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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精英的更替与转型是大规模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但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精英的更替与转型更多的是一个政策驱动和制度变迁的产物。本文在对毛泽东时代村庄政治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精英更替类型：“运动型”精英更替。运动型精英更替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发现、培养和选拔精英并实现精英之间的轮替和更换。运动型精英更替往往因政治运动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世代类型，其结果是运动型干部的崛起以及激进政治的形成。
关键词：政治运动；精英更替；“运动型”精英更替；激进政治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2－０094－０7
一、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提出
每一个时代都有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需要相应的精英类型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时势造英雄的内涵之一，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精英的更替成为上层建筑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从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政治精英的转型与更替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表达。西方学者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的研究亦表明，革命精英向管理—专家型精英的转型是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与西方的主流看法不同，徐湘林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精英转型的研究中指出，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转换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内在政治动力而不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变化成为大规模政治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精英转换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① 并认为精英转型的结果是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崛起，从而提供了政治精英转型的新阐释。
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政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下列类型：（1）革命型精英更替。其主要手段和方式是通过暴力革命，一个精英集团打垮另一个精英集团，从而实现大规模的整体精英转型，国共两党内战是这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政变也是这种类型。（2）选举型精英更替。通过定期和有序的选举，实现政务官类型精英的更替，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为这种类型提供了范例。（3）制度型精英更替。通过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等制度规定，实现精英的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更替，中国当下的实践为这种类型的范例。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实践却提供了另外一种精英更替类型，这就是本文提出的“运动型”精英更替。
运动型精英更替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发现、培养和选拔精英并实现精英之间的轮替和更换。从毛泽东时代的村庄实践来看，政治运动往往是由具有强大权威的党中央和领袖来发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国家外部力量进入村庄的过程，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思想基础，而每次政治运动的经验都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样板和行动法条。在政治运动中，代表党和国家力量的工作队成为上级机关和权力的化身，成为村庄精英的靠山和庇护者。工作队往往和村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并采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形式，以了解实情、动员群众并发现和扶持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然后通过群众大会乃至批斗等形式打倒旧精英，扶持新精英，从而实现村庄精英的更替。在政治运动中，出身和表现成为工作队选拔精英的标准，“培养成份纯洁、斗争坚决、作风民主、为人正派、又为群众所信仰的领导骨干”②。而正如中共干部群体中的长征干部、抗日干部等世代区隔一样，村庄精英也因为政治运动的不同的而形成世代区分，如土改干部、四清干部等等。但由于村庄精英的数量有限性，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从一个人数有限的村庄精英共同体中选择精英，从而形成村庄精英被打倒、崛起，再打倒、再崛起的现象。而村庄精英共同体的来源大致有：出身贫雇农的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以及乡村教师等。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大部分来自于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人，小部分则来自于村组党组织的平时培养，特别是政治运动间歇的培养。这部分意味着村庄精英自己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很多村庄精英慎重发展党员，谨慎选拔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二、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具体考察
下面通过毛泽东时代具体的村庄政治实践来考察政治运动与村庄精英更替的关系以及运动型精英更替的具体案例。这些村庄包括：山东日照市的东邵疃村，安徽宿县的李村，福建厦门市郊的林村，四川达州市的双村，广东广州的陈村，湖南衡阳县的岳村，浙江海宁的陈家场以及重庆平县的柳坪村③。从村庄类型看，这些村庄既包括老解放区，也包括新解放区。从地域上看，既有华南西南，也有中部和华北，从而基本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案例样本。下面主要从土改、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出发来考察这些村庄的精英更替。
1． 土改
土改是与解放和翻身紧密相联的，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得亿万农民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土改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富农、均分土地和建立基层农民组织的过程。
山东日照市的东邵疃村处于老解放区，其土改经历了1945年的献田、打恶霸和1947年的土改大复查。当时根据土地数量和是否雇人剥削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东邵疃村划出了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级，没有地主。当时决定上中农以上都要献田给贫下中农。在献田的过程中，东邵疃村所在的邵疃乡开始了打恶霸，召开地主批斗会，批斗地主“四红鼻子”和张米，地主富农都要参加。这之后，献田进程大大加快，贫下中农都基本分到了土地。1947年，东邵疃村开始土改复查，成立了贫协，一切权力归贫协，村支部靠边站，“老干部交权，贫雇农当家”。一切以贫雇农为主，一定要贫雇农当组长，“谁阻碍土改，破坏土改，农会今后有权力杀，出布告”。村贫协召开会议，决定把8家富农集中管制，并砸死郑全习④、郑淑红和绰号踢毽子的3位富农，郑培贵虽然是中农，但欺压百姓，也决定要砸死。召开批斗会的晚上，贫协布置了会场，负责砸人的郑淑后也不是好人，横行乡里，民愤很大，邻村的村民决定趁乱也把他砸死，郑淑后知道后没等宣布，就开始了砸人：
会开到一半，郑淑后就爬到柳树上，砍大
棍子，他从东头先打郑培贵。以前他被郑培贵
打得够呛，这回就开始报仇了。台上的人说“欢
迎了”，底下都拍手，横腾一棍打肩膀上，哼一
声，又一棍劈打在头上，一下子就打趴下了。
他从东头挨着打，每人4到5棍，有的人挨棍
还多，一棍就打跨下了，不治了。⑤
由于过于激进，土地复查之后，原来的村党支部成员等老干部又上任了，贫协的几位领导遭遇了村民的冷眼看待。贫协主席郑全多无法再呆在村里，携全家去了东北。砸人的郑淑后后来也在一次运动中被仇人打死。
