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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辈出——书前短语
小说《俗世奇人》已经写了两本，缘何又写？因为这两本书为吾乡之奇人搭了一个台。再有奇人冒出，自然一个个蹦上来。都想在台上演一演自己得意的故事。这些人物个个标新立异，又执意太强，叫我不好谢绝。只好上来一个写一个，不觉间又是十八篇，于是有了这本《俗世奇人之三》。
天津这地方自有特别之处，寻常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者，往往就是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他们不崇尚精英，偏爱活在身边的那些非凡的凡人。这些人物的身上也就融入此地百姓集体的好恶，地域性格因之深藏其中。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對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这是我续写本书的另一个缘故。
一准会有人问我还会再写下去吗？写作人都是性情中人，最靠不住的是写作人的计划。写作人最好的状态是信马由缰。马，自己的性情与不期而至的灵感;缰，笔也。
篇首歌
一本又一本，
一群复一群;
民间奇人涌，
我笔何以禁？
张王李赵刘，
众生非蚁民，
定睛从中看，
人人一尊神。
大关丁
天津是北方头号的水陆码头，什么好吃的都打这儿过，什么好玩的都扎到这儿来。这就把当地的阔少爷们惯坏了。这些少爷个个能吃能玩，会吃会玩，讲吃讲玩，还各有一绝，比方北大关丁家的大少爷丁伯钰。
丁家原本是浙江绍兴的一个望族，燕王扫北来到天津，祖上在北城外南运河边弄到一个肥差——钞关的主事。这差事就是守在河边一坐，南来北往的船只全要向他交钱纳税。不用干活，坐地收钱，眼瞅着金山银山往上长，铜子儿扔着花也花不完。
丁家掌管这钞关在城北，人称北大关;丁家这差事世袭，上辈传下辈，只传家人，不传外人，故人叫他家为“大关丁”。
大关丁虽然有钱有势，可是他家的大少爷丁伯钰却非比常人，绝不是酒囊饭袋。他玩有玩的绝门，吃有吃的格色。
先说玩，他不玩牌不玩鸟不玩狗不玩酒令不玩小脚女人，他瞧不上这些玩烂了的东西。他脑瓜后边还耷拉一根辫子时，就骑着洋人的自行车，城里城外跑，叫全城的人全都傻了眼。
据说李鸿章早就听说，海外洋人全都骑这种东西，在大街上往来如梭。后来李鸿章访美，亲眼瞧见了，大呼神奇，还把自行车称作洋人的“木牛流马”。美国人送他一辆，他不敢一试。他不试，谁还敢试？拿回来一直扔在库房里。丁伯钰听到了，心里好奇，就找租界的朋友，花大价钱由西洋进口一辆，拿回来就骑，开始时不免摔得人仰车翻，但不出半个月，居然在估衣街上晃悠悠地亮了相。这一亮相，满城皆知。半年后，天津卫城里城外，河东水西，大街小道，全见过这位高大壮实的丁大少爷，骑一辆前后两个轱辘的洋车，宛转自如，轻如小燕，飞驰街头。他是头一位骑自行车的天津人，一时成了津门一景。
这种玩法，除去丁大少，谁还能做到——想到，想到——做到？
再说吃。他不爱吃登瀛楼的锅塌里脊不爱吃全聚楼的高丽银鱼不爱吃天丰园的银沙紫蟹不爱吃德升楼的炒鲤鱼须子，不爱吃广东馆宁波馆京饭庄和紫竹林洋菜馆所有的名菜。在天津这码头上，天下各种口味一概全有，好吃的东西五花八门。酸的、甜的、咸的、咸甜的、酸甜的、辣的、麻的、怪味的、又臭又香的;黏的、酥的、脆的、软的、松的、滑的、面的、焦的、外焦里嫩的、有咬劲的、愈嚼愈带劲的……这些东西，不光吃不过来，看都看不过来。可是丁大少爷口味个别，他顶爱吃一样，这东西吃不腻吃不够，却并不金贵，也不稀罕，街头巷尾到处见，就是——糖堆。
一串蘸糖的山里红，有嘛吃头？穷人解馋吃的，哄孩子吃的，丫头片子吃的，城中顶尖的阔少爷干吗偏吃这个？
人笑他“富人穷嘴”，他不在乎。坐着胶皮车穿过估衣街时，只要看到街口有小贩卖糖堆，立时叫停了车，打发车夫去买一根，坐在车上，大口“咔哧咔哧”嚼起来。这模样城北的人全都见过，别笑人家丁大少阔没阔相，他说过，糖堆就是一两金子一串，他照吃。由此叫人知道，有钱人就是想干吗就干吗。丁大少拥着金山银山，偏拿着这街头小吃当命了。谁能？
一次，一位打京城来的阔少爷来拜访他。京津两地虽近在咫尺，脾气秉性，吃法活法，连说话说什么都不同;天津人好说八大家，京城的人张口就是老佛爷。天津这里有钱的王八大二辈，京城那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今儿一提糖堆，京城阔少问丁大少：“这糖堆在我们京城叫作糖葫芦。老佛爷也爱吃糖葫芦，你可知道？”
丁大少摇头。京城阔少神气起来，笑道：“老佛爷吃的糖葫芦是仙品，与你们这儿街头货色可是一天一地了。”随后他顺口又说了一句，“现在京城鼓楼前九龙斋饭庄掌勺的王老五，在御膳房里干过，据说就给老佛爷蘸过糖葫芦。”
京城阔少见自己把津门阔少压住了，心里高兴，不再说糖堆的事，换了话题。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么一点。
可是等京城阔少一走，丁大少马上派两个能人，带许多银子，跑到京城，在鼓楼跟前找到九龙斋，接着找到王老五，跟着把这退了役却正缺钱的御膳房的厨师请到了天津。向来京城里必须托大官来办的事，在天津卫用银子全能办成办好。
这王老五人矮，微胖，小手，小脚，小鼻子，小耳朵，其貌不扬，也不好说话，可是身上透着一点威严。若不是出身名门，抑或身怀绝技，身上决没有这般神气。待他到丁家院子当中，先支起火炉，架上铁锅，铺好石板和案板，随后把从京城带来的两个大包袱打开，将各种见所未见的干活的家伙，还有花花绿绿、奇香异味的食材，一样一样、有章有法地铺开摆开。这阵势，叫四周围观的男仆女婢全都看傻了眼。丁大少咧开笑嘴，他家当院成了御膳房！
他眼瞅着王老五，一步一步把一串串糖堆做好。他头次见糖堆还能做得这么晶亮悦眼，五彩斑斓，玲珑剔透，好似一串串小花灯。他叫人把蘸好的糖堆送到家中各房，自己挑了新奇俏皮的一串，张口一咬，立时觉得自己已经是老佛爷了。原来做皇上这么有口福。可是皇上能吃到的，他使银子不也照样吃到吗？从此，他只要想吃老佛爷的糖葫芦，就用车把王老五从京城拉来。有一次他还在家摆上一桌糖堆宴，把城中一些吃过见过的大人物全请来。一席过后，便将明里暗里笑话他吃糖堆的臭嘴们全堵了。要说天津卫会吃加上会玩的，大关丁的丁大少顶了天。 渐渐，人们把他家这个有钱有势的称号“大关丁”给了他，称他“大关丁”了。
天底下无论坏事好事不会总在一个人身上，这叫物极必反。庚子年间，天降大祸，朝廷内乱，拳民举事，中外恶斗，跟着是聚在紫竹林里的八国联军血洗了天津老城。大关丁家富得惹眼，便被联军抄得精光，此后他家的摇钱树——钞关也不叫干了。一下子，他从天上掉在了地上。这世上的事很奇怪，活在天上的人掉下来好像绝了路，一直在地上的小老百姓反倒没这感觉，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干活就干活。
联军屠城后不久，天就凉下来。大关丁只剩几间没烧毁的破屋子，他一家好幾口，饥肠饿肚，睡觉没被，没东西可卖。人劝他借贷他不肯，他不肯背债，他明白背上债就像扛上墓碑，一直到见了阎王爷，才卸下身来。
一天，他在估衣街上看见一个卖山里红的老乡。他吃了半辈子糖堆，见了山里红哪能不动心。但这次不是心里一动，而是脑筋一动。他口袋只有几个铜子儿，便买了三五十个山里红，又去杂货店买了一小包糖，回家后切果、剔核、熬糖稀，然后从堆在墙角的苇帘中抽出几根苇秆，剥去干皮，露出白秆，截断削尖，穿果蘸糖，拿到街上一卖，都说好吃，顷刻卖光。他攥着钱又去买山里红、买糖、做糖堆，这么来来去去，跑来跑去，快断绝了的一口气就这么一点点缓过来了。
两个月后，大关丁居然有模有样站在估衣街江西会馆对面一条胡同口卖糖堆了。看样子他有几个钱了。天气凉，他居然穿上了一件二大棉袄，头戴无檐毡帽，脚下蹬兔皮里子的一双毡靴。一根裹着厚厚一圈稻草的木杆上，插满红通通的糖堆。估衣街上平日总有几个卖糖堆的，可人嘴挑好的，很快都认大关丁的了。大关丁的糖堆果大，足实透亮，糖裹得又厚又匀，松脆不粘牙;吃他一串，赛别人两串。
快到年底，丁大少手头阔绰些，开始在糖堆上玩起花活，夹豆馅的，裹黑白芝麻的，镶上各种干鲜杂果的，愈做愈好愈奇愈精，天津人吃了多少年的糖堆，还没吃过大关丁这些花样翻新的糖堆。这就奇了，他不过一个玩玩闹闹的少爷，哪来的这种能耐？
连大关丁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大少爷的能耐哪儿来的。谁也没想到，不过是当年御厨王老五在他家当院做糖堆时，他在一边拿眼看到的。怎么选果、除核、做馅、熬糖、夹花、配料、削签、穿果、蘸糖等等，他全看在眼里。他那时候并无心偷艺，王老五对这好吃的阔少爷也全无戒心。大少爷好奇便问，王老五有问必答。能人对自己的能耐向来守口如瓶，所以王老五在京城没有知音。到了天津卫大少爷这儿，百无禁忌，便开了河。王老五愈说愈得意，可就把一生的诀窍全说给了大少爷。大少爷拿糖堆当命，这些话听了自然全都记住。谁想到王老五当年每句话，今天在大关丁手里全成了真刀真枪。
大关丁过去是吃糖堆，今天是做糖堆。吃糖堆用嘴，做糖堆用心。一旦用心，能耐加倍。他还将山里红改用北边蓟县的，黄枣改用漳州的，苇秆改用白洋淀的。天津是码头，要什么有什么。大关丁亲口吃过老佛爷的糖葫芦，只有知道那个味儿才能做出那个味儿来。天津又有租界，有洋货，他能知道洋人哪样东西好。他把白糖改为荷兰的冰花糖，不单又甜又香，还分外透亮，看上去每个红果外边都像罩个玻璃泡儿。这些法子，一般小贩哪里知道？过年的时候，大关丁做一种特大糖堆，顶上边的一个果儿特别大;他别出心裁，拿橘子瓣、瓜子仁儿、青红丝做成一个虎头，一对葡萄当眼珠子，凶猛又喜人。他给这糖堆取名“花里虎”。虎性阳刚，过年辟邪，过年买东西不怕贵，这一下他的糖堆名扬津门。开始时花里虎限购三支，后来一支也买不上。
这一来，大关丁又站了起来。
他在钞关长大，懂得做事要讲规矩。他每天必走一条路线，起自针市街，东穿估衣街和锅店街，西至大胡同止。天天下午，按时准到。只是刮风、下雨、三伏天不出来。北门里的富人多，想叫他到那儿去卖，被他婉拒。他说他每天做的东西有限，只够估衣街那边的老主顾。他的糖堆是在估衣街上卖出名来的，心里总装着这里的老主顾们。
于是，估衣街上天天能见到他。他富裕起来后，衣装也更像样。小瓜皮帽是用俄国的材料定做的，褂子裤子干干净净。他面有红晕，眸子发光。自己不再担糖堆挑子，专门雇一个人替他担。他大腹便便走在前边，右手不离一根长柄的花鸡毛的掸子。每到一个小胡同口，必朝胡同里边喊一声：“堆儿——”
天津人卖糖堆，从来不吆喝“糖堆”两个字，只一个“堆儿——”。
他人高腹圆，嗓门粗，中气足。一声可以直贯胡同深处。如果是死胡同，这个“堆儿”的声音撞到墙还会返回来。
他身上总还有点当年大关丁的派头。
天津再没人贬他，反而佩服这人。人要阔得起，也得穷得起。阔不糟钱，穷就挣钱。能阔也能穷，世间自称雄。
跟会
今儿，天刚麻糊亮，木头就把两块玉米饼子揣在怀里，急急忙忙赶往东城外的娘娘宫去。其实他整整一夜没合眼，躺在炕上，等着天亮，愈等天亮得愈慢。他今年十八，爹终于答应他去看皇会。过去不敢，怕他出事。皇会年年挤伤挤死人。为这个，官府多次禁会。禁了又开，开了又禁。禁是怕出事，开是不开不行，没皇会像没过年。
天津临海，使船的人多，分外拿这位海神娘娘当回事。娘娘可以保佑出海的人平安无事。海上黑风白浪，弄不好船就翻个儿，一船的人全喂了鱼。故此，天津人吃鱼，吃完上面，把鱼翻过来吃下面时，决不说“翻过来”，忌讳这个“翻”字，必定要说“划过来”。这个划字，就是划船的划。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讲究。
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娘娘生日，天津人必办娘娘会，一连几日给娘娘烧香叩头，还要把娘娘的雕像从庙里抬出来，满城巡游，散福万家。城里城外上百道花会，全要上街一展才艺，各逞其能，亮出绝活，死卖力气，以示庆贺。一时，商家歇市，万人空巷，争相观赏，举城欢庆。
所谓皇会，是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天津，正赶上娘娘庙出会，看得高兴，赐给各道老会黄马褂、金项圈和两面龙旗。小百姓哪受过皇上的赏赐，一受宠就来了劲儿，从此把花会改称为“皇会”。出会之举也就折腾得一年比一年盛大。倘若家住天津，没看过皇会，那就是白活了。 等他回到街上，皇会还在一道道接着演。那道高跷会早已经演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此时他心里想看的却只有那道高跷了。他不知这会的会名，只知道演的是《白蛇传》。他想起刚才那胖老爷子说的“跟会”，他打定主意，今儿就跟这道会了。那道会已经走远，只有快步追上。可是快到了北大街出口的地方，混混打架，把路堵死。他蜗在人群里干着急，急也没用。渐渐日头偏西，他一早从家里出来，已经快一天了。
木头这才感觉到自己肚空腿软，忙把怀里的玉米饼子掏出来吃了。有尿憋着，找个茅厕撒掉。再找个石头台阶上坐一坐，渐渐觉得身子舒服，人精神了，刚好路开，他就来到了大胡同。这一带路宽地阔，是演会的好地方。在重重叠叠的人群中，他一眼看到一处踩高跷的，正是白娘子那道会。他跑过去，却挤不到跟前。幸好高跷高，起码能看见上边一半。远远见白娘子踩着锣鼓点儿，如同云中小燕，随风飘舞，上下翻飞，引来阵阵叫好。这女子竟有这样好的身手！
