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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滩，一个卖莱人，竟然获得了上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他就是多利农庄创始人张同贵。
“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有机农产品在整个农产品比例中占到8％到10％，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目前的比例还不到1％。”巨大的市场前景，给了张同贵投身有机农场的巨大信心。
事實证明，他做对了。
从做贸易到卖川菜
张同贵是四川宜宾人，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植物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县政府工作，不久，作为后备干部，他在四川靠近云南边境的一个山区多任副乡长，一干就是3年。等3年期满，他第一次做出了让人惊讶的选择，从政府机关跳到了国营企业工作。
“我不是一个好的政府官员，机关约束太多，我得不到发挥。”张同贵说。
1991年，张同贵在报上看到上海准备开发浦东，于是，就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当时，全家没有一个人同意他去，一是怕他不适应，二是儿子才刚刚2岁，家里也需要他。可他还是走了。
这是他的第二次选择。
创业总是艰苦的，何况像张同贵这样在上海没有根基的外乡人。“为了一笔外贸单子，从市区骑自行车去宝钢，整整骑了近百公里。这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经过6年多的打拼，张同贵在上海将矿产贸易做得有模有样。但是，一直吃不到正宗的川菜，让他很是恼火。
1997年，张同贵决定自己开一家川菜馆，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先让自己吃到家乡的味道。
投资23万元，只有5张餐台——这就是张同贵要开张的多利川莱馆的规模。他本来要在6月6日这天开业，偶然得知6月4日有一个四川去美国考察的团队回国，要经上海返回成都。为接待这个考察团，他决定将开业时间提前两天。
张同贵后来在清华大学创业者活动讲演时说，“把我们省委副书记抓到我们那儿吃了一顿川菜，这顿饭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四川人平时吃辣吃惯了，一下子在美国待10多天，回到上海吃川菜，且不说菜好不好吃，仅仅因为吃到辣，就已经很兴奋、很过瘾了。那位省委副书记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是他从政以来剪彩的最小项目。
真应了那句“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老话，小小一个川菜馆，生意居然天天爆满。香港几个明星吃过多利川菜后，每次到上海都会给张同贵打电话定位子。
尽管如此，张同贵起初却并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多利川菜馆的老板，更愿意说自己是做投资、做外贸、做装潢、做室内设计的，下意识里还是觉得开川菜馆算不上大生意。
有一次，张同贵去日本雅马哈上海公司谈判进口机器的事儿，正当双方在价格上相持不下时，张同贵无意中透露自己是多利川莱馆的老板，日方经理吃了一惊：“你就是多利的老板?我经常到你们那里吃饭。”僵持的谈判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张同贵拿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折扣。
在与顾客的交流中，常常有人告诉张同贵：你的菜很好吃，但环境太一般了，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就餐环境。这样的反馈听多了，张同贵就产生了做高档精品餐厅的想法。于是，“金多利”川粤菜馆选在浦东联阳和碧云两个国际高档社区同时开张了。
此后8年，张同贵的多利川菜馆在上海的数量扩大到了30多家，一年的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当时连锁概念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有很多投资者都鼓动着张同贵上市。张同贵也一度设想，将多利川菜馆发展到50家，并向北京、香港扩展。
2005年，上海滩出现一家搞有机农业的多利农庄，它的老板正是张同贵。重金投入千亩农庄
2005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计划打造5到10个10。公顷的蔬菜基地，希望能“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同时能反映中国农业水准”，并面向社会招标。
张同贵提交给政府的竞标方案里，适时地提出了“强调高品质，打造强势品牌，培育特色品种”的“三品”经营理念，这与政府的定位不谋而合，于是，张同贵成功地获得了位于浦东新区大团镇上的一块1750亩土地的经营权。
