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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飒的成名是伴随着台湾女性文学崛起而开始的，这一时期是女性话语大放光芒的阶段。然而萧飒的小说却擅以男性第一人称来叙述，为男性“代言”；且在女性私语化的倡导背景下，却倾向于对广阔社会的书写，似乎与倡导的潮流拉开距离。本文意在探讨萧飒区别于其他作家和当时潮流的特点所在，揭示出萧飒之所以为萧飒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萧飒；特点；价值
作者简介：刘钊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5级现当代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上个世纪80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崛起的黄金时期，《联合副刊》、《人间副刊》在解严后首开风气，允许女作家发表文章。萧飒的创作以此为契机，其早期作品“擅长描述大都市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1]，继《我儿汉生》之后，有很大的突破，倾向于对社会问题的描写，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无论从作品的质还是量上来看，萧飒都是一位很优秀的女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她在大陆并不为太多人知晓，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忽略了这道独特的风景。
（一）
和同时期女性作家企图建立女性话语不同，萧飒常以男性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写作，展现了男性眼中的世界。这些作品有《雨夜》、《啊！那永远不平的》、《小叶》、《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盛夏之末》、《酒宴》、《尴尬》、《老师！吃饼》等。在一个大力倡导“女性写作”、“女性话语”的时期，萧飒的这类作品似乎不合主流。然而我认为，这正是萧飒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自古以来只有男性为女性“代言”，没有女性为男性“代言”的先例，为何？究其原因，谁掌握话语权，谁就有“代言”的资格。古代的闺怨诗是典型的代表，以女性之口吻，将女性的生活状态、心理描摹得细致入微的，往往是男性作家，这类是最常见、最“传统”的“代言体”。萧飒却打破这一“传统”，以男性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这是萧飒的“代言”策略，它从根本上颠覆了男性中心的话语权。那么，萧飒是如何为男性“代言”的呢？他们或者追求世俗的成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相互算计、勾心斗角，他们凭着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最终获得金钱和地位（《酒宴》）；他们往往有家室，曾经相爱过，终究移情别恋，不忠于婚姻（《明天，又是个星期天》，《盛夏之末》）；亦有对女性恶语相向、行为粗暴的男性，甚至出卖色相以骗取钱财者（《小叶》，《爱情的颜色》），在现实的打击下，他们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追求冒险刺激，挥霍又痛苦，有时又转而施加于女性身上；更有异化者，害死国中女生或强暴邻居少女，是品行最恶劣的（《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失节事件》），然而社会批判的矛头却习惯性地对准女性。这是他们的基本面貌，不难看出，大多都是失败者的形象。他们成为导致女性不幸的外在因素，使女性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更加步履维艰。
有趣的是，这些形象分明流露出作者对男性的失望，然而作者并未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他们的憎恨，似乎仍有心为他们开脱。萧飒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其中有不甘心，但更多地是企图寻找解决途径的努力。《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以“我”作为实习记者的视角来观察，听取不同人对这件事的说法，包括原告与被告的家属及周围人，从而使得事件超越簡单的是与非，评价标准也变得丰富起来（因为即使是犯罪人一方，其奶奶与父亲对被告的看法亦有天壤之别）。然而作者只是将这些不同的观点罗列出来，供读者参考，并不打算得出一个折中的结论。这是萧飒写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客观中立，和她对爱情的观点“关于爱情，不予置评”一致，反映在爱情题材的小说中就有了上面所说的有趣现象。作者为这些失败者“代言”，站在他们的角度，探讨感情破裂的原因，比单方面从女性的角度书写要客观公正，也更接近于真实。这是符合作者的写作理想的。因此，尽管其作品多失败男性，但他们亦有自己的隐衷，而作者就将其挖掘出来。传统的“代言体”一方面揭示了男性的主导权和女性话语的“失语”状态，同时说明了男性有意使这一情况发生变化，转而从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而在一个女性话语、女权主义满思潮盛行的时期，萧飒的作品则警惕着我们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作者深知，男女两种力量的平衡和对话，缺一不可，否则女性主义、女权话语将无所依托，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英国著名意识流作家沃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由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2]，她认为，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文学创作实现的重要保证，换言之，她否定了性别二元对立的结构，同传统男性中心的唯一标准相对抗。