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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官员似乎还没有接受教训学会管住自己的嘴,中小股民还在为5月30日印花税上调割肉舔伤,第二天又有国税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短期内不会征收资本利得税与取消利息税的政策出台。该官员是以个人身份发出猜测呢?还是为市场提供政策导向?所谓短期是指一年、半年、一个月,还是指一周,甚至4天?如果政策忽变,该官员是否应该为据此作出投资判断的股民承担责任?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近期的股市变化,已经让人对政策市深感担忧。
而某些部门官员议论风生,而正式发言人制度虚置,有可能导致政策诚信进一步丧失。
后股改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变化让“政策市”3个字悄悄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此次印花税上调才唤起投资者的回忆。市场的反应也许正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基金与QFII等机构再次站到舞台中央,国有大蓝筹股作为A股市场的压舱石发挥了独挽狂澜的作用,虽然指数代表性不强、非流通比例过大。
此次上调印花税是A股市场仍然属于政策市的证据之一,说明我国的市场节奏控制权控制在政策之手。
税收政策在我国属于行政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甚至是市场手段,各方意见不一。总体而言,如果设立新税种或者改变税率经过了人大审核、公开听证等一系列程序,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在合法性支撑下的公开而透明的财政政策。但我国税收政策被让度给财政部。从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证监会提出动议在半个月之前,而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行政程序,主要是财政部讨论形成意见报上级批准,在税收决策过程中形成完整的、封闭而自足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没有置喙的余地。
从坚持股市市场化调控到最后向行政手段缴械,说明A股市场仍未脱政策市窠臼,一言兴(衰)市与一文兴(衰)市的时代固然已经过去,但一政兴(衰)市的可能性继续存在。有人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保密性论证政策保密之时,我们应该看到美联储有制度性的固定沟通平台保持信息畅通,这是否反证了缺乏制度性沟通平台之非?
政策市的证据之二就是所谓的“大蓝筹”。华生先生近日的文章再三强调我国A股一级市场存在畸形结构,如以优惠政策给市场人为制造大蓝筹股,中石化境内上市发行的公众持股不到5%,股改后全流通发行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中信银行等进一步降低到只发行2%~3%,即使根据我国《证券法》对大企业大大放宽的规定,公众持股比例的下限也是10%,因此,这些企业公众股之低已经超出了法律所许可的范围。这些巨无霸企业稍有减持便可获大利,而流通股股东却对公司很少有置喙余地。因此,这些公司即使有了上市公司的躯壳,是否属于公众公司,是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把境外流通的部分也算成公众持股量,这是对A股投资者利益的蔑视,不足为训。
正因为大蓝筹乃人为制造而成,导致股市发行制度无法有根本性变化,虽然从审批制发展到核准制,但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上市公司退市不畅,除主板市场外其他市场发育迟缓,再融资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本应成为主要投资市场的债券市场由发改委、央行、证监会三分天下,实行严格审批制。
一级市场先天不足造成二级市场畸形,市场交易股票与投资品种的稀缺,造成无股不牛的局面。如果说在前股改时代,股市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那么在后股改时代,股市的主要矛盾就变成投资品种稀缺、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与民间投资渠道不畅。
股改的成功让股市新矛盾浮出水面,目前看来作为A股市场的投资者有一点是不可忘记的,那就是政策市还是主旋律。以往有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被零敲碎打的市场化举措遮蔽,以至于得出了过于乐观的结论。也许乐观者退后一步,悲观者往前一步,我们才能对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到比较准确的定位吧。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近期的股市变化,已经让人对政策市深感担忧。
而某些部门官员议论风生,而正式发言人制度虚置,有可能导致政策诚信进一步丧失。
后股改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变化让“政策市”3个字悄悄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此次印花税上调才唤起投资者的回忆。市场的反应也许正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基金与QFII等机构再次站到舞台中央,国有大蓝筹股作为A股市场的压舱石发挥了独挽狂澜的作用,虽然指数代表性不强、非流通比例过大。
此次上调印花税是A股市场仍然属于政策市的证据之一,说明我国的市场节奏控制权控制在政策之手。
税收政策在我国属于行政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甚至是市场手段,各方意见不一。总体而言,如果设立新税种或者改变税率经过了人大审核、公开听证等一系列程序,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在合法性支撑下的公开而透明的财政政策。但我国税收政策被让度给财政部。从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证监会提出动议在半个月之前,而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行政程序,主要是财政部讨论形成意见报上级批准,在税收决策过程中形成完整的、封闭而自足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没有置喙的余地。
从坚持股市市场化调控到最后向行政手段缴械,说明A股市场仍未脱政策市窠臼,一言兴(衰)市与一文兴(衰)市的时代固然已经过去,但一政兴(衰)市的可能性继续存在。有人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保密性论证政策保密之时,我们应该看到美联储有制度性的固定沟通平台保持信息畅通,这是否反证了缺乏制度性沟通平台之非?
政策市的证据之二就是所谓的“大蓝筹”。华生先生近日的文章再三强调我国A股一级市场存在畸形结构,如以优惠政策给市场人为制造大蓝筹股,中石化境内上市发行的公众持股不到5%,股改后全流通发行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中信银行等进一步降低到只发行2%~3%,即使根据我国《证券法》对大企业大大放宽的规定,公众持股比例的下限也是10%,因此,这些企业公众股之低已经超出了法律所许可的范围。这些巨无霸企业稍有减持便可获大利,而流通股股东却对公司很少有置喙余地。因此,这些公司即使有了上市公司的躯壳,是否属于公众公司,是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把境外流通的部分也算成公众持股量,这是对A股投资者利益的蔑视,不足为训。
正因为大蓝筹乃人为制造而成,导致股市发行制度无法有根本性变化,虽然从审批制发展到核准制,但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上市公司退市不畅,除主板市场外其他市场发育迟缓,再融资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本应成为主要投资市场的债券市场由发改委、央行、证监会三分天下,实行严格审批制。
一级市场先天不足造成二级市场畸形,市场交易股票与投资品种的稀缺,造成无股不牛的局面。如果说在前股改时代,股市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那么在后股改时代,股市的主要矛盾就变成投资品种稀缺、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与民间投资渠道不畅。
股改的成功让股市新矛盾浮出水面,目前看来作为A股市场的投资者有一点是不可忘记的,那就是政策市还是主旋律。以往有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被零敲碎打的市场化举措遮蔽,以至于得出了过于乐观的结论。也许乐观者退后一步,悲观者往前一步,我们才能对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到比较准确的定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