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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对东莞的文化侵略罪行累累：劫掠历史文物、毁坏宗祠、庙宇、宗教场所和文化古迹40多间（处）。强占和毁坏文化教育场所，使东莞文教事业受到严重损失。推行殖民文化，宣传殖民奴化思想，开展“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思想清乡”，建造“兴亚忠魂碑”。实行奴化教育，开设日语学校，对复课和新开设的学校规定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教育方针，在中学强制实施日语教学。
【关键词】日本;文化侵略;历史文物 ;殖民文化;奴化教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东莞，给东莞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给东莞文明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破坏。日本对东莞的侵略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本文根据目前知道的史料，专门揭露日本对东莞文化侵略的罪行。
一、劫毁历史文物
东莞历史悠久，自先秦起已有村落聚居，立县始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日军入侵东莞后，肆意破坏和劫掠历史文物。
（一）毁坏和强占宗祠古迹
1938年7月至9月，日军飞机空袭东莞，先后炸掉莞城省渡头附近的陈氏家庙一半建筑以及炸毁厚街王氏大宗祠。
1939年，日军到大岭山“扫荡”，烧毁“斐然黄公祠”。
1939年冬到1940年春之间，驻莞城的日军为防备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将莞城南门正街至岗贝禾仓岭一带划为外围阵地，拆毁那里的14间宗祠、3座名园（宜园、漪园、曼园）、5个古老牌坊以及大部分民房商铺。①
1943年10月下旬，驻樟木头的日军在飞云山顶、石壁径山顶、大石山顶、大科山、煤屎岭、笔架山、石马桥头等地构筑碉堡，为解决木材、石块、砖头等建筑材料，拆毁附近村庄的祠堂、家庙。
1945年5月24日，日军到虎门怀德乡“扫荡”，烧毁民房、祠堂共70多间。
东莞沦陷期间，中堂镇被日军烧毁、炸毁宗祠7间，其中始建于宋朝的潢涌村黎氏大宗祠，被日军烧毁头进和二进。
此外，日、伪军还霸占一些祠庙作为营房，其中有莞城的邓虚舟公祠，篁村的张氏合德公祠（又称“宝大祖”），厚街的梅庄祖祠、阎公祠、柏庄公祠、逸士公祠、兰雪公祠以及文昌庙，等等。
（二）毁坏和强占宗教场所
1.佛教和道教场所。
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东莞，佛教文化在东莞根深蒂固。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进攻斗朗村，东莞抗日自卫团队退守建于北宋年间本已废塌的觉华寺，在日军的炮火轰击下，觉华寺进一步受到破坏，其后一直没有重修。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还破坏了黄江芙蓉寺，石龙地藏王寺、峡口龙王庙、石龙菩提庵、水濂山观音庙等佛教寺庙。
道教在东晋时期传入东莞，其多神崇拜对东莞民众影响深远。东莞沦陷初期，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黄旗山黄岭道院，被日军拆毁夷为平地。1944年，驻虎门日军为修筑岗楼，拆毁虎门寨城东头的关帝庙和鸦片战争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纪念庙。
3.基督教和天主教场所。
基督教传入东莞始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天主教传入东莞则更早，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莞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这两个“洋教”也遭逢厄运。
1938年5月中旬，日机空袭石龙，炸毁石龙天主教堂。①
1938年11月23日，虎门沦陷。驻虎门日军占据太平福音堂为大本营，把传道书室作为慰安所②。后经德国母会交涉，太平福音堂于次年2月从日军手中收回。1945年夏，日军再次“借占”太平福音堂。
日军占领东莞期间，东莞基督教、天主教遭到破坏，一些教堂被毁或被占，教徒四散，教会活动除了主日崇拜，其它活动一概停止。
（三）劫掠珍贵文物
1939年12月2日，日军进占麻涌，把古梅学校收藏多年的一幅孔子肖像拓片掠走。③
据2006年东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统计，日军入侵东莞期间，共毁坏宗祠、庙宇、宗教场所和文化古迹共40多间（处），劫去或破坏的历史文物则无法统计。
二、毁坏文教设施
日军用轰炸、纵火、占据等手段，破坏东莞的文化、教育设施。
（一）强占博物图书馆并毁坏藏书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占领莞城，把东莞县博物图书馆占据作为军营，直至1945年8月投降后才撤出。