再往前的行会路线，就是由大胡同，经锅店街，穿估衣街，到针市街了。这一条道两边全是大字号的商铺。大买卖家事先早派人去到一些有名气的老会会所里，拜会头，下帖子，使钱，表示出会那天，一定要截会看会。依照规矩，逢到有人截会，出会的队伍就得停下来;人家截哪道会，哪道会就得给人家好好演一场。这便使木头把白娘子看够。
从围观者议论中，不仅知道了这道会来自葛沽，他们的高跷归属“海下”一派;还懂得了这演白蛇的女子的一招一式是嘛名目，跪叉盘叉摔叉跳叉回头叉趴地虎，招招惊险、超绝、奇盈、飘逸。尤其那身段扭起来，又强劲又妩媚，叫他惊奇与钦佩。木头愈看愈看不够，这就一直跟到针市街口。
此刻天已近暮，各会的兴致犹然未尽。本地的各会还要随同娘娘的鸾驾入城、出城、回宫，外县献演来的各会走到这里，大都在这里散了。葛沽的高跷自然也撤出了出会的队伍。
木头一直跟在这道高跷会后边，再往西，渐渐僻静。不远的地方是个小院。皇会出会时，周边乡镇的会，在城里没有“会窝子”，都是在城边租一个小院放家伙，再租几间房住人。
木头看他们进一个小院，坐在高凳上解下腿子。再从高凳下来，坐到矮凳上。踩了一天的跷，解下腿子后一时都走不了路，坐在那里喝茶抽烟，歇歇腿脚缓缓劲儿。院里有几个随会而来的本乡妇女侍候他们，把他们脱下来的汗湿的衣服晾在院中的绳子上，大口“噗噗”地喷了酒，好去汗味儿。
木头不敢进院，一直躲在外边一棵老柳树下，等候那白衣女子出来。他只想看一看这个上了妆无比艳美、妩媚、英武、奇绝的人，落了妆怎样俊秀非凡。
他等着院里的人一个个走出来，却一直没等到她出来。他有点心急。
直到院静人空。一个守门的老人出来关大门时，木头上去问，刚刚那个演白娘子的人呢，怎么没见她出来。
守门人说：“最后出来的一个就是呀。”
木头很诧异，说：“那是个瘦高结实的汉子，穿青布袄。”
守门人说：“正是。”
木头更诧异，说：“怎么是个男的？我说的是白娘子——女的！”
守门人一听一怔，随后笑道：“我们高跷会从来不准女人入会。演女的，全是男扮女装。”
木头还有点不甘心，问道：“他是做什么的？”
守門人说：“使船的，若不是整天站在船板上晃来晃去，哪有那么好的腿脚。”
老人说完扭头进门，把门关上。木头站了好一会儿，满脑袋花花绿绿，还在发懵。
告县官
城南葛沽菜市东住着一个半废的人，人称何老三，模样丑怪到头了。大脑袋，邦子头，猩猩一般塌鼻子，老鼠似的小眼珠，下边一张蛤蟆嘴。根本瞧不出年纪，是四十还是五十？脑袋下边却长一个小孩身子。小手小脚，短身短腿，站在桌子后边，谁也看不到他。这小身子支不住那个大脑袋，走起来便一摇三晃。说话的声音没法听，老娘们腔儿。瞧瞧，老天爷怎么叫他长成这副模样。
人说武大郎长得就这样。可是人家武大郎有个花容月貌的潘金莲，他四十大几还讨不到老婆。人家武大郎能靠做炊饼养家，何老三却只能到街上找点零碎活干，糊糊口。镇上的人把零活给他，并非他能干，而是瞧他可怜。他早没了爹娘，一个人活着，至于他为嘛叫“老三”，老三上边还应该有老大老二，可是谁也没见过。反正爹妈活着时候，爹妈养他;爹妈走了，没人管他。
不过，何老三人性不错，菜市东那一带的人也善待他，他挺知情。他住在一间破屋里。没活干的时候，常会拿扫帚扫扫街，照看一下街头玩耍的孩子，或帮助邻家把跑出门来的鸡轰回家去。何老三虽丑，日子一久，人们看惯了，再加上他人好，这一带人便会把一些剩下来的吃的，旧了的穿的，拿给他。每在这时候，人们都是把东西放下就走，不敢看他感激的笑。那咧嘴一笑，好似装鬼吓人。
一天，几个邻人晚饭过后，在街头老柳树下边说闲话。何老三站在一边听。
人们说来说去，就说到一件叫人挠头的事：
葛沽镇的人多，住家的房子全挤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人们各有性情，日久总有摩擦。这些摩擦，既非仇，也非恨，却疙疙瘩瘩，别别扭扭。怎么办？
有人说，这种事非偷非抢，也不是谁专横跋扈，欺凌乡里，不好告官。有人说，要是真有一种官，专门调解百姓这种事就好了。可是当官的自己的麻烦都摆不平，谁管他们的事？有人半开玩笑半出主意说，就在每年春天的娘娘会上设一道会，立一假官，谁家有别扭事，谁家对谁家憋着气，就找这假官告状，由这个假官出面，把事解了。可是这假官怎么来了事呢？大伙七口八舌，妙计不绝。开始说的是笑话，笑话愈说愈真。依这些法子，还真能把平日老百姓之间种种怨结，全都顺顺当当解开。但只有一件事没办法——谁当这个假县官？
说到谁当官，大伙就推来推去，没人肯干了。有的说自己不会当官，有的怕人笑话，有的不敢当官，有的怕招人骂。这么一来，反倒愈说愈没办法。大好的事情卡了壳。这当儿，站在一边听闲话的何老三忽然开口说：“我来当。” 大伙循声望去，一瞧一怔，随后一阵大笑：这丑东西也想当官？
可是这时前街的万老爷子一席话，叫大家服了。他说：“本来咱这法子就是正事歪办，歪打正着，愈不正经，愈不当真，反倒愈能成事。我看何老三当这官最合适！”
这话不单在理，还点破了其中的奥妙。大伙就当作一件正事合计起来。一边把刚才七嘴八舌的话顺了下来，各种妙计也定了下来;一边凑衣料，请这一带针线活最棒的洪裁缝，给何老三量体裁衣，制做官服。何老三身材五短，节省材料，他一身衣服，还用不到别人半身的材料。这官服并不是真官服，是一种戏装，怎么好玩怎么做。亮缎黑袍，当胸是五彩补子，补子上挖镶一个彩色的王八;粉底靴子乌纱帽，帽子两边用螺旋铜丝挑起的帽翅上边，各画一个老钱，一动一颤悠。何老三往身上一穿，笑翻了天，有人笑得在地上打滚，有人还尿了裤子。
打这天开始，菜市东这帮人就以何老三为主角，开始编排演练这道会来。天天后晌，只要人凑齐了，就把何老三叫来，折腾得兴致勃勃。自打大明永乐年间，葛沽许多地方都有一道拿手的花会，惟独菜市东没有，故而都说菜市东没能人，这回菜市东要露一手，賺回面子，光照葛沽。
转年三月二十三，何老三上了娘娘会。这道会的会名叫作：“告县官”。上街出会时，给安排在清平竹马会和长乐高跷会的中间。各道会全要边走边演，从头演到尾;惟独何老三的“告县官”只露一面。当各会又跳又唱一路下来，到了中街的街口，前边的清平竹马会接着往前走，长乐高跷会停下来，中间空出一块空地。跟着锣鼓一响，一个瘦巴巴、秃脑袋、身穿蓝袍的会头走上来，先叫一声“菜市东老会‘告县官’”，跟着扯着脖子喊道：“有冤的叫冤，有屈的叫屈，县老爷来了！”
人们一听，奇了。历年从来没有这么一道会，怎么叫老会，又叫“告县官”，哪来的县官，谁？
在拥满街口人群的目光里，照见一个奇头怪脸、只有半人高的家伙，摇头晃脑走了出来！这矬，这怪，这丑，这荒唐;是官又不是官，官装是戏装，是谁？跟着有人眼尖，认出是何老三！于是大叫一声“何老三”，立即轰天大笑。其实认出何老三并不难，他除去身上的戏装，只在眉心抹一块戏里丑角脸上白色的豆腐块，完全用不着再化妆，原模原样就足够了！他扮的这是哪出戏哪个官？
更叫人们惊奇的是何老三这个怪家伙，居然还会演戏，是谁传艺给他，还是戏神附体？瞧他一步三晃，头摇，腰摆，胯扭，左一蹦右一跳。两手端着腰圈，上下舞动，脑袋上的老钱帽翅一颠一颠，仿佛随着锣声鼓点。瞧他一举手一投足，一招一式，全都有姿有态。这就把站了满街的人全看傻眼了。
下边便是何老三用他那老娘们腔儿，一字一句，好似戏里的道白，说道：
“今儿，本官来到葛沽，专为百姓消解夙怨，摆平不平之事。谁心里不痛快，叫谁惹得不痛快，快快前来告诉本官，本官立马就办。”
这话音刚落，就有一人跑上来，给何老三跪下，说他邻居屠夫马大刀的儿子霸道，那天强亲了他闺女一口。他去找马大刀告状，马大刀非但不揍他儿子，反说：“我儿子才十二岁，你闺女九岁，亲一口算嘛。”他不敢惹马大刀，但这事像一口气，憋在他心里一年多，一直咽不下去。
何老三立即传令叫人把马大刀带上来，讯明属实，便说：“孩子虽小，不管就是纵容，大了不就去欺侮民女？”然后提高嗓门说，“养不教，父之过。押下去，关起来，罚他半天不准出屋！”
马大刀还想争辩，何老三扭过头不理他。马大刀身子有劲，四个上来押他的汉子更有劲，一起动手把他押走。
人居然就这么押走了，据说还真的关进镇里一间小屋，关了足足半天，谁也没见马大刀露面，马大刀还不闹翻了天。何老三真的这么厉害？难道何老三这县官，不是假的是真的？
可是谁知道，人家马大刀关在屋里，比在外边还舒服、还好玩、还快活。屋里有鱼有虾有肉有酒，那几个带他来的人，都是这道“告县官”会里的人，进了屋就给马大刀点烟斟茶，好话哄他，陪他打牌，让他赢钱。只是想尽法子不叫他出去，他也不会出去，有吃有喝有玩多美多乐。完事马大刀到处说：“要关老子半个月，老子准长十斤肉。”
马大刀高兴这种假被关，那个告状人却高兴告赢了状。从此怨结全消，相安无事。人们看出这道会的厉害，开着玩笑，热热闹闹，真真假假，就把结在人间的疙瘩解开，官府也没这种本事。从此，菜市东叫人高看一眼，“告县官”名扬葛沽。年年三月二十三娘娘会，“告县官”都必有彩。
更出彩的是何老三。虽然告县官每年只露一面，告状的人不同，告状的事不同，他全能化解了结，说话不偏不倚，合情合理。在葛沽人眼里何老三不单是一位好官，为民做主，疏解小百姓的种种不和;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丑角，叫人生爱。他丑，却丑中见美。
可是后来，事情意外生了变化。一位外来到任天津的县官，久闻葛沽娘娘盛会来观看，当看到“告县官”这道会，脸色沉下来说道：“我是县官，告县官是告我吗？”
镇里的官员忙说：“不是告您，是向您告状，求大人为民做主。”
这一解释等于说这新来的县官无知。县大人更不高兴，歪个词儿说：
“一县之长能这么丑怪吗？补子上还画个王八！”
说完抬起屁股，出门上轿，起驾回城。
就这么几句话，从此葛沽的娘娘会上，再见不到这道“告县官”。连何老三的影儿也瞧不见了。
大裤裆
一个住在大水沟的小子，姓侯，没大名，外号猴子。猴子还真像猴子，尖脸鼓眼，瘪嘴嘬腮，人瘦人精，又鬼又灵，平日游手好闲，最喜欢做的事是叫人出丑。那一阵子，他跟三岔河口集市上几个变戏法的人较上了劲，想尽损法，使尽邪招，叫几个由外地来没能耐、混吃混喝、连蒙带唬的，泄了底，穿了帮，砸了锅，卷包走人。
可是，自来三岔河口那块地界嘛人都有，江湖卖艺，有真有假;假的瞒天过海，真的藏龙卧虎。于是在变戏法的艺人中间，有三位叫他费了劲，怎么也破不了人家的阵法。人说他是变戏法的克星，可在这三位面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说不好谁能把谁克死了。 这三位中，第一位是快手刘。他只玩一样——小碗扣球。两个白瓷小碗，五个透明的玻璃球。只要他把这几个玻璃球扣在小碗下边，便谁也弄不清这两个小碗各扣着几个球。谁猜也猜不对，怎么猜都猜错;人家快手刘说是几个就几个。明明白白球儿们在这个小碗下边，快手刘那张肥嘟嘟的胖脸一甩，就全跑到另一个小碗底下了。
三岔河口的变戏法全都“撂地”。撂地不易，他在空地中间变，四周站一圈人，前后左右全是眼睛，一个小闪失，叫人逮个正着。手再快，不如眼快。只有快手刘的手比眼快。
但再快也没有猴子的脑子快。
一天，快手刘正变戏法，猴子打人群中走出来，一直到场子中心，双腿一盘坐在地上。他叫快手刘把那两个小碗，放在他身子左右一丈远的地方。再叫快手刘在他左边的小碗下边扣三个球，右边小碗下边扣两个球。快手刘全照他的意思做了。完事，他对快手刘说：
“你有没有能耐把这左右两边碗下的球，换一个儿;左边变成两个，右边变成三个？”
说完他嘻嘻笑，等着看快手刘没辙，认栽，当众现丑。
周围众人心想，猴子這一招挺绝，他坐在那里，挡在两个小碗中央，任你呼风唤雨，小球也没法过去。
谁料快手刘笑道：“你把球儿都放在你兜里了，叫我咋变？”
这话叫众人懵了，也叫猴子懵了。他用手一掏兜，往外一拿，五个球竟然都在衣兜里。他纳闷了，自己一直与快手刘相隔三尺远，球儿怎么会跑到自己的兜里？这又是在成心地奚落自己！
众人笑了起来。猴子丢尽脸面，赶紧起身跑了，从此再没有在快手刘这边露面。
第二位是仙绳李。这位玩的更简单，只一根红色的细绳子，三尺长短，但在仙绳李的手上，好像在神仙手上。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千变万化，出神入化。他把这绳往上一抛，竟然没再落下来，跑哪儿去了？他说是给“七仙女拿走了”;可是他在场子里走来走去，口中不断数落七仙女拿他的东西，忽然低头看到地上有一个绳头，他猫下腰用手捏住绳头，一下拉了出来，竟然就是他的红绳;他说这是“七仙女叫土行孙给我送回来了”。
这本事不佩服不行，全是大太阳下边，众人亲眼所见。
一天，猴子拿一把亮闪闪的剪子走上去，伸手将仙绳李手里的绳子抓过来，使剪子剪成碎段，然后塞进自己嘴里，再一口口吞进肚里，这回看你仙绳李怎么办？仙绳李站在旁边，嘛也没说，突然用手指伸进猴子左边的耳朵眼里一抠，再往外一抻，居然一点点把那根红绳完完整整抻了出来，叫猴子当场栽了，从这天起，他也没再敢到仙绳李这边来。
至于第三位，名字可不大好听——大裤裆。
大裤裆没名没姓，就这一个绰号。他长脸平头大个子，夏天一条单袍，冬天一条棉袍，上边齐脖，下边蹭地，两个袖口压在手腕上。他说话山东腔，一听就是外来谋生的。人住在北大关，无亲无友，家里家外一个人。人说他无亲，是因为靠变戏法赚那点钱，只够喂自己的脑袋，没法养家;无友是因为戏法就靠一点诀窍，不能叫旁人知道。他出门去变戏法，嘛也不带，只一件长袍大褂，可是别小看这袍子，里边要嘛有嘛。饿了凭空变出一套煎饼果子，或一大碗浇卤的捞面，渴了变一壶热茶。下雨还能变出一把油纸伞，撑起来回家。
