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宗仁归国的打算开始于1955年5月，直到1965年7月实现，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之久。众所周知，李宗仁能够实现他回国的愿望，离不开周恩来等人的百般努力和调度奔走，但还有一个人的力量不能不提，那就是毛泽东。在李宗仁回国这件事上，毛泽东始终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并大力支持，全力促成了李宗仁的归来。
毛泽东和李宗仁算“政治账”
寄居海外的落寞与寂寥，时刻撩拨着李宗仁思念祖国之心，他盼望祖国统一，渴望早日归来。1955年5月，程思远随港澳代表团来北京访问。在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会晤时，他谈到李宗仁在国外的处境及其想回国的打算。5月7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建议中央积极争取李宗仁回国。但是，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对台策略等诸多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李宗仁归国事宜不必操之过急，而应慎重行事，静观待变。
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庆祝活动，居住在香港的程思远也应邀参加，再度来到北京。
10月25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程息远。程思远详细地向周恩来陈述了李宗仁几年来的思想经历与回国的愿望。周总理听后，热情地对程思远说：“你转来的德邻先生的信，说他愿意把自己珍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表现了李先生的爱国精神，政府考虑接受。”程思远当即表示：“我代表李先生谢谢祖国，谢谢政府！”接着，周恩来讲道：“德邻先生另外有信写给了李济深先生，表示他乐意回国定居，我认为他回国的时机尚不成熟。我意您先赴欧洲与德邻先生晤谈后再议吧。”
会面后，程思远立即着手进行与李宗仁先生在欧洲会面的准备事宜。同时，他将周总理代表新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李宗仁收藏的书画作品一事，向李宗仁作了汇报，李宗仁听后深感欣慰。李宗仁的这批字画共装了12箱，当时存放在美国。于是，程思远协助李宗仁将这批字画运到了香港。之后，程思远又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立即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字画接回北京。
至于这部分藏品的价值，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明，当年自己是支付了11万美元才购进的。周恩来随即委托故宫博物院的有关专家对这批字画进行了技术鉴定。鉴定结果发现：这批字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赝品。按时下的价格计算，全部藏品最多值3千美元，这与李宗仁的说法相去甚远。
听了专家们的汇报，周恩来也倍感意外。经过反复斟酌，他打算只向李宗仁拨付3万美元，并将这一设想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竟爽朗地大笑起来，他愉快地说道：“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点策略嘛，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有甚不好？投石问路哟，这明明是一笔政治账嘛！”随后，毛泽东手握毛笔，给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批示：支付李宗仁先生12万美元。
毛泽东对李宗仁归国一事始终十分关注。有一次，周恩来向他陈述李宗仁回国的热望，又担心其回国后，生活不习惯时，毛泽东说：“他愿意回来，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住不习惯，可以再回去，来去自由嘛！”这一“来去自由”的政策，特别适合李宗仁的特殊经历与处境。于是，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提出并制定了关于李宗仁回国的“四可”和“四不可”政策。所谓“四可”，包括“可以回祖国定居，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等；所谓“四不可”，则涵盖了“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等。
196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李宗仁先生归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程思远受命赴苏黎世会见李宗仁。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讲明了任务及政策精神。同年12月圣诞节前，程思远如约与李宗仁在苏黎世晤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他回国的有关政策。李宗仁当即表示：“我只要‘一可’，那就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事情看起来进展得十分顺利，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李宗仁的回归之路再起波澜。
1964年2月，李宗仁在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关系到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文稿见报，舆论大哗，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的反响。这显然与“四不可”的精神相违背。鉴于此，李宗仁归国一事不得不延迟考虑。
其实，1964年是李宗仁思国念乡最强烈的一年。这一年新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法国的戴高乐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二是这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件事标志着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后者则证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飞跃发展，国力空前强大。这两件事强烈地撞击着李宗仁的心：万里归来兮，是应当结束寄人篱下的生活了。
毛泽东批示三致周恩来
1965年2月3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共中央调查部送来的一份报告。报告援引了程思远提供的情况：其一，李宗仁的挚友廖行健在香港说，李拟从美国经香港回国；其二，李离美决心已定，已登出广告，并已开始折售他在新泽西州的房产；其三，李对在美报发文事，深表愧憾，追悔莫及。此报告最后结语说：归国定居是李唯一可行之路，可否先指示方针，俾李有所遵循。
毛泽东阅后。当即提笔批示：
总理：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
