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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新闻报道是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的。
最早的调查性报道起源于西方，专门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政府里的黑幕、大企业的罪恶勾当以及黑社会的内幕等。如果从19世纪末期掀起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算起，调查性报道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调查性报道最早在西方的报刊上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被采用的特殊报道形式。电视，继报纸、广播之后应运而生。然而，与曾引起极大反响的、产生深远影响的报刊调查性报道相比，电视调查性报道的诞生可谓迟矣。电视调查性新闻报道是一种追踪调查式的电视深度报道，作为对某一新闻事件作纵向拉长延伸和横向深层次的报道，通常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详细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过程。
1968年9月，美国电视新闻王牌栏目《60分》诞生。《60分》的栏目理念是通过深入挖掘，探讨重大社会背景下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在整体定位上，这是一档严肃的新闻杂志栏目。因此栏目在选题上以政府行为、社会事件、司法公正、人类灾难、战火纷争等“硬新闻”为主。
由于历史环境和特殊的政治气候，我国的电视调查性新闻报道起步较晚，但随着民主和新闻自由在中国的推进，调查性报道风起云涌，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电视新闻也在经历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全面的繁荣。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开播。它与《60分》不同的是，《新闻调查》是针对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报道。在报道方式上以某一公众的具体事件或话题为主题，进行多侧面的跟踪调查与追究分析，着重于将调查的过程展现给受众。
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原因的差异，西方的调查性新闻报道还是以揭丑为主要选题和终极目标，如《60分》对于“美军虐俘”事件和“克林顿丑闻”的披露。综观美国调查性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以揭露政治活动的内幕、政府的贪污腐化、公司企业的营私舞弊行为、犯罪集团的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
而中国的调查性报道的特色体现在它不与揭露、曝光画等号，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即使是揭露性题材，其报道目的也是由特殊到一般地追问其中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内涵，希望通过警示性、典型性的“这一个”引起群众对类似问题的关注和警惕。如2003年5月17日《“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已经超越了调查报道本身，已经不是在调查“非典”而是在讨论中国的卫生应急体系。可见，非揭露性题材报道内容的合理开掘，同样有着许多事实和新意，从而产生不逊于揭露性报道的震撼力量。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报道可以对中国同类报道有如下启示：
改变重报道轻言论、述多评少的现状。《新闻调查》及其他新闻深度报道都存在重报道轻言论、述多评少的问题。国外的同类节目形态的新闻报道就很重视评述，如《60分》最后一个板块的新闻评论是它的一个特色和亮点，而中国电视新闻仍停留在“多报道，少评论”的理念上。电视作为新闻媒体的一种，不仅要传播事实，还应该传播声音和观点，报道与评论相结合，这也是当代受众的客观需要。在信息传播全球化、多元化的环境中，一方面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也同时培育、锻炼了受众的分析能力、比较能力和思考能力，使他们的独立评判意识、主观选择意识、不满足感和参与感都日渐增强。受众逐步认识到，要求新闻事件传播的纯粹客观是不现实的。新闻的客观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报道事件的过程本身就包括报道者对事件的发现和解释过程，主观介入不可避免。因此，受众要求电视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调动主观的能动性以保证事实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要对客观发生的事件有主观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今天，面对信息传播的几何级增长，信息量的日益扩大，生活在信息洪水中的受众对信息的吸收已经从渴求转向疲惫，受众开始对媒介有了一种新的需求。他们不仅需要纯客观的信息，还需要媒体能够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梳理整合后，再传达给他们。所谓媒体的梳理与整合，是指对无效信息的排除，对有效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提炼，并包含自己的观点和声音，向受众提供更简便的选择，从而提高受众吸收信息的效率，提高信息转换的效益。同时，受众希望在了解新闻事实的同时，能听到社会各方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和评价。受众在声画一体的电视传媒中已能体验到对新闻事件的亲历感。但是同时，他们需要倾听见解、分析、评论，需要了解报道者的主观内涵。在认识了解了客观事件，又倾听了各方面的见解之后，自己作出判断才是最重要的。由信息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寻求和研究信息，进而要求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与对事件的评价和见解并行，受众对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在保证报道事实尽可能客观公正的同时，将主观见解作为另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在报道中，为受众提供一个完整的认识系统，使受众在事实和见解的同步接收中，开拓自己判断的思路，增强判断的依据，提高信息的价值，同时获得一种交流和愉悦。简而言之，就是报道要与评论相结合。