袍子下边怎么能变出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搁在哪儿，裤裆里边吗？大裤裆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一天，大裤裆变着戏法，忽听那边有人叫喊卖鱼卖鱼，应声说了一句：“鱼是好东西，咱们也来一条，还得是活的！”说着弯身一撩棉袍，居然双手捧出一个又大又圆又亮的玻璃缸，盛满清水，里边一条大红金鱼游来游去！这一下，惊了三岔河口。打这天起，他一撂地，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一圈人;每天收摊之前，必得从袍子下边变出这缸清水大活鱼，人们才肯散。
这一来，叫猴子盯上了。猴子想了七天七夜，终于想出一个奇招，也是坏招。他抓一只独眼野猫，在家里饿三天，直饿得眼睛发蓝，然后抱到三岔河口。见大裤裆正变戏法，悄悄溜到大裤裆身后，趁他不留意，掀开他的大棉袍，把那只独眼饿猫塞进去。跟着就见大裤裆的棉袍翻腾起来，像七八只兔子在里边乱跳乱撞。不知怎么回事，猴子暗暗心喜，心想这野猫饿急了，还不大餐活鱼？
可这时只听大裤裆对着自己的裤裆下边说道：“我是想给诸位看客烧盆炭火暖暖身子，你来闹嘛？”说着，一提棉袍，下边竟然钻出一只猫，浑身冒着浓烟，嗷嗷地叫，狂奔而去。
大裤裆哈哈一笑，紧接着弯腰从棉袍下边捧出一样东西，但这次不是清水活鱼，而是蹿着火苗的大炭盆！大裤裆说：“天太冷，大家给我面子，站在这儿挨冻受凉，快快过来烤烤火。”
炭盆烧得旺，火苗一尺长。这东西怎么能在袍子里边？大裤裆笑呵呵，回过头找猴子，想给他送上一句损话，猴子早溜号了。
这一手，引得老城里的一位秀才吟出一首诗来：
火盆鱼缸善掩藏，
能拘五鬼话荒唐，
偷桃摘豆真灵妙，
第一功夫在裤裆。
大裤裆原是他的外号，从此成了响当当的艺名。
可是，这一次猴子认栽不认头，人家快手刘和仙绳李，东西简单能耐大。你不就一个大袍子大裤裆吗？谁不知道变戏法变出来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他恨不得当众把大裤裆的袍子拽下来，揭开老底，叫他一头扎进白河。他想了许久，忽有妙法，就是爬上房，揭开瓦，一眼把他的老底看穿，叫天下大白，于是他趁大裤裆还在三岔河口变戏法时，就跑到北大关，悄悄爬到大裤裆的房子上，在屋顶正中，揭开瓦片，扒开一个洞口。等到天擦黑时，大裤裆一如往日，穿着袍子回到家，先坐下来歇着，可是一歇歇了半天。猴子在屋顶已经趴了两个时辰，屋瓦不平，他肉少骨多，硌得难受，正想放弃，忽见大裤裆站起身子，动手解衣宽衣。
猴子大喜，以为马上就要看破玄机，谁料大裤裆把袍子上下扣子解开，落帆一般脱下来，竟然清清爽爽，里边是简简单单的粗布衣裤，别的任嘛没有。猴子以为自己花了眼，花了眼才应该看见大裤裆浑身挂满了东西呢！ 这一下，差点叫猴子从房顶滚下来，顾不得脚下响动，带着一堆碎瓦跳下来跑掉，生怕叫大裤裆逮着。
多年后，事情早都过去，人家大裤裆早不干了，回山东老家了。猴子与一位住在街北见多识广的老者聊天时，说出一直搁在心里的这事，他困惑不解。没想到这老者微微一笑，对他道破这里边真正的天机。老者说：
“其实，人家大裤裆那天在屋里仍是在变戏法，他知道你在房顶上边偷看。那是人家给你一人变的，你该谢谢人家才是。”
粒 儿
粒儿是刘磕巴的闺女。
刘磕巴叫刘八。刘八磕巴。人们当面叫他刘八，背地称他刘磕巴。
刘磕巴老婆没了，和闺女粒儿相依为命。他在三岔河口开个小吃铺，只卖一种吃的——嘎巴菜。人们背地又称他的嘎巴菜为磕巴菜。
刘八磕巴得厉害，铺子里待人接客的事就全归到粒儿身上了。
粒儿打小眼睛刚看见桌面时，就帮她爹端碗扫地，搬凳挪桌，张罗客人，一直忙到了十九，还在忙。现在忙还为了一件事，为了自己的嫁妆。邻家一位教私塾的郭先生，看粒儿这姑娘好，能干、乖巧又实在，要给儿子娶过来当媳妇。郭先生知道刘八的家境差，不叫刘八花钱，可嫁闺女哪能没有陪嫁？这就得拼力气干活，多赚点钱。
刘八的小铺子在河边两条小街的交叉口，人来人往，是开店的好地方。他只一间屋住人，屋外支一个棚子，支锅架案，再摆上几套桌子凳子，就是小铺了。夏天里，是个食摊;冬天外边一围席子，把冷风挡在外边，就是小吃店。
嘎巴菜不过是把煎饼切碎煮了，上边放些佐料，可天津人做小吃很用脑子，东西不贵却好吃解馋。刘八这小吃店虽然连个名号也没有，整天人来人去很少闲着。河边都是船工脚夫，饿了就来要一碗，热热乎乎，连嚼带喝，有滋有味，吃饱便走。
一天，来了两个穿长衫的人，这种小摊小铺很少来这种打扮的客人，衣衫讲究，细皮嫩肉，举手投足都斯文，斯文是学不来的，尤其那略高略瘦的一位，眉清目朗，脸上带笑，还向四边看个不停，看什么都新鲜好奇。说是做买卖的？不像，做买卖的人都装阔，牛气十足。说是念书人，倒沾边儿，尤其瘦高这位，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时而打开，时而合上，檀木扇骨，丝线穗子，一面題诗，一面有画，挺讲究。
两人进了店铺择了靠外的一张桌，粒儿立刻像只小鸟飞至桌前。问他们吃什么吃多少。执扇这人抬眼一看粒儿，眼睛一亮。粒儿是人见人喜欢的姑娘，别看不是大家闺秀，不是金枝玉叶，不擦胭脂抹粉，没有千娇百媚和花容月貌，却清纯得如小花小树，小兔小鸟。天天干活，不瘦不弱;风吹日晒，脸蛋通红。长在老爹身边，总是乖女;迎客待客，周到和气。看这姑娘的长相，应是地道天津的闺女，惟有弯弯眼角，鼻儿微翘，下巴略尖，透出一点江南模样。人说粒儿她娘是扬州人。
粒儿粗衣布带，褪了色一条红布带子扎在腰上，黑黑发辫盘在头顶，别头发的“簪子”是一段带花的桃枝，可这股子真纯和天然的劲儿，能把这世上金的银的全压在下边。
两位客人刚点了吃的，粒儿即刻把嘎巴菜送来。执扇那人问她：
“姑娘，我看你这儿人来人去，每人要的东西不同，你都记得一清二楚，不会乱吗？”
“我爹说，用心就乱不了。”粒儿说。
执扇人点头说：“这话说得好。”顺口一吃，便说，“你家这嘎巴菜味道特殊，比我上次在城里吃的好得多。”
“是我爹做得细心。米浆要熬得稀稠合度，煎饼要烤得只焦不糊，葱花、菜叶、辣椒，都是我爹精选的，你们要吃着哪点不对口，我去跟我爹说。”粒儿说。
“难怪你爹，这点小吃还这么用心用力。”
“我爹说，东西不贵，口味就更不能差。差了就等于骗人家钱。”
粒儿说完，一笑便去，却叫这执扇人十分感叹。真正的好人原来都在民间。
一会儿两人吃完，执扇人叫同来的人掏出二十个铜子儿码在桌上。粒儿来收碗敛钱，一看这么多钱，是两碗嘎巴菜的十倍，慌忙摇着两只又厚又红的小手，连说不能要。执扇人执意要给，转身就要走了。粒儿只好把爹叫来。
谁料刘八来了也是摇手不要。他是磕巴，愈急愈想说，就愈说不出话来。执扇人忽问刘八：“我听你叫这闺女粒儿，她大名叫什么？”
刘八听了，只摇头。
逢到刘八说不出话来时，都是粒儿代说。粒儿说：“我没大名，就叫粒儿。”
“粒儿这名字特别，为什么叫粒儿呢？”
粒儿眉头皱起来，似有难言之隐，但对方诚心问，她还是说了出来。原来她娘生她时是难产，肚子没食，身子没劲，眼看要憋死在她娘肚子里。多亏她爹从锅底抠下一些饭粒，塞在她娘嘴里，才把她生出来。完事她娘力尽气绝。她爹感谢那些救她一命的饭粒，便给她取名粒儿。
粒儿说到这儿，已哽咽无声，流下眼泪。
执扇人动了性情，便对刘八说：“我喜欢这孩子，收她做干闺女了。我知道今儿这些钱你们决不会要，我收起来就是了。以后你们碰到什么难处，自管来找我。我住在京城。”
粒儿说：“京城那么大，到哪儿去找？”
执扇人想了想，笑道：“你们就去找台阶最高的房子，找到台阶最高的房子就找到我。门口的要是不让你进去，你拿这把扇子给他们看——”他把手中那把金贵的扇子递给了粒儿说，“他们自然会叫你见我。”
说完话，两人告辞而去。
这事听了像笑话，手中的扇子却非虚妄。细看扇骨，精雕细镂，还镶牙填玉，非同寻常。这两人是谁呢，看样子富贵得很，可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到这小吃摊上吃嘎巴菜，又怎么肯认粒儿这个穷丫头当干闺女？这事没处去问。爷俩不识字，扇面上的字全不认得。他们也不敢把这没头没脑的事告诉旁人，连对那位“亲家”——教私塾的郭先生也不敢提起，只把这扇子好好地藏起来，有事再说。
一年后，粒儿没嫁，还没凑上嫁妆。爷俩再三合计后便去了京城，寻找粒儿那位不知姓名的干爹。心里的目标清清楚楚，就是去找台阶最高的房子。可是爷俩到了京城，转了三天，转得头晕眼花，京城到处高台阶怎么找？粒儿聪明，她说：“爹啊，咱得数台阶呀，不数怎么知道哪个房子台阶最高？”于是两人就在京城数台阶，数到第七天，终于数到一座台阶最高的深宅大院。门口站着不少执枪挎刀的兵弁。刘八望着这房子，倒吸一口气说： “妈呀，这别是皇上住的地方吧。”
粒儿不怕，找干爹有嘛可怕？她走过去对兵弁说，她要见她干爹。她说的事听起来，好似有鼻子有眼儿，又似没头没脑。人家听不明白，可她拿出来的折扇却是实实在在。守门的官兵收了折扇，问清她在京城的住处，叫她回去听信。
爷俩在小客栈等到第三天晌午，还是没信儿，出门吃饭回来，客栈老板却迎上来问他们在京城惹了嘛事。再一说，原来刚刚来了四个官差寻他们，嘛事没说，可样子挺凶。
爷俩从没惹过官，一听不好，浑身发凉。本来去年那个认干闺女的事就来得蹊跷，别出什么祸事。爷俩一合计，赶紧退房回津。
京城离天津二百多里，爷俩不敢搭车，不走大道走小路，走了三天多才回到家。到家听邻居说，头一天县衙门也来人找他们，还说不论谁见到他们，都要赶紧告官。刘八觉得好像官府在通缉他们。邻居问他们犯了嘛事，他们说不明白，不单刘磕巴吓得说不出话来，粒儿也说不明白。反正沾了官，祸无边。眼下情形吓人，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刘八说，一个人好躲，两个人难藏。粒儿姑姑家有个表姐出家在西城外一个小尼姑庵里，四边是水，很是清静，便把粒儿送到那里躲一躲，自己藏身到芦台镇一个远亲家中。
事情并没这样就消停下来。据说一天忽然来一帮官家的人，打鼓敲锣，来到西城外小尼姑庵，在门前竖起梯子给小庙挂匾，木匾青底金字：皇姑庵。字写得端庄稳重。嘛叫皇姑，皇上的姐妹吧。这帮人还抬来一个轿子，一位官差嚷着说当今皇上要接粒儿进京。
谁也不知这是嘛事。
庙门“吱呀”一开，打里边走出一个剃度过的姑子，四十多岁，穿一件素色袈裟，并非粒儿。她说小庙里只她一人。那个叫粒儿的姑娘在这里借宿几天，便被她爹接走。去了哪里，只有天知地知。
从此这小尼姑庵倒有了“皇姑庵”一名，皇上挂了匾，谁也不能摘。但为嘛叫皇姑，渐渐更没人能说清楚。
崔家炮
要说烟花火炮，上栗、萍乡、浏阳、醴陵造的都好。天津卫是南来北往的码头，这些地方的花炮全都见过，但是天津人不玩外地的花炮，只玩自己造的。天津造的烟花，叫你看花眼;天津人造的炮仗，賽过洋人的炸弹。造炮是凶烈的事，不能在人多聚众的老城内，只能在荒郊野外的村子里。其中造炮最好的村子，人人都知道是静海县沿庄镇的崔家庄。
崔家庄全姓崔，是个老村子，可是人很少，一半人造炮时炸死了。活下来的人全是虎性豹胆，拿死当玩，个个草莽英雄;这因为炮仗厉害，造炮的人就得比炮仗还厉害，才压得住。
崔家庄造炮，头一号是崔黑头。他家老祖宗，就知道把荒地里地皮上结成的白花花的火硝抠下来，加些硫磺木炭就是火药。他家造的炮仗能开山炸石。人称崔家炮。
崔黑头有三个儿子，老二十六岁那年，躺在当院一堆麻雷子上睡晌午觉，突然这堆麻雷子无缘无故地炸了，把老二炸散了，没留下整尸首。
崔黑头剩下这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三。老大三十，一直光棍，没人肯嫁到他家来，怕炸死。他家连地上的黄土里都混着火药面子，空气里飘着硝，谁能不怕？他这黑头黑脸，就是给火药炸出来的。他家老三小，只有十三岁，身上有残。小时候，崔黑子修屋顶，一不小心斧头掉了下来，砸到地上石头，迸出火花，引爆了墙根的半袋硫磺，炸去了半间屋子，还炸掉老三右边的耳朵，伤了一条腿;给老三留下两样残，一是一边耳聋，一是一走一瘸一拐。
造炮的人只两件事：一是造炮，一是卖炮。卖炮更要紧。这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炮好在哪儿，自己卖才能卖好。崔黑子年岁大了，造炮的事他盯着，卖炮的事全归了两个儿子。每到腊月，小儿子崔老三到村口的集市上去卖，大儿子崔老大到天津娘娘宫的福神街去卖。
要知道崔家炮多厉害，人多厉害，还得看他们哥俩怎么卖炮。论模样，这哥俩儿不像一个娘生的。老大像条虎，老三像只猫，可是卖起炮来就难说谁更厉害。
静海这边一进腊月，三天一集。赶集这天，崔家庄的人都把造好的鞭炮从家里搬出来，装满一车，上面盖一床辟邪的大红棉被。把车赶到庄子外边的青龙河边，停在高高的岸上，一排老柳树的下边。青龙河通着子牙河，一到秋后水就干了，冻得硬邦邦的河床便是炮市。各家的人拿着自家的鞭炮，从河堤跑下来，到河床上大放特放，相互比试，彼此较劲;买炮的人站在河堤上，去看去选去买。各地的鞭炮贩子也挤在人群里，好像看大戏。
静海造炮名气最大的是沿庄镇，造炮的村子至少二三十个，每年一到这时候，全赶着大车到青龙河这边来比炮卖炮。真要比起炮来，谁服谁？那些小子们，把单个的大炮别在腰带上，手执一根杆子，上头拴一挂长长的大红雷子鞭，一丈长短，点着药信子，从河堤奔下来;一边叫喊，一边挥杆，把拴在杆子上的长鞭挥舞得像火轮，雷子炸，硝烟冒，纸屑飞;跑到河床中央时，仍不停地挥杆舞鞭，吼叫震天，一个比一个英武。他们这么挥杆舞炮，不单是耍威，更是要显示自家编鞭用的麻精子多结实。鞭炮编得牢，才能不断火。
