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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该书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大跃进中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农村公共食堂呢?这就要从1958年大跃进谈起。那年，全国大办水利，组织上调我到山西省汾河水库指挥部工作，任现场指挥，分管施工业务。因工期紧迫，事务纷繁，没有精力关注其他工作。但对农村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关心的。1958年冬，人民日报登载，南方一些农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我认为南方诸省土地肥沃，雨量充足，粮产的多，吃饭不要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在山西尤其是我的老家沁县一带是不可能办到的。1959年夏，《山西日报》介绍了沁县郭村农业社公共食堂办得好，饭食可以五天内不重样，郭村和我的村子开村仅一河之隔，同属一个公社，我有两个姑姑嫁在郭村。郭村还是我抗日战争年代打游击的地方，情况熟悉，感情深厚。对报纸介绍的郭村美好生活，我虽然不全部相信，打些折扣，给予三七开，但还是高兴的。我对这份报纸十分珍惜，锁在柜子里，长期保存。
时隔不久，我到武乡县关河水库参观，顺路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谈起公共食堂来，父母亲和邻居们都持否定的态度。第二天，我到郭村探视患病的四姑，顺便问起郭村的公共食堂来，我表弟(表弟是党员农业社干部)说报纸上都是假话，是公社干部在吹牛。好多农户叫喊吃不饱，我顿有上当受骗之感。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判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右倾机会主义者，各地也上行下效，汾河水库指挥部宣传处长徐明山，是我在抗战时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战友，往来较多，关系密切。徐讲话不慎，到处讲1958年秋收是“高粱放哨、谷子睡觉、豆子放炮”。浪费很大，公共食堂的饭不如小锅饭吃着舒服。被水库指挥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受群众批判。
我因回家之行，听到群众的一些反映，对农村公共食堂也产生了若干意见，但未与周围的同志们进行议论，侥幸没有挨批，但思想深处并未彻底了结，成为几十年来永远抹不掉的记忆。只要有人提起，就会引起思想上的震动。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缘由。
农村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很重视，用下达文件、开会贯彻和作口头指示等方式，在全国大力推广。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刊登过食堂万岁的社论。
1958年lO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文章，着重说明办好公共食堂，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
有的报刊鼓吹，公共食堂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阵地，是开展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
更有福建安溪县委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①吃饭时间一致，社员出工、学习、开会不用互相等了。②把妇女从做饭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一批劳力。③解决了单身汉做饭的困难。④家畜、家禽集体喂养，稍能劳动的五保户都可以参加工作，五保户减少了，减轻了社员的负担。⑤有计划用粮，可以消灭吃过头粮现象，就没有人闹粮食问题了。⑥便于发展集体副业。⑦过去夫妇、妯娌、婆媳、姑嫂之间，往往因做饭问题闹意见，现在家庭和睦了。⑧人畜分居，卫生状况改善了。
河南范县则高唱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赞歌。该县县委书记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念起了快板诗：“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有些社员夸赞食堂有两好：一是吃饭不要钱，二是可以放开肚子吃。薄一波在1980年1月15日发表的“关于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文章中回忆道：“大跃进”时，甘肃省委书记曾给他讲过一件事，甘肃省有个食堂吃饭不要钱，过路人已走出村子，还强拉回来，吃了饭再让走，反正吃饭不要钱，真有点儿君子国的味道。
当时，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据1958年底统计，全国建成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其中，河南最彻底，据说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社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毛泽东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经历了初期的赞赏，从而大力推广，中间发现问题不少，又采取措施补救，最后终于同意停办的复杂思想斗争过程。
1960得2月24日，贵州省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13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的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迈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
1960年3月5日，河南省委报告，洞南全省有食堂33．6万个，在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人口的90％，其中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0％，二类食堂占到31％，三类食堂仅占2.8％。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批转各级党委阅读。批示说，“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省那样作出科学总结，普通推行。”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办法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毛泽东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就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向毛泽东写了万言书，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旨，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议上讲：“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动摇，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这些同志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些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他还说，“食堂是好事，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已。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食堂并不是我发明的，河北1956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点，再试试看，看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看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昌黎调查组反映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几个问题”情况后，所作的批评。