四川达州市的双村处于新解放区，1949年解放后，主要由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入村。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动员，先后发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在工作队的扶持下，农会成立，成为新政权的象征。1951年，土改工作队进村，双村的土改正式开始，并经过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查田平分，反违法破坏，没收、征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等几个阶段。当时，双村地主4户，2人被枪毙，人均土地9.7亩；富农2户，人均土地2.5亩；小土地出租者6户，人均土地4.6亩；中农21户，人均土地2.97亩；贫农72户，人均土地1.2亩⑥。土地占有呈现高度分散和缺乏分化的现象。1952年，象征旧政权的保长刘伦作为恶霸地主被枪毙。双村农会成立后，成为培养和输送村庄精英的基本管道，工作队也通过农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和村庄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刘兴才和尹金才等村庄精英崛起。刘兴才是双村最贫苦的人之一，工作队进村后，很快发现并培养了他。他知恩图报，政治积极，工作踏实，为人质朴，成为双村最早的党员和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像刘兴才这些土改中出现的村庄精英，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的底层边缘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他们对中共具有感恩般的忠诚，成为中共在乡村执政的基本依靠力量。“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崛起的新兴精英，成为了此后几十年间村庄权力的核心执掌者。”⑦
从东邵疃村和双村的实践来看，土改颠覆了旧的乡村秩序，摧毁了乡村的保甲制度和士绅体系，从根本上打倒了旧政权下的村庄精英群体，通过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等标准，发现、培养和选拔新的村庄精英群体，从而实现村庄精英的整体性更替。
2． 四清
1963年至1966年的四清运动，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从国际上来看，主要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及周边局势恶化。从国内来看，大跃进以及大饥荒的发生使得党内高层出现意见分歧。这使得毛泽东认为要反修防修，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同时，大饥荒的发生使得毛泽东认为农村基层干部问题严重，有1/3的领导权已不在我们手中。因此，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教育干部，让干部洗手洗澡，通过不断革命来根除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冲击僵化的等级制。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基层干部，并成为文革的前奏和预演。
1963年初夏，工作队入住双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斗干部。党支部书记刘兴才就此下台，刚接任大队主任的刘兴武出任党支部书记。但刘兴武很快因为是伪保长的干孙子这一出身问题而被群众揭发下台，村主任肖德全也因为刘兴武鸣不平而下台。其他一些村组干部也先后受到处理，最后，刘兴才重新担任党支部书记，积极退赔的罗继昌出任大队主任，而一批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年轻人则入了党，提了干，从而在运动中完成了精英的更替。
浙江海宁陈家场的四清运动先后经历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的大四清两个阶段。在小四清阶段，村组干部受到的冲击不大。但1966年5月，随着工作队的入村并取代党支部行使权力，陈家场进入大四清阶段。工作队也同样采取访贫问苦、走门串户的方法动员群众，积极鼓励村民揭干部的盖子。为了彻底摧毁大队党支部的权力，工作队带领积极分子对大队干部进行了抄家，此举动宣告了大队干部的彻底垮台。“过去的革命者反成了革命的对象；过去的掌权人不仅失去了权力，还要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批判。”⑧ 在大字报的冲击下，大队干部纷纷检讨自己的罪行，之后则是火力强劲的群众揭发会议，整整开了三天三夜。在冲垮大队权力机构的同时，工作队积极扶持贫下中农协会，同时培养选拔运动积极分子。当时的积极分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运动前就受到大队党支部重用的培养对象，另外一部分则是运动中出现的斗争派，他们是大队权力的反对派，但由于被工作队看中，而成为村庄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顾君祥就是典型之一。顾君祥出身于贫苦家庭，少年时期流离失所，吃尽了苦头。解放时参加革命，成为国家干部，1962年下放回陈家场。他自己和妻子体弱多病，有5个子女需要扶养，生活极其贫苦，而且因为劳力差在村子里被人看不起。四清运动给了他机会，成为四清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工作能力平平，且不熟悉农活，但顾还是被工作队扶植为党支部书记。而运动后期成立的大队管理委员会和大队贫协，原大队党支部只有1名领导入选。运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陈家场的精英更替。
3． 文革
文革的发生有两个基础性因素：一是毛泽东无与伦比的的魅力型权威，二是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洗礼而高度政治化和动员化的群众。四清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文革的主要对象则是村庄以上各级机构的当权派，因此，文革是四清的延续和发展，是四清运动的必然结果。文革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造反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成为文革的意识形态法条。文革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试验，“它告诉人们，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一种意识形态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群众的行动并运动群众。”⑨
文革颠覆了双村的政治秩序，它的矛头所向，“是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精英阶层，即‘革’革命者的‘命’，‘革’当权者的‘命’。”⑩ 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但随着事态的发展，造反成为革命的化身，双村的造反精英也开始兴起。刘兴路原是大队领导的一员，属于四清干部，为紧跟形势，他带领村里的年轻人“奉旨造反”。而一位回乡的女高中生则带领红卫兵夺了党支部和管委会的权，刘兴才被批斗，双村的权力机构进入瘫痪状态。刘兴路则成为村里的实际负责人。1967年，双村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小组，由罗继昌任组长，刘兴路任副组长。此后，双村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1971年的整党建党运动，造反派的刘兴路被清理出大队领导岗位，高玉富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标志着双村的秩序又重新地恢复到了正规化的党政权威体制的政治控制格局之内”，政治运动冲击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正规化和例行化的政治秩序重建，这是每个运动精英无法逃脱的宿命。随着“人民已经普遍地厌倦了50年代以来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11}，在文革后期，双村的村庄精英更替已经处于可控的进程之中。
