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小说以“傲慢”与“偏见”为题,表现了傲慢和偏见所带来的危害,这一主题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问题展开的,清晰地表现了作家的婚姻观。《花凋》是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的作品,小说以女主人翁郑川嫦被粉饰的墓地和墓志铭为始,带出她的“美丽而悲哀”的人生真相。小说虽然主要表现亲情的冷漠对川嫦生命的扼杀,但小说情节的展开还是围绕川嫦的爱情经历,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的婚姻观。
　　两部作品有着类似的家庭环境、类似的家庭结构,但却塑造了不同本质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作家不同的世界观、爱情观、道德观等,这是被两位作家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决定了的。本文拟从两部作品人物的比较入手,考察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的不同本质特征,并进一步阐述社会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处境相似而本质不同的人物
　　有责任感的英国绅士与自私自利的中国遗少。《傲慢与偏见》与《花凋》各自描写了一个家庭里发生的故事,塑造了两位身为丈夫和父亲的人物——班纳特先生与郑先生。两位先生都是家庭中的一家之主,但他们在对待妻子、儿女、家庭事务的态度及方法上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个是文雅、淡定、有责任感的英国绅士,另一个则是庸俗、愚钝、自私自利的中国遗少。
　　《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先生是一位英国绅士,妻子长得漂亮却头脑简单,他们有5个女儿,而这些女儿大多也像母亲一样缺乏头脑,只有二女儿伊丽莎白例外,于是她便成为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女儿。尽管对于妻子他已很难谈到爱,但作为一位绅士,他却尊重妻子,对那几个他不大喜爱的女儿,也尽到父亲的职责。尤其是最小的女儿被人诱骗时,班纳特先生放下了他的淡定、漠然,为挽回女儿的名声而四处奔走。
　　《花凋》的家庭结构与《傲慢与偏见》非常相似,郑先生是一家之主,有4个女儿和3个儿子。郑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遗少,不擅理家,不懂世事艰难,所以家里的生活一团糟。对于妻子,他不仅无爱可言,也没有起码的尊重。在家庭生活中,郑先生表现得极为自私,完全是只顾自己的快乐,从不为妻子、儿女着想。当川嫦病重,需要一种药治疗时,郑先生却抱怨自己已经为川嫦做出了许多牺牲,由于川嫦的病使他养不起姨太太,因此不肯再拿出钱来,这种对女儿生命的冷漠令人发指。
　　自信自立的英国小姐与逆来顺受的中国闺秀。《傲慢与偏见》与《花凋》两部作品着重塑造了伊丽莎白与郑川嫦两位女主人翁形象,两位女主人翁在家庭中的地位很相似:一大群的姐妹,她们是不受重视的一个;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姑娘,她们共同的“事业”是嫁人,嫁一个被社会所认同的丈夫。两位姑娘的处境虽然相同,但伊丽莎白独立而有主见,最终赢得了年轻、英俊、富有的达西先生的爱;郑川嫦则是逆来顺受,最后在家人的冷漠中死去。
　　《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是一个聪明、有主见的姑娘,是作者所塑造的理想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像伊丽莎白这样的女孩子嫁人是唯一的出路,嫁一个年轻、英俊、有钱的人是大家的共同理想,但是伊丽莎白却坚持自己对婚姻的理想,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并且这种爱情应该是以双方的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前提的。由于没有男孩,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在父亲去世后,他的产业会被表侄柯林斯先生继承。没有了财产的依靠,嫁人对班纳特家的小姐们来说更是事在必行。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却两次拒绝了别人的求婚,而这都是缘于她对爱情婚姻理想的坚守。第一次,伊丽莎白拒绝了她的表兄柯林斯先生的求婚。在一般人心目中,柯林斯先生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有一定的财产和地位,但是伊利莎白却不爱这位表兄,她也不能接受这种无爱的婚姻。第二次,伊丽莎白又拒绝了众人眼中的钻石王老五达西先生的求婚,虽然她也喜欢达西先生,但是达西由于社会的偏见破坏了伊丽莎白姐姐的婚姻,伊丽莎白无法接受达西居高临下的爱情,因此拒绝了他。最终,伊丽莎白与达西克服了傲慢与偏见,在平等与相互尊重中重新培养了感情,终成眷属。
　　《花凋》里的郑川嫦却是一个毫无主见、逆来顺受的姑娘,她的逆来顺受表现在穿着打扮上,表现在对未来丈夫的选择上,更表现在对自己生命的权利上。在家里川嫦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似乎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别人的意见便是她的选择,或者说她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小的时候,她的穿着打扮便由姐姐们做主,选择丈夫的时候,她依然表现出逆来顺受。大姐夫给她介绍了一个留学归来的医生,起初她觉得这人不合自己的理想,但是很快她又接受了此人。川嫦一病两年,父亲不肯再拿出钱来给她买药,而母亲也不愿拿出私房钱,却让她向已另有女朋友的章云藩提出要求,川嫦便觉得“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于是,“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逆来顺受的川嫦终于遂了他人的心愿,在三个星期后死去了。
　　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不同的人物形象
