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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衰落的原因与时间
关于越窑衰落的原因，陈万里先生在1937年出版的《越器图录》中说：“……嗣后忠懿归宋，不复需要此巨量越器之贡进，加以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本来越器的大量生产，以及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妙，是完全由于吴越王的促进，以后的衰落，又是完全受到政治的关系。而在应用方面，既然仅仅用之于进贡，不是普遍推行之于民众，自然整器之流落在人间的很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当时他所见到的出土资料太少之故。尽管越窑在晚唐至北宋中期承担了土贡和特贡瓷器的烧造任务，但宫廷用瓷的数量与商品瓷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井里汶（Cirebon）附近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舱内遗存着20多万件越窑青瓷，其中有一件青瓷碗的外底铭有“戊辰徐记烧”五字，根据器物的造型、装饰和工艺特征分析，此“戊辰”为北宋乾德六年（968年），这表明船上的20多万件越瓷是吴越国王钱弘傲在位时越窑烧制的。一艘偶然沉没的贸易船上就载有如此巨量的越瓷，那么，历年销往全国和海外各地的越瓷总量，应是难以估量的。事实证明，越窑在整体上属于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瓷窑体系。吴越国纳土归宋后，越窑继续大量出产商品瓷，北宋朝廷还在越州派驻监窑官，负责窑业税的征收。可见，越窑的衰落与政治无关。而任何偶然事件或简单因素，也不可能导致数以百计的越窑窑场的窑火在同一时期内熄灭。经过缜密的研究，我认为越窑是在与宁绍地区过度繁荣的农业的广义竞争中走向没落的。
浙江东北部的宁绍一带，具有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条件，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昌盛之地。史籍云：“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北宋时，浙江东北部成了重要的粮食产地。五代吴越国的苏州，“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硕”。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今江浙之米，硕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者，比于当时，其贵十倍”。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苏轼云：“去年八九月间，杭州在市米价，每斗六十文足，至十一月，长至九十五文足……今来在市米见今已是七十五文足……今访闻苏州在市米价，已是九十五文足。”绍圣五年（1098年），越州上虞县的米价为每斗100文。米价从五代时的每斗5文，逐步上升到北宋晚期的每斗100文，足足翻了20倍。至南宋初年，粮价更是高得惊人。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三日，宋高宗问大臣道：“昨夕闻已籴新米，莫少减价否？”张守回答说：“有人自浙西来，前此每斗一千二百者，今减作六百。”后米价虽不断波动，但通常不低于每斗200文。再者，“靖康之难”后，北方人大量南迁，使面粉的需求量猛增。由此引发种麦的高潮。“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当时的最高麦价，竟达到每斗1200文。粮食生产的兴旺，也带动了其他经济门类的发展。据记载，“熙宁十年，夏税两浙最多，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硕匹斤两。成都、夔州二路各只七万有零……诸路酒税，唯两浙所入最多”。本来，农业的发展，可为制瓷业提供有利的条件，但是，北宋时期宁绍地区的超大规模的粮食种植、茶叶生产以及人口增加，破坏了窑场附近丘陵山地的自然植被，致使制瓷业的燃料危机日益加重，同时，务农的高收益使得普通窑工的雇值上升，加之窑业税的征收，终于迫使宁绍地区的越窑窑场不堪重负而纷纷倒闭。
光绪《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陈万里先生指出：“不过该志最后说到‘寻废’二字，究竟废在什么时候，就现在窑址所发现的碎片来看，为时还是很早的，一定在熙宁以后。瓷器停烧了，就烧些沙罐瓦尊之类。”《宋会要辑稿》中有熙宁元年（1068年）越州土贡“秘色瓷器五十事”的记载，这是在文献中所见的越州最后一次进贡瓷器。考古调查发现，上林湖北宋晚期窑场所烧的瓷器，质量已十分粗劣。上虞窑寺前是五代北宋时期青瓷的重要产地，“昔置官窑三十六所”，该窑址出土的一件“绍圣五年”（1098年）铭文瓷砚，胎质较粗，制坯不精，施釉草率，釉色发褐，同期的各类制品的质量亦远不如前。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越窑在此时已全面衰落。