陈家场文革的发生，是外部革命输入村庄的结果，在工作队撤离后，权力真空迅速被村里的造反派头头填补。当时陈家场的造反派组织主要是“省联总”和“红暴派”两派，头头分别是章文成和顾勇方。章文成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自视甚高而又怀才不遇，积极参加四清但未被重用，文革的爆发为他提供了舞台。顾勇方则是愤世嫉俗，爱抱打不平，也积极参与文革。1967年，陈家场的造反派把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揪回批斗，而陪斗的则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顾君祥。顾君祥，这位被四清工作队扶持上台的党支部书记，这位经常慷慨陈词批斗别人的人，转眼之间就被挂上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顾君祥”的牌子而被押上了台。此后，村里开始了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大学习、大批判等政治运动。1968年，大队组建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是党支部四清前培养的接班人，副组长是造反派。8名成员中2名是原支部委员，1名是原会计，1名是土改干部，1名是四清干部，3名是公社初期的积极分子。从大队成员的组成来看，完全是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和骨干的大集合，这说明，由于村庄精英的数量有限性，每一次政治运动只能是程度不一的部分更替。而原支部书记顾君祥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只是革命领导小组的普通成员之一。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由于顾人缘差，缺乏群众支持，却有不少群众恨他，结果，被关了七天七夜，写了很多检查交代，还是不能过关，虽然他的性质最后从敌我矛盾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他就此永远在村庄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70年，经过整党建党后，陈家场党支部得以重建，五名支委中3名是土改干部，2名是支部在四清前培养的接班人。政治秩序以回归的方式得以重建，村庄精英也出现部分延续，部分补充的更替模式。
三、权谋者与受害者
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自上而下输入村庄时，村庄精英并不仅仅是被动者，他们视政治运动为获取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这时，村庄精英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权谋者。但是，在波浪起伏的运动中，上一次运动中的上台往往意味着下一次运动中的下台；上一次运动中的批斗别人往往意味着下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被批斗，这时，他们又成为形形色色的受害者。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个被打败的敌对阶层的代表，这个被历史的车轮反复碾压的群体，作为阶级敌人，他们必须为军事斗争中失败了的政治集团承担罪责，他们必须为解放前的罪恶赎罪，他们成为历史审判的对象而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地地道道的受害者。下面根据陈村的陈庆发、陈龙永和林村的吴氏兄弟、林柏亭等人的个人生命史来考察权谋者和受害者的具体人生境况。
1. 陈庆发
陈庆发的祖上曾是陈村的大地主，但其父亲吸毒成性，把家产挥霍一空，在父母双亡后，陈庆发成为一个寡妇的养子，从而在解放时成为陈村最穷的人之一。土改时，庆发指控了曾经虐待过他的伯父，从而被工作队树为典型，不仅入了团，而且成为村团委书记。大跃进期间，在县里修水库的劳动竞赛中，庆发领导的青年突击队获得了第一名，“共产党通常爱从大运动的热潮中物色新的基层干部，公社领导也奉命密切观察‘敢想、敢做、敢说’的年轻人”。{12} 不久，陈庆发被任命陈村的党支部书记，此后的20多年中，他和村管委会主任陈龙永的权力斗争成为陈村历史发展的主线。1964年，陈村的小四清开始，目的是清查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陈庆发利用这一时机，指控村管委会主任陈龙永偷用大队木料盖房，导致陈龙永被批斗后自杀未遂。小四清的结果是巩固了陈庆发的权力。1965年，陈村的大四清开始，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陈庆发被斗垮，他因为工作中打过村民耳光而被村民狠狠报复，家产也被拍卖充公。运动后期，庆发因为恶骂工作队中的女大学生而被撤职，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新的积极分子陈敬宜上台，但实权掌握在陈龙永手中。1966年文革爆发后，庆发本来想利用时机重新上台，但他的暗中活动以及拉票贿选却导致了陈龙永等人对他的残酷清算，根据则是他的地主出身，被称为漏网的地主崽子，被关入牛棚，身体受到很大摧残。1969年，陈村开始落实政策，陈庆发在群众大会上深刻检讨自己，说自己四清下台后心怀不满，老想把别人打下去，自己好重新上台。结果庆发作为改正错误的样板被县里树为典型，并四处作报告，结果，不仅被免除了留党查看的处分，并重新成为陈村党支部的一员。1970年，庆发当选为村治保主任，并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和陈龙永和解，检讨说小四清时屈待了龙永。龙永也检讨说四清后，恨不得找把刀把庆发劈了。两人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学会和平共处。1979年，龙永因为村办企业的决策失误而下台，陈庆发被公社重新任命为党支部书记。1983年，北京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陈龙永等人利用这一时机告发庆发贪污腐败，结果庆发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从而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1986年，陈庆发在一次参加婚礼的返回途中，因车祸而去世。
2. 陈龙永
陈龙永与陈庆发一块长大，庆发是龙永的入党介绍人，在庆发提拔为党支部书记后，龙永则被任命为村管委会主任，负责陈村的行政日常事务，成为陈村的2号人物。龙永果断倔强，自认比庆发高明。庆发对村民的礼物一概笑纳，龙永则比较自律，相对廉洁，对庆发的偏袒一些小队的行为也看不惯，再加上两人都比较强势，这就导致两人矛盾不断。1964年小四清时，龙永因为庆发的打击，无脸见人准备上吊自杀，结果被老婆发现而未遂，但由此对庆发恨之入骨。1965年大四清时，龙永因为财务问题较少受到了相对温和的批判，在四清的落实政策阶段，重新当选。在庆发被四清工作队撵下台后，陈敬宜成为党支部书记，但敬宜政治经验不足，资历较浅，村中事务时时求教龙永，这使得龙永成为陈村实际的一把手和土皇帝。经过几次政治运动，龙永认识到，不能腐败，不能拉帮结派，要有充分的热情和干劲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同时，对于本村的利益，也要积极争取和维护，以获得牢固的群众支持，如此上下兼顾，才能在政治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1966年文革爆发后，面对无法控制的局势，陈村的干部一个一个离开了领导岗位，苦撑到最后，龙永也辞职不干了，这意味着陈村管委会的瘫痪。1967年，解放军入村，重建陈村的政治秩序，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复员军人陈笋旺成为组长，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程红颜成为副组长。但新成立的领导小组权威有限，遇到具体行政事务和生产活动，他们不得不依靠没有职务的龙永，由此，龙永成为村五人执政团的一员，成为不挂名的实权派。这个时候，龙永积极谋划如何彻底打垮庆发，作为第一步，则是对大队治保会的重新洗牌，矮冬瓜则先成为打击对象。矮冬瓜是四清工作队培养的批斗龙永的积极分子，龙永利用他的作风问题，召开群众大会，丢尽了他的脸面，让他自动退出了治保会。1968年，陈村成立了新的村委会，候选人由龙永拟定，龙永由此重新上台，掌握了陈村的大权，并安排自己的人秃子当了治保主任。秃子由此成为龙永打击庆发的棋子，治保会下的专案组抓住庆发的出身问题，批斗庆发，秃子出奇的狠劲使得庆发大吃苦头，每次批斗后都是鼻青脸肿地押回牛棚。庆发只好默默承受，并积极认罪，以图再起。1970年，龙永和庆发和解后，龙永抓住机会，大办各种经济实体，先后办起了砖厂、榨油厂等，从而大大增强了大队的经济实力，也使得龙永的权力和声望达到了高峰。但这时，龙永的权力遇到年轻一代的挑战者，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出身贫农的傻蛋，他被工作队扶持为副支书后，成为令龙永头痛的非议者，“每当龙永在支委会上霸道行事时，傻蛋就不惜挺身反对。当龙永气愤地摆出老资格时，傻蛋便引经据典地拿出上级的指示回顶龙永。”{13} 但龙永的政治谋略也更为老道，对于异议者和权力的挑战者，他采取了棒杀和捧杀并用的方法。对于傻蛋，他积极向公社领导推荐，加上傻蛋个人的努力，从而获得提拔成为公社脱产干部，这样，龙永就明升暗降地把傻蛋踢出了陈村的领导圈子。对于老对头庆发，他也故伎重施，向公社领导一再要求，结果庆发被调到公社的一个仓库任职，也被撵出了陈村。而对于不听话的妇联主任葡咪，他则使用计谋从队委会中拿掉，换上了自己儿媳的妹妹，“一个没有经验，既不成熟、又不得人心的十九岁的姑娘。”{14} 显然，龙永曾经批判的庆发的拉帮结派做法在自己身上重演。但事物的发展往往盛极而衰，当龙永因为兴办村级经济实体而不断巩固权力的时候，他也养成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决策模式。但是，上马造纸厂等项目显然超出了他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到了1978年，村办企业四处开花的结果是负债累累，村集体处于破产境地，权威尽失的龙永也在两个儿子逃往香港后辞职不干。于是，庆发东山再起，但贪腐的习惯再次毁了他，结果1983年被龙永等告倒。在经过陈笋旺的1年多的过渡后，龙永把自己的代理人保代扶持上党支部书记的职位，龙永则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挂帅取代政治挂帅，下台后的龙永发现了自己的新天地，村办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养鸡场、养猪场以及股份制的砖厂，一跃成为陈村的首富，毛时代的政治精英成功转型为邓时代的经济精英。
3. 吴氏兄弟
