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留着遮耳长发，卷曲、蓬松，有些花白。他戴着眼镜，挡不住满脸皱纹，说话时候，普通话里时不时夹杂着淄博方言。这天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天宝电影院，他又看了一场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放映结束，剧场里灯光亮起，焦波又哭了。
　　这部纪录片，以24节气为节点，记录了淄博一个名叫杓峪村的地方的一年，焦波和他的团队，在村里住了足足373个日夜。
　　在焦波之前，也有不少关于乡村的记录和书写，无论是《中国农民调查》，还是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带着团队回到故乡寻找“饥饿年代”的拍摄，又或者是作家梁鸿对家乡梁庄的书写，都带来了一定的反响，同时也是对某种限定的冒犯。而焦波此次拍的纪录片，给他带来很多荣誉，已经获得华表奖、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长片一等奖等八项大奖。甚至该片即将在全国影院公映——一部实录乡村题材纪录片，又要公映，这留给人不小的想象空间，焦波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168户村民

　　1956年出生的焦波，是山东淄博人，多年前因以一组《俺爹俺娘》的纪实摄影，全国知名。他说自己对乡村“情结太重”，2008年，他回到家乡，承包了一千亩山地，想回去种地，也想拍一部有关村庄和土地的片子，2012年元旦，焦波接到国家电影局的“命题作文”——《乡村里的中国》：通过记录一个村庄一年的变化和风情，反映出农民身上的信念和遇到的挫折，“更重要的是困难中的坚持”。
　　此前电影局也找过其他导演，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村里住上整整一年，焦波答应了。
　　他选择的杓峪村，位于沂蒙山老区，共有167户人家，五百多人。焦波带着团队在村里租下一个农家院，挂上牌子“村儿电影社”，成了村里第168户人家，作为他们的工作室。
　　除了焦波，团队里的其他人，都是80后和90后，最小的一名摄影师刘明富，外号小北川，1996年生人，他也是焦波收养的6个地震孤儿中的老大。
　　进村前，焦波对他们说，村里很苦，吓得一名女助手买了一大包卫生纸，她想象着那个偏远之地有多么不方便。但后来，她发现，这个村不那么富裕，也绝不是最贫穷落后的，“中不溜，这样才有普遍性”。
　　刚住进村时，立春，天依旧冷，洗澡只能到县城里，还得轮流去洗，怕村里有事，漏了镜头。屋里还没取暖设备，冻了半宿腿还是凉的，焦波教大家，这个腿放到那个膝盖下边，暖和了，再换只腿。
　　电影局领导心疼这些孩子，一定要找个厨师给做饭。焦波觉得，找个厨师一个月3000元，舍不得。于是大家排班做饭，但都不爱洗碗，为此惹了不少矛盾，焦波就像一个大家长，调解孩子们的矛盾。一年来，几个年轻人跟着焦老师养狗、养鸡、种菜、做饭，过了一年的农家生活。有时实在不想做饭，会全体到5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找个小馆子，撮一顿。
　　焦波说，命题作文更要花心思去解题，要真实有细节。片子从立春的习俗开始，按照一年四季的节气作为时间轴。他选了村里的三个人为主角，一个是“落魄才子”杜深忠，他早年读过鲁迅文学院，也写过小说，可“浪费了很多纸，没出头”；他的妻子张兆珍，是一个勤劳务实的典型农村妇人，整天为家长里短的琐事，与杜深忠争执不休。在焦波看来，“一个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一个是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两个人相互对抗的同时又相互依赖。”他想表达的主题是：农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与物质世界的限制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另一个主角是张自恩，他是杓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就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他们最直接地对农民负责，利益和责任如何平衡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难的课题。”焦波说。
　　第三个主角是磊磊，一位从村子里考出去的大学生。“磊磊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父辈的一些行为习惯以及一些遗留问题，已经变得难以被他们接受。”焦波说。

旁观与介入的尺度

　　在村里的373天，导演焦波需要协调各种关系，把握这个小团队和这个村庄相处的尺度。他们也遭遇过谩骂，有些村民，认为他们会来出丑，不让他们随便拍，有一次，还惊动了过路的警察，要赶他们走，焦波拿着电影局的介绍信，也一时不能说服对方，纠缠了好一阵。后来焦波就定下一个尺度，村民不让拍的，坚决不拍。
　　更多时候，焦波更像个村里人，村民后来说，焦老师你看你，除了这长头发不是俺们村的，这周身上下都是俺们村人的样子。焦波往往憨厚一笑，本来嘛，我就是农民嘛。
　　他期望能拍出这个村庄的真实一面，又始终是旁观者，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引导一下，他认为那不能算摆拍。
　　有一次，他和杜深忠聊天，在杜父母坟头磕头三下，这让杜深忠从此将他视为知己，无话不说，在他看来，焦波是大城市的名人，能给自己祖坟下跪，不容易。而在焦波看来，这不算什么失了分寸的事儿。有一次，杜对焦波说，都说农村人深爱着土地，他就不爱，“土地不养人啊。辛辛苦苦一年，也赚不到什么钱”。在焦波看来，杜深忠这是对土地太有感情，才会对它失望。