遵照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立即作了详尽部署。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再度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取道归国的序幕终于拉开。6月18日，程思远第5次来到北京。这一天，他先后会晤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又当面领受了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任务：护送李宗仁顺利归国。
翌日，程思远乘飞机前往瑞士。6月28日。程思远在瑞士会见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洁。叙谈中，李宗仁深情地说：“思远呵，树高干丈，叶落归根。老了，人到晚年，愈加思念祖国呢。”
7月9日，一份阐明有关李宗仁回国具体事项的报告完成。报告称：为安全计，建议李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亦不可发表书面声明。李宗仁表示同意，并拟于7月20日率郭、程一行3人，经巴基斯坦回国。至于声明发表的事情，考虑方案有二：一是李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可回国后商量再发；二是同意李一进国门即于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唯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 7月12日，毛泽东阅完上述报告后，旋即批示，又致周恩来：
总理：
似以第二方案为好，稿子事前商量好，并无坏处。请再酌。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李宗仁在京的故朋旧友及参加1949年国共和谈代表，如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等人一起开会。周恩来向大家讲明了李德邻先生自愿归国的请求及毛泽东高瞻远瞩，欢迎其归来的决定与政策，在座者听后无不为之感动。
7月13日午后2时，按照预定的计划，李宗仁一行由瑞士起飞前往巴基斯坦。次日（14日）凌晨4时在卡拉奇机场顺利降落。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将李宗仁一行接至大使馆。7月14日，丁国钰大使致电中共中央调查部，重点是李宗仁至北京后拟发声明稿的起草问题及李拟举行中外记者会一事。7月15日，中共中央调查部给丁国钰复电，电报内容：（一）李回国后简短声明请李拟定告国内；（二）如李认为需抵沪商量后再拟稿亦可；（三）同意李回国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范围问题待抵京后面商。此电报稿发出前，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在电报稿上做出批示，三致周恩来：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井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毛泽东
十五日旱
7月18日，李宗仁一行飞抵上海。
7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宗仁进行了一次长谈，当面向李交代了中央在他回国问题上的政策与要求。
7月20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的陪同下到达北京。在机场，周恩来精心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队伍100余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当年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等。在北京机场大厅里，李宗仁面对欢迎他的人群，激动万分，他庄严地宣读了他的声明。
李宗仁说：“16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致力于一切反帝爱国事业，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李宗仁有些激动，略一沉吟，他接着又说：“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竟至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感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一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声明》最后，李宗仁殷切期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秉承民族大义，毅然回归祖国怀抱，为完成祖国最后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加欢迎仪式的各方面人士，听了李宗仁的简短《声明》一致认为，李宗仁的话是肺腑之言，由衷之语，是一个炎黄子孙的耿耿心声，当然亦是一个“过来人”人生经验的感悟和归结。当李宗仁的话音甫一落地，站在他前面的郭沫若，便热情地握起了李宗仁的手说：“祝德邻晚岁安康，天日可庆！”
毛泽东：“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并与李宗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对话交谈。谈话期间，气氛热烈，毛泽东时常妙语联珠，令李宗仁应接不暇。
毛泽东兴奋地对李宗仁夫妇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李宗仁谦恭地回答：“我回到祖国感到很高兴。”毛泽东幽默地说：“德邻先生，现在台湾、香港都在骂你们哪，这不要紧，他们骂我们‘共匪’已经几十年了。你这次归国，也来当‘匪’是误上‘贼船’了……”
毛泽东的幽默诙谐，竟使李宗仁一时语塞。还是程思远反应快，他连忙接上毛泽东的话茬儿说：“我们荣幸地搭上了这条船，已登彼岸。”毛泽东转而对李宗仁说：“当下白祟禧也在骂你。我看他骂你，一是没办法，二是无可奈何，三是表示遗憾。他是留有后路的，你回来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李宗仁听后，心绪有些沉重地说：“他有难言之隐啊。”毛泽东随即胸有成竹地说：“台湾通过美国阻止你回来，但他们搞不清你是怎么回来的。”李宗仁真诚地对毛泽东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毛泽东也严肃地说：“去海外的人员，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李宗仁心悦诚服地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良深。我们为祖国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兴致勃勃，谈兴正浓，他接着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各地看一看……我们还是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和主张。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能搞好，能富强’。孙中山先生的抱负很大，他不是讲过中国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列强’吗，但有些人还持怀疑态度。”李宗仁响应说：“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原子弹都爆炸了嘛！”
在交谈中，他们还谈及了有关祖国统一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等等。最后，毛泽东话锋一转，将重点落到台湾问题上。因见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毛泽东便提高嗓门说：“德邻先生，不必急，台湾总有一天（是）要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李宗仁也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
