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因此,探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机理,对认识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规律和路径具有本源性意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发展的机理主要在于:政治认同的文化机理,即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营造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遵循先进的政党文化;政治规范的制度机理,即以党章为党内最高行为准则、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系统的平衡机理,即平衡党内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的执政环境、塑造完美的执政党整体形象;政治监督的净化机理,即加强
【机 构】
：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因此,探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机理,对认识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规律和路径具有本源性意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发展的机理主要在于:政治认同的文化机理,即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营造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遵循先进的政党文化;政治规范的制度机理,即以党章为党内最高行为准则、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系统的平衡机理,即平衡党内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的执政环境、塑造完美的执政党整体形象;政治监督的净化机理,即加强党内政治监督机制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推进政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其他文献
日本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主客观混合的阶段化判断标准,分为启动阶段的合法性审查和实施阶段的正当性审查,具有清晰的阶段化特征和鲜明的实践指引功能.相较而言,我国在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问题上,既存在由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所导致的概念范围不明、法律性质不清等问题,也存在过度重视判断标准中静态要素的设置,忽视对诱惑侦查的行为阶段进行区分的倾向.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概念界定上应明确诱惑侦查作为事前侦查、任意侦查的法律性质,并以指导案例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合法性判断要素进行解释说明;在司法认定上应在肯定主客观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主体发育不成熟、发展资源不充分以及政策支持不完善等问题,青年社会组织参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益性与可持续性仍明显不足,从而不利于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一方面青年社会组织需完善组织内部建设,强化青年社会组织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政府也需加强支持培育,拓宽青年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此外,还需规范组织外部监督,由内至外地切实化解青年社会组织参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提升青年社会组织参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能力与
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张家界革命老区以红色旅游发展为契机,切实推动其全面发展.从张家界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来看,推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整体规划,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二是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三是完善红色旅游基础性保障工作.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
权威能否正当化是法律政治哲学中既经典又前沿的问题,它可以简单概括为:服从权威意志能否得到道德上的辩护.约瑟夫·拉兹提出的“服务性权威观”对此贡献卓著,同时也饱受争议与批评,亟须澄清和回应.“服务性权威观”的核心理念是:在遵从正确理由比个人自治更重要的条件下,如果服从权威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遵从理由,那么权威就具备正当性.有关的批评理论主要有制度性权威观、责任性权威观和程序性权威观,但是制度性权威观错误地将权威的本质视为制度性的,责任性权威观难以在责任与权威两者之间建立概念联系,而程序性权威观主张民主程
《交大法学》于2010年以“以书代刊”形式创刊,2012年获批正式刊号,并于同年以季刊发行,2022年改为双月刊.期间历时整整12年,恰是地支一轮.作为卷帙浩繁法学期刊中的如米苔花,秉承“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理念,默默成长,希望以点滴努力,开辟言路,传达百家之言,给时代留下可供回望和审思的法学作品和思想.本刊改为双月刊后,每单月出版一期.在此之际,片刻驻足、冷静回望,如何提高学术品位,构建表里澄澈的学术公共场域,任重而道远,我们自当立意勤勉耕耘.
自公司诞生以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就受到各国商业实践和立法的特别重视.各国商事立法均对公司类型加以规定,并分门别类地对公司设立、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进行相应规范.虽然商事逻辑的共通性拉近了各国立法上的公司类型,但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及相应公司规制上的差异仍旧鲜明.这也反映在我国学界对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议上.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改革应坚持本土商业实践逻辑,并确保改革成本最小化.由此,保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公司规模大小进一步区分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就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增设大
“利益平衡说”被认为是知识产权法之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旨在平衡权利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冲突,并以此解释知识产权法的制度构成.依自然法理论,知识产权之正当性因其自然获得性,相关权利与限制是确定权利的正当边界,维护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之社会契约.功利主义理论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社会效用之必要工具,经由排他性权利及其限制来达至社会效用最大化.无论限制或保护权利均有可能产生对权利或社会效用的正面或负面作用.由此,利益平衡的二元价值目标论值得商榷.知识产权法的根本问题是以个人权利为导向还是以社会效用为终极价值
政治理想向政治实践转化是一个艰难的政治建设过程.近代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既抱有最符合人民期望的崇高伟大的政治理想,也具有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是党保持先进性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应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变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大国建设,强化党性修养提高党员干部政治免疫力,加强党引领网络文化意识形态的网络技术强党建设,最终将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实践.
助残公益行动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它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系统梳理助残公益行动与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描述当前青年助残公益行动的现状、特点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分析基层社会治理中青年助残行动困境与成因,提出提升青年助残公益行动社会治理效应的实践路径.文章把青年助残公益行动与基层社会治理统一起来,这一分析视角及其结论为全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