　　树贩子把村里的百年柿子树贩运到城里搞绿化，杜深忠痛心疾首，“剜大腿上的肉贴脸上”。焦波想，这话多好啊，你为啥让我关机呢。后来他建议杜深忠，你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再说一次。结果8个月后，在一次和儿子的交谈中，杜又不自觉地说起了这番话，并且更加丰富更加流畅，它成为全片最经典的桥段和台词之一。

　　这让焦波十分满意。
　　还有一场戏，磊磊去见19年未见的亲妈，焦波在开拍前一天想象着可能出现的画面，比如两人抱头痛哭，声泪俱下。实拍那天，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设想是一个最拙劣电影剧本的样子。真实情况是，磊磊一见到妈妈，并不哭也不激动，只是发呆，站那儿不肯挪步子，后来两人进了屋，也没有话，显得尴尬，好久，磊磊的妈妈问了一句：“22了吧？”磊磊说：“23了。”然后妈妈低声说了句：“19年了。”这时候磊磊突然趴进妈妈怀里，大哭，妈妈没哭，拿手拍着儿子的背。
　　“这些人的言行，你很难事前去预想，别指望你能摆布生活。”焦波发现。
　　片子里还记录了村庄的各种人，其中一个就是从城里来村驻点的干部魏书记。
　　他一到村里，就张罗着改变乡村面貌，首先安排人砍倒了村中央的几棵大树，在当地方言里，这叫“杀树”，平出一块广场，铺上方砖，做起几排类似城里的街边花圃。
　　当大树倒下，砸在镜头前，轰隆一声，尘土四起，紧跟着一个魏书记撑着一把粉红色的花雨伞，一脸微笑的特写。然后，一个宣传海报墙被竖在空地上，上面一片青山绿水，还有两行标语：“构建和谐文明杓峪，建设生态美好农村。”在影片最后，村里举办联欢晚会，村民们有的上台表演，有的围观欢笑，镜头又给了魏书记一个特写，他正在认真地吃着一串冰糖葫芦，侧头呲牙，将一颗裹满糖衣的山楂，从串上咬下来。
　　有人问焦波，这是否展示了某种态度，甚至微妙的批判，他说：“我们这个片子，记录的，没有一个反面人物。”比如片中的另一个主角，村支书张自恩，经常被村民不理解，彼此争吵，甚至被人查账找茬。焦波却认为，张自恩绝对不是一个优秀村干部的代表，但绝对是一个普通村干部的代表，不是完人，也会与人干架，骂人、说脏话、粗劣，但这才是真实。
　　有一天张自恩百感交集，晚上给焦波打电话：“焦老师你在哪儿？”焦波听出对方不对劲，问：“你在哪儿？”张自恩说：“我在山上，喝点儿酒。”他觉得委屈，“一年忙下来工资两千，自嘲只赚了一肚子酒。”一个大大咧咧的沂蒙汉子，在外人面前掉泪。焦波陪他在山上喝酒，劝他：“我也是共产党员，既然干了村支书，就要面对这个磨难，各种不理解。你今天可以哭，但明天你还得该干啥干啥。”
　　焦波劝慰之词，很有分寸，也很有效，第二天，镜头里的张自恩，真的“该干啥干啥”，继续张罗着村里的各种杂事，争吵骂娘，喝酒划拳解闷，有时开心一笑。