《宋史》记载：“两浙路……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杭稻之产……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作为生产外销瓷的窑口，越窑输出瓷器的年代下限，可以为判定其衰落的时间提供证据。韩国的高丽遗址，出土过许多中国瓷器。在相当于五代北宋的地层中，出土了越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的瓷器。越窑青瓷有茶托、花口碗、花口盘、瓜形注子、皮囊形注子、葫芦形注子、莲瓣纹唾壶、莲瓣纹盖碗等。弥勒寺遗址出土的定窑白瓷碗，外底铭有“官”款，这类定窑“官”款白瓷的年代不晚于北宋早期。在相当于北宋中晚期的地层中，出土了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窑口的瓷器，“几乎没有越窑瓷器”。这是越窑衰落于北宋晚期的重要佐证。
在宋代文献中，也保存着越窑衰落时间的信息：（1）《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负暄杂录》的记载与之基本相同，只是把朝廷设窑的时间记为“宣政间”。研究表明，汝窑的创烧时间不晚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北宋中期以后，产品“质颇粗厚”的“龙泉县窑”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阈，正说明曾誉满海内外的越窑至此已黯然失色。（2）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时，看到那里的窑场在仿烧“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汝州新窑”指的就是政和末年至宣和初年朝廷在汝州张公巷设置的官窑，其产品的釉色以淡绿色为主，高丽青瓷的釉色与之酷似，而仿越窑的器物多为晚唐五代越瓷的造型，因而才有“越州古秘色”之谓。这清晰地折射出，越窑在北宋晚期退出了历史舞台。 探讨越窑衰落的问题时，有三点必须注意：（1）越窑是个大概念，它是对宁绍地区东汉至北宋青瓷窑场的统称，不能将它与单个的窑场划等号。（2）越窑衰落指的是宁绍地区北宋窑业的整体凋敝，而各个窑场停烧的具体时间，却早晚不一。（3）北宋越窑生存压力增大时，部分窑工便向各地迁徙，武义水碓周、东阳葛府、临海许墅、黄岩沙埠等地类似越窑的窑场的设立，就是明证。尽管越窑制瓷工艺在异地延续了很久，然这些窑场已在越窑的范畴之外，故对墓葬、遗址、窖藏、沉船等遗存的宋代类越青瓷，应仔细识别，以使关于越窑衰落时间的判断免受其干扰和误导。
南宋越地青瓷窑的属性
就在越窑消亡后不久，越地又出现了小规模的青瓷窑场，分布于今慈溪低岭头、寺龙口等地（宋属余姚），其核心产品为乳浊釉青瓷，其次为透明釉青瓷。南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卷第十云：“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赵彦卫写完此卷的时间是开禧元年（1205年），而早在绍兴元年（1131年），越州已改为绍兴府，故“越乃艾色”的“越”，不是指越州，而是与古越国相联系的地理名称。据《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和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曾命令越州、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祭祀用的“陶器”，由此可见，这类窑场属于广义的南宋官窑。南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南宋官窑时，提到了“余姚窑”。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中说：“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为了把此窑与越窑范畴的余姚窑加以区别，并表明其官窑的属性，我便称之为余姚官窑。