东莞县博物图书馆于1931年建成启用，为两层砖瓦水泥建筑结构。一楼为博物陈列室，有飞禽走兽和名草异木的标本;二楼为书库和阅览室。1934年该馆藏书2.4万余册，其中有许多古籍善本和手抄稿本，为藏书中的珍品，如线装本《宋营造法式》等。据东莞县博物图书馆《特刊》记载，书库内有东莞古籍2000余册。日军占据博物图书馆后，把馆藏书籍和陈列品统统抛出门口的路边，还对这些图书“刀挑脚踢”，“抛了好几天，以致堆积成几座连绵数十尺的书山，估计在5万册以上”④。一些小贩偷偷地捡回部分图书，被一些店铺老板收购作包装纸，只有极少数图书被一些单位或有心人收购保存。因此，博物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遭到劫难。
（二）毁坏和强占教育场所
1938年10月17日，日军飞机轰炸石龙，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其中被炸死的有石龙中学校长莫公璧、教导主任赖士尊、体育教师谭任贤。设在石龙的东莞县立第二小学校被炸毁，1名员工被炸死。抗战期间，凤岗镇的黄洞兴贤小学、官井头一新小学和土宜小学、天堂围作新小学、竹尾田奕俊小学和以文小学共6间学校被日军炸毁或烧毁。 位于莞城振华路的东莞县民众教育馆，占地2800平方米，馆内设有民众学校、书报阅览室、博物陈列室、运动场、办公楼等。莞城沦陷初期，日军一度将该馆占据为日军军官宿舍和行乐院，此外，“东莞中学为日军运动场，明生中学为营妓栖息所”①。校址在虎门的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也被日军占据为营房。
（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
由于日军的入侵，全县大部分中、小学校曾一度停办。为避战乱，许多学校多次迁移外地坚持办学。
1939年春，县立东莞中学与县立石龙中学以及私立明生中学，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中学”。起初借香港知行中学、九龙德明中学教室于夜间开课，后几经周折，才在九龙长沙湾道获得固定校舍。与此同时，莞城的东莞县立第一小学、望牛墩的县立第五小学，道滘的县立第六小学，也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小学”。虎门的国民小学也迁到香港办学。
1940年冬，撤到香港的东莞中小学校根据县国民政府的通知，迁回内地办学。于是，东莞中学先后搬到常平屋厦乡桥梓村、谢岗黎村、附城博厦乡办学。石龙中学先后搬到清溪、马嘶（今属博罗县）、黎村等地办学。这两间中学曾于1944年春在黎村再度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立联合中学”。“东莞县临时联办小学”搬回内地后，其中县立第一小学迁到樟木头，县立第五小学迁到麻涌漳澎，县立第六小学迁到大朗。虎门国民小学也从香港迁到东坑办学。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没有迁香港，但先后搬到篁村、东坑、谢岗、马嘶办学，其附属小学被迫停办。
上述搬迁到外地的中小学校，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原址。
东莞的中小学校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教学设备受到较大损失，在读学生人数锐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东莞沦陷期间，东莞县立中学“顿成兽穴蛇巢，仪器、图书，以不能他徒故，悉遭摧残劫掠，靡有孑遗矣”②。据统计，1942年全县有公立和私立小学共203所，学生在校人数21897人，分别比沦陷前减少278所，3700多人③。全县的中学没有这方面的完整统计数据，仅以县立东莞中学为例，该校于东莞沦陷前有在校初高中学生700余人，但在辗转迁移办学过程中，在读学生最多的一年只有300余人④。
三、推行殖民文化
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施殖民地文化统治，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在东莞推行殖民文化，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一）设立宣传机构和出版报刊
驻东莞的日军警备队设立“宣抚班”，这一宣传机构的重要任务，是在东莞占领区内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
为了推进汪伪的“和平运动”宣传力量，1941年4月28日，伪广东省政府设立广东省宣传处，并饬令全省各市、县伪政府调整宣传机构和建立宣传科。至1942年5月，全省各市、县伪政府已增设宣传科的有广州市以及南海、东莞、三水、潮安、惠阳5个县。⑤
1941年下半年，伪东莞县政府增设宣传科。随后，按照伪广东省政府制定的“广东省宣传会议”组织规程，选聘与宣传有关的机关、学校及团体的代表，设立“东莞县宣传会议”机构。1942年4月15日，伪县政府宣传科召开第一次宣传会议，驻莞城的日军警备队“宣抚班”班长列席。会议通过七项“重要议案”，其中有：“组织各乡镇轮回戏剧宣传团”;“撰发和平歌曲，并分别审查本县之歌曲戏剧”;“从速装设收音机以增强宣传力量”;“由宣传科每月撰发告民众书一次或两次，分别寄发和平区或非和平区各机构团体民众，阐述和平之真谛”①等议案。