要有个性化的主持人和记者。新闻深度报道要想占领更多的领地，必须要办出特色和个性。个性化的深度报道少不了个性化的主持人。主持人、记者个人的学识、风度、气质、亲和力及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应该成为深度报道节目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报道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由主持人和记者的素质来决定。让我们来看看《60分》明星主持人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60分》是由一群老人担纲的栏目。1986年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他已70岁。在客观效果上，年长的主持人给观众一种信赖感。幽默也是《60分》主持人的长项。幽默感不仅为该节目和主持人自身增添了趣味性，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大增魅力，与节目理念也相承合一。比如迈克·华莱士曾问来宾：“在外星人拜访你家之后，你真的不相信他们存在吗？”
这样的调查性报道要求主持人具有富于个性的话语方式、深厚的知识储备和灵活敏锐的头脑眼光。而这样的“明星主持人”在我国目前还比较匮乏。主持人之于《新闻调查》，还仅仅是穿针引线之用，未形成独立卖点，有待加强探索。《新闻调查》的主持人虽面孔家喻户晓，但离“明星”的概念还甚远。有一段时间，《东方时空》频换主持人，就是想挖掘足以统率整個节目的灵魂人物。新闻主播或主持人是节目的“脸面”，他们不仅帮助节目树立和巩固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品牌形象，为节目增加人际传播的个性化和软性化特征，而且还可以因其独特的个性魅力，成为新闻权威性、可信度和风格化的象征。一个好的新闻主播，就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内容的“说书人”，成为观众与新闻事件乃至社会环境之间的中介；观众对新闻节目的品牌忠诚度，也常常和新闻主播个人形象的忠诚度紧密关联。
注重栏目整体包装，树立品牌意识，给受众以良好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节目包装在进入21世纪之后已成为节目个性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观众对一个节目区别于另一个节目的标志，是观众第一视觉冲击作出的瞬间判断，是此节目而非他节目的具体形象代码。因此，“包装”对于电视而言，应该为节目“锦上添花”，在努力提高节目质量的前提下，对电视进行有效包装，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使繁花似锦的电视荧屏上放出异彩，赢得观众。在这一点上，国内对于栏目包装在建立和提升节目品牌的重要性方面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虽然较之以前有所进步，但与国外相似的节目相比，还是不够精致纯熟。因此，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在包装制作上还要向“精品”努力。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
最早的调查性报道起源于西方，专门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政府里的黑幕、大企业的罪恶勾当以及黑社会的内幕等。如果从19世纪末期掀起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算起，调查性报道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调查性报道最早在西方的报刊上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被采用的特殊报道形式。电视，继报纸、广播之后应运而生。然而，与曾引起极大反响的、产生深远影响的报刊调查性报道相比，电视调查性报道的诞生可谓迟矣。电视调查性新闻报道是一种追踪调查式的电视深度报道，作为对某一新闻事件作纵向拉长延伸和横向深层次的报道，通常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详细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过程。
1968年9月，美国电视新闻王牌栏目《60分》诞生。《60分》的栏目理念是通过深入挖掘，探讨重大社会背景下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在整体定位上，这是一档严肃的新闻杂志栏目。因此栏目在选题上以政府行为、社会事件、司法公正、人类灾难、战火纷争等“硬新闻”为主。
由于历史环境和特殊的政治气候，我国的电视调查性新闻报道起步较晚，但随着民主和新闻自由在中国的推进，调查性报道风起云涌，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电视新闻也在经历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全面的繁荣。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开播。它与《60分》不同的是，《新闻调查》是针对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报道。在报道方式上以某一公众的具体事件或话题为主题，进行多侧面的跟踪调查与追究分析，着重于将调查的过程展现给受众。
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原因的差异，西方的调查性新闻报道还是以揭丑为主要选题和终极目标，如《60分》对于“美军虐俘”事件和“克林顿丑闻”的披露。综观美国调查性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以揭露政治活动的内幕、政府的贪污腐化、公司企业的营私舞弊行为、犯罪集团的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
而中国的调查性报道的特色体现在它不与揭露、曝光画等号，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即使是揭露性题材，其报道目的也是由特殊到一般地追问其中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内涵，希望通过警示性、典型性的“这一个”引起群众对类似问题的关注和警惕。如2003年5月17日《“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已经超越了调查报道本身，已经不是在调查“非典”而是在讨论中国的卫生应急体系。可见，非揭露性题材报道内容的合理开掘，同样有着许多事实和新意，从而产生不逊于揭露性报道的震撼力量。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报道可以对中国同类报道有如下启示：