当时全国大办公共食堂，省地县领导对食堂是一片赞扬声，董谦率领的调查组能不唯上，不唯书，坚持实事求是写出“农村公共食堂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勇敢地指出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并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也并非群众自愿，因而不合潮流。在庐山会议之后，在国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重处分，“文革”中又被“四人帮”列为给刘少奇翻案的典型，受到了批斗。
董谦是山西洪洞县人，笔名江横，现年89岁。1933年，他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38年在延安中宣部训练班学习时加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他曾先后在汉口新华日报、华北新华日报、太岳日报、太岳新华日报、太岳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从事记者和编缉工作，写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题材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他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写了太岳区军民沁源围困战的系列报道，曾在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成为名记者之一。
1956年，董谦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1961年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办公室主任；1964年任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副局长；1973年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1983年离休。离休后，他仍从事中国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老专家学者。
在大跃进时期，由于领导上瞎指挥，一平二调和浮夸风的兴起，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公共食堂的饭食，由稠到稀，而且越来越稀，终于难以为继，群众和干部中不赞成公共食堂的言论纷纷报到中央。1961年3月13日，在广东召开的三南会议上，有人汇报广东有个村支书讲公共食堂有四大坏处：①乱砍树烧柴破坏森林：②浪费人力；③社员不养猪没肉吃；④不利于生产。
1961年4月，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长沙的专列上给毛泽东汇报农村公共食堂时说：“讲好的讲得很多，讲坏的也讲得很多，我们过去对公共食堂看法片面，好像不喜欢公共食堂的是富裕中农，现在看来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毛泽东此时虽然也认识到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解决，但对食堂还是抱着肯定的态度只是在想办法改进补救，比过去灵活了。
一次，他在列车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保留20％也好”，又说，“食堂要小、形式多样，供给部分要少些”。
在讨论农业部提出的1960年度粮食分配计划报告时，毛泽东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二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节约，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好。”
1961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与浙江省负责人江华、霍士廉讲话时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
1961年2月10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与江西省委领导杨尚奎、邵式平提到公共食堂时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结了婚没孩子的，他们就愿意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在自己家做饭，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不愿在食堂吃的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的，要坚持食堂制度。”
随着公共食堂大办，也随着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深入，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暴露得愈来愈严重，经过认真讨论，毛泽东与党中央终于同意停办，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4月9日，胡乔木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超产奖励问题，第二是分配制度问题，第三是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说就是食堂。过去省委一贯强调食堂，干部群众都不敢议论，这回议论“六十条”，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一句文件规定，在居住分散或燃料困难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胡乔木说农民在家里吃饭多点少点，量体裁衣，而吃食堂反正都要吃掉了，吃掉了还觉得不够饱。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四份书面调查材料，其中最突出的还是食堂问题，材料中叙述韶山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认为食堂已成为发展生产的障碍，是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大多数食堂势必解散，对工作有利。毛泽东将胡的报告材料批给张平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
1961年4月26日，邓小平把毛泽东这个意见批发各省，作为解决食堂问题的参考；1961年5月7日，周恩来从郑州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说，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朱德在一次会议上也说，食堂即使全都垮了，也不是坏事。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讨论，形成了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 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愿结合、自己管理、自己开销、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取消了农村公共食堂的制度。
对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诚恳的检讨，主动承担领导的责任，并给一些批错了的同志平反。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讲话，他说：“彭、黄、张、周问题在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不应该传达到县以下，搞下去，搞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搞成反革命分子。庐山会议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同志都要平反。”