1941年11月17日，伪东莞县政府出版《东莞周报》，作为重要宣传工具。由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宣传部部长林泊生题写报头，伪县政府宣传科科长钱耀兼任报社社长。《东莞周报》逢星期一出版，内容主要是宣传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和“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东莞民众实行奴化宣传。如第13期发表的社论，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社论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几年来的中日事变，一转而变成大东亚的战争，日本站在东亚的前头，领导着东亚的大小民族，向英美帝国主义进攻了，向建设新东亚的大道前进了。”②《东莞周报》在每期的“一周中外大事报告”和“本县要闻”等栏目中，报道日军“大东亚战争”的战况以及日伪在东莞统治的新闻。这份报纸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停办，已成为日军进行侵略战争的一个罪证。
（二）推进思想教育运动
1.开展“东亚联盟运动”。
1940年9月，汪伪政府首先在广东发起“东亚联盟运动”，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宣称这是一种“思想运动”和“民众教育的启蒙运动”，“是要教育中国民众要爱中国、爱东亚，同时要爱日本、爱满洲国”;通过“推进东亚联盟运动，来强化中、日、满三国的紧密提携，来完成东亚新秩序的建设”③。
1941年2月1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会长。随后，“中华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伪东莞县政府也组织“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东莞支会”。当时伪东莞县政府把全县划分为六个区，每个区都设立东莞支会区事务所，在各乡、村中发展盟员。各区事务所派出人员到乡村进行宣传，“宣扬东亚联盟之意义及大东亚圣战之真谛”④。
2.推行“新国民运动”。
1941年11月，伪国民党四中全会发表宣言，提出开展“新国民运动”。《宣言》诡称：新国民运动就是使人人认定和平反共为中国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 伪东莞县政府对推行“新国民运动”十分卖力。1942年2月9日，《东莞周报》第13期发表社论《新国民运动与新精神》，蛊惑民众要“破釜沉舟，上下一致，依着新国民运动之旨，努力干去，务求要达到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目的”⑤。
1943年1月18日，伪东莞县政府又在《东莞周报》第62期发表评论文章《新国民运动与增产》，把1943年定为“新国民运动的实践年”，要求民众响应汪精卫的“训示”，努力增加生产，以增加对“新国民运动”的认识。
3.进行“思想清乡”。
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和东莞县伪政府，对东莞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清乡”，给东莞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除军事清乡、经济清乡和政治清乡之外，思想清乡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伪广东省政府派出“广东省清乡宣传团”和“广东省清乡政治工作团”，多次到东莞县广九铁路沿线的茶山、横沥、常平、土塘、石马、塘头厦等地，以及莞太公路沿线的太平、厚街等地进行“清乡”宣传。
伪东莞县政府为“谋推本县清乡地区教育”起见，布置各区署在“清乡”军队势力范围的区域，设立临时小学，强迫推行奴化教育。
1944年5月，伪广东省党部清乡地区党务策进委员会东莞办事处成立。这一机构，“对于清乡地区青少年思想，异常注意”①，派人到伪县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中学，定期举行“青少年思想问答”活动，问答内容有“和平运动的真义在哪里”“中国为什么要参加大东亚战争”“东宝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活动怎样”等等，企图通过这样的问答，向青少年灌输反共奴化思想。
（三）举行殖民文化活动
驻东莞日军一方面对抗日文化进行严密管控，授权伪东莞县政府设立戏剧审查委员会等文化审查机构，严格审查、禁制和取缔一切不利于日伪统治的戏剧、歌曲以及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另一方面开展殖民文化活动。为了加强对东莞民众进行所谓“社会教育”，伪东莞县政府成立后，日军把占据的县民众教育馆移交给伪县政府管理，作为日伪开展殖民文化活动的固定场所，由伪县长卢宝永兼任馆长。
1942年5月1日，驻东莞日军警备队在县民众教育馆举办“大东亚照片展览”，鼓吹“民族协和”。同年11月9日，日军画剧社在县民众教育馆内放映《新广东的复活》影片，宣扬“王道乐土”的假象。日军的广州兴亚剧团也不时到东莞进行演出。莞城日军还经常利用伪县立第一中学礼堂放映美化侵略战争的纪录片，免费让民众入场观看。
东莞县伪政府也组织各区在乡村举办壁报、墙报，绘制漫画、标语，印发“大东亚战争”传单，开展街头演讲等文化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实现全面和平及明瞭大东亚战争意义”②。