本来，余姚官窑的属性已十分明了，无需再加阐释，但是，有人因为这类南宋窑场位于越窑故地，烧造工艺及透明釉青瓷的风格与越窑接近，将其扯入了越窑的范畴，所以，颇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第一，越窑是北宋晚期以前的分布广泛的瓷窑体系，总体上属于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民窑，余姚官窑则是宋室南渡后设立的规模很小的窑场，是南宋早期为朝廷烧制陶瓷器的重要窑口，正如杭州凤凰山同一地点的皆烧乳浊釉青瓷的南宋续窑和元代哥哥洞窑性质完全不同一样，两者根本无法归为一类，因此，成书晚于《云麓漫钞》的《垣斋笔衡》和《负暄杂录》在谈及南宋官窑时都说：“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很明显，余姚官窑设立时，越窑早已成为历史，这是南宋人所见的越地窑口更迭的情况，是不能更改的史实。
第二，唐至北宋，越窑烧制宫廷用瓷的中心在上林湖，倘若南宋初越窑没有倒闭，那么疲于奔命的南宋统治者所需的数量有限的陶瓷器，定会取给于上林湖的窑场，而无须再费资、费工、费时易地设窑。南宋初，将生产御用陶瓷器的窑场设在远离上林湖的低岭头、寺龙口一带，就是越窑已不复存在的显著标志。
第三，寺龙口窑址的南宋青瓷残片与北宋越窑青瓷残片堆积在_起，形成了余姚官窑是由北宋越窑发展而来的假象。与寺龙口毗连的低岭头，也遗存有青瓷窑址，该窑址的所有器物为清一色的南宋制品，其外观特征、制作工艺等均与寺龙口窑址的南宋青瓷相同，这充分说明它们同属余姚官窑，与北宋越窑无涉。
第四，余姚官窑的上等产品是类似汝窑瓷器的乳浊釉青瓷，掌握乳浊釉配制和焙烧技术的人。是随统治者南渡的北宋官窑的窑匠。且不说那时越窑已经衰落，即便当地尚有生产劣质青瓷的土窑存在，那么这种窑的窑工也根本不懂得乳浊釉青瓷的烧制方法，因而绝不会参与余姚官窑御用青瓷的生产，更不可能成为余姚官窑的技术骨干。
第五，余姚官窑的窑炉及窑具与越窑相似，这是符合制瓷技术传播规律的——制瓷技术在具有坚实窑业基础的地区间传播时，最活跃的因素是与胎釉、装饰和造型直接关联的技术。窑炉及窑具等通常是入乡随俗的，比如，耀州窑的兴起是越窑制瓷技术传人的结果，但耀州窑烧瓷的窑炉不是越窑使用的龙窑，而是当地固有的馒头窑。
第六，余姚官窑生产的宫廷用瓷中，不仅有乳浊釉青瓷，还有许多透明釉青瓷，然而，这种状态只是对南宋早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一种适应。乳浊釉青瓷经过短暂的过渡、发展，成为内窑等后设的南宋官窑的主要产品。另外。余姚官窑透明釉青瓷的刻划花，虽带有北宋耀州窑青瓷的风格，但已失去了耀州窑青瓷刻花的那种刚劲感。显然，北方瓷器的装饰风格在余姚官窑中被柔化，是顺应南方文化传统的自然而然的变易。
事实清楚地说明。余姚官窑为宋室南迁后设立的第一个州府一级的官窑。其制瓷技术源于以汝窑为主的北方窑口，它是宋代官窑发展中承前肩后的极其重要的环节，而与已经衰败的越窑没有传承关系。
（责任编辑：李珍萍）
关于越窑衰落的原因，陈万里先生在1937年出版的《越器图录》中说：“……嗣后忠懿归宋，不复需要此巨量越器之贡进，加以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本来越器的大量生产，以及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妙，是完全由于吴越王的促进，以后的衰落，又是完全受到政治的关系。而在应用方面，既然仅仅用之于进贡，不是普遍推行之于民众，自然整器之流落在人间的很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当时他所见到的出土资料太少之故。尽管越窑在晚唐至北宋中期承担了土贡和特贡瓷器的烧造任务，但宫廷用瓷的数量与商品瓷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井里汶（Cirebon）附近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舱内遗存着20多万件越窑青瓷，其中有一件青瓷碗的外底铭有“戊辰徐记烧”五字，根据器物的造型、装饰和工艺特征分析，此“戊辰”为北宋乾德六年（968年），这表明船上的20多万件越瓷是吴越国王钱弘傲在位时越窑烧制的。一艘偶然沉没的贸易船上就载有如此巨量的越瓷，那么，历年销往全国和海外各地的越瓷总量，应是难以估量的。事实证明，越窑在整体上属于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瓷窑体系。吴越国纳土归宋后，越窑继续大量出产商品瓷，北宋朝廷还在越州派驻监窑官，负责窑业税的征收。可见，越窑的衰落与政治无关。而任何偶然事件或简单因素，也不可能导致数以百计的越窑窑场的窑火在同一时期内熄灭。经过缜密的研究，我认为越窑是在与宁绍地区过度繁荣的农业的广义竞争中走向没落的。