多利农庄就此产生。
其实，多利农庄经营思路和整体规划都是由张同贵做的EHBA研究课题演化而来的。
在中欧国际商学院读EMBA的过程中，需要做课题研究报告，作为四川农大毕业生，张同贵将研究方向瞄准了靠近自己专业的内容——有机农业。“三农”专家温铁军成为了他的顾问，向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都市农业，二是有机农业。
“都市农业，就是在城郊的地方做农业，除了给城市人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外，还给城市人提供一个体验农业、感受农业、休闲农业的机会，现在小朋友五谷不分，我们农庄搞开放日的时候，小朋友看到蝌蚪都可以玩半天。”张同贵形象化地解释道。
当然，张同贵对多利农庄的信心，更多还是来自有机农业的发展前景。“我们现在吃的菜和粮食，种植时农民大量地施用农药和化肥，吃的猪肉的生长期只有5个月，三、四斤的肉鸡生长期只有45天。我很担心长期这样下去，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长到2.5米高。”张同贵说。
资料显示，全球有机食品市场近10年来一直保持年20％到30％的增速，在美国和日本，有机蔬菜的消费已经超过了蔬菜总量的15％。张同贵还发现，在香港、台湾和日本，有机农产品的消耗量占整个农产品的比例一般是8％到10％，而在大陆，即使上海这个最具健康意识的城市，也还不到1％，“仅蔬菜而言，整个上海市场的1％就意味着10亿元的规模，北京也大体如此，加上其他副食品，应该有100亿元的市场。”
多利农庄拿到的1750亩菜地，是从农户手中租赁来的，每亩每年补产费约为2500元。仅土地承包费～项，每年的支出就将近500万元。
据张同贵介绍，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可被概括为“三无两改造”，即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无转基因，同时还要改造水以及改造土壤。“长期使用化肥、农药的结果是，土质偏酸。为了达到国际要求的有机蔬菜种植标准，多利农庄的土地都必须经历长达三、四年的土壤改良期，在这期间只有持续的投入而没收入的。”
为净化空气，多利农庄种植了大量的防护植物带。来到农庄，就能看到一条环绕周边的清澈小河，河里边是～排排白色蔬菜大棚。这条河有两个作用，一是实现达到三级水质(居民饮用水的标准)，以用来灌溉蔬菜；二是与外界形成20米宽的水道隔离带，以避免虫病交叉感染。仅此一项，张同贵就投八了6000多万元人民币。
张同贵还专门从台湾请来了有机农业技术专家，负责整个农庄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专家每天都会开着电瓶车在农庄的田地中检测土壤的酸度以及观察蔬菜的生长情况。
持续的重金投入，使多利农庄成为了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诸如国环有机认证、IFOAM国际有机认证、HACCP关键风险点控制认证、GAP优质农业认证的农庄。
“我们现在为止投了2.5个亿，仅仅 水土环境的改良就投了将近1个亿。”张同贵坦言，有机农业是个高门槛的行业。高速成长的事业
2009年，多利农庄改良好的300亩土地有了产品，张同贵便將很大精力投入到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上。 一般的流通模式是经过一级代理、二级代理、零售商后卖给消费者。这种方式省心，但经过环节多，大量利润被渠道商占据。
要进超市，进场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张同贵决定走直销的路子，他请来中欧学院的同学郭海、茅亮帮他做销售。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做礼品生意，挑选了银行、证券、高端培训机构与医疗机构等资源集中的领域，做礼品团购。
同时，茅亮开始建立团队，专门跟踪那些兑换过礼券的客人。一轮电话沟通后，他们发现大概8％的顾客会选择购买会员卡，还会介绍其他公司作为新的团购客户。
经过中秋节、春节这两个送礼旺季之后，会员卡的销售明显地增加了。送礼培养出了一批常规性消费群体，为了巩固这些消费者，茅亮组建了公司的“营养师”队伍，他们以多利农庄的身份参加一些营养培训活动，宣传有机食品的好处。
农业体验是多利农庄功能的一部分，有日本庭院式的展示厅、德国风格的集装箱酒店等。农庄也向有意向的消费者开放，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蔬菜的生产过程，还可以在农庄餐馆吃鸡汤火锅，涮有机蔬菜。体验活动也使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至今，多利农庄的会员数量已达5000个。除此之外，还有像宝钢、上海证交所等20个团购会员。
会员的增加，带来的一个困难是配送问题。2009年，张同贵开始建立冷链物流。尽管配送车已达5辆，运力依然不足，且很难覆盖到上海外环线以外的地区。最后，他将较为稳定的订单外包给专业的配送公司，较为分散的订单自己送，以降低配送成本。