吴氏兄弟中的吴良是个投机分子，被林村人称为三朝红，也就是他先后投靠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1948年，在国共交战猛烈进行的时候，国民党不断从乡村抽壮丁，一些有钱人就买替身顶替入伍，吴良看到这是个发财的门路，就不断地出卖自己，然后再从战场上逃回来。但最后一次由于监视严格，吴良被送上战场，被共产党俘虏，从而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并在战斗中炸跛了一条腿。1949年，吴良和哥哥吴明回到了林村，他们出身贫苦，加上战斗负伤，完全符合村庄领导人的标准，因此被任命为村长和副村长。1951年的土改，使得林村大部分家庭的社会地位完全颠倒过来，地主和富农从天上掉下来，成为专政的对象，贫雇农则翻身做了主人，进入了村庄政治的中心。吴氏兄弟也利用土改，“报复以前鄙视他们的人，村里变得像个恐怖世界，并且埋下了日后仇恨的种子。”{15} 1956年，林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子合并，成立高级社，吴氏兄弟成为社长和副社长。1958年，林村所在的地区成立前沿公社，林村成为公社的一个大队，吴良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明则成为大队队长。到四清之前，吴氏兄弟已经成为公社干部。1964年，林村开始了四清运动，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吴氏兄弟，两人一回村就受到严厉的审讯。由于村民对他们的投机历史一清二楚，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的残暴行为，从而导致了村民的大清算。而工作队更是认为吴良可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由此其案件变成了政治案件，吴良也遭到工作队的多次毒打，走投无路的吴良上吊自杀，但被看守发现而未遂。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吴氏兄弟由此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权力之巅跌至人生之谷。1966年文革爆发后，吴氏兄弟认为夺权的机会来了，他们的矛头对准了大队支部书记鸦片洪和大队队长雷公林。当时整个厦门地区分为“促联”和“革联”两派，大队支部书记鸦片洪和大队队长雷公林支持“革联”，吴氏兄弟则和“促联”串联，以便把村内的当权派撵下台。吴氏兄弟为了夺权，先后拉拢巫婆和黑番等人，并先后制造了电死胖林和黑番自残等事件，由此导致了雷公林的下台，但接替雷公林的是更年轻的外号叫黑皮的林祥，吴氏兄弟由此对夺回权力绝望。后来弟兄俩因为盖房和巫婆闹翻，巫婆遂把弟兄俩的阴谋诡计以及罪恶行径公布于众，吴氏兄弟由此在村庄中脸面尽失，从此永远离开了林村的政治舞台，并一直作为村庄的另类而存在。
4. 林柏亭
林柏亭的父亲曾经是林村最大的地主，1930年代，林家土地达到鼎盛的100多亩，其中部分土地为宗亲无嗣过继而来。但林柏亭的父亲是个大烟鬼，临近解放时，林家土地只剩下30多亩，这变相救了林柏亭，使得其解放后仅被划为富农。但吴氏兄弟像对待地主一样对待林柏亭，残酷地迫害他。导致林柏亭懦弱、阴沉而无助，脸上永远挂着受到惊吓的微笑。当他在街上出现的时候，身后会跟着很多孩子，向他扔石头、骂他。一遇到政治运动，林柏亭就会被群众押上台，承受群众的怒骂和拳脚。1964年林村四清运动开始，林山，这个解放前吃喝嫖赌，把家产挥霍一空而被划为贫农的人，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林山不仅把解放前帮助抚养他妻儿的大哥林大从中农重新划为富农，从而使得林村增加了一个阶级敌人，而且还把毒手伸向林柏亭，指控林柏亭用海外亲戚邮寄的礼品贿赂大队干部。林柏亭由此受到审判，“被罚做全村最吃重、最肮脏的工作，像疏通水沟或是清理公共厕所。”{16} 1966年文革爆发后，吴氏兄弟和村里的当权派不断暗斗，决定除掉大队队长雷公林的左右手林立后。林立后是二队队长，每天要去检查队上的抽水机，以保障农田灌溉。吴氏兄弟就在抽水机上了作了手脚，只要接触抽水机就会被电死。1967年冬的一天早上，感到寒冷的林立后自己没有去，而是派林柏亭去检查抽水机。林柏亭一接触到抽水机，就被电死了。“胖林倒下来的时候，一只脚被绞进了抽水机的皮带里，但是机器没停，皮带也一直在转，结果脚上的肉就这样一层层地磨掉，连骨头都露出来了。那个场面真是血肉模糊，有几个男人一看到就当场呕吐。”{17} 林柏亭就此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走完了悲惨而又屈辱的一生。后来在巫婆揭发了吴氏兄弟后，由于林柏亭属于敌对阶级，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四、运动型精英更替之检讨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政治运动来培养选拔干部，可以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实验。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都提供了精英更替的新尝试和新类型。这种精英更替类型，既承续中共通过大规模发动群众从而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对干部腐化的高度警惕，对干部官僚化的深恶痛绝以及通过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来使得干部净化灵魂、坚定信仰进而纯洁组织的政治构想。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干部的新陈代谢，让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得以锤炼，这是毛留给后人的巨大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实践。
运动型精英更替的结果之一就是培养和选拔了大批“运动型”干部。这些干部的特点是高度政治化和动员化，他们坚定地执行来自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是发动群众的高手，懂得如何获得群众支持以及利用群众来打击对手。他们大多发迹于政治运动，知道如何操弄政治运动，如何利用政治运动来获得和巩固权力，他们的政治生命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而起伏。
运动型精英更替提供了根绝干部贪腐的有效途径。通过政治运动上台的干部的廉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亲身经历对贪腐干部的批斗，痛感贪腐的可怕后果；二是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政治运动都是从发动群众开始的，一旦群众发动起来，干部任何的不正之风都将暴露无遗，都会成为打倒干部的锐利武器。政治运动使得干部对腐化和官僚化噤若寒蝉，不敢轻易触犯。因此，运动型精英更替提供了反腐败的可贵政治遗产和经验。
但是，运动型精英更替颠覆了村庄政治秩序，破坏了村庄权力结构，并且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埋下仇恨。“社会不能建立在互相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互相仇恨。”{18} 这种更替方式造成村庄精英之间严重的矛盾和对立，在很多村庄精英身上造成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互相斗来斗去的结果是分裂了村庄，恶化了人性，撕裂了村庄本来应该具有的祥和而宁静的心灵。
与当下的通过日常政治实践来发现、培养和选拔村庄精英不同，政治运动往往打乱干部日常培养的进程，颠覆村庄精英的梯次结构。同时运动型精英更替培养和选拔的运动型干部，往往残酷而霸蛮，激进而勇猛，他们往往依靠对旧精英和坏分子过火过猛的残暴行径而上台，其中不少更是村庄的流氓、恶棍和痞子，因此，运动型精英更替往往是更劣质化的村庄精英取代旧的村庄精英。“旧干部的权力被收回，另外提拔了一批贫农坐上了这些位子。这批‘纯无产阶级’的教育程度和投机性格，比起其前任其实没什么两样，……他们抓权和壮大自己声势的种种途径，和旧干部如出一辙，……所以又开始另一轮暴力的循环，村里的仇恨情绪也加深。”{19} 这种劣质化村庄精英的领导是毛时代乡村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的根本性因素之一。
运动型精英更替形成了毛时代激进政治的干部基础。造成这种精英更替方式的政治运动，对身心的残酷惩罚成为宣扬革命的方式，对语录和口号的神灵崇拜代替了村庄政治建设的日常生长，这使得很多村庄精英伤痕累累的同时，也与村庄的文明政治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更关键的是，这种精英更替方式形成了乡村激进政治的格局，培养了1949以来激进政治的乡村土壤。在破坏性的狂热氛围中，在狂飙突进的跃进和革命中，在毛的以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两大支柱的政治实践演进中，文革的爆发，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必然归宿：兴起于政治运动，最后也被政治运动终结和埋葬；在文革中达到高峰，也在文革后归于覆灭。
注释：
① 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③ 这些资料散见于下列研究成果：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版；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④ 郑全习是富农家庭的反叛者，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为了支持革命，曾经让人绑架自己的父亲以获得赎金购买枪支，但因为出身于东邵疃村最富的富农家庭，最终在激进的土改中被砸死。
⑤ 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⑥⑦⑩{11}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06、85、168、173页。
⑧⑨ 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1、153页。