（四）建造“兴亚忠魂碑”
为纪念在东莞战死的日军亡灵和对东莞民众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驻东莞的日军先后于1940年2月和6月，分别在虎门鹅公山和莞城盂山建造“兴亚忠魂碑”（又称“日华忠魂纪念碑”）。
这两座纪念碑的碑文内容大致相同，但虎门鹅公山上所刻碑文为日文楷书，莞城盂山上所刻碑文为中文隶书。两个碑文内容都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八纮一宇”（即所谓“天下一家”）。莞城盂山上的碑文有这样一段话：“今日本为唤醒黄魂，建设新东亚计，特本其八纮一宇之精神，以领导黄族展其四海一家之怀抱，以协和万邦。故此次出师意义重大，不名曰之兵争，而名之曰圣战”。
座落在莞城盂山上的兴亚忠魂碑，已于1945年12月被当时驻东莞的国民党军队第五十四军三十六师一0八团所推倒，在原址上竖立抗战“胜利纪念碑”。座落在虎门鹅公山上的“兴亚忠魂碑”，也由一0八团于1946年4月用灰沙浆覆盖，改造成为“抗战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至于那两块镶嵌在“兴亚忠魂碑”上刻有碑文的石碑，如今分别收藏于虎门中学和东莞市博物馆内，成为日军侵华以及美化侵略战争的又一个铁证。
四、实施奴化教育
教育是日伪进行文化战、思想战的主要阵地。日伪在东莞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以适应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一）开设日语学校
日军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广东开设了102间日语学校。其中东莞有6间，共8个班，教职员18名，学生393人①。笔者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了5间日语学校的具体名称：虎门日语学校、县立第四日语学校（附设于虎门伪县立第四小学校内）、石龙日语学校、漳澎日语学校、中堂日语学校。这些日语学校，一般在日军驻防地设立，校舍比较简陋，如漳澎日语学校占用一间祠堂上课。教师由日军派出教官担任，如1941年底开设的中堂日语学校，由日军教官方木担任教师。课程设置除了日语课外，还教唱一些歌颂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歌曲等，对学生实行殖民教育。学制一般为三个月至六个月。
1941年9月，广东日军特务机关通知伪广东省政府接收日语学校，“唯教育机构仍维持原状，由日本军派教官”，“全部经费由中国方面负担”②。由此，东莞的6所日语学校由伪县政府接收，每月得到伪广东省教育厅共318元经费补助。③
（二）强令占领区内各级学校复课
如前所述，东莞沦陷初期，各级学校一度停办或搬迁外地办学，全县教育事业处于停顿状态。日伪为了利用学校培养他们所需的“奴才”和“顺民”，强令占领区内原有的中小学校复课，同时新设立一些 学校。
至1943年8月统计，伪县政府设立（包括筹办）“县立中学”4所、“县立小学”6所。4所伪县立中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中学（设于莞城），校长骆锦标;县立第二中学（设于石龙），校长陈治方;县立第三中学（设于太平），校长陈士钊;县立第四中学（设于道滘），校长叶海如。6所伪县立小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二小学（设于石龙）、县立第三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四小学（设于太平）、县立第五小学（设于中堂）、县立第六小学（设于道滘）。同时，伪县政府在县文教馆附设的“民众学校”开设三个班，收容失学少年，学制为一年。由于经费和生源等问题，沦陷前东莞开办的乡立小学和私立小学有相当部分未能复学。
日伪对这些复课和新设立的中、小学校，规定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教育方针。为严格控制学校学生，对中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无论上课下课，个人或团体行动，均以军事化、纪律化”;并强行集中青少年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将受过军训的学生编为“青少年团”④。
（三）强制推行日语教学
日伪对东莞占领区内各中学强制推行日语教学，以此作为对日本亲善程度的主要标志和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受到了学生的抵制，大部分学生厌恶学习日语。于是，伪县政府以2名初中学生的名义，在《东莞周报》发表两篇《我们为什么要学日语》的文章，借中学生之口，道出学日语的目的：“我们为解放大东亚起见，首先要和日本合作。要和日本合作，就不能不要学识日文，使免除一切隔膜，就可以互相携手，跑入共荣圈内，奠定我东亚永久之和平。”⑤蛊惑中学生学习日语，以利于推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莞的文化侵略，罪行累累，铁证如山。然而，时至今日，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右翼分子，仍然没有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依然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忧虑。因此，只有牢记日本侵华历史，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才能唤起善良的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才能唤起正义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原主任）