在毛泽东对批判错了的人平反指示下达后，曾经被他点名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董谦，也得到了平反。那是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5月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咱们科学院有具体事例，就是董谦同志因为调查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给予平反。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春，只有科学院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这是党中央对昌黎调查组工作确当的评价。毛还给王讲了春秋战国时秦穆公重用孟明的故事，秦穆公用孟明攻打郑国失败了，他没有责备孟明，而是自己承担责任，继续用孟明，在伐晋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毛泽东说：决策错了，领导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责备下面，这是领导取得下面信任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打成各类分子，有的甚至打成反革命分子，经过组织长期的考察甄别纠偏，许多同志得到平反。因情况极端复杂、背景各异，平反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用组织名义，下达红头文件给予平反，在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都采用这种方式。“文革”期间，有的是毛泽东在某些场合，说某某人是好同志，或是在给他的信件上批示，某某人可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某某人可以安排适当工作，也就是平反了。还有的是经周恩来提名，并经毛泽东点头，一些人可以出席国庆招待会，可以上天安门观礼，可以参加具有一定规格的会议，名字见报，不言而喻，也就是平反了。
我们党在历史上涌现过许多敢于坚持真理的模范人物。除本文前面提到的中国科学院的董谦外，还有如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的彭德怀，谢绝友好者劝阻，决然表态赞同彭德怀意见的张闻天。1965年8月，在北京由林彪主持召开的有千余名将级军官参加的批彭会议上，空军政委吴法宪胡说彭德怀在长征路上枪杀了一兵团的一个连长，要向彭讨还血债，这时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站起来斥责吴法宪讲的不是事实。他说，“此事我在场，他要背叛革命，是我干的，彭总不知道这回事，与他无关。”这位坚持正义的将军虽当场被保卫人员逮捕，但言辞不变。
还有“文革”初期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陈毅、谭震林等与“四人帮”进行的坚决斗争；中共九大讨论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唯一不举手的陈大姐陈少敏；中共十大推选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当周恩来传达毛的意见时，许世友曾数次发言反对，当时任大会秘书长的张春桥批评许世友不听毛主席的话，许世友当众斥责张春桥“你是什么东西”。
这些同志摒弃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的世俗之见，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屈能伸大丈夫等哲理，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坚持真理为民请命，迎风而上，仗仪执言，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全体党员的表率。
和坚持真理连在一起的词汇是修正错误。任何政党包括国家的领导人在工作中没有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就好。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确是虚怀若谷，倾听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到晚年确也产生了偏听偏信、主观臆断、固执己见的错误，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但他也有经过反思认识错误，积极给整错的同志平反的事实，我们对后者还是应当肯定的。
和毛泽东同一个时代的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在毛泽东逝世后成为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都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杰出的领袖人物，纠正了许多错误，平反了许多冤案，使我们党和国家更加团结，日益富强，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必须永远牢记。
时隔不久，我到武乡县关河水库参观，顺路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谈起公共食堂来，父母亲和邻居们都持否定的态度。第二天，我到郭村探视患病的四姑，顺便问起郭村的公共食堂来，我表弟(表弟是党员农业社干部)说报纸上都是假话，是公社干部在吹牛。好多农户叫喊吃不饱，我顿有上当受骗之感。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判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右倾机会主义者，各地也上行下效，汾河水库指挥部宣传处长徐明山，是我在抗战时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战友，往来较多，关系密切。徐讲话不慎，到处讲1958年秋收是“高粱放哨、谷子睡觉、豆子放炮”。浪费很大，公共食堂的饭不如小锅饭吃着舒服。被水库指挥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受群众批判。
我因回家之行，听到群众的一些反映，对农村公共食堂也产生了若干意见，但未与周围的同志们进行议论，侥幸没有挨批，但思想深处并未彻底了结，成为几十年来永远抹不掉的记忆。只要有人提起，就会引起思想上的震动。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缘由。
农村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很重视，用下达文件、开会贯彻和作口头指示等方式，在全国大力推广。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刊登过食堂万岁的社论。
1958年lO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文章，着重说明办好公共食堂，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
有的报刊鼓吹，公共食堂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阵地，是开展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
更有福建安溪县委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①吃饭时间一致，社员出工、学习、开会不用互相等了。②把妇女从做饭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一批劳力。③解决了单身汉做饭的困难。④家畜、家禽集体喂养，稍能劳动的五保户都可以参加工作，五保户减少了，减轻了社员的负担。⑤有计划用粮，可以消灭吃过头粮现象，就没有人闹粮食问题了。⑥便于发展集体副业。⑦过去夫妇、妯娌、婆媳、姑嫂之间，往往因做饭问题闹意见，现在家庭和睦了。⑧人畜分居，卫生状况改善了。
河南范县则高唱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赞歌。该县县委书记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念起了快板诗：“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有些社员夸赞食堂有两好：一是吃饭不要钱，二是可以放开肚子吃。薄一波在1980年1月15日发表的“关于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文章中回忆道：“大跃进”时，甘肃省委书记曾给他讲过一件事，甘肃省有个食堂吃饭不要钱，过路人已走出村子，还强拉回来，吃了饭再让走，反正吃饭不要钱，真有点儿君子国的味道。
