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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政党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目标而采取行动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通过对中共政党文化的深层文化、中介层文化和表层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合理建构，使得1980年代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成绩斐然，形成了独特的内容。
[关键词]建构；1980年代；政党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1-0018-03
一、中共政党文化的逻辑结构分析
政党文化的演进史，伴随着政党实践的发展历程；政党在进行利益整合、决策制定和政策输出时，既时刻受到政党文化的规约，又丰富着政党文化的内容。就中共政党文化来讲，它既是对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又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脉络，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目标而采取行动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若按照文化的显性程度分析，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深层文化，它是指政党自成立起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以及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党价值观。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党组织的团体意识。深层文化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层次，是政党的灵魂，从根本上指引着政党的发展方向，也是人们从价值追求方面判断政党优劣的根本标准。二是中介层文化，也可以称为制度层文化，是指政党为实现自身理想目标而在行动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基本标准。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包括党章、党纪和党员互动标准。与深层文化相比，中介层文化对政党行动方式更有实际指导意义，它从程序上规约着政党行为，是人们从理论上研究政党个性的基础。三是表层文化，它是政党文化存在的组织行为载体，也是前两个层次互动的指向。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主要是指党的行动方式和党内外互动形式。与以上两个层次相比，表层文化对政党活动的影响更加“刚性”，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是人们在与政党实际接触中所获得的直接的文化体验。三个文化层次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而是以合力的方式发挥作用。
二、1980年代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独特内容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全党开始理性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并针对当时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为重塑执政党权威而积极努力，从而使得1980年代的中共政党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内容。
（一）在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主要为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提高执政能力进行思想整合和社会整合。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是党内团结的保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内存在着坚持“两个凡是”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之间的斗争。这场交锋无疑在短时间内影响党内团结，也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实践表明，谁能更好地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遗留的各种问题，谁更能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谁就能最终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真心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这一历史实践做出的抉择，使得全党在指导思想层面达到空前的统一。
其次，党在执政实践中保持忧患意识，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注意提升执政合理性，以此实现社会整合。党内观念整合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也断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强调走出国门，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执政经验，通过践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实现对人民群众的社会整合。所谓社会整合，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把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的战略主张。[1]（P11）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对普通党员、基层党组织和地方党委的组织领导，实现自身的整合；其次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网络中，通过优秀党员的示范、基层党组织的联系以及地方党委对地方党政工作的有效领导这三个层面的努力，来向人民群众逐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把整党和改革结合起来，提出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的要求；提出党要积极支持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二）在政党文化建设的中介层文化层面，我们党强调以民主和法制来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
“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形成、分享和运用的过程。”[2](P260)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认识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对公共权力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方面，党的十二大党章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要求党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时，其宗旨和内容要符合宪法、法律的精神；又要求党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时，其方式、方法也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3](P68)其次，在党内权力的运作程序方面，要求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先在中共中央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以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再次，在党内干部的晋升与权力交替方面，要求按照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规定进行。一是在取消主席制的基础上，率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的任期制。按照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二是在党内新老干部权力交替方面，探索实行干部“四化”建设。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李先念和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主动从第一线退下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党中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邓小平以自己从领导职务上完全退下来的实际行动，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树立了典范。对于普通党员成长为干部的过程，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规定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并接受社会公开监督。业务类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实行常任制”。此外，还把干部交流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
（三）在政党文化建设的表层文化层面，党的建设涉及到对党内领导干部权力运作方式的约束、对党内矛盾的处理办法以及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和引导方式等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宪法、法律、党规和党纪，对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方式进行有效监督。1988年3月，李鹏在《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发挥保证监督作用》中指出：“现在有的同志只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眼前利益出发，认为放权让利，搞活经济，就可以不讲集中统一，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甚至为了局部利益，可以无视中央的三令五申，另搞一套。现在流行一种‘红灯’、‘绿灯’之说，借口‘变通’，对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政令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变相抵制，有的甚至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4](P281)对党纪国法的忽视，不仅仅只是对待“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政令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存在着违法犯罪行为和不良社会风气。为此，在1988年《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指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重视并解决党和国家机关保持廉洁的问题。党必须要依法惩处索贿、受贿、贪污、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刹住受礼送礼、大吃大喝等不良风气。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整顿好了，社会风气才能为之一振。