【关键词】日本;文化侵略;历史文物 ;殖民文化;奴化教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东莞，给东莞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给东莞文明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破坏。日本对东莞的侵略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本文根据目前知道的史料，专门揭露日本对东莞文化侵略的罪行。
一、劫毁历史文物
东莞历史悠久，自先秦起已有村落聚居，立县始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日军入侵东莞后，肆意破坏和劫掠历史文物。
（一）毁坏和强占宗祠古迹
1938年7月至9月，日军飞机空袭东莞，先后炸掉莞城省渡头附近的陈氏家庙一半建筑以及炸毁厚街王氏大宗祠。
1939年，日军到大岭山“扫荡”，烧毁“斐然黄公祠”。
1939年冬到1940年春之间，驻莞城的日军为防备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将莞城南门正街至岗贝禾仓岭一带划为外围阵地，拆毁那里的14间宗祠、3座名园（宜园、漪园、曼园）、5个古老牌坊以及大部分民房商铺。①
1943年10月下旬，驻樟木头的日军在飞云山顶、石壁径山顶、大石山顶、大科山、煤屎岭、笔架山、石马桥头等地构筑碉堡，为解决木材、石块、砖头等建筑材料，拆毁附近村庄的祠堂、家庙。
1945年5月24日，日军到虎门怀德乡“扫荡”，烧毁民房、祠堂共70多间。
东莞沦陷期间，中堂镇被日军烧毁、炸毁宗祠7间，其中始建于宋朝的潢涌村黎氏大宗祠，被日军烧毁头进和二进。
此外，日、伪军还霸占一些祠庙作为营房，其中有莞城的邓虚舟公祠，篁村的张氏合德公祠（又称“宝大祖”），厚街的梅庄祖祠、阎公祠、柏庄公祠、逸士公祠、兰雪公祠以及文昌庙，等等。
（二）毁坏和强占宗教场所
1.佛教和道教场所。
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东莞，佛教文化在东莞根深蒂固。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进攻斗朗村，东莞抗日自卫团队退守建于北宋年间本已废塌的觉华寺，在日军的炮火轰击下，觉华寺进一步受到破坏，其后一直没有重修。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还破坏了黄江芙蓉寺，石龙地藏王寺、峡口龙王庙、石龙菩提庵、水濂山观音庙等佛教寺庙。
道教在东晋时期传入东莞，其多神崇拜对东莞民众影响深远。东莞沦陷初期，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黄旗山黄岭道院，被日军拆毁夷为平地。1944年，驻虎门日军为修筑岗楼，拆毁虎门寨城东头的关帝庙和鸦片战争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纪念庙。
3.基督教和天主教场所。
基督教传入东莞始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天主教传入东莞则更早，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莞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日军入侵东莞期间，这两个“洋教”也遭逢厄运。
1938年5月中旬，日机空袭石龙，炸毁石龙天主教堂。①
1938年11月23日，虎门沦陷。驻虎门日军占据太平福音堂为大本营，把传道书室作为慰安所②。后经德国母会交涉，太平福音堂于次年2月从日军手中收回。1945年夏，日军再次“借占”太平福音堂。
日军占领东莞期间，东莞基督教、天主教遭到破坏，一些教堂被毁或被占，教徒四散，教会活动除了主日崇拜，其它活动一概停止。
（三）劫掠珍贵文物
1939年12月2日，日军进占麻涌，把古梅学校收藏多年的一幅孔子肖像拓片掠走。③
据2006年东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统计，日军入侵东莞期间，共毁坏宗祠、庙宇、宗教场所和文化古迹共40多间（处），劫去或破坏的历史文物则无法统计。
二、毁坏文教设施
日军用轰炸、纵火、占据等手段，破坏东莞的文化、教育设施。
（一）强占博物图书馆并毁坏藏书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占领莞城，把东莞县博物图书馆占据作为军营，直至1945年8月投降后才撤出。
东莞县博物图书馆于1931年建成启用，为两层砖瓦水泥建筑结构。一楼为博物陈列室，有飞禽走兽和名草异木的标本;二楼为书库和阅览室。1934年该馆藏书2.4万余册，其中有许多古籍善本和手抄稿本，为藏书中的珍品，如线装本《宋营造法式》等。据东莞县博物图书馆《特刊》记载，书库内有东莞古籍2000余册。日军占据博物图书馆后，把馆藏书籍和陈列品统统抛出门口的路边，还对这些图书“刀挑脚踢”，“抛了好几天，以致堆积成几座连绵数十尺的书山，估计在5万册以上”④。一些小贩偷偷地捡回部分图书，被一些店铺老板收购作包装纸，只有极少数图书被一些单位或有心人收购保存。因此，博物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遭到劫难。