浙江东北部的宁绍一带，具有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条件，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昌盛之地。史籍云：“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北宋时，浙江东北部成了重要的粮食产地。五代吴越国的苏州，“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硕”。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今江浙之米，硕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者，比于当时，其贵十倍”。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苏轼云：“去年八九月间，杭州在市米价，每斗六十文足，至十一月，长至九十五文足……今来在市米见今已是七十五文足……今访闻苏州在市米价，已是九十五文足。”绍圣五年（1098年），越州上虞县的米价为每斗100文。米价从五代时的每斗5文，逐步上升到北宋晚期的每斗100文，足足翻了20倍。至南宋初年，粮价更是高得惊人。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三日，宋高宗问大臣道：“昨夕闻已籴新米，莫少减价否？”张守回答说：“有人自浙西来，前此每斗一千二百者，今减作六百。”后米价虽不断波动，但通常不低于每斗200文。再者，“靖康之难”后，北方人大量南迁，使面粉的需求量猛增。由此引发种麦的高潮。“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当时的最高麦价，竟达到每斗1200文。粮食生产的兴旺，也带动了其他经济门类的发展。据记载，“熙宁十年，夏税两浙最多，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硕匹斤两。成都、夔州二路各只七万有零……诸路酒税，唯两浙所入最多”。本来，农业的发展，可为制瓷业提供有利的条件，但是，北宋时期宁绍地区的超大规模的粮食种植、茶叶生产以及人口增加，破坏了窑场附近丘陵山地的自然植被，致使制瓷业的燃料危机日益加重，同时，务农的高收益使得普通窑工的雇值上升，加之窑业税的征收，终于迫使宁绍地区的越窑窑场不堪重负而纷纷倒闭。
光绪《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陈万里先生指出：“不过该志最后说到‘寻废’二字，究竟废在什么时候，就现在窑址所发现的碎片来看，为时还是很早的，一定在熙宁以后。瓷器停烧了，就烧些沙罐瓦尊之类。”《宋会要辑稿》中有熙宁元年（1068年）越州土贡“秘色瓷器五十事”的记载，这是在文献中所见的越州最后一次进贡瓷器。考古调查发现，上林湖北宋晚期窑场所烧的瓷器，质量已十分粗劣。上虞窑寺前是五代北宋时期青瓷的重要产地，“昔置官窑三十六所”，该窑址出土的一件“绍圣五年”（1098年）铭文瓷砚，胎质较粗，制坯不精，施釉草率，釉色发褐，同期的各类制品的质量亦远不如前。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越窑在此时已全面衰落。
《宋史》记载：“两浙路……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杭稻之产……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作为生产外销瓷的窑口，越窑输出瓷器的年代下限，可以为判定其衰落的时间提供证据。韩国的高丽遗址，出土过许多中国瓷器。在相当于五代北宋的地层中，出土了越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的瓷器。越窑青瓷有茶托、花口碗、花口盘、瓜形注子、皮囊形注子、葫芦形注子、莲瓣纹唾壶、莲瓣纹盖碗等。弥勒寺遗址出土的定窑白瓷碗，外底铭有“官”款，这类定窑“官”款白瓷的年代不晚于北宋早期。在相当于北宋中晚期的地层中，出土了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窑口的瓷器，“几乎没有越窑瓷器”。这是越窑衰落于北宋晚期的重要佐证。
在宋代文献中，也保存着越窑衰落时间的信息：（1）《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负暄杂录》的记载与之基本相同，只是把朝廷设窑的时间记为“宣政间”。研究表明，汝窑的创烧时间不晚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北宋中期以后，产品“质颇粗厚”的“龙泉县窑”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阈，正说明曾誉满海内外的越窑至此已黯然失色。（2）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时，看到那里的窑场在仿烧“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汝州新窑”指的就是政和末年至宣和初年朝廷在汝州张公巷设置的官窑，其产品的釉色以淡绿色为主，高丽青瓷的釉色与之酷似，而仿越窑的器物多为晚唐五代越瓷的造型，因而才有“越州古秘色”之谓。这清晰地折射出，越窑在北宋晚期退出了历史舞台。 探讨越窑衰落的问题时，有三点必须注意：（1）越窑是个大概念，它是对宁绍地区东汉至北宋青瓷窑场的统称，不能将它与单个的窑场划等号。（2）越窑衰落指的是宁绍地区北宋窑业的整体凋敝，而各个窑场停烧的具体时间，却早晚不一。（3）北宋越窑生存压力增大时，部分窑工便向各地迁徙，武义水碓周、东阳葛府、临海许墅、黄岩沙埠等地类似越窑的窑场的设立，就是明证。尽管越窑制瓷工艺在异地延续了很久，然这些窑场已在越窑的范畴之外，故对墓葬、遗址、窖藏、沉船等遗存的宋代类越青瓷，应仔细识别，以使关于越窑衰落时间的判断免受其干扰和误导。