　　如前所述,《傲慢与偏见》和《花凋》这两部作品虽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简·奥斯汀与张爱玲却为我们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两位父亲和两个女儿形象,两对形象本质的不同,主要是由两位作家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简·奥斯汀生于1775年,一生基本上生活在英国小镇斯蒂文顿。奥斯汀终身未婚,家道小康,由于居住在乡村小镇,所接触的都是些乡绅、牧师之类的人物,熟悉的也是这类人物的生活。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但却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教材便是父亲的藏书——英国的一些流行读物。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阅读范围,决定了简·奥斯汀的思想单纯地来自她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所接受的也是纯粹的英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切已经清晰地表现在她的创作之中,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色的乡村绅士和淑女,主要描写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缺乏重大的社会主题。也就是说她所写的是她眼见的日常生活,塑造的是她通常所接触的人物,体现的是英国的传统文化。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便是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小说中的班纳特先生便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绅士的形象,虽不十分睿智、高雅,但也从容、淡定;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对妻子、女儿的尊重、宽容,却也表现出一家之主的威严和责任感;大事临头则遇事不乱,表现出优雅的绅士风度。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则是一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淑女的形象,在西方强调个性解放、个人权利的文化背景下,伊丽莎白具有自信自立的个性特征,她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追求自己的爱情理想的权利和条件,因此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获得了符合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令人仰慕的达西的爱情。上述两个形象,显然来自简·奥斯汀的生活,这样的形象,便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乡村绅士和淑女的真实写照,因此说,简·奥斯汀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她笔下人物的基本特性。
　　张爱玲,1920年生于中国上海,家世显赫,祖父是清末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父亲是一位典型的遗少,母亲是留过洋的新女性。虽然出身名门,但她的生活却是不幸的,童年时父母离婚,在父亲和继母的监管下长大,与作家胡兰成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却以悲剧结局。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她的生活具有了一种悲剧色彩。与简·奥斯汀相比,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很复杂,所受的教育也要丰富得多,上世纪30年代,她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后到香港大学读书,因此,她所接触的文化既有传统的中国文化,又有外来的西方文化。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张爱玲对生活、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形成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位作家,张爱玲同样抒写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塑造了她从生活中观察到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她体验、观察生活后所进行的思考。
　　张爱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她早期的生活还是植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她笔下的人物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不难理解《花凋》中的郑先生与郑川嫦两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作品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小说中的郑先生是一个典型的清代遗少,作为一个清代遗少,郑先生既不儒雅,也缺少班纳特先生的从容淡定。遗少的做派使他无力承担家庭的重担,却还要死撑着架子。他不尊重妻子,不爱护子女,自私自利,几乎一无是处。这一形象身上大概有着张爱玲父亲的影子,是她体验和观察生活的结果。小说中的郑川嫦也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中国少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三从四德是女子必备的素质,在家从父成为川嫦的行为准则,因此她不可能像伊丽莎白那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接受父母安排给她的一切,包括她的生命权。川嫦的悲剧不只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旧时代中国女性的共同悲剧。郑先生、郑川嫦两个形象是张爱玲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塑造的形象,是她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写照。独特的个人生活及社会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张爱玲。
　　综上所述,作家的创作来源于生活,社会生活与文化背景不仅影响、形成了作家的世界观,也影响甚至决定着作家笔下人物的特性。简·奥斯汀与张爱玲在两部相似的作品中却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便是社会生活对作家影响的结果。(本文为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女性创作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08Bwx32)
　　(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