当时，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据1958年底统计，全国建成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其中，河南最彻底，据说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社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毛泽东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经历了初期的赞赏，从而大力推广，中间发现问题不少，又采取措施补救，最后终于同意停办的复杂思想斗争过程。
1960得2月24日，贵州省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13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的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迈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
1960年3月5日，河南省委报告，洞南全省有食堂33．6万个，在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人口的90％，其中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0％，二类食堂占到31％，三类食堂仅占2.8％。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批转各级党委阅读。批示说，“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省那样作出科学总结，普通推行。”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办法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毛泽东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就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向毛泽东写了万言书，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旨，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议上讲：“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动摇，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这些同志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些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他还说，“食堂是好事，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已。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食堂并不是我发明的，河北1956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点，再试试看，看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看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昌黎调查组反映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几个问题”情况后，所作的批评。
当时全国大办公共食堂，省地县领导对食堂是一片赞扬声，董谦率领的调查组能不唯上，不唯书，坚持实事求是写出“农村公共食堂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勇敢地指出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并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也并非群众自愿，因而不合潮流。在庐山会议之后，在国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重处分，“文革”中又被“四人帮”列为给刘少奇翻案的典型，受到了批斗。
董谦是山西洪洞县人，笔名江横，现年89岁。1933年，他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38年在延安中宣部训练班学习时加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他曾先后在汉口新华日报、华北新华日报、太岳日报、太岳新华日报、太岳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从事记者和编缉工作，写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题材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他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写了太岳区军民沁源围困战的系列报道，曾在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成为名记者之一。
1956年，董谦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1961年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办公室主任；1964年任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副局长；1973年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1983年离休。离休后，他仍从事中国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老专家学者。
在大跃进时期，由于领导上瞎指挥，一平二调和浮夸风的兴起，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公共食堂的饭食，由稠到稀，而且越来越稀，终于难以为继，群众和干部中不赞成公共食堂的言论纷纷报到中央。1961年3月13日，在广东召开的三南会议上，有人汇报广东有个村支书讲公共食堂有四大坏处：①乱砍树烧柴破坏森林：②浪费人力；③社员不养猪没肉吃；④不利于生产。
1961年4月，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长沙的专列上给毛泽东汇报农村公共食堂时说：“讲好的讲得很多，讲坏的也讲得很多，我们过去对公共食堂看法片面，好像不喜欢公共食堂的是富裕中农，现在看来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毛泽东此时虽然也认识到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解决，但对食堂还是抱着肯定的态度只是在想办法改进补救，比过去灵活了。
一次，他在列车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保留20％也好”，又说，“食堂要小、形式多样，供给部分要少些”。
在讨论农业部提出的1960年度粮食分配计划报告时，毛泽东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二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节约，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好。”
1961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与浙江省负责人江华、霍士廉讲话时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
1961年2月10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与江西省委领导杨尚奎、邵式平提到公共食堂时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结了婚没孩子的，他们就愿意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在自己家做饭，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不愿在食堂吃的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的，要坚持食堂制度。”