如果我们把萧飒的创作看作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叙述视角主要有三类：女性的“我”，男性的“我”，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三者交汇成和谐的交响乐曲。萧飒的创作本身及其作品，都很好地实践了“双性同体”的理论，“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构成了萧飒整个的创作世界。在《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小说集里，显示出作者明显的女性意识。无论是《啊！那永远不平的》被丈夫抛弃的小女人，《小叶》中的小叶，《小骆先生的一天》里天天吵著要搬出夫家的雅芝，《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里情窦初开的蓝惠如，《迷爱》中的同性恋者谭莹……她们虽遭遇各异，但都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中的女性问题，显示了作者对都市弱势地位女性的关怀。这些作品与前面的男性第一人称作品互相呼应，互为补充。
萧飒娴熟自如地运用男性第一人称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同时期女性话语的回应与反思，一方面她为男性“代言”，消解了两性二元对立的状态，站在男性的立场去思考；另一方面，她客观上实践了“双性同体”的思想，但并未把女性话语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较为客观中立的。正如沃尔夫所言，“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3]，萧飒的创作便是这样一种理想型实践。
（二） 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说道：“（萧飒）可能是朋辈中以笔干涉现实最多的女性作家。”[4]。解嚴后的最初十年，台湾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正经历重大变革，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萧飒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些作品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有：对大都市弱小女性的同情、青春期孩子教育、社会阶层分化、同性恋、婚姻问题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作者客观、理智的立场。
在叙述者的选择上，萧飒独具匠心。《我儿汉生》如果不通过母亲的观点，便达不到反讽的效果；《小叶》如果从小叶本人，或莉莉、汤尼的视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刘智原的夸张语言掩饰不住他对小叶的怜爱，但由于他无法明白小叶的真正感觉，读者对小叶的同情反而更加深刻。旁观者的视角在萧飒那里，用得尤为自然熟练。在《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这篇小说中，“我”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记者，发现在事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每一位当事人的亲属，都有不同的说法。少年犯的奶奶不相信孩子犯了罪，说孩子平时听话孝顺，而他的父亲却说他从小不学好，偷东西打架，品行低劣。被害的女孩父母的说法和老师的说法也不同。俨然成为多声部的大合唱，类似于电影《罗生门》里面的情节。尽管说法各异，但作者并不采取介入的方式，指正每一个人的漏洞。而是用一种半透明的方式，通过少年犯话中的细节去摸清事实真相，不予置评，让读者去评判。
在其写同性恋的作品《迷爱》中，“我”同样是这场悲剧的旁观者，也是谭莹和林芝明爱情的见证者。然而“我”却是理智客观的，“我”分析了两种爱情，一种是谭莹式的“回肠荡气，生死相许”的同性爱，一种是“快乐，有秩序”的平凡人的现实异性爱，“我”是遵循后者的。两种爱情的结局，一个是自杀的悲劇，另一个虽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但也算得上踏实幸福的生活。叙述者“我”在其中的立场，虽然朝向主流的一方，不认同谭莹式的爱情，但仍给予足够的同情，也给予读者思考和选择的自由。需要注意的是，同性恋题材在当时还是少见的，作家有意突破这一禁区，显示出革新的勇气，也为后面作家书写这一题材提供了借鉴。
因此，尽管萧飒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干预较多，但其立场是客观中立的，而不是有意地介入。且在言说方式上采用半透明叙述，给读者留下思考和选择的自由，叙述从容委婉，风格清丽脱俗，透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腻。
萧飒是台湾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区别于其他女作家。她擅用男性第一人称，为男性“代言”，且在小说中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干预社会现实，这些都体现出非女性话语的特质。然而，越是超性别的，才越能凸显其真正的文学价值。这正是萧飒作品的意义所在。
注释：
[1]张系国，《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萧飒著）“序言”，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
[2][3]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
[4]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联经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1]萧飒，《爱情的颜色》，<台>圆神出版社，1989年.