改变重报道轻言论、述多评少的现状。《新闻调查》及其他新闻深度报道都存在重报道轻言论、述多评少的问题。国外的同类节目形态的新闻报道就很重视评述，如《60分》最后一个板块的新闻评论是它的一个特色和亮点，而中国电视新闻仍停留在“多报道，少评论”的理念上。电视作为新闻媒体的一种，不仅要传播事实，还应该传播声音和观点，报道与评论相结合，这也是当代受众的客观需要。在信息传播全球化、多元化的环境中，一方面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也同时培育、锻炼了受众的分析能力、比较能力和思考能力，使他们的独立评判意识、主观选择意识、不满足感和参与感都日渐增强。受众逐步认识到，要求新闻事件传播的纯粹客观是不现实的。新闻的客观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报道事件的过程本身就包括报道者对事件的发现和解释过程，主观介入不可避免。因此，受众要求电视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调动主观的能动性以保证事实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要对客观发生的事件有主观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今天，面对信息传播的几何级增长，信息量的日益扩大，生活在信息洪水中的受众对信息的吸收已经从渴求转向疲惫，受众开始对媒介有了一种新的需求。他们不仅需要纯客观的信息，还需要媒体能够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梳理整合后，再传达给他们。所谓媒体的梳理与整合，是指对无效信息的排除，对有效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提炼，并包含自己的观点和声音，向受众提供更简便的选择，从而提高受众吸收信息的效率，提高信息转换的效益。同时，受众希望在了解新闻事实的同时，能听到社会各方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和评价。受众在声画一体的电视传媒中已能体验到对新闻事件的亲历感。但是同时，他们需要倾听见解、分析、评论，需要了解报道者的主观内涵。在认识了解了客观事件，又倾听了各方面的见解之后，自己作出判断才是最重要的。由信息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寻求和研究信息，进而要求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与对事件的评价和见解并行，受众对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在保证报道事实尽可能客观公正的同时，将主观见解作为另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在报道中，为受众提供一个完整的认识系统，使受众在事实和见解的同步接收中，开拓自己判断的思路，增强判断的依据，提高信息的价值，同时获得一种交流和愉悦。简而言之，就是报道要与评论相结合。
要有个性化的主持人和记者。新闻深度报道要想占领更多的领地，必须要办出特色和个性。个性化的深度报道少不了个性化的主持人。主持人、记者个人的学识、风度、气质、亲和力及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应该成为深度报道节目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报道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由主持人和记者的素质来决定。让我们来看看《60分》明星主持人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60分》是由一群老人担纲的栏目。1986年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他已70岁。在客观效果上，年长的主持人给观众一种信赖感。幽默也是《60分》主持人的长项。幽默感不仅为该节目和主持人自身增添了趣味性，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大增魅力，与节目理念也相承合一。比如迈克·华莱士曾问来宾：“在外星人拜访你家之后，你真的不相信他们存在吗？”
这样的调查性报道要求主持人具有富于个性的话语方式、深厚的知识储备和灵活敏锐的头脑眼光。而这样的“明星主持人”在我国目前还比较匮乏。主持人之于《新闻调查》，还仅仅是穿针引线之用，未形成独立卖点，有待加强探索。《新闻调查》的主持人虽面孔家喻户晓，但离“明星”的概念还甚远。有一段时间，《东方时空》频换主持人，就是想挖掘足以统率整個节目的灵魂人物。新闻主播或主持人是节目的“脸面”，他们不仅帮助节目树立和巩固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品牌形象，为节目增加人际传播的个性化和软性化特征，而且还可以因其独特的个性魅力，成为新闻权威性、可信度和风格化的象征。一个好的新闻主播，就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内容的“说书人”，成为观众与新闻事件乃至社会环境之间的中介；观众对新闻节目的品牌忠诚度，也常常和新闻主播个人形象的忠诚度紧密关联。
注重栏目整体包装，树立品牌意识，给受众以良好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节目包装在进入21世纪之后已成为节目个性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观众对一个节目区别于另一个节目的标志，是观众第一视觉冲击作出的瞬间判断，是此节目而非他节目的具体形象代码。因此，“包装”对于电视而言，应该为节目“锦上添花”，在努力提高节目质量的前提下，对电视进行有效包装，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使繁花似锦的电视荧屏上放出异彩，赢得观众。在这一点上，国内对于栏目包装在建立和提升节目品牌的重要性方面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虽然较之以前有所进步，但与国外相似的节目相比，还是不够精致纯熟。因此，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在包装制作上还要向“精品”努力。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