为了增强用户对产品的忠诚度，多利农庄应用了“物联网”技术，这也构成用户体验的一部分。消费者可以通过产品包装上的编码，在互联网上查知自己购买蔬菜播种、施肥、采摘和配送的全过程。
2010年，是张同贵从多利农庄喜获丰收的一年。多利农庄成为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生活馆中惟一一家生产蔬菜的企业，获得世博组委会颁发的卓越社会责任奖农庄实现了5000多万元的销售并实现了盈利：年底获得了青云创投10C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让业内人士艳羡不已。
为了改变供不应求的状态，张同贵决定实现“分品类跨区域布局”的策略，即按照种植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相应的地理布局。譬如，将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而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则分散到其他土地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这样一来，既能充分提高总体产量供给，降低土地成本，又有利于规划产品品类拓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总体利润率。基于这种思路，从2010年开始，多利农庄又分别在崇明、云南以及武夷山复制建设了数万亩有机农业种植基地。
“一份成功的事业，绝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回报，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张同贵说。
按照计划，张同贵将在上海打造两个基地，一个是都市有机农业的体验中心，另～个是规模为1600亩的低碳农业基地。同时，他打算依靠自己从台湾聘来的有机农业团队，在土壤改良等方面建立起一套有机蔬菜生产的标准，以推动国家有机蔬菜标准化的建设。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张同贵今年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准备拿2亿元进军首都有机农业市场。“是收购已通过认证的有机农场，还是找其他土地，还没最终定下来。”张同贵说。
他就是多利农庄创始人张同贵。
“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有机农产品在整个农产品比例中占到8％到10％，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目前的比例还不到1％。”巨大的市场前景，给了张同贵投身有机农场的巨大信心。
事實证明，他做对了。
从做贸易到卖川菜
张同贵是四川宜宾人，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植物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县政府工作，不久，作为后备干部，他在四川靠近云南边境的一个山区多任副乡长，一干就是3年。等3年期满，他第一次做出了让人惊讶的选择，从政府机关跳到了国营企业工作。
“我不是一个好的政府官员，机关约束太多，我得不到发挥。”张同贵说。
1991年，张同贵在报上看到上海准备开发浦东，于是，就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当时，全家没有一个人同意他去，一是怕他不适应，二是儿子才刚刚2岁，家里也需要他。可他还是走了。
这是他的第二次选择。
创业总是艰苦的，何况像张同贵这样在上海没有根基的外乡人。“为了一笔外贸单子，从市区骑自行车去宝钢，整整骑了近百公里。这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经过6年多的打拼，张同贵在上海将矿产贸易做得有模有样。但是，一直吃不到正宗的川菜，让他很是恼火。
1997年，张同贵决定自己开一家川菜馆，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先让自己吃到家乡的味道。
投资23万元，只有5张餐台——这就是张同贵要开张的多利川莱馆的规模。他本来要在6月6日这天开业，偶然得知6月4日有一个四川去美国考察的团队回国，要经上海返回成都。为接待这个考察团，他决定将开业时间提前两天。
张同贵后来在清华大学创业者活动讲演时说，“把我们省委副书记抓到我们那儿吃了一顿川菜，这顿饭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四川人平时吃辣吃惯了，一下子在美国待10多天，回到上海吃川菜，且不说菜好不好吃，仅仅因为吃到辣，就已经很兴奋、很过瘾了。那位省委副书记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是他从政以来剪彩的最小项目。
真应了那句“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老话，小小一个川菜馆，生意居然天天爆满。香港几个明星吃过多利川菜后，每次到上海都会给张同贵打电话定位子。