第二，正确区分党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正确方法处理党内矛盾。1986年4月，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他首先将党内矛盾划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对于第一种矛盾，胡耀邦指出，要善于处理这种矛盾，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重大决策，要进行集体决策；在党的会议上，要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即使批评错了也要受到保护；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对于第二种矛盾，胡耀邦指出：“这一方面的矛盾，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只有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才是属于对抗的性质。其次，在划分两类矛盾的基础上，指出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但很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比如，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只是思想上的保留，而且是工作中抵制；越出党的组织，散布同党中央对抗的主张和政策。因此，在处理党内矛盾时，胡耀邦指出，要特别关注目前对对抗性矛盾认识不足的问题，中央机关要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严肃党的纪律，要以鲜明的立场理直气壮地解决对抗性矛盾。
第三，从党内外互动网络来讲，这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政治实践中，党既要乐于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又要重视争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先进的政党行动方式利于政党成员学习政党运作的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能力。相反，封闭的、专制的政党行动方式，会使政党成员的道德能力受到限制。因为“凡是人们的行动范围受到人为的限制的地方，他们的感情也就相应地变得狭隘和不健全”[5](P39)。若政党拥有完善的政党行动方式，对大众具有很好的吸引力，人民群众就会乐于关注政策的变化发展，而不是政治冷漠。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广开言路，要让人民群众有制度化渠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关注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在1980年代，党中央特别强调领导机关要注意倾听人民群众、包括基层党员的呼声。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胡耀邦指出：“长期以来，有种习惯势力：出了什么问题，不是首先从领导机关找原因，而往往单纯责怪下面。”这种习惯势力是必须要破除的，否则人民群众会逐渐远离政治生活，中共政党文化也会变得“封闭”而“专制”。那么，接受群众监督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依法监督。1986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所发出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既体现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又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符合的要坚决改正。”这就是要使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法制的约束，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在思想领域领导权的争取方面，中共政党行动方式是将争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和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分子相结合。在1983年整党过程中，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要坚决抵制精神污染，“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6](P421)1986年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邓小平提出：抓精神文明建设，要有决心，把那些犯罪危害大的处理了，效果也大。“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7](P883)
三、1980年代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意义
可以说，在1980年代，通过对中共政党文化的深层文化、中介层文化和表层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建构，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极大地巩固了执政地位。而这一政党文化建设的斐然成绩，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风格更加稳健、执政思维更加务实。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2]金太军．政治基本问题的思考[A]．马德普．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三辑）[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建构；1980年代；政党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1-0018-03
一、中共政党文化的逻辑结构分析
政党文化的演进史，伴随着政党实践的发展历程；政党在进行利益整合、决策制定和政策输出时，既时刻受到政党文化的规约，又丰富着政党文化的内容。就中共政党文化来讲，它既是对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又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脉络，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目标而采取行动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若按照文化的显性程度分析，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深层文化，它是指政党自成立起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以及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党价值观。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党组织的团体意识。深层文化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层次，是政党的灵魂，从根本上指引着政党的发展方向，也是人们从价值追求方面判断政党优劣的根本标准。二是中介层文化，也可以称为制度层文化，是指政党为实现自身理想目标而在行动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基本标准。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包括党章、党纪和党员互动标准。与深层文化相比，中介层文化对政党行动方式更有实际指导意义，它从程序上规约着政党行为，是人们从理论上研究政党个性的基础。三是表层文化，它是政党文化存在的组织行为载体，也是前两个层次互动的指向。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主要是指党的行动方式和党内外互动形式。与以上两个层次相比，表层文化对政党活动的影响更加“刚性”，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是人们在与政党实际接触中所获得的直接的文化体验。三个文化层次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而是以合力的方式发挥作用。
二、1980年代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独特内容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全党开始理性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并针对当时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为重塑执政党权威而积极努力，从而使得1980年代的中共政党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内容。
（一）在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主要为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提高执政能力进行思想整合和社会整合。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是党内团结的保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内存在着坚持“两个凡是”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之间的斗争。这场交锋无疑在短时间内影响党内团结，也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实践表明，谁能更好地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遗留的各种问题，谁更能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谁就能最终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真心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这一历史实践做出的抉择，使得全党在指导思想层面达到空前的统一。
其次，党在执政实践中保持忧患意识，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注意提升执政合理性，以此实现社会整合。党内观念整合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也断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强调走出国门，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执政经验，通过践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实现对人民群众的社会整合。所谓社会整合，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把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的战略主张。[1]（P11）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对普通党员、基层党组织和地方党委的组织领导，实现自身的整合；其次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网络中，通过优秀党员的示范、基层党组织的联系以及地方党委对地方党政工作的有效领导这三个层面的努力，来向人民群众逐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把整党和改革结合起来，提出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的要求；提出党要积极支持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二）在政党文化建设的中介层文化层面，我们党强调以民主和法制来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
