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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背景，在分析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增长率进行协整分析，探究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程度，并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究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居民储蓄率影响显著且两者正相关的结论。本文最终提出将开发老龄人口的消费市场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政府的引导下推进老龄产业中竞争性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坚定不移地实行扩大就业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居民储蓄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3205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加快。老龄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将在未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在总体上影响居民储蓄率，最终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近1.20亿，约占人口总数的8.90%，面对日益庞大的老龄群体，如果应对策略选择不当，不仅会使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平稳运行，而且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准确把握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深入研究人口年龄变动的储蓄效应，进而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是人口年龄快速老化这一客观形势提出的迫切要求。
为了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作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研究。国际上最早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影响的研究是Modigliani和Brumberg[1]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人在退休之前更倾向于储蓄，而在退休之后停止储蓄或进行负储蓄，根据该假说，人口老龄化将使储蓄率下降。Clark和Spengler[2]认为，对于个人来说，进入老龄阶段后收入的来源和数量的变化将减少个人储蓄，但从总体人口上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处于稳定和上升的阶段，则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是有利的。在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研究上，我国起步较晚。王德文等[3]认为，人口转变对储蓄率存在显著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减轻将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且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将不断减弱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王刚[4]通过对北京市居民年龄结构的演进及相关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了老龄人口的储蓄率明显下降的结论。王金营和杨磊[5]认为，少儿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使劳动者有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储蓄水平又会由于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而有所降低，总体上储蓄水平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目前国内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储蓄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上，鲜有文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本文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储蓄因素纳入到一个模型之中，对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为未来的人口和就业政策提供正确的实证支持，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辽宁省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背景，在分析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增长率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探究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程度，并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究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提出符合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政策建议。
二、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则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地区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于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各省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均值达到了7%，而辽宁省老龄人口比重早在1995年就已经突破了7%，并呈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辽宁省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突破了10%，而同年国内平均值仅为7.90%。由此可见，辽宁省无论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还是速度都远远高于我国各省平均值，因而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问题也将更为突出。1990—2009年间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1990—2009年间，辽宁省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龄人口比重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并未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有所降低，因而在过去的20年中，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而并非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短缺。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辽宁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将维持供大于求的态势，且随着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作用日益凸显，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面临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程度逐步提高和新生人口比重的持续下滑，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较大的将进入老龄期，而没有同样数量的少年人口来补充，因而可以预见，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继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将在未来呈下降趋势，这很可能引起居民储蓄的降低，从而长期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为了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本文拟采用协整检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进行定量研究。
三、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分析
1.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储蓄是投资和资本积累的源泉，高储蓄率往往被解释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居民储蓄率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储蓄水平的重要指标。著名的生命周期假说表明，当个人进入劳动年龄之后，储蓄将会先上升后下降，老龄化加快将导致居民收入中用于养老、老人的护理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度上升，因而理论上居民储蓄率应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经济增长速度是与居民储蓄率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很多实证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将储蓄持续转化为投资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而整个社会群体在储蓄上保持的巨大惯性也导致储蓄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仍在不断增加。
在对数据的可获得性进行比较后，本文尝试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两个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两大因素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因素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记为WAPP；经济增长速度因素则用GDP增长率表示，记为GDPGR。综上，模型包含了被解释变量居民储蓄率RSR以及WAPP和GDPGR两个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研究数据为1990—2009年辽宁省城镇居民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历年的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GDP增长率数据均来自于各年的《辽宁统计年鉴》。其中，居民储蓄率RSR（%）的计算方法为：居民储蓄率=（1-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100%。
2.单位根检验
研究以Eviews6.0为操作平台，首先对各序列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防止数据的剧烈波动。由于对时间序列直接回归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因而需要对模型中的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研究选取ADF检验为单位根检验的方法，Eviews6.0生成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关键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居民储蓄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3205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加快。老龄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将在未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在总体上影响居民储蓄率，最终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近1.20亿，约占人口总数的8.90%，面对日益庞大的老龄群体，如果应对策略选择不当，不仅会使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平稳运行，而且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准确把握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深入研究人口年龄变动的储蓄效应，进而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是人口年龄快速老化这一客观形势提出的迫切要求。
为了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作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研究。国际上最早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影响的研究是Modigliani和Brumberg[1]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人在退休之前更倾向于储蓄，而在退休之后停止储蓄或进行负储蓄，根据该假说，人口老龄化将使储蓄率下降。Clark和Spengler[2]认为，对于个人来说，进入老龄阶段后收入的来源和数量的变化将减少个人储蓄，但从总体人口上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处于稳定和上升的阶段，则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是有利的。在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研究上，我国起步较晚。王德文等[3]认为，人口转变对储蓄率存在显著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减轻将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且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将不断减弱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王刚[4]通过对北京市居民年龄结构的演进及相关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了老龄人口的储蓄率明显下降的结论。王金营和杨磊[5]认为，少儿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使劳动者有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储蓄水平又会由于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而有所降低，总体上储蓄水平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目前国内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储蓄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上，鲜有文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本文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储蓄因素纳入到一个模型之中，对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为未来的人口和就业政策提供正确的实证支持，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辽宁省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背景，在分析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增长率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探究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程度，并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究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提出符合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政策建议。
二、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则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地区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于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各省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均值达到了7%，而辽宁省老龄人口比重早在1995年就已经突破了7%，并呈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辽宁省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突破了10%，而同年国内平均值仅为7.90%。由此可见，辽宁省无论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还是速度都远远高于我国各省平均值，因而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问题也将更为突出。1990—2009年间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1990—2009年间，辽宁省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龄人口比重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并未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有所降低，因而在过去的20年中，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而并非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短缺。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辽宁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将维持供大于求的态势，且随着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作用日益凸显，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面临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程度逐步提高和新生人口比重的持续下滑，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较大的将进入老龄期，而没有同样数量的少年人口来补充，因而可以预见，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继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将在未来呈下降趋势，这很可能引起居民储蓄的降低，从而长期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为了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本文拟采用协整检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进行定量研究。
三、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分析
1.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储蓄是投资和资本积累的源泉，高储蓄率往往被解释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居民储蓄率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储蓄水平的重要指标。著名的生命周期假说表明，当个人进入劳动年龄之后，储蓄将会先上升后下降，老龄化加快将导致居民收入中用于养老、老人的护理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度上升，因而理论上居民储蓄率应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经济增长速度是与居民储蓄率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很多实证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将储蓄持续转化为投资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而整个社会群体在储蓄上保持的巨大惯性也导致储蓄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仍在不断增加。
在对数据的可获得性进行比较后，本文尝试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两个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两大因素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因素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记为WAPP；经济增长速度因素则用GDP增长率表示，记为GDPGR。综上，模型包含了被解释变量居民储蓄率RSR以及WAPP和GDPGR两个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研究数据为1990—2009年辽宁省城镇居民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历年的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GDP增长率数据均来自于各年的《辽宁统计年鉴》。其中，居民储蓄率RSR（%）的计算方法为：居民储蓄率=（1-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100%。
2.单位根检验
研究以Eviews6.0为操作平台，首先对各序列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防止数据的剧烈波动。由于对时间序列直接回归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因而需要对模型中的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研究选取ADF检验为单位根检验的方法，Eviews6.0生成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