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中遇到语言障碍
　　
　　进入中蒙边境,我第一次在采访中遇到了语言障碍。
　　那是在离开满洲里之后,我沿中蒙边境一路南下,来到了一座以蒙古族居民为主的边境城市新巴尔虎左旗,也称东旗。我在这里路遇一位热心的蒙古族的士司机白大叔,他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那时靠背诵毛选自学了汉语。我们聊得投缘,他随后提议带我到他的老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牧民家中做客。
　　我们驱车来到距离东旗20多公里外的一片草原,几顶蒙古包守候着吃草的牛羊,浓浓的牧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在这儿认识了勤劳能干的萨仁格日勒阿姨和她80岁的老母亲,还有她们的邻居,开拖拉机的巴图大叔,但是他们都不会说汉语,我要和他们交流只能靠白大叔翻译。老奶奶和阿姨热情地邀请我住在她们的蒙古包里,我觉得这是一次拍摄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好机会,所以很高兴地留了下来,但是白大叔还有工作,不便久留。我唯一的翻译走了,采访和拍摄能顺利吗?
　　
　　先交朋友
　　
　　我先回城拿行李,顺便给她们买了些水果和酒水,等我吃过晚饭,请白大叔再把我载回蒙古包的时候,阿姨和老奶奶都快要睡了。蒙古包里不通电,摸着黑,阿姨点上了蜡烛,我把水果送到老奶奶手上,她盘腿端坐床前,口中呢喃,很高兴地接过这些礼品,并一一在额头上轻轻触碰一下。我虽然听不懂她的话,但却因为这优雅的礼节读懂了她温柔善良的心。
　　这小小的蒙古包里只有两张小床,我跟白大叔说,千万别太给阿姨她们添麻烦,我就随便在地上凑合一晚得了。一旁忙乎着搭地铺的阿姨执意要我睡她的床,我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一劲儿推脱着。白大叔对我说:“这就是蒙古族人,客人来了是绝对要让客人睡床的。况且以前我们牧民就是直接睡地,习惯了,你就别争了。”
　　白大叔开车走了,剩下我跟完全不懂汉语的老奶奶和阿姨。帐篷外两条看家狗的吠声也渐渐平息,四下突然变得格外安静,只有不远处牛儿懒懒的叫声。我坐在床前看阿姨还在忙乎着给我倒奶茶,她和老奶奶之间说着蒙语,两人都冲我笑,没有了白大叔当翻译,我猜测她们可能是在议论我,可自己一句蒙语不会说,无从应答,只能报以微笑。
　　入睡前,直到实在憋不住,我跟阿姨比划着要去外面上厕所。星夜之下,蒙古包外一大片平展展的草原,连一个遮挡的草垛都没有,阿姨指了指不远处一头最大的奶牛,让我就蹲到它的身后去“野外作业”。那头奶牛紧紧地盯着我,我走哪儿它盯哪儿,让我着实有些不自在。回到蒙古包,我戴着的露营专用头灯引起了老奶奶的兴趣,我将头灯戴在她头上,灯光映照着老奶奶雪白的蒙式发辫,漂亮极了。临睡前,我把头灯放在阿姨身边的小桌上,比划着说晚上大家要用就拿,不用点蜡烛了。
　　草原之夜绝非总是静谧的夜,那个夜晚我只觉得倒像是来到旋风的中心。草原上呼呼的风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更像是有无数锐利的尖刀撕扯、切割着,可在蒙古包内却温暖宁静,弥漫着家庭的温馨。我细细品味着这神奇的蒙古包在草原上给人的奇特安全感,正要沉沉睡去,帐篷外开始电闪雷鸣,不一会儿,雨点像石头一样砸在帐顶。萨仁格日勒阿姨腾地起身,冲出去把蒙古包四周固定用的牵绳一一拉紧,我连忙把头灯给她递了出去,这样既能照明,她还能腾出两只手来干活儿。
　　草原母亲的勇猛让我很是吃惊,听白大叔说过,这样一顶传统的蒙古包,通常家里的妇女一人就能支能拆,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后来我把这灯送给了萨仁格日勒阿姨,觉得它在蒙古包里也许更有用。阿姨一开始还和我客气,但在明白了我的心意后,便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小礼物。不过,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她手里拿着头灯,突然一把抱住了我,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我对此毫无准备,但是眼前看到的是阿姨充满慈爱的真挚面庞,眼角的皱纹都因为这样的笑容变得像花朵绽放一样美丽。虽然语言不通,心灵却是相通的。
　　
　　原生态的记录
　　
　　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见牛群此起彼伏的叫声,随后,两条家犬兴奋异常地围着蒙古包奔跑,那踢里踏拉的声响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我惊醒,以为是蒙古包外的一圈小支棍散架了,正在坍塌。惊慌之中从床上跳了起来,见阿姨已经穿好衣服起床了,她转身冲我亲切地一笑,我这才安下心来。一看表,刚4点半。阿姨示意让我继续睡,但我已把摄像机拿在了手里,我举了举这小机器,以征求阿姨的同意,能否拍摄她,阿姨又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慈祥中闪出一丝羞涩。我没有再关机,于是我的镜头里记录下了这位蒙古族母亲的忙碌早晨。
