报的使用。电报是在1837年发明,而小说的发表时间是1894年,由此可断定马夫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她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渴望。因为她的潜意识中具有这种反叛意识(其实自由并非真正来自天空,而是她一直被压抑的潜意识被唤醒,也许这种对自由渴望的潜意识偶尔会偷偷摸摸探出头来,现在却因为马先生的离世,被彻底释放了),因此她不会像一般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一样做相夫教子的温顺妻子(像文章之前讨论过的,马夫人可能都没有生育孩子),温顺地接受一切,不再与马先生有任何争执,而是顺从他。更深层次地讲,即使马夫人可能比其他维多利亚女性幸运很多,因为马先生没有一次看她的时候眼里是没有爱的(可能是因为她年轻貌美),她知道丈夫爱她,但她并不满足被爱,她渴望的是自己人格的独立,这是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满足她的,因此她与丈夫的冲突矛盾其实是她与社会冲突的一个缩影。因此,之前我们讨论过的对于那段话的理解(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以马夫人有限的理解能力理解,可能就是夫妻间的家庭矛盾,如果我们放大它,其实它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却有着女性思想和反叛意识的马夫人与马先生作为象征的当时那个极端男权社会的不断斗争和冲突。口头的争执是没有用的,它改变不了当时的法律条文,改变不了马先生是她的法律代表人的事实,改变不了唯有马先生提出离婚才能离婚的事实,这也许是文本为什么要交代给读者马先生爱马夫人的原因,因为马先生爱马夫人,所以他不会和她离婚。马夫人想要的自由基本没有什么可能,除非——除非马先生不在了,她就可以获得自由的人身,甚至是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马夫人在得知马先生逝世后的种种貌似异端的想法了。
  但是男权社会还是爱护他的男性公民的,马先生没有死,倒是马夫人死了,她苦苦斗争的结果只有一个,即死亡。这似乎给人一种影射,即当时的女性如果要不顾一切追求自由,要冲破束缚,要与社会对抗,结果只有一个,悲哀的一个。强大的社会犹如一张无边无际的网,作为弱者的女性无法逃离社会给她规定好的命运。一小时的故事就如原标题所提示的,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梦,自由之梦,被残酷摧残的自由之梦。
  注释:
  ①Chopin,Kate.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te Chopin. Per Seyersted (Ed.).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25.
  ②Seyersted,Per. 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 Baton Rouge,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58.
  ③Chopin,Kate. The story of an hour.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 Yu jianhua(Ed).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10:127.
  ④申丹.《一小时的故事》与文学阐释的几个方面——兼答《性别政治还是婚姻约束》一文[J].天津外国语学报,2006,13(5):3.
  ⑤Jamil, Selina S. Emotions in ‘ The Story of an Hour’. Explicator,2009,67.3,215-220.
  ⑥https://www.zhihu.com/people/di-long-27/answers?order_by=vote_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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