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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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中国文化从孔子首创儒家学说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礼”、“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在“修己”、“治人”中提倡“抑欲”,构成了一种规定人、约束人、否定人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实际上是以人的伦理关系取代了一切。于是,亲于之爱扩展到社会乃至宇宙。一切知识、情感、意志组合在一个“天——地——人”的系统中。这样,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既未产生西方那样严格理智的自然科学,也未使中国出现西方式的宗教意识。因此,中国文化从伦理关系出发,有人称之为“实用理性”,有人称之为“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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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中国文化从孔子首创儒家学说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礼”、“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在“修己”、“治人”中提倡“抑欲”,构成了一种规定人、约束人、否定人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实际上是以人的伦理关系取代了一切。于是,亲于之爱扩展到社会乃至宇宙。一切知识、情感、意志组合在一个“天——地——人”的系统中。这样,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既未产生西方那样严格理智的自然科学,也未使中国出现西方式的宗教意识。因此,中国文化从伦理关系出发,有人称之为“实用理性”,有人称之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或“情景合一”。卡普拉在《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中对此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中国人是讲究实际的人民,具有高度的社会意识,所有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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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周大新的小说创作,正在渐入佳境,《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作品的迅即推出,表现出他相当的创作实力,也集中凸现了他面对现实生活的文学思考。作为一个秉承现实主义精神、执拗地关注社会生活变迁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时代的脉博跳动,不能不牵涉这块古老的“圆型盆地”即地处豫西南的南阳盆地,但是,我不愿意由此就把周大新的作品简单地划入“写改革”一类,那样做,未免失之皮相。变革,是今天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总主题,是引起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灵魂和情感动荡的震源,反过来,
<正> 在魏连殳、吕纬甫以及“狂人”、子君、涓生等现代知识者身上,我们看到在一开始时他们都敢于按照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去改造现实、塑造现实,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窒息而凝滞着的社会,他们所具备的带有独立性的精神与勇气,在人格完善的过程中还寻求着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体验激情,努力地发展自己爱的能力(子君、涓生)与抵制能力(吕纬甫、狂人……),可以说,此时他们的人格是独立与完整的,并且已达到了非空想型的“生产性人格”(弗洛姆语)或“自我实现”(趋向)层次(马斯洛语)。可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自我实现者,在其人格系统
<正> 在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中,我们已发现了比较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间,有着非常独特的、极为鲜明的发展轨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部分中国现代作家思想中,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仍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民粹主义思想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也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过来。李大钊呼喊“走向农村去吧”,号召“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
对“红学”历史命运的描绘与议论或许值得商榷,但在“红学”已经陷入困窘的繁荣里放进了一点生气,拨上了一点异彩,弹出了一点不同的声音——这只会增加“红学”的生色和魅力而无损于它的庄严。
<正> 七月的武汉,头顶上全是火,锅在下,倒煮着人。幸亏有汗,肉没糊。然而,灵却被汽化了:有序的“智慧晶体”,此时当下蒸腾为混沌的“信息雾”。一座把长江大桥包容在里面的土耳其蒸汽浴室。我在浴室里编我的散文集《普陀山的幽默》,嗬,幽默也“幽”的一声化成青烟挥发了! 夜,用黑捂住了太阳,可屋里还是土耳其浴室。无奈,通过修理用的通顶的“天窗”爬上了房顶。谢天谢地,从“浴室里”出来了。(口欧),审美的前干扰效应,审美前有恶性刺激干扰,但又没有延伸到审美同步干扰,就会使审美感知反差性放大。真清凉!清亮
面对当今纷纭繁杂的诗坛,有识之士纷纷投之以关注,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见解。本刊1988年第四期发表了诗人公刘纵论当今诗坛的长文——《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引起了反响。之后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为了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我们特辟这个栏目。本期先发表两篇文章,欢迎有识之士参加讨论。
<正> 尽管“红学”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尽管它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那也只能说明“红学”的过去。当今时代的“红学”应该向何处发展,应该怎样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红学”推向新的阶段,这才是我们所应致力的重点。必须承认,今天的“红学”在整体面貌上,仍然停留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水平上。其文学观念的陈旧,批评方法的单调,给“红学”抹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如果说历史上的“旧红学”、“新红学”、“十七年红学”有其各自不同的学术特点,那么,今天的“红学”应该以什么特点作为自己鲜明的标志呢?
<正>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巨著,由此还生成“红学”这么一个副产品。从脂砚斋评《石头记》——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一门中国学术界向来认为是非常正宗的学问,延续到今天,依然是个“显学”。自从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标志着“新红学”的开端,迄今也有六十余年。“新红学”在当时确实是挣脱了“旧红学”的藩篱,在“红学”的内容上提出了崭新的问题,将《红楼梦》研究拓展推进了一步。六十余年的“新红学”发展至今,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红学
<正> “圈套”的里里外外技术被我们用来为需要服务,常常是服务得很好。当一个诗人疯颠颠地对人朗诵他的作品,进入得意忘形的境界,我们说,此时的技术是被他内化了。至少他本人并不觉得那是一串音节或词句,而真正是一股激情从嘴里喷发出来。但是,无论如何这里还是有一个“圈套”。要是我们听他念诗得到感染,也和他一样疯狂起来,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圈套”。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文章、著作、文艺作品乃至课本教材、新闻报道和统计表格等
<正> 理论从来就不是象牙之塔,因为理论家个体生活在现实之中。面对步履维艰的经济改革,风云变幻的商品社会,愈益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沸沸扬扬的社会心态,文艺理论家们的心也开始骚动起来,严峻的局势在向理论挑战。“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做?”在新近于福州召开的“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上,这几个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原初问题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这次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