关键词：萧飒；特点；价值
作者简介：刘钊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5级现当代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上个世纪80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崛起的黄金时期，《联合副刊》、《人间副刊》在解严后首开风气，允许女作家发表文章。萧飒的创作以此为契机，其早期作品“擅长描述大都市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1]，继《我儿汉生》之后，有很大的突破，倾向于对社会问题的描写，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无论从作品的质还是量上来看，萧飒都是一位很优秀的女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她在大陆并不为太多人知晓，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忽略了这道独特的风景。
（一）
和同时期女性作家企图建立女性话语不同，萧飒常以男性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写作，展现了男性眼中的世界。这些作品有《雨夜》、《啊！那永远不平的》、《小叶》、《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盛夏之末》、《酒宴》、《尴尬》、《老师！吃饼》等。在一个大力倡导“女性写作”、“女性话语”的时期，萧飒的这类作品似乎不合主流。然而我认为，这正是萧飒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自古以来只有男性为女性“代言”，没有女性为男性“代言”的先例，为何？究其原因，谁掌握话语权，谁就有“代言”的资格。古代的闺怨诗是典型的代表，以女性之口吻，将女性的生活状态、心理描摹得细致入微的，往往是男性作家，这类是最常见、最“传统”的“代言体”。萧飒却打破这一“传统”，以男性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这是萧飒的“代言”策略，它从根本上颠覆了男性中心的话语权。那么，萧飒是如何为男性“代言”的呢？他们或者追求世俗的成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相互算计、勾心斗角，他们凭着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最终获得金钱和地位（《酒宴》）；他们往往有家室，曾经相爱过，终究移情别恋，不忠于婚姻（《明天，又是个星期天》，《盛夏之末》）；亦有对女性恶语相向、行为粗暴的男性，甚至出卖色相以骗取钱财者（《小叶》，《爱情的颜色》），在现实的打击下，他们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追求冒险刺激，挥霍又痛苦，有时又转而施加于女性身上；更有异化者，害死国中女生或强暴邻居少女，是品行最恶劣的（《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失节事件》），然而社会批判的矛头却习惯性地对准女性。这是他们的基本面貌，不难看出，大多都是失败者的形象。他们成为导致女性不幸的外在因素，使女性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更加步履维艰。
有趣的是，这些形象分明流露出作者对男性的失望，然而作者并未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他们的憎恨，似乎仍有心为他们开脱。萧飒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其中有不甘心，但更多地是企图寻找解决途径的努力。《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以“我”作为实习记者的视角来观察，听取不同人对这件事的说法，包括原告与被告的家属及周围人，从而使得事件超越簡单的是与非，评价标准也变得丰富起来（因为即使是犯罪人一方，其奶奶与父亲对被告的看法亦有天壤之别）。然而作者只是将这些不同的观点罗列出来，供读者参考，并不打算得出一个折中的结论。这是萧飒写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客观中立，和她对爱情的观点“关于爱情，不予置评”一致，反映在爱情题材的小说中就有了上面所说的有趣现象。作者为这些失败者“代言”，站在他们的角度，探讨感情破裂的原因，比单方面从女性的角度书写要客观公正，也更接近于真实。这是符合作者的写作理想的。因此，尽管其作品多失败男性，但他们亦有自己的隐衷，而作者就将其挖掘出来。传统的“代言体”一方面揭示了男性的主导权和女性话语的“失语”状态，同时说明了男性有意使这一情况发生变化，转而从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而在一个女性话语、女权主义满思潮盛行的时期，萧飒的作品则警惕着我们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作者深知，男女两种力量的平衡和对话，缺一不可，否则女性主义、女权话语将无所依托，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英国著名意识流作家沃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由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2]，她认为，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文学创作实现的重要保证，换言之，她否定了性别二元对立的结构，同传统男性中心的唯一标准相对抗。如果我们把萧飒的创作看作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叙述视角主要有三类：女性的“我”，男性的“我”，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三者交汇成和谐的交响乐曲。