（二）毁坏和强占教育场所
1938年10月17日，日军飞机轰炸石龙，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其中被炸死的有石龙中学校长莫公璧、教导主任赖士尊、体育教师谭任贤。设在石龙的东莞县立第二小学校被炸毁，1名员工被炸死。抗战期间，凤岗镇的黄洞兴贤小学、官井头一新小学和土宜小学、天堂围作新小学、竹尾田奕俊小学和以文小学共6间学校被日军炸毁或烧毁。 位于莞城振华路的东莞县民众教育馆，占地2800平方米，馆内设有民众学校、书报阅览室、博物陈列室、运动场、办公楼等。莞城沦陷初期，日军一度将该馆占据为日军军官宿舍和行乐院，此外，“东莞中学为日军运动场，明生中学为营妓栖息所”①。校址在虎门的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也被日军占据为营房。
（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
由于日军的入侵，全县大部分中、小学校曾一度停办。为避战乱，许多学校多次迁移外地坚持办学。
1939年春，县立东莞中学与县立石龙中学以及私立明生中学，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中学”。起初借香港知行中学、九龙德明中学教室于夜间开课，后几经周折，才在九龙长沙湾道获得固定校舍。与此同时，莞城的东莞县立第一小学、望牛墩的县立第五小学，道滘的县立第六小学，也迁到香港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临时联合小学”。虎门的国民小学也迁到香港办学。
1940年冬，撤到香港的东莞中小学校根据县国民政府的通知，迁回内地办学。于是，东莞中学先后搬到常平屋厦乡桥梓村、谢岗黎村、附城博厦乡办学。石龙中学先后搬到清溪、马嘶（今属博罗县）、黎村等地办学。这两间中学曾于1944年春在黎村再度联合办学，称为“东莞县立联合中学”。“东莞县临时联办小学”搬回内地后，其中县立第一小学迁到樟木头，县立第五小学迁到麻涌漳澎，县立第六小学迁到大朗。虎门国民小学也从香港迁到东坑办学。东莞县简易师范学校没有迁香港，但先后搬到篁村、东坑、谢岗、马嘶办学，其附属小学被迫停办。
上述搬迁到外地的中小学校，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原址。
东莞的中小学校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教学设备受到较大损失，在读学生人数锐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东莞沦陷期间，东莞县立中学“顿成兽穴蛇巢，仪器、图书，以不能他徒故，悉遭摧残劫掠，靡有孑遗矣”②。据统计，1942年全县有公立和私立小学共203所，学生在校人数21897人，分别比沦陷前减少278所，3700多人③。全县的中学没有这方面的完整统计数据，仅以县立东莞中学为例，该校于东莞沦陷前有在校初高中学生700余人，但在辗转迁移办学过程中，在读学生最多的一年只有300余人④。
三、推行殖民文化
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施殖民地文化统治，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在东莞推行殖民文化，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一）设立宣传机构和出版报刊
驻东莞的日军警备队设立“宣抚班”，这一宣传机构的重要任务，是在东莞占领区内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
为了推进汪伪的“和平运动”宣传力量，1941年4月28日，伪广东省政府设立广东省宣传处，并饬令全省各市、县伪政府调整宣传机构和建立宣传科。至1942年5月，全省各市、县伪政府已增设宣传科的有广州市以及南海、东莞、三水、潮安、惠阳5个县。⑤
1941年下半年，伪东莞县政府增设宣传科。随后，按照伪广东省政府制定的“广东省宣传会议”组织规程，选聘与宣传有关的机关、学校及团体的代表，设立“东莞县宣传会议”机构。1942年4月15日，伪县政府宣传科召开第一次宣传会议，驻莞城的日军警备队“宣抚班”班长列席。会议通过七项“重要议案”，其中有：“组织各乡镇轮回戏剧宣传团”;“撰发和平歌曲，并分别审查本县之歌曲戏剧”;“从速装设收音机以增强宣传力量”;“由宣传科每月撰发告民众书一次或两次，分别寄发和平区或非和平区各机构团体民众，阐述和平之真谛”①等议案。
1941年11月17日，伪东莞县政府出版《东莞周报》，作为重要宣传工具。由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宣传部部长林泊生题写报头，伪县政府宣传科科长钱耀兼任报社社长。《东莞周报》逢星期一出版，内容主要是宣传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和“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东莞民众实行奴化宣传。如第13期发表的社论，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社论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几年来的中日事变，一转而变成大东亚的战争，日本站在东亚的前头，领导着东亚的大小民族，向英美帝国主义进攻了，向建设新东亚的大道前进了。”②《东莞周报》在每期的“一周中外大事报告”和“本县要闻”等栏目中，报道日军“大东亚战争”的战况以及日伪在东莞统治的新闻。这份报纸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停办，已成为日军进行侵略战争的一个罪证。
