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雨，男，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文化批评专栏作家。自1987年以来，先后在《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记者》、《今传媒》及《中国传媒报告》、《二十一世纪》（香港）、《联合文学》（台湾）等海内外数十家核心期刊发表新闻传播学论文百余篇，其中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核心期刊转载；出版专著十余部；主持教育部、上海市社科项目多项；曾获河北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提名奖、河北省新闻一等奖、上海市社会科学年会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编者按：上海大学新闻研究中心主要以新闻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新闻舆论监督、新闻体制改革及新媒体发展变革等为研究方向。多年来，中心秉承理性、科学的研究理念，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使得中心团队成员在理论素养、专业素养、知识素养、文化素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担任中心主任的是多年热衷于新闻传播研究的郝雨教授，近几年，郝教授集中于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以及中国媒介批评学原创体系建设，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同时不断将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从中获取新的知识和方法，探寻新的传播规律。近期，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郝雨主任，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作为现代文化学者，所独具的现世文化担当与特有的人文情怀。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郝教授您好！很荣幸能采访到您。我们知道，您原来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后来转为新闻传播研究，请您谈谈如何实现了这一过渡转型？
　　郝雨：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是的，我原本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也从事过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研究。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我大学毕业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后来，研究方向转到新闻传播。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正值国内的传学发展兴盛期，我没能亲历和参与这一最活跃阶段。但是，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无论是早期的现当代文学还是后来的新闻传播，都有其互融共通之处，在我出版的第三本专著《告别世纪》里，相关文学研究部分就采用了大量诸如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的西方批评方法。另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一些在传播学领域广泛应用的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基本上都有借鉴和应用。所以，我从文学研究转到新闻研究领域，虽然算是半路出家，但也并非完全另起炉灶。
　　记者：请您谈谈您完成学科转型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转入传播学理论思想研究的知识迁移过程。
　　郝雨：其实我转入传播学研究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起初，我是想把传播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入现当代文学研究，来借鉴应用的。我发现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现代文学的生态现象、现当代的作家作品，很是奏效。于是，我开始了一个系列化的研究，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高潮的这十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传播现象。在我早期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中，采用了一些传播学理论，来深入剖析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高潮和影响。研究了陈独秀、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一代文化先驱，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开辟以及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研究方法的影响等。此部专著还获得了上海市图书展前二十名的最佳图书入围奖。
　　记者：早在2001年，您完全转入新闻理论教学。请您谈谈这个时期您所从事的专业理论教材的编写过程。
　　郝雨：从2001年起，转入新闻理论教学，就开始了对新闻理论全面的了解与研究。研究初期，我搜集了大量国内外的理论教材，包括我国80年代最早的甘惜分版人大内部教材等大量基础教材、文献，以及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于2003年正式出版自己的新闻理论教材《新闻学概论》，但就现在看来，其基本的体系框架还是脉承了李良荣、童兵、邵培仁、黄旦等的教材内容，只是稍微做了思路编排的调整与改造。当然，这个教材编写的过程十分重要，尽量广泛地收集和研究先行著作的特点、优点，并且在书中一一如实地作了介绍和分析。这本书虽然写得很匆忙很粗糙，当时还是得到了童兵教授的肯定与支持，他为我写了书的序言：《以丰富的知识扶持理论创新》。通过这本书的编写，我不仅对于我国整个新闻理论的研究与教学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也从中认识到了国内专业教材出版的各种窘况，照搬陈旧，缺乏独立创新，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及互联网、新媒体产生与发展，伴随新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日益显现了教材理论与时代的脱节，我越来越意识到，应及时跳出传统思维框架的禁锢，开始尝试用新体例来重新编写教材。因此，出了这本书，并在几轮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使用过后，我又开始着手一部更加具有探索性的教材编写。
　　记者：请您就《新闻学引论》等专业理论教材的编写，分别从结构创新和内容创新两方面做一阐述。
　　郝雨：好的。我这本教材的重新编写，根据当时理论研究现状，首先将编写体例进行结构创新，划分为四个版块，更有利于实践教学中师生对其脉络的整体把握和理论体系的完整呈现。第一个版块是“新闻本体论”，阐述新闻作为研究对象，它的本体构成，以及其核心与本质；第二个是“价值功能论”，深度挖掘新闻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与功能；第三个是“传播活动论”，新闻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传播活动，认真找出其内在的规律；第四个是“媒介生态论”，研究新媒体时代、全球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媒介环境乃至整体生态发生的重大变化，新闻如何适应与发展。当然，我觉得对教材的重新编写，更重要的是对具体观点概念的解释，尤其是对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都必须有一些出新的探索。比方说新闻价值的概念问题，以往的研究一直是争议不断，本书则从两个所指的内涵入手，来进行全新解读。我首先把新闻价值的两种含义界定为尺度性价值标准和功能性价值标准，而独辟蹊径地提出将尺度性新闻价值要素为如下5点：关注性、关情性、关利性、关智性和关趣性。关注性是指新闻事实是受众比较关注的；关情性是指和受众的情绪情感关联度较强的；而后的三个同理，亦是强调突出受众中心地位的价值要素。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都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根据市场化和新媒体的现实环境，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较大调整。 　　记者：请您谈谈，2005年以来，您是如何探索得出“世界图景”这一中国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新思路，以及您所致力于的传播学本土理论体系的“中国原创性”研究。