南宋越地青瓷窑的属性
就在越窑消亡后不久，越地又出现了小规模的青瓷窑场，分布于今慈溪低岭头、寺龙口等地（宋属余姚），其核心产品为乳浊釉青瓷，其次为透明釉青瓷。南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卷第十云：“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赵彦卫写完此卷的时间是开禧元年（1205年），而早在绍兴元年（1131年），越州已改为绍兴府，故“越乃艾色”的“越”，不是指越州，而是与古越国相联系的地理名称。据《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和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曾命令越州、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祭祀用的“陶器”，由此可见，这类窑场属于广义的南宋官窑。南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南宋官窑时，提到了“余姚窑”。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中说：“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为了把此窑与越窑范畴的余姚窑加以区别，并表明其官窑的属性，我便称之为余姚官窑。
本来，余姚官窑的属性已十分明了，无需再加阐释，但是，有人因为这类南宋窑场位于越窑故地，烧造工艺及透明釉青瓷的风格与越窑接近，将其扯入了越窑的范畴，所以，颇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第一，越窑是北宋晚期以前的分布广泛的瓷窑体系，总体上属于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民窑，余姚官窑则是宋室南渡后设立的规模很小的窑场，是南宋早期为朝廷烧制陶瓷器的重要窑口，正如杭州凤凰山同一地点的皆烧乳浊釉青瓷的南宋续窑和元代哥哥洞窑性质完全不同一样，两者根本无法归为一类，因此，成书晚于《云麓漫钞》的《垣斋笔衡》和《负暄杂录》在谈及南宋官窑时都说：“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很明显，余姚官窑设立时，越窑早已成为历史，这是南宋人所见的越地窑口更迭的情况，是不能更改的史实。
第二，唐至北宋，越窑烧制宫廷用瓷的中心在上林湖，倘若南宋初越窑没有倒闭，那么疲于奔命的南宋统治者所需的数量有限的陶瓷器，定会取给于上林湖的窑场，而无须再费资、费工、费时易地设窑。南宋初，将生产御用陶瓷器的窑场设在远离上林湖的低岭头、寺龙口一带，就是越窑已不复存在的显著标志。
第三，寺龙口窑址的南宋青瓷残片与北宋越窑青瓷残片堆积在_起，形成了余姚官窑是由北宋越窑发展而来的假象。与寺龙口毗连的低岭头，也遗存有青瓷窑址，该窑址的所有器物为清一色的南宋制品，其外观特征、制作工艺等均与寺龙口窑址的南宋青瓷相同，这充分说明它们同属余姚官窑，与北宋越窑无涉。
第四，余姚官窑的上等产品是类似汝窑瓷器的乳浊釉青瓷，掌握乳浊釉配制和焙烧技术的人。是随统治者南渡的北宋官窑的窑匠。且不说那时越窑已经衰落，即便当地尚有生产劣质青瓷的土窑存在，那么这种窑的窑工也根本不懂得乳浊釉青瓷的烧制方法，因而绝不会参与余姚官窑御用青瓷的生产，更不可能成为余姚官窑的技术骨干。
第五，余姚官窑的窑炉及窑具与越窑相似，这是符合制瓷技术传播规律的——制瓷技术在具有坚实窑业基础的地区间传播时，最活跃的因素是与胎釉、装饰和造型直接关联的技术。窑炉及窑具等通常是入乡随俗的，比如，耀州窑的兴起是越窑制瓷技术传人的结果，但耀州窑烧瓷的窑炉不是越窑使用的龙窑，而是当地固有的馒头窑。
第六，余姚官窑生产的宫廷用瓷中，不仅有乳浊釉青瓷，还有许多透明釉青瓷，然而，这种状态只是对南宋早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一种适应。乳浊釉青瓷经过短暂的过渡、发展，成为内窑等后设的南宋官窑的主要产品。另外。余姚官窑透明釉青瓷的刻划花，虽带有北宋耀州窑青瓷的风格，但已失去了耀州窑青瓷刻花的那种刚劲感。显然，北方瓷器的装饰风格在余姚官窑中被柔化，是顺应南方文化传统的自然而然的变易。
事实清楚地说明。余姚官窑为宋室南迁后设立的第一个州府一级的官窑。其制瓷技术源于以汝窑为主的北方窑口，它是宋代官窑发展中承前肩后的极其重要的环节，而与已经衰败的越窑没有传承关系。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