（二）推进思想教育运动
1.开展“东亚联盟运动”。
1940年9月，汪伪政府首先在广东发起“东亚联盟运动”，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宣称这是一种“思想运动”和“民众教育的启蒙运动”，“是要教育中国民众要爱中国、爱东亚，同时要爱日本、爱满洲国”;通过“推进东亚联盟运动，来强化中、日、满三国的紧密提携，来完成东亚新秩序的建设”③。
1941年2月1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会长。随后，“中华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伪东莞县政府也组织“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东莞支会”。当时伪东莞县政府把全县划分为六个区，每个区都设立东莞支会区事务所，在各乡、村中发展盟员。各区事务所派出人员到乡村进行宣传，“宣扬东亚联盟之意义及大东亚圣战之真谛”④。
2.推行“新国民运动”。
1941年11月，伪国民党四中全会发表宣言，提出开展“新国民运动”。《宣言》诡称：新国民运动就是使人人认定和平反共为中国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 伪东莞县政府对推行“新国民运动”十分卖力。1942年2月9日，《东莞周报》第13期发表社论《新国民运动与新精神》，蛊惑民众要“破釜沉舟，上下一致，依着新国民运动之旨，努力干去，务求要达到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目的”⑤。
1943年1月18日，伪东莞县政府又在《东莞周报》第62期发表评论文章《新国民运动与增产》，把1943年定为“新国民运动的实践年”，要求民众响应汪精卫的“训示”，努力增加生产，以增加对“新国民运动”的认识。
3.进行“思想清乡”。
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和东莞县伪政府，对东莞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清乡”，给东莞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除军事清乡、经济清乡和政治清乡之外，思想清乡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伪广东省政府派出“广东省清乡宣传团”和“广东省清乡政治工作团”，多次到东莞县广九铁路沿线的茶山、横沥、常平、土塘、石马、塘头厦等地，以及莞太公路沿线的太平、厚街等地进行“清乡”宣传。
伪东莞县政府为“谋推本县清乡地区教育”起见，布置各区署在“清乡”军队势力范围的区域，设立临时小学，强迫推行奴化教育。
1944年5月，伪广东省党部清乡地区党务策进委员会东莞办事处成立。这一机构，“对于清乡地区青少年思想，异常注意”①，派人到伪县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中学，定期举行“青少年思想问答”活动，问答内容有“和平运动的真义在哪里”“中国为什么要参加大东亚战争”“东宝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活动怎样”等等，企图通过这样的问答，向青少年灌输反共奴化思想。
（三）举行殖民文化活动
驻东莞日军一方面对抗日文化进行严密管控，授权伪东莞县政府设立戏剧审查委员会等文化审查机构，严格审查、禁制和取缔一切不利于日伪统治的戏剧、歌曲以及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另一方面开展殖民文化活动。为了加强对东莞民众进行所谓“社会教育”，伪东莞县政府成立后，日军把占据的县民众教育馆移交给伪县政府管理，作为日伪开展殖民文化活动的固定场所，由伪县长卢宝永兼任馆长。
1942年5月1日，驻东莞日军警备队在县民众教育馆举办“大东亚照片展览”，鼓吹“民族协和”。同年11月9日，日军画剧社在县民众教育馆内放映《新广东的复活》影片，宣扬“王道乐土”的假象。日军的广州兴亚剧团也不时到东莞进行演出。莞城日军还经常利用伪县立第一中学礼堂放映美化侵略战争的纪录片，免费让民众入场观看。
东莞县伪政府也组织各区在乡村举办壁报、墙报，绘制漫画、标语，印发“大东亚战争”传单，开展街头演讲等文化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实现全面和平及明瞭大东亚战争意义”②。
（四）建造“兴亚忠魂碑”
为纪念在东莞战死的日军亡灵和对东莞民众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驻东莞的日军先后于1940年2月和6月，分别在虎门鹅公山和莞城盂山建造“兴亚忠魂碑”（又称“日华忠魂纪念碑”）。