每在这时候，只要崔家老三一出场，人全静下来。等着他亮绝活，还不觉都把耳朵眼里的棉花塞紧一点，崔家炮震得耳朵疼。来青龙河炮市的人，连拉车的牲口，耳朵眼里全得塞着大团的棉花。
崔家老三不像英雄好汉，不足五尺，又瘦又小，身上套一条长棉袍，松松软软，像只猫，而且是病猫;灰灰小脸，眼小无神，头上扣顶毡帽，两耳戴着耳套。耳套皮里，呲出长毛。他出场与别人不同，不喊不叫，只是慢慢腾腾走到河床中央，放一挂鞭或几个炮，完事就走，跟着他家运来的几车鞭炮，顷刻被争抢一空。而只要老三把炮放完，别人家的鞭炮就像老牛放屁了。
去年，老三从河堤上走下来时，手提一挂鞭，奇小无比，看上去像一串豆芽菜。这么小的鞭能有多大的劲儿？可一点着，如同洋枪的炸子儿，声音刚劲清烈，往耳朵里钻。这才是真正的“钢鞭”！
可就在这时，一个结结实实的胖小子，穿一件藏青短袄，光着脑袋，站在他对面，手握一根又长又粗的榆木杆子，挑着一串雷子鞭。没人见过那么大的雷子鞭，像一串黄瓜。胖小子二话没说，点着药引子，这一挂鞭响完，浓烟散去，老三不见了。有人说老三回村了，有人说老三给炸飞了。 他大名白云飞，家里贩盐，赚过银钱，现在还没花光。他在家排行老四，人称白四爷。白四爷长得怪，属于异类。大身子，四肢短，肚子圆，屁股低，脑袋大如斗;但脑子比脑袋还怪，不单过目不忘，而且出奇的好使，思路快得离谱。他书看得不多，写得反比看得多。最初也是用笔写，可是笔杆跟不上脑子，就放下笔，改用嘴说。
那时天津卫时兴办刊办报，五花八门的报刊往外冒。报刊为了吸引人，就请名家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刊物每期一段，报纸每天一段。小说名家成了热饽饽，天天给报刊编辑逼着趴在桌上从早写到晚，第二天再接着干。惟有白云飞活得舒服，不写只说，只用嘴巴不费力，要说他活得舒服，还不止如此呢——
白四爷好泡澡。他说，一天不泡，浑身是土，两天不泡，浑身长毛。他在劝业场隔壁的大澡堂子华清池有个单间——甲排四号。他要的这个四号是为了跟自己“四爷”正对上数，图个吉利，也好记。他一年四季，除了大年三十和八月十五，天天在此，每天整一下午。
他先在热水池子里泡透泡足，然后光着身子，腰上裹一条大白毛巾，一掀甲排四号的门帘，进去往小床上一躺。澡堂子里的单间都是左右两张小床，中间一个小方柜子。他躺在一张床上，另一张床给来找他的人当椅子坐。他躺下来后，小伙计便过来，先搓泥，后修脚，一通忙。待收拾完了，人像脱了一层废皮，好似金蝉脱壳，轻快光鲜;从头到脚全都滑溜溜，屁股像个大白搪瓷盆。
跟着，伙计端上来几个小碟，各摆一样小吃;酱油瓜子、话梅、琥珀花生、大丰巷赵家皮糖和切成片儿水灵灵的青萝卜，还有一壶又酽又烫的茉莉花茶。这些吃喝，有热有凉有甜有咸有脆有黏有硬有软;这种活法，就是市井里的神仙。
这时候，门帘一撩进来一人，穿长袍、戴眼镜、手里提个小兜，一看就知道是报馆的编辑。他往白四爷对面的小床上一坐，一边拿笔拿纸，一边对他说：“白四爷，明儿咱可没稿子登了，您今儿得给我们说上一段，两段更好。”说完对着白四爷眯眯笑。
“你是哪个报？”
“《庸报》啊。我天天来，您怎么不记得？”
“天天七八个报馆杂志找我，没前没后叫我说哪段我就说哪段，哪能都记得？我没把你们的故事说混了，就算不错。”
“四爷，您是嘛脑子，同时说七八部小说。不仅天津没第二人，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人！”
白四爷听了高兴，来了神儿，便说：
“我在贵报连载是哪一部？哎，你把前边一段念给我听听，我就接上了。”
这戴眼镜的编辑笑道：“四爷，您在我们报上连载的是《武当争雄记》。我给您带来今天的报了，刚印出来，这就给您念，您听着，这段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张报纸，捧在手中念道，“谢虎悄悄叫廖含英从怀里掏出帕子，浸了水，绕头缠住鼻孔。吹灭了桌上的灯，和衣躺下装睡，刀就搁在身边。不一会儿，给大月亮照得雪亮的窗纸上就出现了一条人影。跟着窗上的人影忽然变大，原来这人摸到窗前，伸出舌头一舔窗纸，悄无声息地把窗纸舔了个洞，一根细竹管子便伸了进来。这人用嘴一吹竹管外边那头，里边这头就冒出一缕清烟，徐徐上升，在月光里发着蓝光，清晰异常，这就是要人命的迷魂药——‘鸡鸣五更返魂香’！”戴眼镜的编辑念到这里停住，说道，“您上一段就停在这里。”
“好，咱说来就来了！我说，你记——”白四爷像抽一口大烟，来了精神，原先半躺着，现在坐了起来，光着膀子，一身白肉，两眼闪闪发亮。他一张嘴就把前边的故事接上：“窗外那人把迷魂香吹进屋内，半天没见动静。他凑上耳朵听，屋里只有鼾声，这便抽出腰刀轻轻撬开窗户，飞身落入屋中。”四爷说到这儿，眼睛四处溜溜地看了两眼，似乎在找下边的词儿。他一望到现在房内的两张床，再往上一看，马上把故事接下来说：“这人手下极是利索，身子一翻，左右两刀，分别砍在左右两张床上，发出‘啪啪’清脆的两声，他忽觉声音不对，定睛一看，床上没人。人呢？ 他心想不好，未及再看，两条人影忽然由天而降——原来谢虎和廖含英早就伏身在房梁之上。不容这贼人反应过来，他俩已飞落下来，同时四只手如鹰缚兔，把这贼人死死擒住，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点灯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同声惊呼：‘怎么是你？’”
四爷停住了。这戴眼镜编辑说：“我还没听够呢，四爷，您接着往下说呀！”
“行了，够五百字了。扣子也留下来了，不是说好每天五百字吗？”白四爷笑着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你看，人家《369画报》的老秦已经站在这儿等半天了。”
《庸报》戴眼镜的编辑这才发现《369画报》的编辑老秦已经站在门口。他们都常来，不时打头碰面，彼此认得，互不干扰，赶忙撤走。老秦进来坐在床上，白四爷喝了几口浓茶，未等老秦开口，便笑道：“我在你们那里连载的是《花面侠》吧。我记得上次好像说到，花面侠正在山间野店要了一大盘子红烧豹肉，对吗？”
老秦说：“四爷好记性！您兵分八路，竟然一路不乱，您是奇人！您上次最后一句是‘她用筷子从盘子里夹起一块大块的豹肉，刚要放嘴里，忽见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银星一般，带着一股寒风，朝她的面门疾驰飞来。想躲是躲不过了……’”
此时白四爷一边听一边已在寻思，他右手食指和拇指正捏着一片碧绿的萝卜往自己嘴里送。他眼盯着这两根手指中的萝卜片，嘴里已将今天一段的开头说了出来：“忽然她手一抖，咔嚓一声，只见两根筷子中间不是那块豹肉，而是一柄六七寸、银光耀眼、两面开口的飞刀！”
“好！”老秦大叫，“今儿这开头太漂亮了！神来之笔！四爷说来就来，满脑袋奇思妙想啊！”
老秦是报业老江湖，懂得怎么给写东西的人煽风点火，撩动兴致。他这一捧，白四爷上了劲，立时神采飞扬，大江决堤般说了下来，不知不觉之间，老秦身边并排又坐了一高一矮两位，也都是来要稿的编辑。这些编辑全都是长衫大褂，只是有的不戴眼镜，有的戴眼镜，有的戴茶镜;有的用铅笔，有的时髦使钢笔，有的老派用毛笔墨盒，毛笔头套着铜笔帽。虽然这些编辑都是写手，可是要想笔录白四爷口授的小说，谈何容易？最难的是，白四爷说小说，声情并茂，出口成章，往往叫听者入了迷，停下了筆。 真叫人不明白，他这些小说哪儿来的？没见过他像旁人那样苦思冥想，咬着笔杆，愁眉苦脸，也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硬憋自己。泡澡、搓背、喝茶、嗑着瓜子，指天画地一通乱侃，不动笔杆，就把活儿全干出来。而且是几个不同故事的长篇同时干。他口才好，记下来便是文章，完全用不着编辑加工润色。编辑们你来我往或我来你往，你前我后或我前你后，你要哪段他说哪段。他脑袋里这些故事就像天津的电车，红黄蓝绿白花紫七个牌七条线，各走各的，绝不撞车，也没人上错车。
他如瓢的大脑袋里，这些人物、故事、出彩的地方，都是临时冒出来的吗？鬼才知道！一个给他修脚的师傅说，他那本《天成镖局》里尤老爷的大老婆和四个姨太太就是他的左脚的五个脚指头。一天他给白四爷修脚，白四爷忽然指着小脚趾感慨地说：“你看我这小姨太太多可怜，又瘦又小，天天给挤到犄角旮旯，不敢出声。”又说：“我得给她点功夫！”这话说了没几天，他这几个脚指头就变成《天成镖局》中尤家的几个女人。这个小脚趾变成的五太太武功奇绝，后来独霸镖局。
还有一个事儿。澡堂子一进门有个大屏风，正面画一条吐水的赤龙。屏风用来挡风。屏风背面是一块大水银镜子，专门给客人出门时整装用的。白四爷每天洗过澡，说完小说，穿好衣服出来时，都要面对着这大镜子整一整衣领。这镜框一边有个钉子，系一根长绳，挂一个油烘烘的梳子，白四爷每天出门照镜子时，都会抓起这梳子理两下头发。可是这梳子不知怎么变成他《鹰潭三杰》中湖上飞手中一件奇绝的利刃——铜梳。人们说他书里一切都从澡堂子里泡出来的。可是那次他湖北老家几位远亲来天津，向他家借钱，闹得不快，第二天也进了小说。真事入了小说，自然不是原样，有的成龙化凤，有的变狗变猪。全在他脑袋里化腐朽为神奇。一句笑话会引出一桩命案，男盗女娼反成了小说中绝配的侠侣。谁也不明白白四爷的脑袋里藏着什么天机。
行内的事行内明白，不过作家圈里谁也不肯认头这是白四爷天生的本事，只骂他“述而不作”，自己不会写，借人家的笔杆子弄钱出名。说这话的人还是位名家。于是有人为他愤愤不平骂那名家，你躺在澡堂子里说几段看看。人家白四爷不单脑袋瓜阔，还出口成章，记下来就是文章，不用编辑改一个字儿。你拿嘴说的话到了纸上，还不乱了套？
白四爷名噪一时，红了三十年。所有连载的书都由有正书局印行，发行量津门第一，北边卖到黑龙江，南边远到香港。直到1947年华清池热水池屋顶给常年蒸气熏糟了，掉一块砸在白四爷脖子上，砸坏颈椎，天天犯晕，便停了各报刊上的连载，一年之后便去了湖北老家养伤养老。
于是，原先又一种说法重新冒了出来：他一离开澡堂子小说就没了，白四爷的小说全是光屁股说出来的。可是不管闲话怎么说，只要打开他的小说一看，还得服人家。
腻 歪
锅店街上靠近瑞蚨祥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男的，光头，光棍，四十多岁，名叫腻歪。腻歪当然不是大名，是外号。这外号“腻歪”两字真绝，不仅把这人的性情叫了出来，连模样也叫出来了。一个人，无缘无故整天皱着眉头，满脸不高兴，无论嘛事也招不起他的兴致。多好吃、多好看、多好玩、多稀罕的事，他都不多看一眼。反过来多凶、多坏、多惨的事，他也不瞅一下。好赛他心里只有自己那个解不开、撂不下、摆不平的事，是嘛事？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的事，人人想知道。瞧瞧他——
整天眉心总像个馄饨那样揪着，脸盘总像块瓦片那样板着，眼珠子像死鱼眼，哪儿也不看，这眼神儿可是学都学不来的。
他到底为嘛腻歪真费猜。就像一根绳子上的死结，谁都想解，没人能解开。
有人说是因为他死了爹妈，光棍一个，闷得慌。有人说是娶不上媳妇，愁得慌。其实都不是。他爹是打江西来的大瓷器商，专卖上品青花瓷，把景德镇成色最好的青花瓷，用车用船弄到天津，再往紫竹林租界里送，还在锅店街上开了一个挺阔气的瓷器店。他家靠瓷器发家发财，一家子人只穿绫罗绸缎，从不穿布衣裳，虽然爹妈一去，家里没主心骨了，瓷器买卖没人做了，店铺也关了门，但现在他还住着一套带前后院的瓦房呢，只要他招亲，谁家有闺女不笑着脸往他家送？他为嘛腻歪？有人说他打小就腻腻歪歪，没高兴过，腻歪这外号打小就有。如果天生腻歪，这就没治了。
天津卫人比人厉害，没有没治的事。
要是没碰上陈六，说不定他这一辈子就这么腻腻歪歪，一直腻歪到死。可是他碰上了陈六，陈六就给他改了。陈六这人够明白，也够狠够绝。
陈六原本不是锅店街人，他在西头卖糖炒栗子，栗子炒得又甜又香又鼓又亮又好剥皮又好吃，可是西头的人穷，口袋里只有铜子，锅店街这边的人阔，口袋里全是银子。人跟著钱跑，他就跑到这边摆摊赚钱。谁想到锅店街寸土寸金，划地称王的混混儿多，能在这边插腿立足的全不是一般人。比方陈六，打他在锅店街上露面那天，就没人跟他找过茬，他看上去并不横，为嘛没人敢招惹他？这里边的缘故都在后边的故事里。
一天有几个土棍儿跟他说闲话，说到了腻歪。人们说腻歪，总绕不出这个题目：他腻歪个嘛？
谁料陈六说了一句：“哪天把他那个狗窝烧了，他就不腻歪了。”
那几个土棍儿笑道：“那不就更腻歪了，说不定一头扎进南运河。”
笑话说完就过去，可是一个月后，锅店街忽然着火，冒黑烟，大火苗子蹿上天。紧跟着远近水会敲着大锣，唿喇喇全赶来。人们瞪眼一瞧，竟是腻歪家。只见腻歪光着膀子，穿一条睡裤，从家跑出来，浑身黑烟子，像从烟筒眼儿里钻出来的野猫，连蹦带跳，连喊带叫，腻歪很少说话，他是嘛嗓音，谁也没听过。这回听到了，有人说像谦祥益扯布的声音，有人说像夜猫子叫。
这场火是“绝后火”，把他家烧得精光，只剩下一个空壳。屋子里的东西全成了灰儿，只有后院堆着一些瓷缸瓷罐，混在一堆烧焦的废墟里。瓷器不怕火烧，拿火烧成的东西都不怕再烧。
据说大火刚起来时，一些小混混趁火打劫，钻进屋里火里，一边喊救火，一边偷东西，珍稀细软准都叫混混儿们掏去了。腻歪从头到尾一直像只黑猴子在他家门口又蹿又跳又喊又叫。可是转天，没一点动静，烧焦的房子冒着缕缕蓝烟儿，却不见腻歪的影子。他在世上孤单一人，无亲无故，能去哪儿？有人说，这一场大火叫腻歪活到头了，准扎河了。
