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板谋利 向下属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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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光全担任安徽省巢湖市委书记57个月,80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310余万元人民币、近4万美元,占其受贿数额的74%。解剖周光全案件,我们不难发现,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身为市委书记的周光全已经彻头彻尾地将其手中拥有的公权力异化为替个别人“办事”的私权力,异化为被金钱推着转的工具。正是由于公权的被异化,周光全才会“忘了本”,不亦乐乎地张罗着为极少数人奔忙。下属提拔重用、工作调动,他亲自作出安排;公司老总申请项目、争取贷款,他帮着协调;企业老板催要工程款、解决纠纷、疏通关系,他出面打招呼。周光全案的发生,再次为加强和完善对市委书记的监督敲响了警钟。
  进入6月份以来,几条相关的新闻在安徽官场引起巨大震动———长期在地市级党政“一把手”位置上任职的巢湖市委原书记周光全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6月3日在安庆市中级法院受审,同时一批曾经向周光全行贿买官的领导干部先后被免职。有评论说,这一铁腕治官的举动,不仅在安徽,在全国也是鲜见的。
  据记者了解,自去年以来,随着周光全被查处,巢湖市就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或被判刑的处理。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在检察机关起诉书中披露的向周光全行贿的36人中,包括上述已经受到处理的地方党政官员中的13人,还有4人也是为了谋取官位或者求得工作调动向其行贿。另外的19人则是企业老总,其中有两名企业老总向其行贿的金额分别高达人民币110万元和100万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这些行贿人让周光全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进项”人民币417万余元、美元8.61万元、购物卡(券)4.3万元及名贵手表、纪念币等等。另外周光全还有人民币240万余元、美元7万余元、港币9.9万余元、欧元4260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金钱开道,听命企业老板
  
  向周光全行贿的19名企业老总中,王先正和沈玉兴大概是最能摸准周光全心思的人,也是出手最为慷慨的。
  王先正是安徽建川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建川公司”)董事长,为了与周光全处好关系,他用金钱开道,屡试不爽。2003年春节及下半年的一天,王先正先后两次来到周光全的办公室,共送给他4万元人民币。同年底,为收回巢湖世纪大道工程拖欠的工程款,王先正请周光全帮忙,周光全满口答应,并很快给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打电话,“指示”尽快支付拖欠建川公司的工程款。此后,建川公司分两次拿到了130万元工程款。2004年春节期间,王先正又送给周光全1万元人民币。不久后,为了将其在巢湖市农委工作的同学安排到县里挂职锻炼,王先正又找到周光全。周光全安排组织部门将此人作为挂职含山县(隶属巢湖市)副县长的人选。同年4月,在周光全的主持下,巢湖市委研究通过了这一决定。
  2004年4月,为了要回庐江县(隶属巢湖市)拖欠的工程款,王先正又找到周光全。在周光全的过问下,有关方面支付了所欠工程款。为感谢周光全,王先正以资助周光全女儿在上海购房为由,于同年6月送给周光全50万元人民币。
  此后,只要是王先正的请托,即使不是其职责内的事,周光全也尽力协调解决。2007年4月,建川公司在修建合肥市二环路时,因渣土堆放问题被有关部门罚款10万元,并被责令清运违法堆放的渣土。建川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结果一审败诉。上诉后,王先正请求当时已到安徽省省直机关任职的周光全帮忙,周光全遂出面协调。为感谢周光全,同年6月,王先正又送给他50万元人民币。
  就这样,直到2008年春节,王先正5年时间里先后以各种名义送给周光全110万元人民币。
  与王先正分次“表示”相比,巢湖市东方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公司”)董事长沈玉兴则是一次就把周光全“搞定”,其投入的“交易成本”是100万元人民币。
  2003年上半年,周光全想在上海买房,和他原本没有多少交情的沈玉兴表示愿意帮忙。周光全选中了一套总价为117.8万元人民币的房子,周妻当时交纳了15万元购房款。沈玉兴提出由其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周光全表示同意,并允诺今后全力支持东方公司。2004年6月和9月,沈玉兴付清了承诺的100万元购房款。此后,周光全帮助东方公司解决了有关诉讼纠纷、土地竞标和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等事宜。
  有投入有产出,在权力被异化的过程中,周光全和“投资方”都皆大欢喜。
  