这两座纪念碑的碑文内容大致相同，但虎门鹅公山上所刻碑文为日文楷书，莞城盂山上所刻碑文为中文隶书。两个碑文内容都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八纮一宇”（即所谓“天下一家”）。莞城盂山上的碑文有这样一段话：“今日本为唤醒黄魂，建设新东亚计，特本其八纮一宇之精神，以领导黄族展其四海一家之怀抱，以协和万邦。故此次出师意义重大，不名曰之兵争，而名之曰圣战”。
座落在莞城盂山上的兴亚忠魂碑，已于1945年12月被当时驻东莞的国民党军队第五十四军三十六师一0八团所推倒，在原址上竖立抗战“胜利纪念碑”。座落在虎门鹅公山上的“兴亚忠魂碑”，也由一0八团于1946年4月用灰沙浆覆盖，改造成为“抗战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至于那两块镶嵌在“兴亚忠魂碑”上刻有碑文的石碑，如今分别收藏于虎门中学和东莞市博物馆内，成为日军侵华以及美化侵略战争的又一个铁证。
四、实施奴化教育
教育是日伪进行文化战、思想战的主要阵地。日伪在东莞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以适应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一）开设日语学校
日军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广东开设了102间日语学校。其中东莞有6间，共8个班，教职员18名，学生393人①。笔者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了5间日语学校的具体名称：虎门日语学校、县立第四日语学校（附设于虎门伪县立第四小学校内）、石龙日语学校、漳澎日语学校、中堂日语学校。这些日语学校，一般在日军驻防地设立，校舍比较简陋，如漳澎日语学校占用一间祠堂上课。教师由日军派出教官担任，如1941年底开设的中堂日语学校，由日军教官方木担任教师。课程设置除了日语课外，还教唱一些歌颂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歌曲等，对学生实行殖民教育。学制一般为三个月至六个月。
1941年9月，广东日军特务机关通知伪广东省政府接收日语学校，“唯教育机构仍维持原状，由日本军派教官”，“全部经费由中国方面负担”②。由此，东莞的6所日语学校由伪县政府接收，每月得到伪广东省教育厅共318元经费补助。③
（二）强令占领区内各级学校复课
如前所述，东莞沦陷初期，各级学校一度停办或搬迁外地办学，全县教育事业处于停顿状态。日伪为了利用学校培养他们所需的“奴才”和“顺民”，强令占领区内原有的中小学校复课，同时新设立一些 学校。
至1943年8月统计，伪县政府设立（包括筹办）“县立中学”4所、“县立小学”6所。4所伪县立中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中学（设于莞城），校长骆锦标;县立第二中学（设于石龙），校长陈治方;县立第三中学（设于太平），校长陈士钊;县立第四中学（设于道滘），校长叶海如。6所伪县立小学的名称为：东莞县立第一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二小学（设于石龙）、县立第三小学（设于莞城）、县立第四小学（设于太平）、县立第五小学（设于中堂）、县立第六小学（设于道滘）。同时，伪县政府在县文教馆附设的“民众学校”开设三个班，收容失学少年，学制为一年。由于经费和生源等问题，沦陷前东莞开办的乡立小学和私立小学有相当部分未能复学。
日伪对这些复课和新设立的中、小学校，规定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教育方针。为严格控制学校学生，对中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无论上课下课，个人或团体行动，均以军事化、纪律化”;并强行集中青少年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将受过军训的学生编为“青少年团”④。
（三）强制推行日语教学
日伪对东莞占领区内各中学强制推行日语教学，以此作为对日本亲善程度的主要标志和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受到了学生的抵制，大部分学生厌恶学习日语。于是，伪县政府以2名初中学生的名义，在《东莞周报》发表两篇《我们为什么要学日语》的文章，借中学生之口，道出学日语的目的：“我们为解放大东亚起见，首先要和日本合作。要和日本合作，就不能不要学识日文，使免除一切隔膜，就可以互相携手，跑入共荣圈内，奠定我东亚永久之和平。”⑤蛊惑中学生学习日语，以利于推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莞的文化侵略，罪行累累，铁证如山。然而，时至今日，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右翼分子，仍然没有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依然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忧虑。因此，只有牢记日本侵华历史，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才能唤起善良的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才能唤起正义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