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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我接到在老家河南郸城工作的同学刘兴刚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我们的初中同学诗友高玉山自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余,我不禁想起高玉山的点点滴滴,我曾经根据他的故事写过一篇题为《诗人之死》的小小说:
高玉山是我们家乡方圆十几里有名的诗人,我和他同班上学时他就写诗,写的诗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说过不了几年,中国诗坛肯定会升起一颗新星。
不知是不是为了这个目标,高玉山写诗格外卖力,可惜的是读完高中,因为家贫,他不得不辍学了,那时我们都替他惋惜,他却一点也不悲伤,说:“心中还有梦,怎么说人生无风景?”
辍学后,高玉山在家务农,整天“泥巴里裹着半条腿”,但写诗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更加高涨了——据他说,点着煤油灯一晚上都能写出十几首,但苦的是因为条件所限,见不到报刊,一直没处发表。
在父母的安排下,高玉山23岁那年结婚了,老婆是不识字的农家女,叫梅豆,长得很漂亮,据说她嫁给高玉山不是图别的——越不识字的人对文化越崇拜,她图的就是高玉山是个“诗人”,是受乡邻尊敬的“文化人”。
结婚后,高玉山又写了几年,诗稿撂得老厚,我去他家里总见到他在写作或者在看《泰戈尔全集》——这是梅豆喂鸡下的蛋换来的,他很珍爱这本书,连我想借回家看都不可以。我为他的精神感动,同时也为他的执著担忧——这样下去,他会不会走火入魔——在这个诗歌不景气的年代,他的梦,能实现吗?
果然,高玉山在出诗集时遇到了困难——万把块钱的资金令他愁断了肠。已经对他写诗彻底失望的梅豆也不再支持他写诗了——家里穷,没钱买卫生纸,小孩拉屎,她就扯高玉山写的诗稿为小孩擦屁股,高玉山见了大怒,揍了她一顿,她哭喊着问:“都写满字了,不给小孩擦屁股,这纸还能有啥用?”
虽然是小说,但几乎完全是高玉山的真实写照,他如此疯狂地热爱着文学和诗歌,生活中除了种地,就是写作。然而,由于许多媒体都不肯为诗歌保留一片园地,所以,他的诗歌很难公开发表,更不用说是结集出版了,这让我为他非常担心,一再劝他别写诗了,毕竟诗歌当不了饭吃。然而,他却执拗地追求诗歌梦想,不肯放弃。
后来,在县城上班的刘兴刚,托关系找县报的编辑,争取到巴掌大的版面,帮高玉山发表了一首诗,使他得到了一生中惟一的一笔稿费:12元。当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和诗歌悲哀。
那时,我已走出家门到广东打工,通过发表的一些与文学毫不搭界的杂七杂八的文章进入了一家报社工作。虽然自己也喜欢写作,也是和高玉山一起从写诗开始爱上文学的,而且身边也有不少写诗歌的朋友,但因为诗歌发表难,我对诗歌一直敬而远之,甚至已经好几年没有写诗的念头。我觉得,虽然热爱诗歌的人很多,但许多媒体却都取消了诗歌版面,就连我供职的报社,都不发表诗歌。既然如此,不忍痛割爱,还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饿着肚子写诗吧?那样,就算写出能和李白杜甫媲美的诗歌,又有何用呢?
就这样,我放弃了自己的诗歌梦想,并结合自己和高玉山的故事,继续完成了那篇小小说,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
梅豆的哭喊把高玉山问醒了:“我写的诗只配给孩子擦屁股!罢罢罢,我要出去挣钱——有了钱,别说出一本诗集,就是十本八本也不成问题。”
就这样,高玉山告别家乡来到了广东,辗转于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最终凭着自己的文字功底,当了一名写手,认识了不少企业老总,为他们写了一部又一部传记,得了不少红包和“稿费”,几年下来,高玉山鸟枪换炮了——手机、电脑、摩托车全有了,手头也有了几万块的存款,完全可以出得起诗集了,然而,当我问起他何时出诗集时,他却黯然地一摇头,说:“诗集——出诗集干吗?能挣钱吗?”