  攥牢官帽,买官者趋之若鹜
  
  周光全主政巢湖市期间,作为“一把手”,最能体现其权力“魔方”的莫过于组织人事权。由于周光全把本该由集体行使的职权牢牢地攥在个人手里,所以,那些想升迁提拔的或者想换个岗位的下属,无不簇拥到他周围,并且趋之若鹜。“通过本案可以看出,尽管下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提拔重用要经过上级集体研究决定,但请托者往往送钱送物给周光全个人,就能达到预期目的。”公诉人揭示了在组织人事领域周光全将公权异化的本质。
  吴晓天原是巢湖市无为县县长,2003年7月的一天,吴晓天在向周光全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当县委书记的想法,并请周帮忙,周答应考虑。周光全后来安排组织部门将吴晓天作为无为县委书记人选进行考察。同年10月28日,在周光全的主持下,吴晓天被任命为无为县委书记。为感谢周光全,吴晓天自2004年春节开始,每年过年都给周光全送钱。周光全的女儿结婚时,吴晓天也以此为名送去了4000元“贺礼”。这样前后6次,吴晓天共送给周光全2万元人民币。
  与吴晓天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庐江县原县长彭蓬。2002年初的一天,彭蓬来到周光全办公室,请他在年底县委换届时多多关照,周答应了。临走时,彭蓬奉上5000元人民币。2002年12月11日,在周光全主持下,彭蓬被任命为庐江县委书记。后彭蓬又分三次送给周光全1.3万元人民币。
  相比吴晓天和彭蓬两人由县长到书记的一次性重用,曹亚东几乎每一次“进步”都与周光全有密切关系。早在1998年,周光全还是巢湖行署专员时,时任巢湖地区物资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曹亚东为取得周光全的关照,就给其送去2万元人民币。2000年1月,巢湖地区撤地建市,在调整居巢区领导班子时,周光全把曹亚东列为区长人选。同年2月1日,在周光全安排下,曹亚东当上了居巢区区长。
  为继续得到周光全的关照,2001年至2003年三个春节,曹亚东与时任居巢区副区长的李家法(后为巢湖市财政局局长,因受贿罪2008年12月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另因涉嫌滥用职权罪,日前被检察机关重新立案侦查),共同送给他8000元购物卡、2000元纪念币。2003年10月28日,在周光全的帮助下,曹亚东担任居巢区委书记。
  据检察机关指控,周光全累计收受曹亚东2.5万元人民币、2000美元、1.1万元购物卡、2000元纪念币和一块手表。
  曹亚东后来做到了巢湖市政府秘书长、巢湖市委党校副校长。在一次次向周光全“进贡”的同时,曹亚东也一次次收受别人的“进贡”。今年5月,曹亚东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在向周光全行贿买官的官员中,除曹亚东、李家法被判刑外,巢湖市财政局原局长章淮龙也因受贿罪,于2008年12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今年5月,已是巢湖市副市长的彭蓬、吴晓天以及时任居巢区委书记的倪进玉等均因向周光全花钱买官被免除职务。6月4日,在周光全受审的第二天,巢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付悦栓、市房管局副局长张大传、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广平、庐江县政协副主席刘华安等6名处级官员也因同样原因被免职。此外,由于周光全案发而被免职的还有巢湖市房产局局长戴祥业(因涉嫌受贿罪日前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巢湖市公安局副局长戴隆申。
  