小说《俗世奇人》已经写了两本，缘何又写？因为这两本书为吾乡之奇人搭了一个台。再有奇人冒出，自然一个个蹦上来。都想在台上演一演自己得意的故事。这些人物个个标新立异，又执意太强，叫我不好谢绝。只好上来一个写一个，不觉间又是十八篇，于是有了这本《俗世奇人之三》。
天津这地方自有特别之处，寻常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者，往往就是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他们不崇尚精英，偏爱活在身边的那些非凡的凡人。这些人物的身上也就融入此地百姓集体的好恶，地域性格因之深藏其中。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對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这是我续写本书的另一个缘故。
一准会有人问我还会再写下去吗？写作人都是性情中人，最靠不住的是写作人的计划。写作人最好的状态是信马由缰。马，自己的性情与不期而至的灵感;缰，笔也。
篇首歌
一本又一本，
一群复一群;
民间奇人涌，
我笔何以禁？
张王李赵刘，
众生非蚁民，
定睛从中看，
人人一尊神。
大关丁
天津是北方头号的水陆码头，什么好吃的都打这儿过，什么好玩的都扎到这儿来。这就把当地的阔少爷们惯坏了。这些少爷个个能吃能玩，会吃会玩，讲吃讲玩，还各有一绝，比方北大关丁家的大少爷丁伯钰。
丁家原本是浙江绍兴的一个望族，燕王扫北来到天津，祖上在北城外南运河边弄到一个肥差——钞关的主事。这差事就是守在河边一坐，南来北往的船只全要向他交钱纳税。不用干活，坐地收钱，眼瞅着金山银山往上长，铜子儿扔着花也花不完。
丁家掌管这钞关在城北，人称北大关;丁家这差事世袭，上辈传下辈，只传家人，不传外人，故人叫他家为“大关丁”。
大关丁虽然有钱有势，可是他家的大少爷丁伯钰却非比常人，绝不是酒囊饭袋。他玩有玩的绝门，吃有吃的格色。
先说玩，他不玩牌不玩鸟不玩狗不玩酒令不玩小脚女人，他瞧不上这些玩烂了的东西。他脑瓜后边还耷拉一根辫子时，就骑着洋人的自行车，城里城外跑，叫全城的人全都傻了眼。
据说李鸿章早就听说，海外洋人全都骑这种东西，在大街上往来如梭。后来李鸿章访美，亲眼瞧见了，大呼神奇，还把自行车称作洋人的“木牛流马”。美国人送他一辆，他不敢一试。他不试，谁还敢试？拿回来一直扔在库房里。丁伯钰听到了，心里好奇，就找租界的朋友，花大价钱由西洋进口一辆，拿回来就骑，开始时不免摔得人仰车翻，但不出半个月，居然在估衣街上晃悠悠地亮了相。这一亮相，满城皆知。半年后，天津卫城里城外，河东水西，大街小道，全见过这位高大壮实的丁大少爷，骑一辆前后两个轱辘的洋车，宛转自如，轻如小燕，飞驰街头。他是头一位骑自行车的天津人，一时成了津门一景。
这种玩法，除去丁大少，谁还能做到——想到，想到——做到？
再说吃。他不爱吃登瀛楼的锅塌里脊不爱吃全聚楼的高丽银鱼不爱吃天丰园的银沙紫蟹不爱吃德升楼的炒鲤鱼须子，不爱吃广东馆宁波馆京饭庄和紫竹林洋菜馆所有的名菜。在天津这码头上，天下各种口味一概全有，好吃的东西五花八门。酸的、甜的、咸的、咸甜的、酸甜的、辣的、麻的、怪味的、又臭又香的;黏的、酥的、脆的、软的、松的、滑的、面的、焦的、外焦里嫩的、有咬劲的、愈嚼愈带劲的……这些东西，不光吃不过来，看都看不过来。可是丁大少爷口味个别，他顶爱吃一样，这东西吃不腻吃不够，却并不金贵，也不稀罕，街头巷尾到处见，就是——糖堆。
一串蘸糖的山里红，有嘛吃头？穷人解馋吃的，哄孩子吃的，丫头片子吃的，城中顶尖的阔少爷干吗偏吃这个？
人笑他“富人穷嘴”，他不在乎。坐着胶皮车穿过估衣街时，只要看到街口有小贩卖糖堆，立时叫停了车，打发车夫去买一根，坐在车上，大口“咔哧咔哧”嚼起来。这模样城北的人全都见过，别笑人家丁大少阔没阔相，他说过，糖堆就是一两金子一串，他照吃。由此叫人知道，有钱人就是想干吗就干吗。丁大少拥着金山银山，偏拿着这街头小吃当命了。谁能？
一次，一位打京城来的阔少爷来拜访他。京津两地虽近在咫尺，脾气秉性，吃法活法，连说话说什么都不同;天津人好说八大家，京城的人张口就是老佛爷。天津这里有钱的王八大二辈，京城那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今儿一提糖堆，京城阔少问丁大少：“这糖堆在我们京城叫作糖葫芦。老佛爷也爱吃糖葫芦，你可知道？”
丁大少摇头。京城阔少神气起来，笑道：“老佛爷吃的糖葫芦是仙品，与你们这儿街头货色可是一天一地了。”随后他顺口又说了一句，“现在京城鼓楼前九龙斋饭庄掌勺的王老五，在御膳房里干过，据说就给老佛爷蘸过糖葫芦。”
京城阔少见自己把津门阔少压住了，心里高兴，不再说糖堆的事，换了话题。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么一点。
可是等京城阔少一走，丁大少马上派两个能人，带许多银子，跑到京城，在鼓楼跟前找到九龙斋，接着找到王老五，跟着把这退了役却正缺钱的御膳房的厨师请到了天津。向来京城里必须托大官来办的事，在天津卫用银子全能办成办好。
这王老五人矮，微胖，小手，小脚，小鼻子，小耳朵，其貌不扬，也不好说话，可是身上透着一点威严。若不是出身名门，抑或身怀绝技，身上决没有这般神气。待他到丁家院子当中，先支起火炉，架上铁锅，铺好石板和案板，随后把从京城带来的两个大包袱打开，将各种见所未见的干活的家伙，还有花花绿绿、奇香异味的食材，一样一样、有章有法地铺开摆开。这阵势，叫四周围观的男仆女婢全都看傻了眼。丁大少咧开笑嘴，他家当院成了御膳房！
他眼瞅着王老五，一步一步把一串串糖堆做好。他头次见糖堆还能做得这么晶亮悦眼，五彩斑斓，玲珑剔透，好似一串串小花灯。他叫人把蘸好的糖堆送到家中各房，自己挑了新奇俏皮的一串，张口一咬，立时觉得自己已经是老佛爷了。原来做皇上这么有口福。可是皇上能吃到的，他使银子不也照样吃到吗？从此，他只要想吃老佛爷的糖葫芦，就用车把王老五从京城拉来。有一次他还在家摆上一桌糖堆宴，把城中一些吃过见过的大人物全请来。一席过后，便将明里暗里笑话他吃糖堆的臭嘴们全堵了。要说天津卫会吃加上会玩的，大关丁的丁大少顶了天。 渐渐，人们把他家这个有钱有势的称号“大关丁”给了他，称他“大关丁”了。
天底下无论坏事好事不会总在一个人身上，这叫物极必反。庚子年间，天降大祸，朝廷内乱，拳民举事，中外恶斗，跟着是聚在紫竹林里的八国联军血洗了天津老城。大关丁家富得惹眼，便被联军抄得精光，此后他家的摇钱树——钞关也不叫干了。一下子，他从天上掉在了地上。这世上的事很奇怪，活在天上的人掉下来好像绝了路，一直在地上的小老百姓反倒没这感觉，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干活就干活。
联军屠城后不久，天就凉下来。大关丁只剩几间没烧毁的破屋子，他一家好幾口，饥肠饿肚，睡觉没被，没东西可卖。人劝他借贷他不肯，他不肯背债，他明白背上债就像扛上墓碑，一直到见了阎王爷，才卸下身来。
一天，他在估衣街上看见一个卖山里红的老乡。他吃了半辈子糖堆，见了山里红哪能不动心。但这次不是心里一动，而是脑筋一动。他口袋只有几个铜子儿，便买了三五十个山里红，又去杂货店买了一小包糖，回家后切果、剔核、熬糖稀，然后从堆在墙角的苇帘中抽出几根苇秆，剥去干皮，露出白秆，截断削尖，穿果蘸糖，拿到街上一卖，都说好吃，顷刻卖光。他攥着钱又去买山里红、买糖、做糖堆，这么来来去去，跑来跑去，快断绝了的一口气就这么一点点缓过来了。
两个月后，大关丁居然有模有样站在估衣街江西会馆对面一条胡同口卖糖堆了。看样子他有几个钱了。天气凉，他居然穿上了一件二大棉袄，头戴无檐毡帽，脚下蹬兔皮里子的一双毡靴。一根裹着厚厚一圈稻草的木杆上，插满红通通的糖堆。估衣街上平日总有几个卖糖堆的，可人嘴挑好的，很快都认大关丁的了。大关丁的糖堆果大，足实透亮，糖裹得又厚又匀，松脆不粘牙;吃他一串，赛别人两串。
快到年底，丁大少手头阔绰些，开始在糖堆上玩起花活，夹豆馅的，裹黑白芝麻的，镶上各种干鲜杂果的，愈做愈好愈奇愈精，天津人吃了多少年的糖堆，还没吃过大关丁这些花样翻新的糖堆。这就奇了，他不过一个玩玩闹闹的少爷，哪来的这种能耐？
连大关丁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大少爷的能耐哪儿来的。谁也没想到，不过是当年御厨王老五在他家当院做糖堆时，他在一边拿眼看到的。怎么选果、除核、做馅、熬糖、夹花、配料、削签、穿果、蘸糖等等，他全看在眼里。他那时候并无心偷艺，王老五对这好吃的阔少爷也全无戒心。大少爷好奇便问，王老五有问必答。能人对自己的能耐向来守口如瓶，所以王老五在京城没有知音。到了天津卫大少爷这儿，百无禁忌，便开了河。王老五愈说愈得意，可就把一生的诀窍全说给了大少爷。大少爷拿糖堆当命，这些话听了自然全都记住。谁想到王老五当年每句话，今天在大关丁手里全成了真刀真枪。
大关丁过去是吃糖堆，今天是做糖堆。吃糖堆用嘴，做糖堆用心。一旦用心，能耐加倍。他还将山里红改用北边蓟县的，黄枣改用漳州的，苇秆改用白洋淀的。天津是码头，要什么有什么。大关丁亲口吃过老佛爷的糖葫芦，只有知道那个味儿才能做出那个味儿来。天津又有租界，有洋货，他能知道洋人哪样东西好。他把白糖改为荷兰的冰花糖，不单又甜又香，还分外透亮，看上去每个红果外边都像罩个玻璃泡儿。这些法子，一般小贩哪里知道？过年的时候，大关丁做一种特大糖堆，顶上边的一个果儿特别大;他别出心裁，拿橘子瓣、瓜子仁儿、青红丝做成一个虎头，一对葡萄当眼珠子，凶猛又喜人。他给这糖堆取名“花里虎”。虎性阳刚，过年辟邪，过年买东西不怕贵，这一下他的糖堆名扬津门。开始时花里虎限购三支，后来一支也买不上。
这一来，大关丁又站了起来。
他在钞关长大，懂得做事要讲规矩。他每天必走一条路线，起自针市街，东穿估衣街和锅店街，西至大胡同止。天天下午，按时准到。只是刮风、下雨、三伏天不出来。北门里的富人多，想叫他到那儿去卖，被他婉拒。他说他每天做的东西有限，只够估衣街那边的老主顾。他的糖堆是在估衣街上卖出名来的，心里总装着这里的老主顾们。
于是，估衣街上天天能见到他。他富裕起来后，衣装也更像样。小瓜皮帽是用俄国的材料定做的，褂子裤子干干净净。他面有红晕，眸子发光。自己不再担糖堆挑子，专门雇一个人替他担。他大腹便便走在前边，右手不离一根长柄的花鸡毛的掸子。每到一个小胡同口，必朝胡同里边喊一声：“堆儿——”
天津人卖糖堆，从来不吆喝“糖堆”两个字，只一个“堆儿——”。
他人高腹圆，嗓门粗，中气足。一声可以直贯胡同深处。如果是死胡同，这个“堆儿”的声音撞到墙还会返回来。
他身上总还有点当年大关丁的派头。
天津再没人贬他，反而佩服这人。人要阔得起，也得穷得起。阔不糟钱，穷就挣钱。能阔也能穷，世间自称雄。
跟会
今儿，天刚麻糊亮，木头就把两块玉米饼子揣在怀里，急急忙忙赶往东城外的娘娘宫去。其实他整整一夜没合眼，躺在炕上，等着天亮，愈等天亮得愈慢。他今年十八，爹终于答应他去看皇会。过去不敢，怕他出事。皇会年年挤伤挤死人。为这个，官府多次禁会。禁了又开，开了又禁。禁是怕出事，开是不开不行，没皇会像没过年。
天津临海，使船的人多，分外拿这位海神娘娘当回事。娘娘可以保佑出海的人平安无事。海上黑风白浪，弄不好船就翻个儿，一船的人全喂了鱼。故此，天津人吃鱼，吃完上面，把鱼翻过来吃下面时，决不说“翻过来”，忌讳这个“翻”字，必定要说“划过来”。这个划字，就是划船的划。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讲究。
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娘娘生日，天津人必办娘娘会，一连几日给娘娘烧香叩头，还要把娘娘的雕像从庙里抬出来，满城巡游，散福万家。城里城外上百道花会，全要上街一展才艺，各逞其能，亮出绝活，死卖力气，以示庆贺。一时，商家歇市，万人空巷，争相观赏，举城欢庆。
所谓皇会，是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天津，正赶上娘娘庙出会，看得高兴，赐给各道老会黄马褂、金项圈和两面龙旗。小百姓哪受过皇上的赏赐，一受宠就来了劲儿，从此把花会改称为“皇会”。出会之举也就折腾得一年比一年盛大。倘若家住天津，没看过皇会，那就是白活了。 等他回到街上，皇会还在一道道接着演。那道高跷会早已经演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此时他心里想看的却只有那道高跷了。他不知这会的会名，只知道演的是《白蛇传》。他想起刚才那胖老爷子说的“跟会”，他打定主意，今儿就跟这道会了。那道会已经走远，只有快步追上。可是快到了北大街出口的地方，混混打架，把路堵死。他蜗在人群里干着急，急也没用。渐渐日头偏西，他一早从家里出来，已经快一天了。
木头这才感觉到自己肚空腿软，忙把怀里的玉米饼子掏出来吃了。有尿憋着，找个茅厕撒掉。再找个石头台阶上坐一坐，渐渐觉得身子舒服，人精神了，刚好路开，他就来到了大胡同。这一带路宽地阔，是演会的好地方。在重重叠叠的人群中，他一眼看到一处踩高跷的，正是白娘子那道会。他跑过去，却挤不到跟前。幸好高跷高，起码能看见上边一半。远远见白娘子踩着锣鼓点儿，如同云中小燕，随风飘舞，上下翻飞，引来阵阵叫好。这女子竟有这样好的身手！