毛泽东和李宗仁算“政治账”
寄居海外的落寞与寂寥，时刻撩拨着李宗仁思念祖国之心，他盼望祖国统一，渴望早日归来。1955年5月，程思远随港澳代表团来北京访问。在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会晤时，他谈到李宗仁在国外的处境及其想回国的打算。5月7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建议中央积极争取李宗仁回国。但是，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对台策略等诸多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李宗仁归国事宜不必操之过急，而应慎重行事，静观待变。
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庆祝活动，居住在香港的程思远也应邀参加，再度来到北京。
10月25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程息远。程思远详细地向周恩来陈述了李宗仁几年来的思想经历与回国的愿望。周总理听后，热情地对程思远说：“你转来的德邻先生的信，说他愿意把自己珍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表现了李先生的爱国精神，政府考虑接受。”程思远当即表示：“我代表李先生谢谢祖国，谢谢政府！”接着，周恩来讲道：“德邻先生另外有信写给了李济深先生，表示他乐意回国定居，我认为他回国的时机尚不成熟。我意您先赴欧洲与德邻先生晤谈后再议吧。”
会面后，程思远立即着手进行与李宗仁先生在欧洲会面的准备事宜。同时，他将周总理代表新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李宗仁收藏的书画作品一事，向李宗仁作了汇报，李宗仁听后深感欣慰。李宗仁的这批字画共装了12箱，当时存放在美国。于是，程思远协助李宗仁将这批字画运到了香港。之后，程思远又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立即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字画接回北京。
至于这部分藏品的价值，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明，当年自己是支付了11万美元才购进的。周恩来随即委托故宫博物院的有关专家对这批字画进行了技术鉴定。鉴定结果发现：这批字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赝品。按时下的价格计算，全部藏品最多值3千美元，这与李宗仁的说法相去甚远。
听了专家们的汇报，周恩来也倍感意外。经过反复斟酌，他打算只向李宗仁拨付3万美元，并将这一设想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竟爽朗地大笑起来，他愉快地说道：“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点策略嘛，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有甚不好？投石问路哟，这明明是一笔政治账嘛！”随后，毛泽东手握毛笔，给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批示：支付李宗仁先生12万美元。
毛泽东对李宗仁归国一事始终十分关注。有一次，周恩来向他陈述李宗仁回国的热望，又担心其回国后，生活不习惯时，毛泽东说：“他愿意回来，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住不习惯，可以再回去，来去自由嘛！”这一“来去自由”的政策，特别适合李宗仁的特殊经历与处境。于是，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提出并制定了关于李宗仁回国的“四可”和“四不可”政策。所谓“四可”，包括“可以回祖国定居，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等；所谓“四不可”，则涵盖了“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等。
196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李宗仁先生归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程思远受命赴苏黎世会见李宗仁。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讲明了任务及政策精神。同年12月圣诞节前，程思远如约与李宗仁在苏黎世晤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他回国的有关政策。李宗仁当即表示：“我只要‘一可’，那就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事情看起来进展得十分顺利，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李宗仁的回归之路再起波澜。
1964年2月，李宗仁在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关系到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文稿见报，舆论大哗，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的反响。这显然与“四不可”的精神相违背。鉴于此，李宗仁归国一事不得不延迟考虑。
其实，1964年是李宗仁思国念乡最强烈的一年。这一年新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法国的戴高乐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二是这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件事标志着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后者则证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飞跃发展，国力空前强大。这两件事强烈地撞击着李宗仁的心：万里归来兮，是应当结束寄人篱下的生活了。
毛泽东批示三致周恩来
1965年2月3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共中央调查部送来的一份报告。报告援引了程思远提供的情况：其一，李宗仁的挚友廖行健在香港说，李拟从美国经香港回国；其二，李离美决心已定，已登出广告，并已开始折售他在新泽西州的房产；其三，李对在美报发文事，深表愧憾，追悔莫及。此报告最后结语说：归国定居是李唯一可行之路，可否先指示方针，俾李有所遵循。
毛泽东阅后。当即提笔批示：
总理：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
遵照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立即作了详尽部署。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再度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取道归国的序幕终于拉开。6月18日，程思远第5次来到北京。这一天，他先后会晤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又当面领受了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任务：护送李宗仁顺利归国。