意料中和意料外的

　　焦波期望能拍出这个村庄的真实一面。杜深忠一直喜欢乐器，尤其爱琵琶，一天背着老伴儿，去城里买了一把琵琶，花了690元，回家对老伴儿说，只花了400多，很便宜。焦波当时就觉得，这事儿很快会露馅，接下来几天紧跟不舍，终于在一天下午，杜深忠的老伴儿意外听到了实情，两人吵了起来，你来我往，吵了半个小时，“我们剪辑出三分钟，最后就成就了影片里那段经典的桥段”。
　　老伴儿责骂他：“你手里只要有钱，你不是买墨就是买笔，买本子……你整天买这些东西，你为这个家着想过吗？谁没有鞋，谁没有袜子，谁没有裤子，谁没有褂子，谁没有棉袄，谁没有棉裤，你想吗？”
　　杜深忠依旧抱着琵琶，一脸认真地说：“这就是庄户娘们的素质。”试映时候，全场笑声一片。有人说，这个杜深忠，很像赵本山电视剧里范伟演的那个药匣子，自诩怀才不遇，说起话来有些拽文，这与所处的乡村环境，形成某种冲突感。
　　焦波看来，“放眼农村，有千万个杜深忠这样的人。”
　　第一次到杓峪村，焦波看到杜深忠打开自家大门，蹲在阴影里，把阳光照到屋门一步远的空地留出来，用毛笔蘸着水写书法。一幅字写完，他歪头看着，等着水渍慢慢变干，“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焦波。
　　杜深忠一家乐意被拍，也慢慢习惯了在镜头前继续自己的生活。有一次，杜深忠一早来找焦波，一脸遗憾地告诉他，你昨晚错过了一场有趣的戏。原来他和老婆因为一点琐事，大吵了一架，他少有的摔了盘子，然后抱起行李，打算离家出走，但摸着黑走到村口，就停下脚步了。 “当时的脑子一闪念，就想到你，我要是走了，你这片子还怎么拍？” 他对焦波说，“我是答应过你的，要配合你这一年的。”
　　事后焦波和观众交流时候，忍不住笑着说，当时他要是真离家出走了，他去哪儿就跟到哪儿，一路上肯定更有故事，然后兜一圈他必然还是要回家的，这故事说不定就更有趣了。
　　对于在外面上学的孩子磊磊，有了见识，常常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这么拍，才好看，这反而让焦波他们为难，这样纪录片还怎么拍，他忍不住对磊磊说，你这样的，才是最难记录的。
　　还有些是出乎意料，因而失之交臂的“好镜头”。比如到最后，村里联欢会，杜深忠和其他乐手一起上台，给人伴奏，他抱着琵琶，略显笨拙地拨弦，一曲结束，众人下台，他依旧坐在台上，低头拨弦。拍完后焦波觉得有些遗憾，他想那该是一个长镜头，“他哪怕在台上两分钟，我就跟拍两分钟，”对着始终不肯下台的杜深忠，等他下台后，再对着空荡荡的舞台拍上几十秒，“那样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农村的“相对真实”

　　在每一场试映之后，焦波都会问三个问题：“这像不像一部电影？你能看得下去吗？你看得懂吗？” 　　有观众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海归”，站起来问：“这片子讲的是现在的事儿吗？”她有些不好意思，她原以为这是50年代的中国乡村往事呢。这让焦波很感慨。
　　“农村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在这些人身上，体现了。”接到《乡村里的中国》之初，焦波就希望在一个村庄，“一滴水见太阳”。
　　杓峪村一个青年，在贵州打工时从脚手架摔下，伤了头，死了。骨灰送到了村里，村子里办了一场传统的乡村葬礼，死者的儿子只有六七岁，看着下葬的墓穴，一脸稚气，头上扎着白色的孝布，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笑着问身边的爷爷，这是俺爸的家吗？门口咋那么小啊？爷爷一脸哀伤：“不小，这里头很宽敞。”这一问一答，让很多试映观众都哭了。
　　焦波说，这里提到了一个农民工打工的命题，他说片子里杜深忠的一番话，也是他的心里话：“咱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一个要命的事儿，实际上80%的农民出去打工，出去是一把辛酸泪。打工的情况我知道，我光在莱州给人家杀玉米（的虫害），我掉了13颗牙，五年时间，每年我都去，每年在那里住半个多月，简直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最后，那个打工死去的青年，获赔55万多元，钱一到，家里人就为怎么分账闹翻了。
　　观众不止一次提出疑问，“你说那些农民，在镜头前，就真的和平时一样吗？”焦波回答，自己只能拍到相对的真实，他们试图找到某种呈现真实的分寸。
　　焦波不能出村，但又想拍出那种“大势”，他看到杜深忠每天看新闻联播，觉得电视可以作为一个焦点，将这个村庄和某种“大势”联系起来。在镜头里，多次出现杜深忠看电视，前一刻是乡村，后一刻是电视的宏达叙事，这样的剪辑，产生某种对比感。有一次，杜深忠和老伴儿在地里收玉米，老伴儿望着一地的玉米秆子，埋怨：“你看这块地里的玉米，今年都叫獾糟蹋了，麻利地弄点药来，把这獾都药死算了。”杜深忠一边“杀着玉米”，一边说：“你别看獾吃点这个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獾糟蹋点就糟蹋点吧，人都昧着良心卖假种子……这块地就绝产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损失你不生气吗？”他身后群山绵绵，焦波垫上的画外音，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电视讲话：“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
　　“我觉得，即便习总书记看了，他这些话不是对老百姓说的吗？正是老百姓有这么多甘苦，这么困苦，我们才更有责任啊。”焦波很认真解释如此做法的用意。
　　电影完成之后，杜深忠的生活并没变化，欠的2000多块钱高利贷现在还没还上，他倒也不在乎，“当初我就和焦老师说，电影拍好拍孬，和我没关系。”不过，他将“村儿电影社”那块木牌子收藏在家里，那是他帮着刻字的，他要做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