{12}{13}{14} 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06、240页。
{15}{16}{17}{18}{19}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84、101、43、42页。
作者简介：冯军旗，男，1976年生，河南汝南人，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9。
（责任编辑张卫东）
关键词：政治运动；精英更替；“运动型”精英更替；激进政治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2－０094－０7
一、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提出
每一个时代都有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需要相应的精英类型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时势造英雄的内涵之一，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精英的更替成为上层建筑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从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政治精英的转型与更替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表达。西方学者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的研究亦表明，革命精英向管理—专家型精英的转型是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与西方的主流看法不同，徐湘林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精英转型的研究中指出，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转换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的，内在政治动力而不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变化成为大规模政治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精英转换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① 并认为精英转型的结果是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崛起，从而提供了政治精英转型的新阐释。
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政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下列类型：（1）革命型精英更替。其主要手段和方式是通过暴力革命，一个精英集团打垮另一个精英集团，从而实现大规模的整体精英转型，国共两党内战是这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政变也是这种类型。（2）选举型精英更替。通过定期和有序的选举，实现政务官类型精英的更替，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为这种类型提供了范例。（3）制度型精英更替。通过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等制度规定，实现精英的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更替，中国当下的实践为这种类型的范例。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实践却提供了另外一种精英更替类型，这就是本文提出的“运动型”精英更替。
运动型精英更替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发现、培养和选拔精英并实现精英之间的轮替和更换。从毛泽东时代的村庄实践来看，政治运动往往是由具有强大权威的党中央和领袖来发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国家外部力量进入村庄的过程，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思想基础，而每次政治运动的经验都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样板和行动法条。在政治运动中，代表党和国家力量的工作队成为上级机关和权力的化身，成为村庄精英的靠山和庇护者。工作队往往和村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并采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形式，以了解实情、动员群众并发现和扶持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然后通过群众大会乃至批斗等形式打倒旧精英，扶持新精英，从而实现村庄精英的更替。在政治运动中，出身和表现成为工作队选拔精英的标准，“培养成份纯洁、斗争坚决、作风民主、为人正派、又为群众所信仰的领导骨干”②。而正如中共干部群体中的长征干部、抗日干部等世代区隔一样，村庄精英也因为政治运动的不同的而形成世代区分，如土改干部、四清干部等等。但由于村庄精英的数量有限性，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从一个人数有限的村庄精英共同体中选择精英，从而形成村庄精英被打倒、崛起，再打倒、再崛起的现象。而村庄精英共同体的来源大致有：出身贫雇农的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以及乡村教师等。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大部分来自于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人，小部分则来自于村组党组织的平时培养，特别是政治运动间歇的培养。这部分意味着村庄精英自己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很多村庄精英慎重发展党员，谨慎选拔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二、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具体考察
下面通过毛泽东时代具体的村庄政治实践来考察政治运动与村庄精英更替的关系以及运动型精英更替的具体案例。这些村庄包括：山东日照市的东邵疃村，安徽宿县的李村，福建厦门市郊的林村，四川达州市的双村，广东广州的陈村，湖南衡阳县的岳村，浙江海宁的陈家场以及重庆平县的柳坪村③。从村庄类型看，这些村庄既包括老解放区，也包括新解放区。从地域上看，既有华南西南，也有中部和华北，从而基本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案例样本。下面主要从土改、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出发来考察这些村庄的精英更替。
1． 土改
土改是与解放和翻身紧密相联的，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得亿万农民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土改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富农、均分土地和建立基层农民组织的过程。
山东日照市的东邵疃村处于老解放区，其土改经历了1945年的献田、打恶霸和1947年的土改大复查。当时根据土地数量和是否雇人剥削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东邵疃村划出了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级，没有地主。当时决定上中农以上都要献田给贫下中农。在献田的过程中，东邵疃村所在的邵疃乡开始了打恶霸，召开地主批斗会，批斗地主“四红鼻子”和张米，地主富农都要参加。这之后，献田进程大大加快，贫下中农都基本分到了土地。1947年，东邵疃村开始土改复查，成立了贫协，一切权力归贫协，村支部靠边站，“老干部交权，贫雇农当家”。一切以贫雇农为主，一定要贫雇农当组长，“谁阻碍土改，破坏土改，农会今后有权力杀，出布告”。村贫协召开会议，决定把8家富农集中管制，并砸死郑全习④、郑淑红和绰号踢毽子的3位富农，郑培贵虽然是中农，但欺压百姓，也决定要砸死。召开批斗会的晚上，贫协布置了会场，负责砸人的郑淑后也不是好人，横行乡里，民愤很大，邻村的村民决定趁乱也把他砸死，郑淑后知道后没等宣布，就开始了砸人：
会开到一半，郑淑后就爬到柳树上，砍大
棍子，他从东头先打郑培贵。以前他被郑培贵
打得够呛，这回就开始报仇了。台上的人说“欢
迎了”，底下都拍手，横腾一棍打肩膀上，哼一
声，又一棍劈打在头上，一下子就打趴下了。
他从东头挨着打，每人4到5棍，有的人挨棍
还多，一棍就打跨下了，不治了。⑤
由于过于激进，土地复查之后，原来的村党支部成员等老干部又上任了，贫协的几位领导遭遇了村民的冷眼看待。贫协主席郑全多无法再呆在村里，携全家去了东北。砸人的郑淑后后来也在一次运动中被仇人打死。
