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八股文，明清时期及近代学人的评价都是带有感情的，毕竟他们有不少人是当事人，这种文体曾经和他们的命运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然，所处时代不同，人们的立场和角度也就各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及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八股文作为一种反动、落后的文学样式，代表着一种空洞、恶劣的文风而受到批评和指责，成为愚昧、落后、陈词滥调的代名词。应该说，这些批评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过，批评和指责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这种曾经风靡了五百多年、让千千万万读书人痴迷、对社会文化影响深远的奇特文体，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作认真的探讨和分析。抛开感情和偏见，进行冷静而客观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毕竟“八股文有五百余年之历史，在文学史上自应占有相当之地位；治文学史者，固不能以一时之好恶而竟抹杀之也”（卢前：《八股文小史》弁言，载于《卢前文史论稿》，中华书局，2006年版）。正如周作人所言：“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他甚至提出这样的建议：“除在文学史大纲上公平地讲过之外，在本科二三年级应礼聘专家讲授八股文，每周至少二小时，定为必修科，凡此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周作人：《论八股文》，载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大文书店，1932年版）话虽说得有些极端，但其所言还是很有道理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八股文和骈文、律诗、词曲等一样，是一种文学样式，只不过由于这种文体与社会文化制度、人才的选拔、个人的命运等结合得过于紧密，因而才显得比较特殊，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
　　八股文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它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其渊源来说，有三个因素是需要考虑的：
　　一是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说，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注疏、阐释，这一方式早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新的发展。从隋唐时期开始，这种阐释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唐代的帖括、宋代的经义对八股文的形成都有直接影响。
　　二是从文学艺术层面来说，汉语音分四声，字为方块，有着独特的韵律节奏之美，以对仗为核心，以齐整、和谐为特点的格律体现着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古代不少文体如骈文、律诗、词曲等都有着较严的格律规范，八股文的八股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果使用欧美等国家的语言，是无法写成八股文的。
　　三是从时代文化层面来说，从元代开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官学，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获得了权威的地位，明代更是将其制度化、规范化，进行强制性的普及和推广。
　　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了八股文的如下特点：
　　首先是内容上的规范化。这表现为：必须以四书五经为依据，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为标准，不准进行个人的发挥，更不准与儒家正统思想存在差异。
　　其次是体制的规范化。这表现为：命题而作，必须使用代言体，代圣立言；必须按照严格的文体格式进行写作，比如结构上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股、中股、后股、束股、结尾等。篇幅的长短也有严格的限制，大致在三百到六百字之间。
　　总的来看，八股文兼具骈散，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文体，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正如金克木在《八股新论》中所总结的：“八股文体兼骈散，继承了战国策士的言论，汉魏六朝的赋，唐宋的文，而以‘四书’为模范。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也正是因为它具有多种特性，名称也有多种，除通常所说的八股文之外，又有八比、制艺、制义、时文、时艺、经义、四书文等名称，不同名称代表了人们对这种文体不同特性的认识。
　　对统治者来讲，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选拔那些对儒家经典十分熟悉、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具有较高写作能力的人才。因为儒家思想是官方的指导思想，是制定各项政策、进行各项管理的主要依据。通过考试这种形式，可以强行把儒家思想进行推广，遏止异端思想的出现。至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则是那些吏胥们需要学习的。
　　二是便于操作。严格、细致的规范便于操作。参加科举考试者人数众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阅卷、选拔等一系列工作，十分繁难。在此情况下，高度规范化的考试意味着高效率，也比较容易做到客观、公正。
　　也正是为此，官方对这种文体钟爱有加。依托政治制度，这种文体和千千万万文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尽管清朝时有几次废除之议，但都没有实行。直到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才下决心，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可以这么说，明清两代，文人们下工夫最多的不是诗词，而是八股文。
　　


　　八股文渊源甚早，它的最后形成却是在明代，正如卢前所概括的：“八股文渊源于唐宋，实备体于有明，至清而盛而衰。”明初尚无体制上的严格规定，到成化年间，已基本定型。其后不断有小的调整和改动。由于出题的范围有限，士子的准备越来越充分，科举逐渐演变成考官和士子之间的智力较量，文体更为规范，要求更为严苛，以至于出现搭截题这样的荒唐题目。
　　考试制度决定了教育制度，明代的教育基本上是围绕科举进行的，不管愿意不愿意，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在学习八股文的过程中完成教育。要想进入仕途，就必须在八股文的写作上下大工夫，这是一个基本的门槛。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唐顺之、归有光、汤显祖等明代文坛名家同时也都是八股文高手。其他如唐寅、王阳明、海瑞、王世贞、茅坤、钟惺、史可法等也都写得一手好八股文。明代八股名家尚有王鏊、钱福、艾南英等人。
　　明代有不少人喜欢这种文体的写作，对其评价甚高。如具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曾这样评价八股文：“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将“今之举子业”称作“古今至文”，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长期进行八股文写作训练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写作习惯，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文人进行其他文学样式比如诗词、小说、戏曲等的创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八股文也是理解明清文学的一把钥匙。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八股文可谓中国古代最后形成的一种文体。有的研究者将其视作明代的代表性文体，比如吴梅认为：“有明一代，止有八比之时文，与四十出之传奇，为别创之格。其他各学，非惟不能胜过前人，且远不如前代，无论其他。”（吴梅：《顾曲麈谈》，载《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在此之前，焦循已提出类似的看法：“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甫、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录》）
　　对其评价，要将文学与政治文化分开来谈，要将功过分开来谈，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客观、公允。
　　从文学角度来看，八股文是一种有着严格规范的文学样式，充分体现了汉语的语言特点和声韵、节奏之美，可以培养人们精细、周密的思考和写作习惯。当然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这种文体“集中了汉文作文传统中的一些习惯程式又固定下来，达到极峰，因而僵死如木乃伊，不能再有发展”（金克木：《八股新论》）。作为一种文体，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后世对它的批评主要不是从文学着眼的。如果能自由选拔的话，感到限制太严者自可以不做，但不幸的是，它与人才选拔制度、与读书人的命运结合得如此紧密，带有强制性，这对文学创作自由无疑是一种障碍。由憎恨不合理的考试制度而连带批评八股文，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思路。
　　从政治文化层面来看，代圣立言、循规蹈矩的八股文写作不仅严重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奴化读书人，而且对考生将来的从政也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成为一种纯粹的敲门砖，消耗了读书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明清时期已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行批评，但都无力改变大局，直到晚清时期，在救亡图存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才下决心取消这种考试制度，八股文的写作也从此销声匿迹。
　　—————————————————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