翌日，程思远乘飞机前往瑞士。6月28日。程思远在瑞士会见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洁。叙谈中，李宗仁深情地说：“思远呵，树高干丈，叶落归根。老了，人到晚年，愈加思念祖国呢。”
7月9日，一份阐明有关李宗仁回国具体事项的报告完成。报告称：为安全计，建议李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亦不可发表书面声明。李宗仁表示同意，并拟于7月20日率郭、程一行3人，经巴基斯坦回国。至于声明发表的事情，考虑方案有二：一是李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可回国后商量再发；二是同意李一进国门即于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唯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 7月12日，毛泽东阅完上述报告后，旋即批示，又致周恩来：
总理：
似以第二方案为好，稿子事前商量好，并无坏处。请再酌。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李宗仁在京的故朋旧友及参加1949年国共和谈代表，如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等人一起开会。周恩来向大家讲明了李德邻先生自愿归国的请求及毛泽东高瞻远瞩，欢迎其归来的决定与政策，在座者听后无不为之感动。
7月13日午后2时，按照预定的计划，李宗仁一行由瑞士起飞前往巴基斯坦。次日（14日）凌晨4时在卡拉奇机场顺利降落。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将李宗仁一行接至大使馆。7月14日，丁国钰大使致电中共中央调查部，重点是李宗仁至北京后拟发声明稿的起草问题及李拟举行中外记者会一事。7月15日，中共中央调查部给丁国钰复电，电报内容：（一）李回国后简短声明请李拟定告国内；（二）如李认为需抵沪商量后再拟稿亦可；（三）同意李回国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范围问题待抵京后面商。此电报稿发出前，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在电报稿上做出批示，三致周恩来：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井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毛泽东
十五日旱
7月18日，李宗仁一行飞抵上海。
7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宗仁进行了一次长谈，当面向李交代了中央在他回国问题上的政策与要求。
7月20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的陪同下到达北京。在机场，周恩来精心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队伍100余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当年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等。在北京机场大厅里，李宗仁面对欢迎他的人群，激动万分，他庄严地宣读了他的声明。
李宗仁说：“16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致力于一切反帝爱国事业，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李宗仁有些激动，略一沉吟，他接着又说：“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竟至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感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一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声明》最后，李宗仁殷切期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秉承民族大义，毅然回归祖国怀抱，为完成祖国最后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加欢迎仪式的各方面人士，听了李宗仁的简短《声明》一致认为，李宗仁的话是肺腑之言，由衷之语，是一个炎黄子孙的耿耿心声，当然亦是一个“过来人”人生经验的感悟和归结。当李宗仁的话音甫一落地，站在他前面的郭沫若，便热情地握起了李宗仁的手说：“祝德邻晚岁安康，天日可庆！”
毛泽东：“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并与李宗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对话交谈。谈话期间，气氛热烈，毛泽东时常妙语联珠，令李宗仁应接不暇。
毛泽东兴奋地对李宗仁夫妇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李宗仁谦恭地回答：“我回到祖国感到很高兴。”毛泽东幽默地说：“德邻先生，现在台湾、香港都在骂你们哪，这不要紧，他们骂我们‘共匪’已经几十年了。你这次归国，也来当‘匪’是误上‘贼船’了……”
毛泽东的幽默诙谐，竟使李宗仁一时语塞。还是程思远反应快，他连忙接上毛泽东的话茬儿说：“我们荣幸地搭上了这条船，已登彼岸。”毛泽东转而对李宗仁说：“当下白祟禧也在骂你。我看他骂你，一是没办法，二是无可奈何，三是表示遗憾。他是留有后路的，你回来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李宗仁听后，心绪有些沉重地说：“他有难言之隐啊。”毛泽东随即胸有成竹地说：“台湾通过美国阻止你回来，但他们搞不清你是怎么回来的。”李宗仁真诚地对毛泽东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毛泽东也严肃地说：“去海外的人员，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李宗仁心悦诚服地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良深。我们为祖国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兴致勃勃，谈兴正浓，他接着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各地看一看……我们还是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和主张。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能搞好，能富强’。孙中山先生的抱负很大，他不是讲过中国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列强’吗，但有些人还持怀疑态度。”李宗仁响应说：“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原子弹都爆炸了嘛！”
在交谈中，他们还谈及了有关祖国统一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等等。最后，毛泽东话锋一转，将重点落到台湾问题上。因见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毛泽东便提高嗓门说：“德邻先生，不必急，台湾总有一天（是）要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李宗仁也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