四川达州市的双村处于新解放区，1949年解放后，主要由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入村。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动员，先后发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在工作队的扶持下，农会成立，成为新政权的象征。1951年，土改工作队进村，双村的土改正式开始，并经过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查田平分，反违法破坏，没收、征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等几个阶段。当时，双村地主4户，2人被枪毙，人均土地9.7亩；富农2户，人均土地2.5亩；小土地出租者6户，人均土地4.6亩；中农21户，人均土地2.97亩；贫农72户，人均土地1.2亩⑥。土地占有呈现高度分散和缺乏分化的现象。1952年，象征旧政权的保长刘伦作为恶霸地主被枪毙。双村农会成立后，成为培养和输送村庄精英的基本管道，工作队也通过农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和村庄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刘兴才和尹金才等村庄精英崛起。刘兴才是双村最贫苦的人之一，工作队进村后，很快发现并培养了他。他知恩图报，政治积极，工作踏实，为人质朴，成为双村最早的党员和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像刘兴才这些土改中出现的村庄精英，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的底层边缘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他们对中共具有感恩般的忠诚，成为中共在乡村执政的基本依靠力量。“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崛起的新兴精英，成为了此后几十年间村庄权力的核心执掌者。”⑦
从东邵疃村和双村的实践来看，土改颠覆了旧的乡村秩序，摧毁了乡村的保甲制度和士绅体系，从根本上打倒了旧政权下的村庄精英群体，通过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等标准，发现、培养和选拔新的村庄精英群体，从而实现村庄精英的整体性更替。
2． 四清
1963年至1966年的四清运动，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从国际上来看，主要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及周边局势恶化。从国内来看，大跃进以及大饥荒的发生使得党内高层出现意见分歧。这使得毛泽东认为要反修防修，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同时，大饥荒的发生使得毛泽东认为农村基层干部问题严重，有1/3的领导权已不在我们手中。因此，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教育干部，让干部洗手洗澡，通过不断革命来根除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冲击僵化的等级制。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基层干部，并成为文革的前奏和预演。
1963年初夏，工作队入住双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斗干部。党支部书记刘兴才就此下台，刚接任大队主任的刘兴武出任党支部书记。但刘兴武很快因为是伪保长的干孙子这一出身问题而被群众揭发下台，村主任肖德全也因为刘兴武鸣不平而下台。其他一些村组干部也先后受到处理，最后，刘兴才重新担任党支部书记，积极退赔的罗继昌出任大队主任，而一批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年轻人则入了党，提了干，从而在运动中完成了精英的更替。
浙江海宁陈家场的四清运动先后经历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的大四清两个阶段。在小四清阶段，村组干部受到的冲击不大。但1966年5月，随着工作队的入村并取代党支部行使权力，陈家场进入大四清阶段。工作队也同样采取访贫问苦、走门串户的方法动员群众，积极鼓励村民揭干部的盖子。为了彻底摧毁大队党支部的权力，工作队带领积极分子对大队干部进行了抄家，此举动宣告了大队干部的彻底垮台。“过去的革命者反成了革命的对象；过去的掌权人不仅失去了权力，还要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批判。”⑧ 在大字报的冲击下，大队干部纷纷检讨自己的罪行，之后则是火力强劲的群众揭发会议，整整开了三天三夜。在冲垮大队权力机构的同时，工作队积极扶持贫下中农协会，同时培养选拔运动积极分子。当时的积极分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运动前就受到大队党支部重用的培养对象，另外一部分则是运动中出现的斗争派，他们是大队权力的反对派，但由于被工作队看中，而成为村庄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顾君祥就是典型之一。顾君祥出身于贫苦家庭，少年时期流离失所，吃尽了苦头。解放时参加革命，成为国家干部，1962年下放回陈家场。他自己和妻子体弱多病，有5个子女需要扶养，生活极其贫苦，而且因为劳力差在村子里被人看不起。四清运动给了他机会，成为四清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工作能力平平，且不熟悉农活，但顾还是被工作队扶植为党支部书记。而运动后期成立的大队管理委员会和大队贫协，原大队党支部只有1名领导入选。运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陈家场的精英更替。
3． 文革
文革的发生有两个基础性因素：一是毛泽东无与伦比的的魅力型权威，二是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洗礼而高度政治化和动员化的群众。四清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文革的主要对象则是村庄以上各级机构的当权派，因此，文革是四清的延续和发展，是四清运动的必然结果。文革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造反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成为文革的意识形态法条。文革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试验，“它告诉人们，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一种意识形态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群众的行动并运动群众。”⑨
文革颠覆了双村的政治秩序，它的矛头所向，“是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精英阶层，即‘革’革命者的‘命’，‘革’当权者的‘命’。”⑩ 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但随着事态的发展，造反成为革命的化身，双村的造反精英也开始兴起。刘兴路原是大队领导的一员，属于四清干部，为紧跟形势，他带领村里的年轻人“奉旨造反”。而一位回乡的女高中生则带领红卫兵夺了党支部和管委会的权，刘兴才被批斗，双村的权力机构进入瘫痪状态。刘兴路则成为村里的实际负责人。1967年，双村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小组，由罗继昌任组长，刘兴路任副组长。此后，双村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1971年的整党建党运动，造反派的刘兴路被清理出大队领导岗位，高玉富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标志着双村的秩序又重新地恢复到了正规化的党政权威体制的政治控制格局之内”，政治运动冲击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正规化和例行化的政治秩序重建，这是每个运动精英无法逃脱的宿命。随着“人民已经普遍地厌倦了50年代以来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11}，在文革后期，双村的村庄精英更替已经处于可控的进程之中。
陈家场文革的发生，是外部革命输入村庄的结果，在工作队撤离后，权力真空迅速被村里的造反派头头填补。当时陈家场的造反派组织主要是“省联总”和“红暴派”两派，头头分别是章文成和顾勇方。章文成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自视甚高而又怀才不遇，积极参加四清但未被重用，文革的爆发为他提供了舞台。顾勇方则是愤世嫉俗，爱抱打不平，也积极参与文革。1967年，陈家场的造反派把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揪回批斗，而陪斗的则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顾君祥。顾君祥，这位被四清工作队扶持上台的党支部书记，这位经常慷慨陈词批斗别人的人，转眼之间就被挂上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顾君祥”的牌子而被押上了台。此后，村里开始了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大学习、大批判等政治运动。1968年，大队组建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是党支部四清前培养的接班人，副组长是造反派。8名成员中2名是原支部委员，1名是原会计，1名是土改干部，1名是四清干部，3名是公社初期的积极分子。从大队成员的组成来看，完全是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和骨干的大集合，这说明，由于村庄精英的数量有限性，每一次政治运动只能是程度不一的部分更替。而原支部书记顾君祥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只是革命领导小组的普通成员之一。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由于顾人缘差，缺乏群众支持，却有不少群众恨他，结果，被关了七天七夜，写了很多检查交代，还是不能过关，虽然他的性质最后从敌我矛盾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他就此永远在村庄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70年，经过整党建党后，陈家场党支部得以重建，五名支委中3名是土改干部，2名是支部在四清前培养的接班人。政治秩序以回归的方式得以重建，村庄精英也出现部分延续，部分补充的更替模式。