再往前的行会路线，就是由大胡同，经锅店街，穿估衣街，到针市街了。这一条道两边全是大字号的商铺。大买卖家事先早派人去到一些有名气的老会会所里，拜会头，下帖子，使钱，表示出会那天，一定要截会看会。依照规矩，逢到有人截会，出会的队伍就得停下来;人家截哪道会，哪道会就得给人家好好演一场。这便使木头把白娘子看够。
从围观者议论中，不仅知道了这道会来自葛沽，他们的高跷归属“海下”一派;还懂得了这演白蛇的女子的一招一式是嘛名目，跪叉盘叉摔叉跳叉回头叉趴地虎，招招惊险、超绝、奇盈、飘逸。尤其那身段扭起来，又强劲又妩媚，叫他惊奇与钦佩。木头愈看愈看不够，这就一直跟到针市街口。
此刻天已近暮，各会的兴致犹然未尽。本地的各会还要随同娘娘的鸾驾入城、出城、回宫，外县献演来的各会走到这里，大都在这里散了。葛沽的高跷自然也撤出了出会的队伍。
木头一直跟在这道高跷会后边，再往西，渐渐僻静。不远的地方是个小院。皇会出会时，周边乡镇的会，在城里没有“会窝子”，都是在城边租一个小院放家伙，再租几间房住人。
木头看他们进一个小院，坐在高凳上解下腿子。再从高凳下来，坐到矮凳上。踩了一天的跷，解下腿子后一时都走不了路，坐在那里喝茶抽烟，歇歇腿脚缓缓劲儿。院里有几个随会而来的本乡妇女侍候他们，把他们脱下来的汗湿的衣服晾在院中的绳子上，大口“噗噗”地喷了酒，好去汗味儿。
木头不敢进院，一直躲在外边一棵老柳树下，等候那白衣女子出来。他只想看一看这个上了妆无比艳美、妩媚、英武、奇绝的人，落了妆怎样俊秀非凡。
他等着院里的人一个个走出来，却一直没等到她出来。他有点心急。
直到院静人空。一个守门的老人出来关大门时，木头上去问，刚刚那个演白娘子的人呢，怎么没见她出来。
守门人说：“最后出来的一个就是呀。”
木头很诧异，说：“那是个瘦高结实的汉子，穿青布袄。”
守门人说：“正是。”
木头更诧异，说：“怎么是个男的？我说的是白娘子——女的！”
守门人一听一怔，随后笑道：“我们高跷会从来不准女人入会。演女的，全是男扮女装。”
木头还有点不甘心，问道：“他是做什么的？”
守門人说：“使船的，若不是整天站在船板上晃来晃去，哪有那么好的腿脚。”
老人说完扭头进门，把门关上。木头站了好一会儿，满脑袋花花绿绿，还在发懵。
告县官
城南葛沽菜市东住着一个半废的人，人称何老三，模样丑怪到头了。大脑袋，邦子头，猩猩一般塌鼻子，老鼠似的小眼珠，下边一张蛤蟆嘴。根本瞧不出年纪，是四十还是五十？脑袋下边却长一个小孩身子。小手小脚，短身短腿，站在桌子后边，谁也看不到他。这小身子支不住那个大脑袋，走起来便一摇三晃。说话的声音没法听，老娘们腔儿。瞧瞧，老天爷怎么叫他长成这副模样。
人说武大郎长得就这样。可是人家武大郎有个花容月貌的潘金莲，他四十大几还讨不到老婆。人家武大郎能靠做炊饼养家，何老三却只能到街上找点零碎活干，糊糊口。镇上的人把零活给他，并非他能干，而是瞧他可怜。他早没了爹娘，一个人活着，至于他为嘛叫“老三”，老三上边还应该有老大老二，可是谁也没见过。反正爹妈活着时候，爹妈养他;爹妈走了，没人管他。
不过，何老三人性不错，菜市东那一带的人也善待他，他挺知情。他住在一间破屋里。没活干的时候，常会拿扫帚扫扫街，照看一下街头玩耍的孩子，或帮助邻家把跑出门来的鸡轰回家去。何老三虽丑，日子一久，人们看惯了，再加上他人好，这一带人便会把一些剩下来的吃的，旧了的穿的，拿给他。每在这时候，人们都是把东西放下就走，不敢看他感激的笑。那咧嘴一笑，好似装鬼吓人。
一天，几个邻人晚饭过后，在街头老柳树下边说闲话。何老三站在一边听。
人们说来说去，就说到一件叫人挠头的事：
葛沽镇的人多，住家的房子全挤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人们各有性情，日久总有摩擦。这些摩擦，既非仇，也非恨，却疙疙瘩瘩，别别扭扭。怎么办？
有人说，这种事非偷非抢，也不是谁专横跋扈，欺凌乡里，不好告官。有人说，要是真有一种官，专门调解百姓这种事就好了。可是当官的自己的麻烦都摆不平，谁管他们的事？有人半开玩笑半出主意说，就在每年春天的娘娘会上设一道会，立一假官，谁家有别扭事，谁家对谁家憋着气，就找这假官告状，由这个假官出面，把事解了。可是这假官怎么来了事呢？大伙七口八舌，妙计不绝。开始说的是笑话，笑话愈说愈真。依这些法子，还真能把平日老百姓之间种种怨结，全都顺顺当当解开。但只有一件事没办法——谁当这个假县官？
说到谁当官，大伙就推来推去，没人肯干了。有的说自己不会当官，有的怕人笑话，有的不敢当官，有的怕招人骂。这么一来，反倒愈说愈没办法。大好的事情卡了壳。这当儿，站在一边听闲话的何老三忽然开口说：“我来当。” 大伙循声望去，一瞧一怔，随后一阵大笑：这丑东西也想当官？
可是这时前街的万老爷子一席话，叫大家服了。他说：“本来咱这法子就是正事歪办，歪打正着，愈不正经，愈不当真，反倒愈能成事。我看何老三当这官最合适！”
这话不单在理，还点破了其中的奥妙。大伙就当作一件正事合计起来。一边把刚才七嘴八舌的话顺了下来，各种妙计也定了下来;一边凑衣料，请这一带针线活最棒的洪裁缝，给何老三量体裁衣，制做官服。何老三身材五短，节省材料，他一身衣服，还用不到别人半身的材料。这官服并不是真官服，是一种戏装，怎么好玩怎么做。亮缎黑袍，当胸是五彩补子，补子上挖镶一个彩色的王八;粉底靴子乌纱帽，帽子两边用螺旋铜丝挑起的帽翅上边，各画一个老钱，一动一颤悠。何老三往身上一穿，笑翻了天，有人笑得在地上打滚，有人还尿了裤子。
打这天开始，菜市东这帮人就以何老三为主角，开始编排演练这道会来。天天后晌，只要人凑齐了，就把何老三叫来，折腾得兴致勃勃。自打大明永乐年间，葛沽许多地方都有一道拿手的花会，惟独菜市东没有，故而都说菜市东没能人，这回菜市东要露一手，賺回面子，光照葛沽。
转年三月二十三，何老三上了娘娘会。这道会的会名叫作：“告县官”。上街出会时，给安排在清平竹马会和长乐高跷会的中间。各道会全要边走边演，从头演到尾;惟独何老三的“告县官”只露一面。当各会又跳又唱一路下来，到了中街的街口，前边的清平竹马会接着往前走，长乐高跷会停下来，中间空出一块空地。跟着锣鼓一响，一个瘦巴巴、秃脑袋、身穿蓝袍的会头走上来，先叫一声“菜市东老会‘告县官’”，跟着扯着脖子喊道：“有冤的叫冤，有屈的叫屈，县老爷来了！”
人们一听，奇了。历年从来没有这么一道会，怎么叫老会，又叫“告县官”，哪来的县官，谁？
在拥满街口人群的目光里，照见一个奇头怪脸、只有半人高的家伙，摇头晃脑走了出来！这矬，这怪，这丑，这荒唐;是官又不是官，官装是戏装，是谁？跟着有人眼尖，认出是何老三！于是大叫一声“何老三”，立即轰天大笑。其实认出何老三并不难，他除去身上的戏装，只在眉心抹一块戏里丑角脸上白色的豆腐块，完全用不着再化妆，原模原样就足够了！他扮的这是哪出戏哪个官？
更叫人们惊奇的是何老三这个怪家伙，居然还会演戏，是谁传艺给他，还是戏神附体？瞧他一步三晃，头摇，腰摆，胯扭，左一蹦右一跳。两手端着腰圈，上下舞动，脑袋上的老钱帽翅一颠一颠，仿佛随着锣声鼓点。瞧他一举手一投足，一招一式，全都有姿有态。这就把站了满街的人全看傻眼了。
下边便是何老三用他那老娘们腔儿，一字一句，好似戏里的道白，说道：
“今儿，本官来到葛沽，专为百姓消解夙怨，摆平不平之事。谁心里不痛快，叫谁惹得不痛快，快快前来告诉本官，本官立马就办。”
这话音刚落，就有一人跑上来，给何老三跪下，说他邻居屠夫马大刀的儿子霸道，那天强亲了他闺女一口。他去找马大刀告状，马大刀非但不揍他儿子，反说：“我儿子才十二岁，你闺女九岁，亲一口算嘛。”他不敢惹马大刀，但这事像一口气，憋在他心里一年多，一直咽不下去。
何老三立即传令叫人把马大刀带上来，讯明属实，便说：“孩子虽小，不管就是纵容，大了不就去欺侮民女？”然后提高嗓门说，“养不教，父之过。押下去，关起来，罚他半天不准出屋！”
马大刀还想争辩，何老三扭过头不理他。马大刀身子有劲，四个上来押他的汉子更有劲，一起动手把他押走。
人居然就这么押走了，据说还真的关进镇里一间小屋，关了足足半天，谁也没见马大刀露面，马大刀还不闹翻了天。何老三真的这么厉害？难道何老三这县官，不是假的是真的？
可是谁知道，人家马大刀关在屋里，比在外边还舒服、还好玩、还快活。屋里有鱼有虾有肉有酒，那几个带他来的人，都是这道“告县官”会里的人，进了屋就给马大刀点烟斟茶，好话哄他，陪他打牌，让他赢钱。只是想尽法子不叫他出去，他也不会出去，有吃有喝有玩多美多乐。完事马大刀到处说：“要关老子半个月，老子准长十斤肉。”
马大刀高兴这种假被关，那个告状人却高兴告赢了状。从此怨结全消，相安无事。人们看出这道会的厉害，开着玩笑，热热闹闹，真真假假，就把结在人间的疙瘩解开，官府也没这种本事。从此，菜市东叫人高看一眼，“告县官”名扬葛沽。年年三月二十三娘娘会，“告县官”都必有彩。
更出彩的是何老三。虽然告县官每年只露一面，告状的人不同，告状的事不同，他全能化解了结，说话不偏不倚，合情合理。在葛沽人眼里何老三不单是一位好官，为民做主，疏解小百姓的种种不和;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丑角，叫人生爱。他丑，却丑中见美。
可是后来，事情意外生了变化。一位外来到任天津的县官，久闻葛沽娘娘盛会来观看，当看到“告县官”这道会，脸色沉下来说道：“我是县官，告县官是告我吗？”
镇里的官员忙说：“不是告您，是向您告状，求大人为民做主。”
这一解释等于说这新来的县官无知。县大人更不高兴，歪个词儿说：
“一县之长能这么丑怪吗？补子上还画个王八！”
说完抬起屁股，出门上轿，起驾回城。
就这么几句话，从此葛沽的娘娘会上，再见不到这道“告县官”。连何老三的影儿也瞧不见了。
大裤裆
一个住在大水沟的小子，姓侯，没大名，外号猴子。猴子还真像猴子，尖脸鼓眼，瘪嘴嘬腮，人瘦人精，又鬼又灵，平日游手好闲，最喜欢做的事是叫人出丑。那一阵子，他跟三岔河口集市上几个变戏法的人较上了劲，想尽损法，使尽邪招，叫几个由外地来没能耐、混吃混喝、连蒙带唬的，泄了底，穿了帮，砸了锅，卷包走人。
可是，自来三岔河口那块地界嘛人都有，江湖卖艺，有真有假;假的瞒天过海，真的藏龙卧虎。于是在变戏法的艺人中间，有三位叫他费了劲，怎么也破不了人家的阵法。人说他是变戏法的克星，可在这三位面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说不好谁能把谁克死了。 这三位中，第一位是快手刘。他只玩一样——小碗扣球。两个白瓷小碗，五个透明的玻璃球。只要他把这几个玻璃球扣在小碗下边，便谁也弄不清这两个小碗各扣着几个球。谁猜也猜不对，怎么猜都猜错;人家快手刘说是几个就几个。明明白白球儿们在这个小碗下边，快手刘那张肥嘟嘟的胖脸一甩，就全跑到另一个小碗底下了。
三岔河口的变戏法全都“撂地”。撂地不易，他在空地中间变，四周站一圈人，前后左右全是眼睛，一个小闪失，叫人逮个正着。手再快，不如眼快。只有快手刘的手比眼快。
但再快也没有猴子的脑子快。
一天，快手刘正变戏法，猴子打人群中走出来，一直到场子中心，双腿一盘坐在地上。他叫快手刘把那两个小碗，放在他身子左右一丈远的地方。再叫快手刘在他左边的小碗下边扣三个球，右边小碗下边扣两个球。快手刘全照他的意思做了。完事，他对快手刘说：
“你有没有能耐把这左右两边碗下的球，换一个儿;左边变成两个，右边变成三个？”
说完他嘻嘻笑，等着看快手刘没辙，认栽，当众现丑。
周围众人心想，猴子這一招挺绝，他坐在那里，挡在两个小碗中央，任你呼风唤雨，小球也没法过去。
谁料快手刘笑道：“你把球儿都放在你兜里了，叫我咋变？”
这话叫众人懵了，也叫猴子懵了。他用手一掏兜，往外一拿，五个球竟然都在衣兜里。他纳闷了，自己一直与快手刘相隔三尺远，球儿怎么会跑到自己的兜里？这又是在成心地奚落自己！
众人笑了起来。猴子丢尽脸面，赶紧起身跑了，从此再没有在快手刘这边露面。
第二位是仙绳李。这位玩的更简单，只一根红色的细绳子，三尺长短，但在仙绳李的手上，好像在神仙手上。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千变万化，出神入化。他把这绳往上一抛，竟然没再落下来，跑哪儿去了？他说是给“七仙女拿走了”;可是他在场子里走来走去，口中不断数落七仙女拿他的东西，忽然低头看到地上有一个绳头，他猫下腰用手捏住绳头，一下拉了出来，竟然就是他的红绳;他说这是“七仙女叫土行孙给我送回来了”。
这本事不佩服不行，全是大太阳下边，众人亲眼所见。
一天，猴子拿一把亮闪闪的剪子走上去，伸手将仙绳李手里的绳子抓过来，使剪子剪成碎段，然后塞进自己嘴里，再一口口吞进肚里，这回看你仙绳李怎么办？仙绳李站在旁边，嘛也没说，突然用手指伸进猴子左边的耳朵眼里一抠，再往外一抻，居然一点点把那根红绳完完整整抻了出来，叫猴子当场栽了，从这天起，他也没再敢到仙绳李这边来。
至于第三位，名字可不大好听——大裤裆。
大裤裆没名没姓，就这一个绰号。他长脸平头大个子，夏天一条单袍，冬天一条棉袍，上边齐脖，下边蹭地，两个袖口压在手腕上。他说话山东腔，一听就是外来谋生的。人住在北大关，无亲无友，家里家外一个人。人说他无亲，是因为靠变戏法赚那点钱，只够喂自己的脑袋，没法养家;无友是因为戏法就靠一点诀窍，不能叫旁人知道。他出门去变戏法，嘛也不带，只一件长袍大褂，可是别小看这袍子，里边要嘛有嘛。饿了凭空变出一套煎饼果子，或一大碗浇卤的捞面，渴了变一壶热茶。下雨还能变出一把油纸伞，撑起来回家。