  树大影子宽,书记张口都买账
  
  此案公诉人、安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金高发表公诉意见时指出,周光全在担任巢湖行署专员、巢湖地委书记、巢湖市委书记、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和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委主任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及其地位形成的影响,不仅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受贿次数多,而且不择手段,充分体现了其将公权异化的特点。
  记者注意到,周光全担任巢湖市委书记57个月,80多次共计收受他人贿赂310余万元人民币、近4万美元,占其受贿数额的74%。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通过请托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共收受7名行贿人贿赂计27.3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在巢湖任职期间,为了“帮助”他人,周光全可以一竿子插到巢湖市所属的县、区,对书记、县长“指手画脚”;他还可以将手伸向其他兄弟地市,请那里的领导出面帮忙。在安徽省省直机关任职期间,周光全甚至亲自带请托人“找关系”。
  2005年上半年的一天,此前多次向周光全行贿的安徽无为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九洲公司”)董事长黄万勇为了贷款一事,找到时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的周光全,周光全亲自带着他找到农行安徽省分行一副行长。同年8月5日,九洲公司在该行得到3000万元贷款。2006年底的一天晚上,黄万勇送给周光全1万美元,请他帮忙变更无为县政府对其公司开发的某商务中心设计规划,以便多开发1幢建筑楼。2007年春节,周光全安排时任无为县委书记变更该设计规划,由修建1幢高层建筑变更为修建2幢。
  2005年初,安徽安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能公司”)将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而企业供暖价格及上网电价没有上调,公司出现亏损等情况向合肥市政府作了反映,要求解决计划煤炭,放开汽、电价格并给予财政补贴。2005年3月1日,合肥市政府为此专门向安徽省政府行文,请求省政府帮助协调。合肥市政府向省政府行文后,安能公司董事长李维鹏找到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周光全,在周光全的全力运作下,同年7月26日,安徽省发改委调整了该公司的煤炭供应计划,上调了蒸汽售价,重新核定了上网电价以及增加了发电计划。仅此一件事,周光全就收下李维鹏贿送的人民币17万元。
  
  遏制公权异化需要强化有效监督
  
  对于将公权力异化为替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周光全既害怕又遏制不住。这一矛盾心态可以从其“闻风慌张忙退款、风过胆大又收钱”的表现得到有力证明。今年5月,周光全案刚起诉的时候,记者在报道中就首次注意到了其受贿的这一特点。公诉人称,这充分揭示了周光全受贿故意的主观恶性。
  记者在起诉书中看到,2006年下半年和2008年4月,周光全在得知安徽省纪检部门在对有关人员及自己的问题进行调查后,为掩饰犯罪,先后11次退给8名行贿人共计287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不可思议的是,在安徽华菱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文身上,周光全退了又收,收了又退。起诉书指控,2000年至2004年,周光全先后收受姜文41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2006年下半年,周光全得知安徽省纪检部门对曾任含山县委书记的原亳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寿林(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进行审查后,为掩饰犯罪,退给姜文15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但2007年7月,姜文将周光全的上述退款折成20万元人民币再次相送时,周光全仍然收下,并且在2008年3月又收下姜文贿送的5万元人民币。此后不久,当了解到自己正被调查时,周光全再次把这些钱全部退给姜文。
  将近60岁的周光全,23岁参加工作,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2年进入巢湖地区领导班子,后来又相继担任巢湖市委主要领导、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等职务。然而,周光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小到2000元,大到100万元,他来者不拒。贪欲就像决堤之水,逐渐把他吞没了。
  除了个人主观因素外,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导致周光全肆意异化公权的重要原因。周光全是无为县人,又长期在当地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各种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同时,由于他把持着重要的组织人事权,而这种权力又能够决定一个人政治上的升迁腾挪、仕途上的顺达阻滞,所以在一段时期里,巢湖市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没有人敢不听命于他的“招呼”,这也为其公权异化、呼风唤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所以,要建立健全对干部的教育、管理、选拔、任用、监督等方面的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要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民主保证决策的方向,集中保证决策的成效,二者缺一不可,“领导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强调集中的同时,更应该强调民主”,否则,一旦民主内容被弱化,就会出现周光全这样权力过分集中而又难以监督到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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