我忽然明白:以前那个写诗的高玉山已经“死”了,“死”在了这座物欲横流的城市里……
小说后半部分里“鸟枪换炮”的高玉山,事实上就是我自己,根本不是远在家乡继续种地和写诗的高玉山。我只是把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写出了这篇小说,目的是反映出自内心深处的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现状的一种悲哀。
奇怪的是,这篇关于诗歌和诗人之悲哀的小说很受欢迎——只是,我不知道,这对诗歌对文学是好事还是坏事,它是使更多人关注到诗歌的现状,促进文学的发展,还是会使更多人认识到诗歌和文学的艰苦,从而更加远离诗歌?但不管怎样,我当时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把自己和高玉山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变成了铅字。因此,我就寄了一份报纸给高玉山。
想不到,很快便接到高玉山打来的电话,提出要到广东来找我打工,让我帮他找份工作。可他除了写诗,什么都不会干,也没心思干,而且就连写诗,也一直是用手写,他甚至连电脑都没见过,又没有学历,就算我所在的报社招人,也不可能把他介绍进来。而且自己当时虽然名义上是个记者,其实只是一名打工者,能力也有限得很,自己也只是勉强温饱,哪有什么能力帮他找到好的工作?而一些端盘子洗碗之类的工作,一是辛苦赚不到钱,二是我知道凭他的诗人性格做不来——万一让他来广东,白跑一趟再回去,只能为他原本赤贫的生活雪上加霜,毕竟,他还有几亩地要侍弄,有一双儿女要抚养。
虽然能明显感觉出他对未来的失望,我还是拒绝了他。只是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他此生的最后一次联系。直到我听到他自杀的消息,才从刘兴刚口中知道:他后来带着老婆出外打过工,可是因为要在农忙时回去收种庄稼,不能长期在厂里干,所以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得一直不如意,最后只好和老婆一起收破烂。然而,他诗人耿直的性格却又使他不会玩弄“秤杆”,最后弄得既没时间写诗,又赚不到钱,甚至还亏了一些,最终不得不带着满身心的失望和疲惫回了故乡……然后,就传来了他自杀的消息。
我不知道,是我那篇题为《诗人之死》的小说启发,或者说是刺激了他,还是因为对未来的失望使他走上了这条绝路。不管怎么说,我都从内心觉得有愧于他——如果当初,我不顾虑那么多,先把他接到广东,安顿下来,想办法帮他找工作,即使最后不成功,起码让他感觉多了些温暖和慰藉;如果我没写那篇小说,没把那篇小说寄给他,他或者仍然对诗歌和自己的未来怀着梦想……也许,他就不会做出这种傻事,不会撇下老婆孩子离开人世!
然而,愧疚归愧疚,一切都已发生,已经成为现实,不能再挽回什么,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纪念一生写了无数首诗,却只发表了一首诗的诗友高玉山,希望他在天国,能够找到自己诗歌的天堂,诗意地栖居和生活,让我这个曾经和他一起写诗,但早已死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的所谓“诗人”,能够得到哪怕一点点心灵的安慰!
责 编:宋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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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余,我不禁想起高玉山的点点滴滴,我曾经根据他的故事写过一篇题为《诗人之死》的小小说:
高玉山是我们家乡方圆十几里有名的诗人,我和他同班上学时他就写诗,写的诗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说过不了几年,中国诗坛肯定会升起一颗新星。
不知是不是为了这个目标,高玉山写诗格外卖力,可惜的是读完高中,因为家贫,他不得不辍学了,那时我们都替他惋惜,他却一点也不悲伤,说:“心中还有梦,怎么说人生无风景?”
辍学后,高玉山在家务农,整天“泥巴里裹着半条腿”,但写诗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更加高涨了——据他说,点着煤油灯一晚上都能写出十几首,但苦的是因为条件所限,见不到报刊,一直没处发表。
在父母的安排下,高玉山23岁那年结婚了,老婆是不识字的农家女,叫梅豆,长得很漂亮,据说她嫁给高玉山不是图别的——越不识字的人对文化越崇拜,她图的就是高玉山是个“诗人”,是受乡邻尊敬的“文化人”。
结婚后,高玉山又写了几年,诗稿撂得老厚,我去他家里总见到他在写作或者在看《泰戈尔全集》——这是梅豆喂鸡下的蛋换来的,他很珍爱这本书,连我想借回家看都不可以。我为他的精神感动,同时也为他的执著担忧——这样下去,他会不会走火入魔——在这个诗歌不景气的年代,他的梦,能实现吗?
果然,高玉山在出诗集时遇到了困难——万把块钱的资金令他愁断了肠。已经对他写诗彻底失望的梅豆也不再支持他写诗了——家里穷,没钱买卫生纸,小孩拉屎,她就扯高玉山写的诗稿为小孩擦屁股,高玉山见了大怒,揍了她一顿,她哭喊着问:“都写满字了,不给小孩擦屁股,这纸还能有啥用?”