三、权谋者与受害者
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自上而下输入村庄时，村庄精英并不仅仅是被动者，他们视政治运动为获取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这时，村庄精英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权谋者。但是，在波浪起伏的运动中，上一次运动中的上台往往意味着下一次运动中的下台；上一次运动中的批斗别人往往意味着下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被批斗，这时，他们又成为形形色色的受害者。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个被打败的敌对阶层的代表，这个被历史的车轮反复碾压的群体，作为阶级敌人，他们必须为军事斗争中失败了的政治集团承担罪责，他们必须为解放前的罪恶赎罪，他们成为历史审判的对象而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地地道道的受害者。下面根据陈村的陈庆发、陈龙永和林村的吴氏兄弟、林柏亭等人的个人生命史来考察权谋者和受害者的具体人生境况。
1. 陈庆发
陈庆发的祖上曾是陈村的大地主，但其父亲吸毒成性，把家产挥霍一空，在父母双亡后，陈庆发成为一个寡妇的养子，从而在解放时成为陈村最穷的人之一。土改时，庆发指控了曾经虐待过他的伯父，从而被工作队树为典型，不仅入了团，而且成为村团委书记。大跃进期间，在县里修水库的劳动竞赛中，庆发领导的青年突击队获得了第一名，“共产党通常爱从大运动的热潮中物色新的基层干部，公社领导也奉命密切观察‘敢想、敢做、敢说’的年轻人”。{12} 不久，陈庆发被任命陈村的党支部书记，此后的20多年中，他和村管委会主任陈龙永的权力斗争成为陈村历史发展的主线。1964年，陈村的小四清开始，目的是清查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陈庆发利用这一时机，指控村管委会主任陈龙永偷用大队木料盖房，导致陈龙永被批斗后自杀未遂。小四清的结果是巩固了陈庆发的权力。1965年，陈村的大四清开始，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陈庆发被斗垮，他因为工作中打过村民耳光而被村民狠狠报复，家产也被拍卖充公。运动后期，庆发因为恶骂工作队中的女大学生而被撤职，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新的积极分子陈敬宜上台，但实权掌握在陈龙永手中。1966年文革爆发后，庆发本来想利用时机重新上台，但他的暗中活动以及拉票贿选却导致了陈龙永等人对他的残酷清算，根据则是他的地主出身，被称为漏网的地主崽子，被关入牛棚，身体受到很大摧残。1969年，陈村开始落实政策，陈庆发在群众大会上深刻检讨自己，说自己四清下台后心怀不满，老想把别人打下去，自己好重新上台。结果庆发作为改正错误的样板被县里树为典型，并四处作报告，结果，不仅被免除了留党查看的处分，并重新成为陈村党支部的一员。1970年，庆发当选为村治保主任，并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和陈龙永和解，检讨说小四清时屈待了龙永。龙永也检讨说四清后，恨不得找把刀把庆发劈了。两人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学会和平共处。1979年，龙永因为村办企业的决策失误而下台，陈庆发被公社重新任命为党支部书记。1983年，北京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陈龙永等人利用这一时机告发庆发贪污腐败，结果庆发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从而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1986年，陈庆发在一次参加婚礼的返回途中，因车祸而去世。
2. 陈龙永
陈龙永与陈庆发一块长大，庆发是龙永的入党介绍人，在庆发提拔为党支部书记后，龙永则被任命为村管委会主任，负责陈村的行政日常事务，成为陈村的2号人物。龙永果断倔强，自认比庆发高明。庆发对村民的礼物一概笑纳，龙永则比较自律，相对廉洁，对庆发的偏袒一些小队的行为也看不惯，再加上两人都比较强势，这就导致两人矛盾不断。1964年小四清时，龙永因为庆发的打击，无脸见人准备上吊自杀，结果被老婆发现而未遂，但由此对庆发恨之入骨。1965年大四清时，龙永因为财务问题较少受到了相对温和的批判，在四清的落实政策阶段，重新当选。在庆发被四清工作队撵下台后，陈敬宜成为党支部书记，但敬宜政治经验不足，资历较浅，村中事务时时求教龙永，这使得龙永成为陈村实际的一把手和土皇帝。经过几次政治运动，龙永认识到，不能腐败，不能拉帮结派，要有充分的热情和干劲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同时，对于本村的利益，也要积极争取和维护，以获得牢固的群众支持，如此上下兼顾，才能在政治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1966年文革爆发后，面对无法控制的局势，陈村的干部一个一个离开了领导岗位，苦撑到最后，龙永也辞职不干了，这意味着陈村管委会的瘫痪。1967年，解放军入村，重建陈村的政治秩序，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复员军人陈笋旺成为组长，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程红颜成为副组长。但新成立的领导小组权威有限，遇到具体行政事务和生产活动，他们不得不依靠没有职务的龙永，由此，龙永成为村五人执政团的一员，成为不挂名的实权派。这个时候，龙永积极谋划如何彻底打垮庆发，作为第一步，则是对大队治保会的重新洗牌，矮冬瓜则先成为打击对象。矮冬瓜是四清工作队培养的批斗龙永的积极分子，龙永利用他的作风问题，召开群众大会，丢尽了他的脸面，让他自动退出了治保会。1968年，陈村成立了新的村委会，候选人由龙永拟定，龙永由此重新上台，掌握了陈村的大权，并安排自己的人秃子当了治保主任。秃子由此成为龙永打击庆发的棋子，治保会下的专案组抓住庆发的出身问题，批斗庆发，秃子出奇的狠劲使得庆发大吃苦头，每次批斗后都是鼻青脸肿地押回牛棚。庆发只好默默承受，并积极认罪，以图再起。1970年，龙永和庆发和解后，龙永抓住机会，大办各种经济实体，先后办起了砖厂、榨油厂等，从而大大增强了大队的经济实力，也使得龙永的权力和声望达到了高峰。但这时，龙永的权力遇到年轻一代的挑战者，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出身贫农的傻蛋，他被工作队扶持为副支书后，成为令龙永头痛的非议者，“每当龙永在支委会上霸道行事时，傻蛋就不惜挺身反对。当龙永气愤地摆出老资格时，傻蛋便引经据典地拿出上级的指示回顶龙永。”{13} 但龙永的政治谋略也更为老道，对于异议者和权力的挑战者，他采取了棒杀和捧杀并用的方法。对于傻蛋，他积极向公社领导推荐，加上傻蛋个人的努力，从而获得提拔成为公社脱产干部，这样，龙永就明升暗降地把傻蛋踢出了陈村的领导圈子。对于老对头庆发，他也故伎重施，向公社领导一再要求，结果庆发被调到公社的一个仓库任职，也被撵出了陈村。而对于不听话的妇联主任葡咪，他则使用计谋从队委会中拿掉，换上了自己儿媳的妹妹，“一个没有经验，既不成熟、又不得人心的十九岁的姑娘。”{14} 显然，龙永曾经批判的庆发的拉帮结派做法在自己身上重演。但事物的发展往往盛极而衰，当龙永因为兴办村级经济实体而不断巩固权力的时候，他也养成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决策模式。但是，上马造纸厂等项目显然超出了他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到了1978年，村办企业四处开花的结果是负债累累，村集体处于破产境地，权威尽失的龙永也在两个儿子逃往香港后辞职不干。于是，庆发东山再起，但贪腐的习惯再次毁了他，结果1983年被龙永等告倒。在经过陈笋旺的1年多的过渡后，龙永把自己的代理人保代扶持上党支部书记的职位，龙永则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挂帅取代政治挂帅，下台后的龙永发现了自己的新天地，村办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养鸡场、养猪场以及股份制的砖厂，一跃成为陈村的首富，毛时代的政治精英成功转型为邓时代的经济精英。
3. 吴氏兄弟