　　萨仁格日勒阿姨十分勤劳,叠床、烧牛粪生火、做早餐、挤牛奶、煮奶茶、做奶皮、晒奶干……几乎一刻不停。80岁的老奶奶也起得很早,虽然腿脚不灵便了,但也参与生火加柴或者收集牛粪。我从老奶奶的女儿身上似乎也能看到她过去的影子。但是现在她的女儿把她照顾得很好。她则用更多的时间诵经念佛。后来白大叔帮我翻译,我才知道,老奶奶还有一个亲哥哥生活在蒙古国,新中国成立,他们到处游牧,走着走着就分到了两个国家生活,现在每三个月通关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走走亲戚。对于幸福的看法,老奶奶觉得自己活到80多岁相当幸福了,因为儿女都十分孝顺。
　　其实,萨仁格日勒阿姨的丈夫和儿子都在东旗工作,住在市里的楼房,就像越来越多的蒙古族人那样渐渐改变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可是老奶奶习惯了住蒙古包,所以她的女儿便陪伴着她,她们继续保留了祖祖辈辈的生活习惯,拉着辘轳车,里面锁着全部家当生活在草原,以放牧和制作奶制品为生。我能拍到她们实属幸运。
　　后期剪辑的时候,我发现这一段的素材同期声很干净,除了风声、牛羊偶尔的叫声、狗吠和挤牛奶的声音。由于语言不通,我基本上没有因为采访去打断这样一个原生态的记录,也算是变劣势为优势了吧,最后的影片呈现效果让我感到意外的独特。纪录片《敦煌》和《外滩》的总导演周兵老师在看过此片时,很亲和地对我说,“这样的片子,我拍不到,正是因为你一个人,拿着小机器,住进牧民家里,融入到她们的生活,才会有如此原生态的记录,这样很真实,很有人类学的价值。因为真正的牧民生活其实正在一点点消失。”
　　在《边疆问路》的第四集《呼伦湖畔》中,我有将近8分钟的段落呈现这段原生态的记录,适当地配以音乐。不论是牧民家做出来的纯正奶皮,煮奶茶还是挤牛奶的过程,观众们都会很专注地观看,丝毫没有因为没有采访而觉得冗长枯燥。比如,挤牛奶的过程中,萨仁格日勒阿姨先让小牛吃奶,吮吸出奶汁再把小牛牵到一边,以便顺畅地挤出鲜奶。结果有的小牛非常倔强,和阿姨斗智斗勇,玩起了捉迷藏。而善良的阿姨又只好一再地退让妥协,让小牛瞪大着眼睛继续吮吸母牛的奶汁……这些画面虽然没有主人公的讲述,却都是生动的故事,那种属于牧民文化的原生态的生活本身就是看点。
　　因此,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影像是可以超越语言的。
　　
　　藏区拍摄遇险
　　
　　在北京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我直飞拉萨继续我的边疆之行。
　　在藏区拍摄,语言障碍的问题更加凸显,有时连翻译都找不到。自己学会的一两句藏语也仅限于“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吐吉其(藏语:谢谢)”。后来,我一点点总结在藏区采访的经验,发现如果能用心体味出藏区撼人心魄的自然景观,以及宗教信仰所营造出的神秘与神圣的氛围,影像一样可以超越语言。
　　不论采访谁,尊重是第一位的。我从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家园开始,和他们一起转山,一起跳锅庄,这个时候,我举着摄像机就不会打扰他们,而是成为他们原生态生活中的一分子。
　　不过,藏区毕竟是高海拔地区,我专注于拍摄,可能刚开始忽略了这一点,体力过于透支,差一点丢了性命。
　　我遭遇到的意外其实就是高原上最常见的急性缺氧。刚进藏的第四天,我跟拍藏民们转山,徒步了4个小时,晚上又住在海拔4900米的纳木错,呼吸越来越困难,头疼欲裂。原本想着忍一忍,第二天也许就好了,没想到接下来高原反应却变得越来越厉害。大概到夜里11点多,我的手脚和脸已经全麻。
　　我想起拼车同行的香港父子带着氧气瓶,他们就住在隔壁,但又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别人,心想再忍忍吧。可过了不一会儿,那种可怕的麻痹感迅速地蹿遍全身,侵入我的五脏六腑,感觉腹部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而且越压越紧。我开始感到害怕了,仿佛自己正一点点被活埋,一直埋到心脏和肺。我大口大口地吸气却怎么也吸不到,这时才终于意识到这样下去是挨不到天明的,于是使出全身力气呼救,幸好帐篷之间还隔得比较近,很快周围的人们都赶过来了。
　　香港父子马上拿来了他们的氧气罐帮我输氧,藏族司机尼玛立即给我喂“红景天”。我神志有所缓和,但是全身仍麻痹着无法动弹,大家马上把我抬上车,火速向海拔略低一些的当雄县城驶去。可到了县医院,连一个值班的医生护士也没有,我的救命恩人们又迅速做出决定连夜下撤到海拔更低一些的拉萨。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接近死亡的感觉(可能夸张了些,但是呼吸不到空气的窒息感真的难以形容),幸运的是,当死神向我逼近时,我及时得到了身边这些萍水相逢的好心人的救助,他们是那样不顾一切地紧张迅速地行动着,车子刚下行了500米我就感到明显有了好转,等回到拉萨全身的麻痹感也渐渐消失了。
　　现在的我又活泛起来,好像从来没有过那段生死经历似的。我感受到了高原的雄奇与壮美,同时也领教了它的艰险与冷酷。
　　在拉萨调整了一下身体状况,我继续上路,行走一个半月,从西藏到云南再到广西,一路拍摄和记录着边境线上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