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生于1925年，中国内地演员、作家、编剧。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她的荧幕形象风靡全国，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上世纪80年代，以《大雁情》《小木屋》等文学作品转型为家喻户晓的作家。她在感情方面敢爱敢恨，曾与著名影星赵丹同甘共苦，后与翻译家冯亦代浪漫黄昏。1993年，68岁的黄宗英与80岁的冯亦代结为伉俪，他们的黄昏恋轰动一时。两人的往来书信真实记录了这段黄昏恋情，并集结成书。
　　黄宗英的性格是与众不同的，她想到的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就像她的黄昏恋一样，她想到了冯亦代，两人就较上劲，就要追到手，两人就能够沟通，最后真的走到一起。走到一起是完成她晚年爱情的过程。
　　黄宗英与冯亦代谈恋爱的时候来往的书信，我认为就成为当代文人之间恋爱情书的经典之作，《沈从文家书》那种水准的。当然，《沈从文家书》的文学性更强更经典，但是感情的宣泄，两人之间的东西，黄宗英表现得更强烈。编选他们的情书时，《纯爱》也是琢磨了好久的一个书名。因为他们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的爱情，也不是为了攀附名声的爱情。你想，黄宗英、赵丹多大的名声，冯亦代跟赵丹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著名影星，一个是翻译家、散文家，主要做外国文化的推广。所以黄宗英选择他，不是为了要找一个名声更大的。“文革”之后，她经历赵丹去世之痛，她有一段时间是一个人的，那么这段时间，一个人就会等到一个新的人物。冯亦代是杭州人，在上海碰到之后，他重新让黄宗英感到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出现在面前。黄宗英对很多陌生的领域都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想介入进去。像翻译、像外国文学，这都是黄宗英过去很欠缺的。她觉得跟冯亦代聊天，给冯亦代写信，是一种快乐。到北京两个人结婚之后，快80岁的人，她还去夜校学英语，每天在练英语。我去的时候，经常看到她在学英语，不懂的就过去问一下冯亦代。两个人晚年的恋爱，我认为是她生活的一种升华，让自己更丰富。同时，她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会坚决去做的，比如说她不顾一切地、不顾我们几个人的劝阻，一定要去西藏，你想70多岁的人还去西藏。去西藏之前，她的身体已经不好了，但是她就要去。黄宗英不光是学英语，她还上别的课，我去的时候看到她还做了一个课程表，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她是一个求知欲望很强烈、学习欲望很强烈的女人。而对她这个女人来说，与有知识、有文化修养、有世界文学视野的冯亦代走到一起，也是顺理成章。冯亦代的文章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写得都很平淡，大多是一种介绍性的文章。冯亦代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帅哥，风度翩翩。在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有的人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词，称他为宝玉，他其实是个很招女孩子喜欢的文人。那么，晚年的他和黄宗英走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有吸引黄宗英的地方。而黄宗英那种不顾一切的、充满着热烈词语的情书，对冯亦代来讲，也是他晚年的一个兴奋点。
　　1992年，我们在什刹海为冯亦代过生日，我、我爱人，还有凤子。凤子是沙博理先生的夫人，也是复旦大学30年代的学生，学生剧团很有名的演员，曹禺《雷雨》《日出》等最初几个话剧的所有女主角，都是她第一个扮演的;后来在重庆也是文艺界主要的人士之一。当时，冯亦代住在三不老胡同，凤子住在什刹海的后海那儿，两家很近。从三不老胡同走出来，有一个杭州菜馆，叫知味观。我们4个人去吃饭，吃饭的过程中，冯亦代第一次跟我们说他跟黄宗英的事情。那时候比较早知道的是北京几个人，我们和凤子、黄宗江，后来与姜德明先生也说了这个事儿。后来，他们的婚礼在西长安街三味书屋举行，当时去了不少人。几个书画家送给他俩一批字画，黄永玉、丁聪等都给他们送了字画，现场也很热闹。他们在北京的这个婚礼是当时文化界一大盛事，一件有意思的大事。
　　在这之后，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冯亦代的房间很小，开始时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有两张桌子，一人用一个。后来，因为黄宗英从西藏回来之后身体不是很好，就在隔壁房间也弄了一张桌子，就各人忙自己的一摊子事，忙完之后，会找时间坐在一起聊聊天。说得开心的时候，冯亦代也哈哈一笑，他们都很快乐。我觉得他俩走在一起，最后的几年，互相之间是非常恩爱的。
　　我举一个例子，冯亦代突然脑出血，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我基本上每天会去一下。开始，冯亦代脑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那时候我们就拼命想让他说话，让他能手动。黄宗英买了一个黑板，我去买的笔，黄宗英就让冯亦代每天在黑板上写字，后来又拿毛笔让他写，教他说话，一教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字一个字教，就像教演员说台词一样，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冯亦代开始恢复说话了。在此之前，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点矛盾，黄宗英一气之下想走的，最终当然没有走。然后，冯亦代记忆也开始恢复了。我记得有一次医生去检查，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他说成了1957年。那是他被打成“右派”的那年。他记忆也不好，说话也不能连贯，只能说几个字，后来黄宗英坚持不懈地训练他，每天让他练，最后能顺利地说出很多话来。再过两年，冯亦代讲话已经不太行了，那个时候人都恢复了过去的样子，只会讲上海话，不会讲普通话了。这就像杨宪益喝醉酒之后，只说英语，不说中文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他们的晚年虽然有时吵吵闹闹，也闹过别扭，好几次闹别扭是我在中间斡旋。有时候黄宗英一气之下走了，冯亦代写封信过来，我再去帮忙斡旋在一块。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时间多了，觉得他们很好，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缺点，但都是很有意思的人，都不是太大的事。他们两人的情书，还有人家送的东西，双方的孩子都不合适给，捐给什么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黄宗英说：“就放到你这儿，都给你。”我也不会说留到我这儿，先暂时有一个保存的地方。几个月前，我又去上海看她，我说你还有信在我那儿，怎么办？她说：“那怎么办，还放你那儿吧。”她还专门写了一个委托书交给我。我这个人做事情，一定要有个明确的说法，避免日后的麻烦。她所有的资料，我就收集起来分类，分得清清楚楚。来往的书信，别人写给她的信，尤其她和冯亦代之间往来的书信，包括他们两个各自给我的信，我都归在一起。我还买到她的一些旧书，因为每本书对于黄宗英來讲，都是一生写作的纪念。有些书她自己都忘了。比如说买的最早的是《和平列车在向前行》，是她从演员转为作家的第一本书，写的多是散文;还有她的第一本电影剧本。到现在90岁了她还在写。上次我去的时候，她刚好写一篇小文章，谈她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我带回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
　　（摘自海天出版社《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  作者：冯亦代  黄宗英    本文作者：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