袍子下边怎么能变出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搁在哪儿，裤裆里边吗？大裤裆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一天，大裤裆变着戏法，忽听那边有人叫喊卖鱼卖鱼，应声说了一句：“鱼是好东西，咱们也来一条，还得是活的！”说着弯身一撩棉袍，居然双手捧出一个又大又圆又亮的玻璃缸，盛满清水，里边一条大红金鱼游来游去！这一下，惊了三岔河口。打这天起，他一撂地，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一圈人;每天收摊之前，必得从袍子下边变出这缸清水大活鱼，人们才肯散。
这一来，叫猴子盯上了。猴子想了七天七夜，终于想出一个奇招，也是坏招。他抓一只独眼野猫，在家里饿三天，直饿得眼睛发蓝，然后抱到三岔河口。见大裤裆正变戏法，悄悄溜到大裤裆身后，趁他不留意，掀开他的大棉袍，把那只独眼饿猫塞进去。跟着就见大裤裆的棉袍翻腾起来，像七八只兔子在里边乱跳乱撞。不知怎么回事，猴子暗暗心喜，心想这野猫饿急了，还不大餐活鱼？
可这时只听大裤裆对着自己的裤裆下边说道：“我是想给诸位看客烧盆炭火暖暖身子，你来闹嘛？”说着，一提棉袍，下边竟然钻出一只猫，浑身冒着浓烟，嗷嗷地叫，狂奔而去。
大裤裆哈哈一笑，紧接着弯腰从棉袍下边捧出一样东西，但这次不是清水活鱼，而是蹿着火苗的大炭盆！大裤裆说：“天太冷，大家给我面子，站在这儿挨冻受凉，快快过来烤烤火。”
炭盆烧得旺，火苗一尺长。这东西怎么能在袍子里边？大裤裆笑呵呵，回过头找猴子，想给他送上一句损话，猴子早溜号了。
这一手，引得老城里的一位秀才吟出一首诗来：
火盆鱼缸善掩藏，
能拘五鬼话荒唐，
偷桃摘豆真灵妙，
第一功夫在裤裆。
大裤裆原是他的外号，从此成了响当当的艺名。
可是，这一次猴子认栽不认头，人家快手刘和仙绳李，东西简单能耐大。你不就一个大袍子大裤裆吗？谁不知道变戏法变出来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他恨不得当众把大裤裆的袍子拽下来，揭开老底，叫他一头扎进白河。他想了许久，忽有妙法，就是爬上房，揭开瓦，一眼把他的老底看穿，叫天下大白，于是他趁大裤裆还在三岔河口变戏法时，就跑到北大关，悄悄爬到大裤裆的房子上，在屋顶正中，揭开瓦片，扒开一个洞口。等到天擦黑时，大裤裆一如往日，穿着袍子回到家，先坐下来歇着，可是一歇歇了半天。猴子在屋顶已经趴了两个时辰，屋瓦不平，他肉少骨多，硌得难受，正想放弃，忽见大裤裆站起身子，动手解衣宽衣。
猴子大喜，以为马上就要看破玄机，谁料大裤裆把袍子上下扣子解开，落帆一般脱下来，竟然清清爽爽，里边是简简单单的粗布衣裤，别的任嘛没有。猴子以为自己花了眼，花了眼才应该看见大裤裆浑身挂满了东西呢！ 这一下，差点叫猴子从房顶滚下来，顾不得脚下响动，带着一堆碎瓦跳下来跑掉，生怕叫大裤裆逮着。
多年后，事情早都过去，人家大裤裆早不干了，回山东老家了。猴子与一位住在街北见多识广的老者聊天时，说出一直搁在心里的这事，他困惑不解。没想到这老者微微一笑，对他道破这里边真正的天机。老者说：
“其实，人家大裤裆那天在屋里仍是在变戏法，他知道你在房顶上边偷看。那是人家给你一人变的，你该谢谢人家才是。”
粒 儿
粒儿是刘磕巴的闺女。
刘磕巴叫刘八。刘八磕巴。人们当面叫他刘八，背地称他刘磕巴。
刘磕巴老婆没了，和闺女粒儿相依为命。他在三岔河口开个小吃铺，只卖一种吃的——嘎巴菜。人们背地又称他的嘎巴菜为磕巴菜。
刘八磕巴得厉害，铺子里待人接客的事就全归到粒儿身上了。
粒儿打小眼睛刚看见桌面时，就帮她爹端碗扫地，搬凳挪桌，张罗客人，一直忙到了十九，还在忙。现在忙还为了一件事，为了自己的嫁妆。邻家一位教私塾的郭先生，看粒儿这姑娘好，能干、乖巧又实在，要给儿子娶过来当媳妇。郭先生知道刘八的家境差，不叫刘八花钱，可嫁闺女哪能没有陪嫁？这就得拼力气干活，多赚点钱。
刘八的小铺子在河边两条小街的交叉口，人来人往，是开店的好地方。他只一间屋住人，屋外支一个棚子，支锅架案，再摆上几套桌子凳子，就是小铺了。夏天里，是个食摊;冬天外边一围席子，把冷风挡在外边，就是小吃店。
嘎巴菜不过是把煎饼切碎煮了，上边放些佐料，可天津人做小吃很用脑子，东西不贵却好吃解馋。刘八这小吃店虽然连个名号也没有，整天人来人去很少闲着。河边都是船工脚夫，饿了就来要一碗，热热乎乎，连嚼带喝，有滋有味，吃饱便走。
一天，来了两个穿长衫的人，这种小摊小铺很少来这种打扮的客人，衣衫讲究，细皮嫩肉，举手投足都斯文，斯文是学不来的，尤其那略高略瘦的一位，眉清目朗，脸上带笑，还向四边看个不停，看什么都新鲜好奇。说是做买卖的？不像，做买卖的人都装阔，牛气十足。说是念书人，倒沾边儿，尤其瘦高这位，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时而打开，时而合上，檀木扇骨，丝线穗子，一面題诗，一面有画，挺讲究。
两人进了店铺择了靠外的一张桌，粒儿立刻像只小鸟飞至桌前。问他们吃什么吃多少。执扇这人抬眼一看粒儿，眼睛一亮。粒儿是人见人喜欢的姑娘，别看不是大家闺秀，不是金枝玉叶，不擦胭脂抹粉，没有千娇百媚和花容月貌，却清纯得如小花小树，小兔小鸟。天天干活，不瘦不弱;风吹日晒，脸蛋通红。长在老爹身边，总是乖女;迎客待客，周到和气。看这姑娘的长相，应是地道天津的闺女，惟有弯弯眼角，鼻儿微翘，下巴略尖，透出一点江南模样。人说粒儿她娘是扬州人。
粒儿粗衣布带，褪了色一条红布带子扎在腰上，黑黑发辫盘在头顶，别头发的“簪子”是一段带花的桃枝，可这股子真纯和天然的劲儿，能把这世上金的银的全压在下边。
两位客人刚点了吃的，粒儿即刻把嘎巴菜送来。执扇那人问她：
“姑娘，我看你这儿人来人去，每人要的东西不同，你都记得一清二楚，不会乱吗？”
“我爹说，用心就乱不了。”粒儿说。
执扇人点头说：“这话说得好。”顺口一吃，便说，“你家这嘎巴菜味道特殊，比我上次在城里吃的好得多。”
“是我爹做得细心。米浆要熬得稀稠合度，煎饼要烤得只焦不糊，葱花、菜叶、辣椒，都是我爹精选的，你们要吃着哪点不对口，我去跟我爹说。”粒儿说。
“难怪你爹，这点小吃还这么用心用力。”
“我爹说，东西不贵，口味就更不能差。差了就等于骗人家钱。”
粒儿说完，一笑便去，却叫这执扇人十分感叹。真正的好人原来都在民间。
一会儿两人吃完，执扇人叫同来的人掏出二十个铜子儿码在桌上。粒儿来收碗敛钱，一看这么多钱，是两碗嘎巴菜的十倍，慌忙摇着两只又厚又红的小手，连说不能要。执扇人执意要给，转身就要走了。粒儿只好把爹叫来。
谁料刘八来了也是摇手不要。他是磕巴，愈急愈想说，就愈说不出话来。执扇人忽问刘八：“我听你叫这闺女粒儿，她大名叫什么？”
刘八听了，只摇头。
逢到刘八说不出话来时，都是粒儿代说。粒儿说：“我没大名，就叫粒儿。”
“粒儿这名字特别，为什么叫粒儿呢？”
粒儿眉头皱起来，似有难言之隐，但对方诚心问，她还是说了出来。原来她娘生她时是难产，肚子没食，身子没劲，眼看要憋死在她娘肚子里。多亏她爹从锅底抠下一些饭粒，塞在她娘嘴里，才把她生出来。完事她娘力尽气绝。她爹感谢那些救她一命的饭粒，便给她取名粒儿。
粒儿说到这儿，已哽咽无声，流下眼泪。
执扇人动了性情，便对刘八说：“我喜欢这孩子，收她做干闺女了。我知道今儿这些钱你们决不会要，我收起来就是了。以后你们碰到什么难处，自管来找我。我住在京城。”
粒儿说：“京城那么大，到哪儿去找？”
执扇人想了想，笑道：“你们就去找台阶最高的房子，找到台阶最高的房子就找到我。门口的要是不让你进去，你拿这把扇子给他们看——”他把手中那把金贵的扇子递给了粒儿说，“他们自然会叫你见我。”
说完话，两人告辞而去。
这事听了像笑话，手中的扇子却非虚妄。细看扇骨，精雕细镂，还镶牙填玉，非同寻常。这两人是谁呢，看样子富贵得很，可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到这小吃摊上吃嘎巴菜，又怎么肯认粒儿这个穷丫头当干闺女？这事没处去问。爷俩不识字，扇面上的字全不认得。他们也不敢把这没头没脑的事告诉旁人，连对那位“亲家”——教私塾的郭先生也不敢提起，只把这扇子好好地藏起来，有事再说。
一年后，粒儿没嫁，还没凑上嫁妆。爷俩再三合计后便去了京城，寻找粒儿那位不知姓名的干爹。心里的目标清清楚楚，就是去找台阶最高的房子。可是爷俩到了京城，转了三天，转得头晕眼花，京城到处高台阶怎么找？粒儿聪明，她说：“爹啊，咱得数台阶呀，不数怎么知道哪个房子台阶最高？”于是两人就在京城数台阶，数到第七天，终于数到一座台阶最高的深宅大院。门口站着不少执枪挎刀的兵弁。刘八望着这房子，倒吸一口气说： “妈呀，这别是皇上住的地方吧。”
粒儿不怕，找干爹有嘛可怕？她走过去对兵弁说，她要见她干爹。她说的事听起来，好似有鼻子有眼儿，又似没头没脑。人家听不明白，可她拿出来的折扇却是实实在在。守门的官兵收了折扇，问清她在京城的住处，叫她回去听信。
爷俩在小客栈等到第三天晌午，还是没信儿，出门吃饭回来，客栈老板却迎上来问他们在京城惹了嘛事。再一说，原来刚刚来了四个官差寻他们，嘛事没说，可样子挺凶。
爷俩从没惹过官，一听不好，浑身发凉。本来去年那个认干闺女的事就来得蹊跷，别出什么祸事。爷俩一合计，赶紧退房回津。
京城离天津二百多里，爷俩不敢搭车，不走大道走小路，走了三天多才回到家。到家听邻居说，头一天县衙门也来人找他们，还说不论谁见到他们，都要赶紧告官。刘八觉得好像官府在通缉他们。邻居问他们犯了嘛事，他们说不明白，不单刘磕巴吓得说不出话来，粒儿也说不明白。反正沾了官，祸无边。眼下情形吓人，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刘八说，一个人好躲，两个人难藏。粒儿姑姑家有个表姐出家在西城外一个小尼姑庵里，四边是水，很是清静，便把粒儿送到那里躲一躲，自己藏身到芦台镇一个远亲家中。
事情并没这样就消停下来。据说一天忽然来一帮官家的人，打鼓敲锣，来到西城外小尼姑庵，在门前竖起梯子给小庙挂匾，木匾青底金字：皇姑庵。字写得端庄稳重。嘛叫皇姑，皇上的姐妹吧。这帮人还抬来一个轿子，一位官差嚷着说当今皇上要接粒儿进京。
谁也不知这是嘛事。
庙门“吱呀”一开，打里边走出一个剃度过的姑子，四十多岁，穿一件素色袈裟，并非粒儿。她说小庙里只她一人。那个叫粒儿的姑娘在这里借宿几天，便被她爹接走。去了哪里，只有天知地知。
从此这小尼姑庵倒有了“皇姑庵”一名，皇上挂了匾，谁也不能摘。但为嘛叫皇姑，渐渐更没人能说清楚。
崔家炮
要说烟花火炮，上栗、萍乡、浏阳、醴陵造的都好。天津卫是南来北往的码头，这些地方的花炮全都见过，但是天津人不玩外地的花炮，只玩自己造的。天津造的烟花，叫你看花眼;天津人造的炮仗，賽过洋人的炸弹。造炮是凶烈的事，不能在人多聚众的老城内，只能在荒郊野外的村子里。其中造炮最好的村子，人人都知道是静海县沿庄镇的崔家庄。
崔家庄全姓崔，是个老村子，可是人很少，一半人造炮时炸死了。活下来的人全是虎性豹胆，拿死当玩，个个草莽英雄;这因为炮仗厉害，造炮的人就得比炮仗还厉害，才压得住。
崔家庄造炮，头一号是崔黑头。他家老祖宗，就知道把荒地里地皮上结成的白花花的火硝抠下来，加些硫磺木炭就是火药。他家造的炮仗能开山炸石。人称崔家炮。
崔黑头有三个儿子，老二十六岁那年，躺在当院一堆麻雷子上睡晌午觉，突然这堆麻雷子无缘无故地炸了，把老二炸散了，没留下整尸首。
崔黑头剩下这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三。老大三十，一直光棍，没人肯嫁到他家来，怕炸死。他家连地上的黄土里都混着火药面子，空气里飘着硝，谁能不怕？他这黑头黑脸，就是给火药炸出来的。他家老三小，只有十三岁，身上有残。小时候，崔黑子修屋顶，一不小心斧头掉了下来，砸到地上石头，迸出火花，引爆了墙根的半袋硫磺，炸去了半间屋子，还炸掉老三右边的耳朵，伤了一条腿;给老三留下两样残，一是一边耳聋，一是一走一瘸一拐。
造炮的人只两件事：一是造炮，一是卖炮。卖炮更要紧。这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炮好在哪儿，自己卖才能卖好。崔黑子年岁大了，造炮的事他盯着，卖炮的事全归了两个儿子。每到腊月，小儿子崔老三到村口的集市上去卖，大儿子崔老大到天津娘娘宫的福神街去卖。
要知道崔家炮多厉害，人多厉害，还得看他们哥俩怎么卖炮。论模样，这哥俩儿不像一个娘生的。老大像条虎，老三像只猫，可是卖起炮来就难说谁更厉害。
静海这边一进腊月，三天一集。赶集这天，崔家庄的人都把造好的鞭炮从家里搬出来，装满一车，上面盖一床辟邪的大红棉被。把车赶到庄子外边的青龙河边，停在高高的岸上，一排老柳树的下边。青龙河通着子牙河，一到秋后水就干了，冻得硬邦邦的河床便是炮市。各家的人拿着自家的鞭炮，从河堤跑下来，到河床上大放特放，相互比试，彼此较劲;买炮的人站在河堤上，去看去选去买。各地的鞭炮贩子也挤在人群里，好像看大戏。
静海造炮名气最大的是沿庄镇，造炮的村子至少二三十个，每年一到这时候，全赶着大车到青龙河这边来比炮卖炮。真要比起炮来，谁服谁？那些小子们，把单个的大炮别在腰带上，手执一根杆子，上头拴一挂长长的大红雷子鞭，一丈长短，点着药信子，从河堤奔下来;一边叫喊，一边挥杆，把拴在杆子上的长鞭挥舞得像火轮，雷子炸，硝烟冒，纸屑飞;跑到河床中央时，仍不停地挥杆舞鞭，吼叫震天，一个比一个英武。他们这么挥杆舞炮，不单是耍威，更是要显示自家编鞭用的麻精子多结实。鞭炮编得牢，才能不断火。
每在这时候，只要崔家老三一出场，人全静下来。等着他亮绝活，还不觉都把耳朵眼里的棉花塞紧一点，崔家炮震得耳朵疼。来青龙河炮市的人，连拉车的牲口，耳朵眼里全得塞着大团的棉花。