萧飒的创作本身及其作品，都很好地实践了“双性同体”的理论，“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构成了萧飒整个的创作世界。在《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小说集里，显示出作者明显的女性意识。无论是《啊！那永远不平的》被丈夫抛弃的小女人，《小叶》中的小叶，《小骆先生的一天》里天天吵著要搬出夫家的雅芝，《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里情窦初开的蓝惠如，《迷爱》中的同性恋者谭莹……她们虽遭遇各异，但都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中的女性问题，显示了作者对都市弱势地位女性的关怀。这些作品与前面的男性第一人称作品互相呼应，互为补充。
萧飒娴熟自如地运用男性第一人称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同时期女性话语的回应与反思，一方面她为男性“代言”，消解了两性二元对立的状态，站在男性的立场去思考；另一方面，她客观上实践了“双性同体”的思想，但并未把女性话语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较为客观中立的。正如沃尔夫所言，“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3]，萧飒的创作便是这样一种理想型实践。
（二） 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说道：“（萧飒）可能是朋辈中以笔干涉现实最多的女性作家。”[4]。解嚴后的最初十年，台湾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正经历重大变革，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萧飒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些作品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有：对大都市弱小女性的同情、青春期孩子教育、社会阶层分化、同性恋、婚姻问题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作者客观、理智的立场。
在叙述者的选择上，萧飒独具匠心。《我儿汉生》如果不通过母亲的观点，便达不到反讽的效果；《小叶》如果从小叶本人，或莉莉、汤尼的视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刘智原的夸张语言掩饰不住他对小叶的怜爱，但由于他无法明白小叶的真正感觉，读者对小叶的同情反而更加深刻。旁观者的视角在萧飒那里，用得尤为自然熟练。在《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这篇小说中，“我”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记者，发现在事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每一位当事人的亲属，都有不同的说法。少年犯的奶奶不相信孩子犯了罪，说孩子平时听话孝顺，而他的父亲却说他从小不学好，偷东西打架，品行低劣。被害的女孩父母的说法和老师的说法也不同。俨然成为多声部的大合唱，类似于电影《罗生门》里面的情节。尽管说法各异，但作者并不采取介入的方式，指正每一个人的漏洞。而是用一种半透明的方式，通过少年犯话中的细节去摸清事实真相，不予置评，让读者去评判。
在其写同性恋的作品《迷爱》中，“我”同样是这场悲剧的旁观者，也是谭莹和林芝明爱情的见证者。然而“我”却是理智客观的，“我”分析了两种爱情，一种是谭莹式的“回肠荡气，生死相许”的同性爱，一种是“快乐，有秩序”的平凡人的现实异性爱，“我”是遵循后者的。两种爱情的结局，一个是自杀的悲劇，另一个虽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但也算得上踏实幸福的生活。叙述者“我”在其中的立场，虽然朝向主流的一方，不认同谭莹式的爱情，但仍给予足够的同情，也给予读者思考和选择的自由。需要注意的是，同性恋题材在当时还是少见的，作家有意突破这一禁区，显示出革新的勇气，也为后面作家书写这一题材提供了借鉴。
因此，尽管萧飒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干预较多，但其立场是客观中立的，而不是有意地介入。且在言说方式上采用半透明叙述，给读者留下思考和选择的自由，叙述从容委婉，风格清丽脱俗，透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腻。
萧飒是台湾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区别于其他女作家。她擅用男性第一人称，为男性“代言”，且在小说中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干预社会现实，这些都体现出非女性话语的特质。然而，越是超性别的，才越能凸显其真正的文学价值。这正是萧飒作品的意义所在。
注释：
[1]张系国，《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萧飒著）“序言”，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
[2][3]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
[4]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联经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1]萧飒，《爱情的颜色》，<台>圆神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