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Danl Rodrik）
　　本文由Proi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造政府学院教授，著有《贸易大白话》。
　　为什么民主政治制度没能足够快地对仇恨做出反应，导致专制民粹主义者成功利用了它们——不平等性和经济焦虑、社会地位感的下降、精英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裂痕？
　　理论上，不平等的加剧导致再分配的要求。民主政客的应对之道，应该是向富人征收更多税，并将之用在后进人群头上。这一直觉由艾伦·梅尔泽尔和斯科特·理查德的著名政治经济学论文形式化：中位和平均选民的收入差距越大，税收就越重，再分配程度也越高。
　　但在实践中，民主政体与此南辕北辙。所得税的累进性下降，对累退的消费税的依赖增加，对资本的征税出现了全球竞相降低的现象。政府不去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反而采取对低技能工人伤害尤其大的紧缩政策。大银行和公司得到援助，但家庭却得不到。在美国，最低工资没有得到充分调整，其真实水平有所下降。
　　发生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至少在美国）是民主党重视身份政治（强调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等方面的包容性）和其他社会自由角度，而忽视了收入和就业的面包和黄油问题。罗伯特·库特纳在新书中写道，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总统竞选平台中唯一缺失的便是社会阶级。
　　库特纳描述了民主党领导人在1980年代里根赢得总统选举后，如何明确决定倒向金融业的。大银行拥有了特殊的影响力，甚至控制了民主党政府的关键决策职位。如果克林顿更多地听从他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学者兼进步政策支持者），而不是財长罗伯特·鲁宾（高盛前高管），1990年代的经济政策也许会走上不同道路。
　　但“既得利益说”只能解释左翼的失败。思想的作用至少不亚于此。在1970年代的“供给冲击”打破了战后时期的凯恩斯共识和累进税制，而欧洲福利国家模式也不再流行之后，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旗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填补了空白。新浪潮还抓住了选民的想象力。
　　中左翼政客没能发展出可信的替代方案，而是全身心投入了新方向。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和布莱尔新工党，都成为全球化的热烈支持者。法国社会党暧昧地成为放松国际资本流动控制的支持者。它们和右翼的唯一区别是，它们承诺的蛋糕是更多的社会计划和教育支出——而这些承诺几乎没有实现过。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最近记录了左翼政党社会基础的有趣变迁。直到1960年代末，穷人一般都会投票给左翼，而富人会投票给右翼。此后，左翼政党日益被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俘虏，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翼”，认为他们不喜欢再分配，因为他们信奉英才教育——努力才有回报，低收入更有可能是努力不够，而不是运气不好的结果。
　　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思想，在非精英中间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它们抑制了再分配的要求。与梅尔泽尔一理查德框架的推论相反，普通美国选民似乎并不十分热衷于提高最高边际税率或提高社会转移支付。即使他们认识到——并担心——不平等性大幅加剧时，也是如此。
　　这一显而易见的悖论的解释是，选民对政府解决不平等性的能力极不信任。一组经济学家发现，被预先勾起“游说集团”或“援助华尔街”联想的受访者，对反贫困政策的支持度显著更低。
　　自1960年代以来，对政府的信任在美国便一直处于总体下跌、略有起伏的状态。许多欧洲国家也有类似趋势，特别是在南欧。这表明，着眼于政府在决定经济机会中的积极作用的进步政客，在选战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害怕打输这场战斗，也许解释了左翼的应对为何如此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