“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形成、分享和运用的过程。”[2](P260)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认识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对公共权力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方面，党的十二大党章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要求党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时，其宗旨和内容要符合宪法、法律的精神；又要求党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时，其方式、方法也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3](P68)其次，在党内权力的运作程序方面，要求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先在中共中央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以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再次，在党内干部的晋升与权力交替方面，要求按照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规定进行。一是在取消主席制的基础上，率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的任期制。按照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二是在党内新老干部权力交替方面，探索实行干部“四化”建设。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李先念和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主动从第一线退下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党中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邓小平以自己从领导职务上完全退下来的实际行动，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树立了典范。对于普通党员成长为干部的过程，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规定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并接受社会公开监督。业务类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实行常任制”。此外，还把干部交流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
（三）在政党文化建设的表层文化层面，党的建设涉及到对党内领导干部权力运作方式的约束、对党内矛盾的处理办法以及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和引导方式等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宪法、法律、党规和党纪，对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方式进行有效监督。1988年3月，李鹏在《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发挥保证监督作用》中指出：“现在有的同志只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眼前利益出发，认为放权让利，搞活经济，就可以不讲集中统一，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甚至为了局部利益，可以无视中央的三令五申，另搞一套。现在流行一种‘红灯’、‘绿灯’之说，借口‘变通’，对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政令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变相抵制，有的甚至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4](P281)对党纪国法的忽视，不仅仅只是对待“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政令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存在着违法犯罪行为和不良社会风气。为此，在1988年《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指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重视并解决党和国家机关保持廉洁的问题。党必须要依法惩处索贿、受贿、贪污、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刹住受礼送礼、大吃大喝等不良风气。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整顿好了，社会风气才能为之一振。
第二，正确区分党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正确方法处理党内矛盾。1986年4月，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他首先将党内矛盾划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对于第一种矛盾，胡耀邦指出，要善于处理这种矛盾，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重大决策，要进行集体决策；在党的会议上，要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即使批评错了也要受到保护；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对于第二种矛盾，胡耀邦指出：“这一方面的矛盾，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只有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才是属于对抗的性质。其次，在划分两类矛盾的基础上，指出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但很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比如，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只是思想上的保留，而且是工作中抵制；越出党的组织，散布同党中央对抗的主张和政策。因此，在处理党内矛盾时，胡耀邦指出，要特别关注目前对对抗性矛盾认识不足的问题，中央机关要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严肃党的纪律，要以鲜明的立场理直气壮地解决对抗性矛盾。
第三，从党内外互动网络来讲，这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政治实践中，党既要乐于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又要重视争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先进的政党行动方式利于政党成员学习政党运作的知识，提高自己的道德能力。相反，封闭的、专制的政党行动方式，会使政党成员的道德能力受到限制。因为“凡是人们的行动范围受到人为的限制的地方，他们的感情也就相应地变得狭隘和不健全”[5](P39)。若政党拥有完善的政党行动方式，对大众具有很好的吸引力，人民群众就会乐于关注政策的变化发展，而不是政治冷漠。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广开言路，要让人民群众有制度化渠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关注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在1980年代，党中央特别强调领导机关要注意倾听人民群众、包括基层党员的呼声。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胡耀邦指出：“长期以来，有种习惯势力：出了什么问题，不是首先从领导机关找原因，而往往单纯责怪下面。”这种习惯势力是必须要破除的，否则人民群众会逐渐远离政治生活，中共政党文化也会变得“封闭”而“专制”。那么，接受群众监督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依法监督。1986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所发出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既体现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又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符合的要坚决改正。”这就是要使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法制的约束，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在思想领域领导权的争取方面，中共政党行动方式是将争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和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分子相结合。在1983年整党过程中，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要坚决抵制精神污染，“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6](P421)1986年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邓小平提出：抓精神文明建设，要有决心，把那些犯罪危害大的处理了，效果也大。“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7](P883)
三、1980年代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意义
可以说，在1980年代，通过对中共政党文化的深层文化、中介层文化和表层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建构，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极大地巩固了执政地位。而这一政党文化建设的斐然成绩，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风格更加稳健、执政思维更加务实。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2]金太军．政治基本问题的思考[A]．马德普．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三辑）[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