吴氏兄弟中的吴良是个投机分子，被林村人称为三朝红，也就是他先后投靠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1948年，在国共交战猛烈进行的时候，国民党不断从乡村抽壮丁，一些有钱人就买替身顶替入伍，吴良看到这是个发财的门路，就不断地出卖自己，然后再从战场上逃回来。但最后一次由于监视严格，吴良被送上战场，被共产党俘虏，从而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并在战斗中炸跛了一条腿。1949年，吴良和哥哥吴明回到了林村，他们出身贫苦，加上战斗负伤，完全符合村庄领导人的标准，因此被任命为村长和副村长。1951年的土改，使得林村大部分家庭的社会地位完全颠倒过来，地主和富农从天上掉下来，成为专政的对象，贫雇农则翻身做了主人，进入了村庄政治的中心。吴氏兄弟也利用土改，“报复以前鄙视他们的人，村里变得像个恐怖世界，并且埋下了日后仇恨的种子。”{15} 1956年，林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子合并，成立高级社，吴氏兄弟成为社长和副社长。1958年，林村所在的地区成立前沿公社，林村成为公社的一个大队，吴良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明则成为大队队长。到四清之前，吴氏兄弟已经成为公社干部。1964年，林村开始了四清运动，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吴氏兄弟，两人一回村就受到严厉的审讯。由于村民对他们的投机历史一清二楚，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的残暴行为，从而导致了村民的大清算。而工作队更是认为吴良可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由此其案件变成了政治案件，吴良也遭到工作队的多次毒打，走投无路的吴良上吊自杀，但被看守发现而未遂。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吴氏兄弟由此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权力之巅跌至人生之谷。1966年文革爆发后，吴氏兄弟认为夺权的机会来了，他们的矛头对准了大队支部书记鸦片洪和大队队长雷公林。当时整个厦门地区分为“促联”和“革联”两派，大队支部书记鸦片洪和大队队长雷公林支持“革联”，吴氏兄弟则和“促联”串联，以便把村内的当权派撵下台。吴氏兄弟为了夺权，先后拉拢巫婆和黑番等人，并先后制造了电死胖林和黑番自残等事件，由此导致了雷公林的下台，但接替雷公林的是更年轻的外号叫黑皮的林祥，吴氏兄弟由此对夺回权力绝望。后来弟兄俩因为盖房和巫婆闹翻，巫婆遂把弟兄俩的阴谋诡计以及罪恶行径公布于众，吴氏兄弟由此在村庄中脸面尽失，从此永远离开了林村的政治舞台，并一直作为村庄的另类而存在。
4. 林柏亭
林柏亭的父亲曾经是林村最大的地主，1930年代，林家土地达到鼎盛的100多亩，其中部分土地为宗亲无嗣过继而来。但林柏亭的父亲是个大烟鬼，临近解放时，林家土地只剩下30多亩，这变相救了林柏亭，使得其解放后仅被划为富农。但吴氏兄弟像对待地主一样对待林柏亭，残酷地迫害他。导致林柏亭懦弱、阴沉而无助，脸上永远挂着受到惊吓的微笑。当他在街上出现的时候，身后会跟着很多孩子，向他扔石头、骂他。一遇到政治运动，林柏亭就会被群众押上台，承受群众的怒骂和拳脚。1964年林村四清运动开始，林山，这个解放前吃喝嫖赌，把家产挥霍一空而被划为贫农的人，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林山不仅把解放前帮助抚养他妻儿的大哥林大从中农重新划为富农，从而使得林村增加了一个阶级敌人，而且还把毒手伸向林柏亭，指控林柏亭用海外亲戚邮寄的礼品贿赂大队干部。林柏亭由此受到审判，“被罚做全村最吃重、最肮脏的工作，像疏通水沟或是清理公共厕所。”{16} 1966年文革爆发后，吴氏兄弟和村里的当权派不断暗斗，决定除掉大队队长雷公林的左右手林立后。林立后是二队队长，每天要去检查队上的抽水机，以保障农田灌溉。吴氏兄弟就在抽水机上了作了手脚，只要接触抽水机就会被电死。1967年冬的一天早上，感到寒冷的林立后自己没有去，而是派林柏亭去检查抽水机。林柏亭一接触到抽水机，就被电死了。“胖林倒下来的时候，一只脚被绞进了抽水机的皮带里，但是机器没停，皮带也一直在转，结果脚上的肉就这样一层层地磨掉，连骨头都露出来了。那个场面真是血肉模糊，有几个男人一看到就当场呕吐。”{17} 林柏亭就此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走完了悲惨而又屈辱的一生。后来在巫婆揭发了吴氏兄弟后，由于林柏亭属于敌对阶级，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四、运动型精英更替之检讨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政治运动来培养选拔干部，可以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实验。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都提供了精英更替的新尝试和新类型。这种精英更替类型，既承续中共通过大规模发动群众从而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对干部腐化的高度警惕，对干部官僚化的深恶痛绝以及通过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来使得干部净化灵魂、坚定信仰进而纯洁组织的政治构想。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干部的新陈代谢，让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得以锤炼，这是毛留给后人的巨大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实践。
运动型精英更替的结果之一就是培养和选拔了大批“运动型”干部。这些干部的特点是高度政治化和动员化，他们坚定地执行来自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是发动群众的高手，懂得如何获得群众支持以及利用群众来打击对手。他们大多发迹于政治运动，知道如何操弄政治运动，如何利用政治运动来获得和巩固权力，他们的政治生命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而起伏。
运动型精英更替提供了根绝干部贪腐的有效途径。通过政治运动上台的干部的廉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亲身经历对贪腐干部的批斗，痛感贪腐的可怕后果；二是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政治运动都是从发动群众开始的，一旦群众发动起来，干部任何的不正之风都将暴露无遗，都会成为打倒干部的锐利武器。政治运动使得干部对腐化和官僚化噤若寒蝉，不敢轻易触犯。因此，运动型精英更替提供了反腐败的可贵政治遗产和经验。
但是，运动型精英更替颠覆了村庄政治秩序，破坏了村庄权力结构，并且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埋下仇恨。“社会不能建立在互相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互相仇恨。”{18} 这种更替方式造成村庄精英之间严重的矛盾和对立，在很多村庄精英身上造成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互相斗来斗去的结果是分裂了村庄，恶化了人性，撕裂了村庄本来应该具有的祥和而宁静的心灵。
与当下的通过日常政治实践来发现、培养和选拔村庄精英不同，政治运动往往打乱干部日常培养的进程，颠覆村庄精英的梯次结构。同时运动型精英更替培养和选拔的运动型干部，往往残酷而霸蛮，激进而勇猛，他们往往依靠对旧精英和坏分子过火过猛的残暴行径而上台，其中不少更是村庄的流氓、恶棍和痞子，因此，运动型精英更替往往是更劣质化的村庄精英取代旧的村庄精英。“旧干部的权力被收回，另外提拔了一批贫农坐上了这些位子。这批‘纯无产阶级’的教育程度和投机性格，比起其前任其实没什么两样，……他们抓权和壮大自己声势的种种途径，和旧干部如出一辙，……所以又开始另一轮暴力的循环，村里的仇恨情绪也加深。”{19} 这种劣质化村庄精英的领导是毛时代乡村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的根本性因素之一。
运动型精英更替形成了毛时代激进政治的干部基础。造成这种精英更替方式的政治运动，对身心的残酷惩罚成为宣扬革命的方式，对语录和口号的神灵崇拜代替了村庄政治建设的日常生长，这使得很多村庄精英伤痕累累的同时，也与村庄的文明政治和民主政治背道而驰。更关键的是，这种精英更替方式形成了乡村激进政治的格局，培养了1949以来激进政治的乡村土壤。在破坏性的狂热氛围中，在狂飙突进的跃进和革命中，在毛的以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两大支柱的政治实践演进中，文革的爆发，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运动型精英更替类型的必然归宿：兴起于政治运动，最后也被政治运动终结和埋葬；在文革中达到高峰，也在文革后归于覆灭。
注释：
① 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③ 这些资料散见于下列研究成果：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版；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④ 郑全习是富农家庭的反叛者，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为了支持革命，曾经让人绑架自己的父亲以获得赎金购买枪支，但因为出身于东邵疃村最富的富农家庭，最终在激进的土改中被砸死。
⑤ 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⑥⑦⑩{11}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06、85、168、173页。
⑧⑨ 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1、153页。
{12}{13}{14} 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06、240页。
{15}{16}{17}{18}{19}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84、101、43、42页。
作者简介：冯军旗，男，1976年生，河南汝南人，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9。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