崔家老三不像英雄好汉，不足五尺，又瘦又小，身上套一条长棉袍，松松软软，像只猫，而且是病猫;灰灰小脸，眼小无神，头上扣顶毡帽，两耳戴着耳套。耳套皮里，呲出长毛。他出场与别人不同，不喊不叫，只是慢慢腾腾走到河床中央，放一挂鞭或几个炮，完事就走，跟着他家运来的几车鞭炮，顷刻被争抢一空。而只要老三把炮放完，别人家的鞭炮就像老牛放屁了。
去年，老三从河堤上走下来时，手提一挂鞭，奇小无比，看上去像一串豆芽菜。这么小的鞭能有多大的劲儿？可一点着，如同洋枪的炸子儿，声音刚劲清烈，往耳朵里钻。这才是真正的“钢鞭”！
可就在这时，一个结结实实的胖小子，穿一件藏青短袄，光着脑袋，站在他对面，手握一根又长又粗的榆木杆子，挑着一串雷子鞭。没人见过那么大的雷子鞭，像一串黄瓜。胖小子二话没说，点着药引子，这一挂鞭响完，浓烟散去，老三不见了。有人说老三回村了，有人说老三给炸飞了。 他大名白云飞，家里贩盐，赚过银钱，现在还没花光。他在家排行老四，人称白四爷。白四爷长得怪，属于异类。大身子，四肢短，肚子圆，屁股低，脑袋大如斗;但脑子比脑袋还怪，不单过目不忘，而且出奇的好使，思路快得离谱。他书看得不多，写得反比看得多。最初也是用笔写，可是笔杆跟不上脑子，就放下笔，改用嘴说。
那时天津卫时兴办刊办报，五花八门的报刊往外冒。报刊为了吸引人，就请名家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刊物每期一段，报纸每天一段。小说名家成了热饽饽，天天给报刊编辑逼着趴在桌上从早写到晚，第二天再接着干。惟有白云飞活得舒服，不写只说，只用嘴巴不费力，要说他活得舒服，还不止如此呢——
白四爷好泡澡。他说，一天不泡，浑身是土，两天不泡，浑身长毛。他在劝业场隔壁的大澡堂子华清池有个单间——甲排四号。他要的这个四号是为了跟自己“四爷”正对上数，图个吉利，也好记。他一年四季，除了大年三十和八月十五，天天在此，每天整一下午。
他先在热水池子里泡透泡足，然后光着身子，腰上裹一条大白毛巾，一掀甲排四号的门帘，进去往小床上一躺。澡堂子里的单间都是左右两张小床，中间一个小方柜子。他躺在一张床上，另一张床给来找他的人当椅子坐。他躺下来后，小伙计便过来，先搓泥，后修脚，一通忙。待收拾完了，人像脱了一层废皮，好似金蝉脱壳，轻快光鲜;从头到脚全都滑溜溜，屁股像个大白搪瓷盆。
跟着，伙计端上来几个小碟，各摆一样小吃;酱油瓜子、话梅、琥珀花生、大丰巷赵家皮糖和切成片儿水灵灵的青萝卜，还有一壶又酽又烫的茉莉花茶。这些吃喝，有热有凉有甜有咸有脆有黏有硬有软;这种活法，就是市井里的神仙。
这时候，门帘一撩进来一人，穿长袍、戴眼镜、手里提个小兜，一看就知道是报馆的编辑。他往白四爷对面的小床上一坐，一边拿笔拿纸，一边对他说：“白四爷，明儿咱可没稿子登了，您今儿得给我们说上一段，两段更好。”说完对着白四爷眯眯笑。
“你是哪个报？”
“《庸报》啊。我天天来，您怎么不记得？”
“天天七八个报馆杂志找我，没前没后叫我说哪段我就说哪段，哪能都记得？我没把你们的故事说混了，就算不错。”
“四爷，您是嘛脑子，同时说七八部小说。不仅天津没第二人，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人！”
白四爷听了高兴，来了神儿，便说：
“我在贵报连载是哪一部？哎，你把前边一段念给我听听，我就接上了。”
这戴眼镜的编辑笑道：“四爷，您在我们报上连载的是《武当争雄记》。我给您带来今天的报了，刚印出来，这就给您念，您听着，这段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张报纸，捧在手中念道，“谢虎悄悄叫廖含英从怀里掏出帕子，浸了水，绕头缠住鼻孔。吹灭了桌上的灯，和衣躺下装睡，刀就搁在身边。不一会儿，给大月亮照得雪亮的窗纸上就出现了一条人影。跟着窗上的人影忽然变大，原来这人摸到窗前，伸出舌头一舔窗纸，悄无声息地把窗纸舔了个洞，一根细竹管子便伸了进来。这人用嘴一吹竹管外边那头，里边这头就冒出一缕清烟，徐徐上升，在月光里发着蓝光，清晰异常，这就是要人命的迷魂药——‘鸡鸣五更返魂香’！”戴眼镜的编辑念到这里停住，说道，“您上一段就停在这里。”
“好，咱说来就来了！我说，你记——”白四爷像抽一口大烟，来了精神，原先半躺着，现在坐了起来，光着膀子，一身白肉，两眼闪闪发亮。他一张嘴就把前边的故事接上：“窗外那人把迷魂香吹进屋内，半天没见动静。他凑上耳朵听，屋里只有鼾声，这便抽出腰刀轻轻撬开窗户，飞身落入屋中。”四爷说到这儿，眼睛四处溜溜地看了两眼，似乎在找下边的词儿。他一望到现在房内的两张床，再往上一看，马上把故事接下来说：“这人手下极是利索，身子一翻，左右两刀，分别砍在左右两张床上，发出‘啪啪’清脆的两声，他忽觉声音不对，定睛一看，床上没人。人呢？ 他心想不好，未及再看，两条人影忽然由天而降——原来谢虎和廖含英早就伏身在房梁之上。不容这贼人反应过来，他俩已飞落下来，同时四只手如鹰缚兔，把这贼人死死擒住，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点灯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同声惊呼：‘怎么是你？’”
四爷停住了。这戴眼镜编辑说：“我还没听够呢，四爷，您接着往下说呀！”
“行了，够五百字了。扣子也留下来了，不是说好每天五百字吗？”白四爷笑着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你看，人家《369画报》的老秦已经站在这儿等半天了。”
《庸报》戴眼镜的编辑这才发现《369画报》的编辑老秦已经站在门口。他们都常来，不时打头碰面，彼此认得，互不干扰，赶忙撤走。老秦进来坐在床上，白四爷喝了几口浓茶，未等老秦开口，便笑道：“我在你们那里连载的是《花面侠》吧。我记得上次好像说到，花面侠正在山间野店要了一大盘子红烧豹肉，对吗？”
老秦说：“四爷好记性！您兵分八路，竟然一路不乱，您是奇人！您上次最后一句是‘她用筷子从盘子里夹起一块大块的豹肉，刚要放嘴里，忽见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银星一般，带着一股寒风，朝她的面门疾驰飞来。想躲是躲不过了……’”
此时白四爷一边听一边已在寻思，他右手食指和拇指正捏着一片碧绿的萝卜往自己嘴里送。他眼盯着这两根手指中的萝卜片，嘴里已将今天一段的开头说了出来：“忽然她手一抖，咔嚓一声，只见两根筷子中间不是那块豹肉，而是一柄六七寸、银光耀眼、两面开口的飞刀！”
“好！”老秦大叫，“今儿这开头太漂亮了！神来之笔！四爷说来就来，满脑袋奇思妙想啊！”
老秦是报业老江湖，懂得怎么给写东西的人煽风点火，撩动兴致。他这一捧，白四爷上了劲，立时神采飞扬，大江决堤般说了下来，不知不觉之间，老秦身边并排又坐了一高一矮两位，也都是来要稿的编辑。这些编辑全都是长衫大褂，只是有的不戴眼镜，有的戴眼镜，有的戴茶镜;有的用铅笔，有的时髦使钢笔，有的老派用毛笔墨盒，毛笔头套着铜笔帽。虽然这些编辑都是写手，可是要想笔录白四爷口授的小说，谈何容易？最难的是，白四爷说小说，声情并茂，出口成章，往往叫听者入了迷，停下了筆。 真叫人不明白，他这些小说哪儿来的？没见过他像旁人那样苦思冥想，咬着笔杆，愁眉苦脸，也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硬憋自己。泡澡、搓背、喝茶、嗑着瓜子，指天画地一通乱侃，不动笔杆，就把活儿全干出来。而且是几个不同故事的长篇同时干。他口才好，记下来便是文章，完全用不着编辑加工润色。编辑们你来我往或我来你往，你前我后或我前你后，你要哪段他说哪段。他脑袋里这些故事就像天津的电车，红黄蓝绿白花紫七个牌七条线，各走各的，绝不撞车，也没人上错车。
他如瓢的大脑袋里，这些人物、故事、出彩的地方，都是临时冒出来的吗？鬼才知道！一个给他修脚的师傅说，他那本《天成镖局》里尤老爷的大老婆和四个姨太太就是他的左脚的五个脚指头。一天他给白四爷修脚，白四爷忽然指着小脚趾感慨地说：“你看我这小姨太太多可怜，又瘦又小，天天给挤到犄角旮旯，不敢出声。”又说：“我得给她点功夫！”这话说了没几天，他这几个脚指头就变成《天成镖局》中尤家的几个女人。这个小脚趾变成的五太太武功奇绝，后来独霸镖局。
还有一个事儿。澡堂子一进门有个大屏风，正面画一条吐水的赤龙。屏风用来挡风。屏风背面是一块大水银镜子，专门给客人出门时整装用的。白四爷每天洗过澡，说完小说，穿好衣服出来时，都要面对着这大镜子整一整衣领。这镜框一边有个钉子，系一根长绳，挂一个油烘烘的梳子，白四爷每天出门照镜子时，都会抓起这梳子理两下头发。可是这梳子不知怎么变成他《鹰潭三杰》中湖上飞手中一件奇绝的利刃——铜梳。人们说他书里一切都从澡堂子里泡出来的。可是那次他湖北老家几位远亲来天津，向他家借钱，闹得不快，第二天也进了小说。真事入了小说，自然不是原样，有的成龙化凤，有的变狗变猪。全在他脑袋里化腐朽为神奇。一句笑话会引出一桩命案，男盗女娼反成了小说中绝配的侠侣。谁也不明白白四爷的脑袋里藏着什么天机。
行内的事行内明白，不过作家圈里谁也不肯认头这是白四爷天生的本事，只骂他“述而不作”，自己不会写，借人家的笔杆子弄钱出名。说这话的人还是位名家。于是有人为他愤愤不平骂那名家，你躺在澡堂子里说几段看看。人家白四爷不单脑袋瓜阔，还出口成章，记下来就是文章，不用编辑改一个字儿。你拿嘴说的话到了纸上，还不乱了套？
白四爷名噪一时，红了三十年。所有连载的书都由有正书局印行，发行量津门第一，北边卖到黑龙江，南边远到香港。直到1947年华清池热水池屋顶给常年蒸气熏糟了，掉一块砸在白四爷脖子上，砸坏颈椎，天天犯晕，便停了各报刊上的连载，一年之后便去了湖北老家养伤养老。
于是，原先又一种说法重新冒了出来：他一离开澡堂子小说就没了，白四爷的小说全是光屁股说出来的。可是不管闲话怎么说，只要打开他的小说一看，还得服人家。
腻 歪
锅店街上靠近瑞蚨祥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男的，光头，光棍，四十多岁，名叫腻歪。腻歪当然不是大名，是外号。这外号“腻歪”两字真绝，不仅把这人的性情叫了出来，连模样也叫出来了。一个人，无缘无故整天皱着眉头，满脸不高兴，无论嘛事也招不起他的兴致。多好吃、多好看、多好玩、多稀罕的事，他都不多看一眼。反过来多凶、多坏、多惨的事，他也不瞅一下。好赛他心里只有自己那个解不开、撂不下、摆不平的事，是嘛事？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的事，人人想知道。瞧瞧他——
整天眉心总像个馄饨那样揪着，脸盘总像块瓦片那样板着，眼珠子像死鱼眼，哪儿也不看，这眼神儿可是学都学不来的。
他到底为嘛腻歪真费猜。就像一根绳子上的死结，谁都想解，没人能解开。
有人说是因为他死了爹妈，光棍一个，闷得慌。有人说是娶不上媳妇，愁得慌。其实都不是。他爹是打江西来的大瓷器商，专卖上品青花瓷，把景德镇成色最好的青花瓷，用车用船弄到天津，再往紫竹林租界里送，还在锅店街上开了一个挺阔气的瓷器店。他家靠瓷器发家发财，一家子人只穿绫罗绸缎，从不穿布衣裳，虽然爹妈一去，家里没主心骨了，瓷器买卖没人做了，店铺也关了门，但现在他还住着一套带前后院的瓦房呢，只要他招亲，谁家有闺女不笑着脸往他家送？他为嘛腻歪？有人说他打小就腻腻歪歪，没高兴过，腻歪这外号打小就有。如果天生腻歪，这就没治了。
天津卫人比人厉害，没有没治的事。
要是没碰上陈六，说不定他这一辈子就这么腻腻歪歪，一直腻歪到死。可是他碰上了陈六，陈六就给他改了。陈六这人够明白，也够狠够绝。
陈六原本不是锅店街人，他在西头卖糖炒栗子，栗子炒得又甜又香又鼓又亮又好剥皮又好吃，可是西头的人穷，口袋里只有铜子，锅店街这边的人阔，口袋里全是银子。人跟著钱跑，他就跑到这边摆摊赚钱。谁想到锅店街寸土寸金，划地称王的混混儿多，能在这边插腿立足的全不是一般人。比方陈六，打他在锅店街上露面那天，就没人跟他找过茬，他看上去并不横，为嘛没人敢招惹他？这里边的缘故都在后边的故事里。
一天有几个土棍儿跟他说闲话，说到了腻歪。人们说腻歪，总绕不出这个题目：他腻歪个嘛？
谁料陈六说了一句：“哪天把他那个狗窝烧了，他就不腻歪了。”
那几个土棍儿笑道：“那不就更腻歪了，说不定一头扎进南运河。”
笑话说完就过去，可是一个月后，锅店街忽然着火，冒黑烟，大火苗子蹿上天。紧跟着远近水会敲着大锣，唿喇喇全赶来。人们瞪眼一瞧，竟是腻歪家。只见腻歪光着膀子，穿一条睡裤，从家跑出来，浑身黑烟子，像从烟筒眼儿里钻出来的野猫，连蹦带跳，连喊带叫，腻歪很少说话，他是嘛嗓音，谁也没听过。这回听到了，有人说像谦祥益扯布的声音，有人说像夜猫子叫。
这场火是“绝后火”，把他家烧得精光，只剩下一个空壳。屋子里的东西全成了灰儿，只有后院堆着一些瓷缸瓷罐，混在一堆烧焦的废墟里。瓷器不怕火烧，拿火烧成的东西都不怕再烧。
据说大火刚起来时，一些小混混趁火打劫，钻进屋里火里，一边喊救火，一边偷东西，珍稀细软准都叫混混儿们掏去了。腻歪从头到尾一直像只黑猴子在他家门口又蹿又跳又喊又叫。可是转天，没一点动静，烧焦的房子冒着缕缕蓝烟儿，却不见腻歪的影子。他在世上孤单一人，无亲无故，能去哪儿？有人说，这一场大火叫腻歪活到头了，准扎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