　　郝雨：2005年以来，随着我在本专业研究上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越来越意识到，任何理论都必须上升到哲学化高度，才能真正达到学科的成熟和体系的完善。新闻理论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国的新闻理论建设，必须向哲学化的高度和境界提升。我当时查阅和借鉴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努力寻找中国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新思路。当然，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需要有许多路径和方法，需要百家争鸣，需要多种探索。而其根本原则是，要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框架都要是完全创新的。首先，寻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就应该是整个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作为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概念是什么，能否统领、支撑起新闻理论哲学化的整个理论框架。我通过反复研究，根据李普曼的世界图像说，提出了“世界图景”这样一个具有哲学范畴意义的概念，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新闻学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于是，在《当代传播》刊发了《“世界图景”——新闻学哲学化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文，将其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整体地把握与系统地研究，力图由此而延伸到新闻的方方面面，努力将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推向哲学化的高度。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人与世界的关系就一直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和最为根本的关系。而说来说去，现代人所看到的或者感觉到的与认识到的世界，基本上都是媒介所展示和重现给人们的。而在人对于媒介的依赖中，新闻是最主要的媒介形式和通道。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从李普曼到霍尔的“世界图像”说也就为我们从哲学层次上研究新闻，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点和总体思路。这样一个基本构想，未来将会作为一个重大工程去逐步完成。但就目前而言，我研究的侧重点还是传播学原创性的问题。众所周知，国内传学西学东渐的三十年中，“中国化”一直是最为强烈的呼声，然而，至今也并不曾有过真正的创立或是落实。整个的概念结构、理论体系，依然是西学中心。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化”这个提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以我之见，提倡“中国化”，不如强调“原创性”。就是说，我们的本土原创意识应进一步加强，逐步摆脱西方中心，摆脱单纯地吸收和改造，充分利用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传播实际，建立一套或几套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体系。
　　记者：请您进一步谈谈中国原创意识怎样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文化土壤，并生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创新理论体系？
　　郝雨：传播学体系的原创，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如何原创，如果是一定要完整地综合性的体系原创，则难度巨大，且无从下手。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西方传播学派的经验。比如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和政治经济学派等等，他们都各成门派。而他们又都是在某一种思想视角或批评方法上独树一帜，而且都是批评学派。故而，我认为中国传学体系，是否也可从建构批评体系的角度来切入？所以，我就想尝试，开创建设一套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当然，理论体系的创立，不能单靠主观臆想。我之所以相信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而且能够建设一种甚至更多的媒介批评体系，首先就是由于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积淀，有深厚的原创文化土壤，滋养出了博大而厚重的中国智慧。所以，我就设计了一套完全基于中国文化的媒介批评体系，并申报成功了目前在研的教育部课题《中国媒介批评学原创体系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了先期成果若干篇，在各杂志发表，其中《中国媒介批评的原始雏形及历史渊源》，已被《新华文摘》转载。
　　记者：能谈一谈这个原创性批评学体系项目的整体框架吗？这个项目目前的进展如何？
　　郝雨：在媒介体制上，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体制结构；在文化构成上，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因而，中国的媒介批评，也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根据这样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在这方面的研究，着重以下几方面：（一）要探索符合中国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学体系，而这体系的理论核心，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我们高扬“人”的旗帜，在抵抗现代商业社会的物质化和精神腐化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在媒介批评的特色和风格上，特别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三）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人文精神内核，作为媒介批评体系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建设的灵魂，并从我们的经典文化中寻找媒介批评的思想方法和思维逻辑，创造一套真正符合中国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体系。
　　其实，我对于传播学原创体系的主张，也并不完全是凭空臆想，空穴来风。在之前的十几年研究中，我一直很在意从基本概念的原创。我的一些论文中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人的新闻”、“类虚假新闻”、“世界图景”、“媒介延伸与媒介功能延伸”、“新闻价值观”等等。这样的一种原创意识对于我们的整个学术界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虽然我本人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原创力，但是很希望能呼唤起更多的大家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不断提升原创意识，增强原创精神。
　　记者：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您还在矢志研究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以及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等，主持了“人文精神再讨论”，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请您就此做个权威性的解读。
　　郝雨：由于跨学科的学术背景，我在理论视野上会更开阔一些，近年来，在我的一些文章当中，我已谈到新闻传播对于人的价值的关注，如何做到以人为本，2009年，我的获奖论文《论人的新闻》，就是对新闻传播人文精神的全面阐述。2012年以来，我又和《文学报》等联合，连续主持全国性的关于“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的主题征文及学术研讨。
　　到2013年，全国范围曾发起过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整整二十周年。据此，我感到应该立足于这样的时间点，再看如今的新媒体时代，“人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根本解决。于是，依托《文学报》这个平台，开展了历时近一年的“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弘扬”的主题征文，先后收到了国内征文300余篇，并于2013年10月召开研讨会。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均作了活动报道，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今，人的问题相比新文化运动时期似乎已经更加严重。我们面临的既有物质化、商业化对人的压抑；又有新媒体产生的大量信息的垃圾和泡沫对人的淹没。人的异化甚至比西方工业化进程中还要严重。文化学者本应该是人的启蒙者。人的主体丧失，人的被淹没。这些问题急需去科学地解决。
　　所以，近年来，我的所有研究，基本都会统一在人文精神这个主旨之上。任何一个学者，都必须有一个最核心的思想主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在学问上零打碎敲。而其核心的思想主张，又必须看其是否能经世致用，是否具有社会担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最近的研究项目和参加以及主办的学术活动，我的论文、发言，都会围绕这一主题。包括我在四月份将要参加的一个“新子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准备的发言题目是：《“新子学”深化与中国21世纪文艺复兴》，这个会议看上去与新闻传播学完全没有关系，根本不是一个学科。但是，只要是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大方向，就不能不关心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而在我看来，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弘扬，中国21世纪的文艺复兴，必须寻找到传统文化的根。那么，新闻传播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张扬和传播，也不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在这个领域的参与，绝非旁枝斜逸，而是真正的追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