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东之在《情况》里表达了“人间雷同”的意思。我喜欢这样的说法。人与人的差别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即使拚命折腾也无济于事，况且这仅有一丁点儿差异未必就是真含价值的稀有金属。在这个如此而且日益雷同的世界里，克服人际的雷同发现个人生命的独特价值，说说容易，做起来要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得多。意识到命运水平的困境，然而偏偏逆向困境前行，要在雷同的沙漠里发现与众不同的颗粒，要在不能中发现可能，在无意义中发现意义。于是，就有了《情况》，有了这些诗，这些语言，这些画。然而，以胜利进军的姿态去“表现个性”、“发现自我”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毕竟有区别，后一种做法无论如何透着悲壮和凄凉，还有一丝犹疑和气馁。它们是“自我”、“个性”、“主体创造”的神话气球破灭后留余的残骸。
　　事实上，“创造”的幻灭恰恰反证出人们对它曾过分的痴迷。路东之指出人类如此相似，这与其说是一种揭发，不如说是一种惋惜，一种失望。我看出其中的两难处境：梦醒了却不甘心。尽管知道个人可以轻易创造出崭新品质是一套梦话，但是它毕竟令人向往，更何况在这个梦中曾睡得那么酣久。于是，他使自我陷入一个更大的困境中，如何用人们共同的语码表现与人不同的那么一丁点儿个人生命价值，大而言之，如何在接受传统的前提下向传统挑战。
　　宝爱个人独创性的艺术家容易偏激地诅咒传统的巨大引力或约束力。诅咒并不能减弱这种力量，传统就是传统。路东之未曾诅咒或诋毁，却以诗在较量，看看到底引力和弹跳力孰强孰弱。我读《情况》，认为其中的新体诗比旧体诗好。旧体诗不能说不够火候，相反写得颇具古意，常有奇妙的句子，透出古风的味道，比如“病眼识春春将病，愁肠绕水水流愁”，比如“河东人家无烟火，生吃五谷不锁门”，“不爱酒瓢爱诗瓢，饮茶能醉也逍遥”。但是就较量而言，到底是旧诗传统的力量大，诗人的现代经营无论如何显得大题小作，不动根本。面对这样一个程式化水平极高的惯例，旧瓶装新酒地超越古人走出传统谈何容易。
　　不过，写旧体诗词的态度给路东之的新诗写作带来某些“诗人”没有的姿式：写诗乃自吟而非为了发表。二十世纪中国诗界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出现了“职业诗人”，写诗然后发表是职业要求，感于心发于言固然好，感动不了时也不妨为诗造情，拟情造句。古人也有类似的处境，不过那时没有众多的刊物、报纸、诗会，不像现在来得经常和普遍。因为路东之不去考虑如何迎合编辑，如何赶上潮流，这使得《情况》相当质朴，尤其新诗部分，以非常冷静实在的话语直接描述平常实在的情境，平常实在的情境恰恰通着质朴的人生终极。是的，关于人生和世界的最终真理并不复杂，格外朴素，人们真想对自己说的话也从不拐弯抹角闪烁其辞。当然，没有什么共识的终极。路东之心里的终极却不是古典式的东西，也许正相反，是对古典理想的幻灭。成熟意味着看穿造化的把戏，明白人类花了几千年几万年才长大成人，有了“现代人”的头脑，也有了梦醒后的尴尬：相信永恒一类神话很滑稽，很孩子气；无所事事，六神无主什么也不信更滑稽更无聊。谁能回答：发现无意义需要智慧，但如果其结果是把发现者弄得进退维谷无可奈何，这智慧还算不算是智慧？当路东之用质朴的语句述说着他的根本的迷惘——即所谓对人生终极的感悟的时候，这构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诗现象。在我听来这是一种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间的声音，里面交织着种种悖论。很多人从《情况》中读出“后现代主义”来，我不想用主义说话，如果非用“主义”的话，我想《情况》是反“后现代主义”的，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掺合，过渡的中间态。
　　无可奈何，一切都是为了“一点儿”，也只能为了“一点儿”。这一点儿特殊，一点儿细微的异常，一点儿竭尽全力方能感知与觉悟的与他人的根本不同，就是路东之苦苦追寻的那一点儿“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然而“一点儿”会变，路东之将来成就的“一点儿”和现在的又会有点儿不同，肯定又会花去很多时光和气力。是够艰难的，但一个梦醒了却不甘心的人的命运只能如此：在以雷同为时髦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上岸后仍苦苦经营“个人独特性”的堤坝。
　　
　　(《情况》，路东之著，香港长城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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