随着公共食堂大办，也随着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深入，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暴露得愈来愈严重，经过认真讨论，毛泽东与党中央终于同意停办，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4月9日，胡乔木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超产奖励问题，第二是分配制度问题，第三是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说就是食堂。过去省委一贯强调食堂，干部群众都不敢议论，这回议论“六十条”，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一句文件规定，在居住分散或燃料困难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胡乔木说农民在家里吃饭多点少点，量体裁衣，而吃食堂反正都要吃掉了，吃掉了还觉得不够饱。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四份书面调查材料，其中最突出的还是食堂问题，材料中叙述韶山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认为食堂已成为发展生产的障碍，是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大多数食堂势必解散，对工作有利。毛泽东将胡的报告材料批给张平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
1961年4月26日，邓小平把毛泽东这个意见批发各省，作为解决食堂问题的参考；1961年5月7日，周恩来从郑州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说，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朱德在一次会议上也说，食堂即使全都垮了，也不是坏事。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讨论，形成了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 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愿结合、自己管理、自己开销、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取消了农村公共食堂的制度。
对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诚恳的检讨，主动承担领导的责任，并给一些批错了的同志平反。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讲话，他说：“彭、黄、张、周问题在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不应该传达到县以下，搞下去，搞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搞成反革命分子。庐山会议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同志都要平反。”
在毛泽东对批判错了的人平反指示下达后，曾经被他点名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董谦，也得到了平反。那是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5月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咱们科学院有具体事例，就是董谦同志因为调查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给予平反。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春，只有科学院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这是党中央对昌黎调查组工作确当的评价。毛还给王讲了春秋战国时秦穆公重用孟明的故事，秦穆公用孟明攻打郑国失败了，他没有责备孟明，而是自己承担责任，继续用孟明，在伐晋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毛泽东说：决策错了，领导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责备下面，这是领导取得下面信任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打成各类分子，有的甚至打成反革命分子，经过组织长期的考察甄别纠偏，许多同志得到平反。因情况极端复杂、背景各异，平反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用组织名义，下达红头文件给予平反，在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都采用这种方式。“文革”期间，有的是毛泽东在某些场合，说某某人是好同志，或是在给他的信件上批示，某某人可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某某人可以安排适当工作，也就是平反了。还有的是经周恩来提名，并经毛泽东点头，一些人可以出席国庆招待会，可以上天安门观礼，可以参加具有一定规格的会议，名字见报，不言而喻，也就是平反了。
我们党在历史上涌现过许多敢于坚持真理的模范人物。除本文前面提到的中国科学院的董谦外，还有如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的彭德怀，谢绝友好者劝阻，决然表态赞同彭德怀意见的张闻天。1965年8月，在北京由林彪主持召开的有千余名将级军官参加的批彭会议上，空军政委吴法宪胡说彭德怀在长征路上枪杀了一兵团的一个连长，要向彭讨还血债，这时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站起来斥责吴法宪讲的不是事实。他说，“此事我在场，他要背叛革命，是我干的，彭总不知道这回事，与他无关。”这位坚持正义的将军虽当场被保卫人员逮捕，但言辞不变。
还有“文革”初期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陈毅、谭震林等与“四人帮”进行的坚决斗争；中共九大讨论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唯一不举手的陈大姐陈少敏；中共十大推选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当周恩来传达毛的意见时，许世友曾数次发言反对，当时任大会秘书长的张春桥批评许世友不听毛主席的话，许世友当众斥责张春桥“你是什么东西”。
这些同志摒弃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的世俗之见，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屈能伸大丈夫等哲理，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坚持真理为民请命，迎风而上，仗仪执言，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全体党员的表率。
和坚持真理连在一起的词汇是修正错误。任何政党包括国家的领导人在工作中没有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就好。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确是虚怀若谷，倾听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到晚年确也产生了偏听偏信、主观臆断、固执己见的错误，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但他也有经过反思认识错误，积极给整错的同志平反的事实，我们对后者还是应当肯定的。
和毛泽东同一个时代的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在毛泽东逝世后成为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都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杰出的领袖人物，纠正了许多错误，平反了许多冤案，使我们党和国家更加团结，日益富强，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必须永远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