虽然是小说,但几乎完全是高玉山的真实写照,他如此疯狂地热爱着文学和诗歌,生活中除了种地,就是写作。然而,由于许多媒体都不肯为诗歌保留一片园地,所以,他的诗歌很难公开发表,更不用说是结集出版了,这让我为他非常担心,一再劝他别写诗了,毕竟诗歌当不了饭吃。然而,他却执拗地追求诗歌梦想,不肯放弃。
后来,在县城上班的刘兴刚,托关系找县报的编辑,争取到巴掌大的版面,帮高玉山发表了一首诗,使他得到了一生中惟一的一笔稿费:12元。当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和诗歌悲哀。
那时,我已走出家门到广东打工,通过发表的一些与文学毫不搭界的杂七杂八的文章进入了一家报社工作。虽然自己也喜欢写作,也是和高玉山一起从写诗开始爱上文学的,而且身边也有不少写诗歌的朋友,但因为诗歌发表难,我对诗歌一直敬而远之,甚至已经好几年没有写诗的念头。我觉得,虽然热爱诗歌的人很多,但许多媒体却都取消了诗歌版面,就连我供职的报社,都不发表诗歌。既然如此,不忍痛割爱,还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饿着肚子写诗吧?那样,就算写出能和李白杜甫媲美的诗歌,又有何用呢?
就这样,我放弃了自己的诗歌梦想,并结合自己和高玉山的故事,继续完成了那篇小小说,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
梅豆的哭喊把高玉山问醒了:“我写的诗只配给孩子擦屁股!罢罢罢,我要出去挣钱——有了钱,别说出一本诗集,就是十本八本也不成问题。”
就这样,高玉山告别家乡来到了广东,辗转于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最终凭着自己的文字功底,当了一名写手,认识了不少企业老总,为他们写了一部又一部传记,得了不少红包和“稿费”,几年下来,高玉山鸟枪换炮了——手机、电脑、摩托车全有了,手头也有了几万块的存款,完全可以出得起诗集了,然而,当我问起他何时出诗集时,他却黯然地一摇头,说:“诗集——出诗集干吗?能挣钱吗?”
我忽然明白:以前那个写诗的高玉山已经“死”了,“死”在了这座物欲横流的城市里……
小说后半部分里“鸟枪换炮”的高玉山,事实上就是我自己,根本不是远在家乡继续种地和写诗的高玉山。我只是把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写出了这篇小说,目的是反映出自内心深处的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现状的一种悲哀。
奇怪的是,这篇关于诗歌和诗人之悲哀的小说很受欢迎——只是,我不知道,这对诗歌对文学是好事还是坏事,它是使更多人关注到诗歌的现状,促进文学的发展,还是会使更多人认识到诗歌和文学的艰苦,从而更加远离诗歌?但不管怎样,我当时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把自己和高玉山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变成了铅字。因此,我就寄了一份报纸给高玉山。
想不到,很快便接到高玉山打来的电话,提出要到广东来找我打工,让我帮他找份工作。可他除了写诗,什么都不会干,也没心思干,而且就连写诗,也一直是用手写,他甚至连电脑都没见过,又没有学历,就算我所在的报社招人,也不可能把他介绍进来。而且自己当时虽然名义上是个记者,其实只是一名打工者,能力也有限得很,自己也只是勉强温饱,哪有什么能力帮他找到好的工作?而一些端盘子洗碗之类的工作,一是辛苦赚不到钱,二是我知道凭他的诗人性格做不来——万一让他来广东,白跑一趟再回去,只能为他原本赤贫的生活雪上加霜,毕竟,他还有几亩地要侍弄,有一双儿女要抚养。
虽然能明显感觉出他对未来的失望,我还是拒绝了他。只是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他此生的最后一次联系。直到我听到他自杀的消息,才从刘兴刚口中知道:他后来带着老婆出外打过工,可是因为要在农忙时回去收种庄稼,不能长期在厂里干,所以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得一直不如意,最后只好和老婆一起收破烂。然而,他诗人耿直的性格却又使他不会玩弄“秤杆”,最后弄得既没时间写诗,又赚不到钱,甚至还亏了一些,最终不得不带着满身心的失望和疲惫回了故乡……然后,就传来了他自杀的消息。
我不知道,是我那篇题为《诗人之死》的小说启发,或者说是刺激了他,还是因为对未来的失望使他走上了这条绝路。不管怎么说,我都从内心觉得有愧于他——如果当初,我不顾虑那么多,先把他接到广东,安顿下来,想办法帮他找工作,即使最后不成功,起码让他感觉多了些温暖和慰藉;如果我没写那篇小说,没把那篇小说寄给他,他或者仍然对诗歌和自己的未来怀着梦想……也许,他就不会做出这种傻事,不会撇下老婆孩子离开人世!
然而,愧疚归愧疚,一切都已发生,已经成为现实,不能再挽回什么,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纪念一生写了无数首诗,却只发表了一首诗的诗友高玉山,希望他在天国,能够找到自己诗歌的天堂,诗意地栖居和生活,让我这个曾经和他一起写诗,但早已死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的所谓“诗人”,能够得到哪怕一点点心灵的安慰!
责 编:宋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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