尽管如此，张同贵起初却并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多利川菜馆的老板，更愿意说自己是做投资、做外贸、做装潢、做室内设计的，下意识里还是觉得开川菜馆算不上大生意。
有一次，张同贵去日本雅马哈上海公司谈判进口机器的事儿，正当双方在价格上相持不下时，张同贵无意中透露自己是多利川莱馆的老板，日方经理吃了一惊：“你就是多利的老板?我经常到你们那里吃饭。”僵持的谈判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张同贵拿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折扣。
在与顾客的交流中，常常有人告诉张同贵：你的菜很好吃，但环境太一般了，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就餐环境。这样的反馈听多了，张同贵就产生了做高档精品餐厅的想法。于是，“金多利”川粤菜馆选在浦东联阳和碧云两个国际高档社区同时开张了。
此后8年，张同贵的多利川菜馆在上海的数量扩大到了30多家，一年的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当时连锁概念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有很多投资者都鼓动着张同贵上市。张同贵也一度设想，将多利川菜馆发展到50家，并向北京、香港扩展。
2005年，上海滩出现一家搞有机农业的多利农庄，它的老板正是张同贵。重金投入千亩农庄
2005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计划打造5到10个10。公顷的蔬菜基地，希望能“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同时能反映中国农业水准”，并面向社会招标。
张同贵提交给政府的竞标方案里，适时地提出了“强调高品质，打造强势品牌，培育特色品种”的“三品”经营理念，这与政府的定位不谋而合，于是，张同贵成功地获得了位于浦东新区大团镇上的一块1750亩土地的经营权。
多利农庄就此产生。
其实，多利农庄经营思路和整体规划都是由张同贵做的EHBA研究课题演化而来的。
在中欧国际商学院读EMBA的过程中，需要做课题研究报告，作为四川农大毕业生，张同贵将研究方向瞄准了靠近自己专业的内容——有机农业。“三农”专家温铁军成为了他的顾问，向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都市农业，二是有机农业。
“都市农业，就是在城郊的地方做农业，除了给城市人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外，还给城市人提供一个体验农业、感受农业、休闲农业的机会，现在小朋友五谷不分，我们农庄搞开放日的时候，小朋友看到蝌蚪都可以玩半天。”张同贵形象化地解释道。
当然，张同贵对多利农庄的信心，更多还是来自有机农业的发展前景。“我们现在吃的菜和粮食，种植时农民大量地施用农药和化肥，吃的猪肉的生长期只有5个月，三、四斤的肉鸡生长期只有45天。我很担心长期这样下去，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长到2.5米高。”张同贵说。
资料显示，全球有机食品市场近10年来一直保持年20％到30％的增速，在美国和日本，有机蔬菜的消费已经超过了蔬菜总量的15％。张同贵还发现，在香港、台湾和日本，有机农产品的消耗量占整个农产品的比例一般是8％到10％，而在大陆，即使上海这个最具健康意识的城市，也还不到1％，“仅蔬菜而言，整个上海市场的1％就意味着10亿元的规模，北京也大体如此，加上其他副食品，应该有100亿元的市场。”
多利农庄拿到的1750亩菜地，是从农户手中租赁来的，每亩每年补产费约为2500元。仅土地承包费～项，每年的支出就将近500万元。
据张同贵介绍，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可被概括为“三无两改造”，即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无转基因，同时还要改造水以及改造土壤。“长期使用化肥、农药的结果是，土质偏酸。为了达到国际要求的有机蔬菜种植标准，多利农庄的土地都必须经历长达三、四年的土壤改良期，在这期间只有持续的投入而没收入的。”
为净化空气，多利农庄种植了大量的防护植物带。来到农庄，就能看到一条环绕周边的清澈小河，河里边是～排排白色蔬菜大棚。这条河有两个作用，一是实现达到三级水质(居民饮用水的标准)，以用来灌溉蔬菜；二是与外界形成20米宽的水道隔离带，以避免虫病交叉感染。仅此一项，张同贵就投八了6000多万元人民币。
张同贵还专门从台湾请来了有机农业技术专家，负责整个农庄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专家每天都会开着电瓶车在农庄的田地中检测土壤的酸度以及观察蔬菜的生长情况。
持续的重金投入，使多利农庄成为了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诸如国环有机认证、IFOAM国际有机认证、HACCP关键风险点控制认证、GAP优质农业认证的农庄。
“我们现在为止投了2.5个亿，仅仅 水土环境的改良就投了将近1个亿。”张同贵坦言，有机农业是个高门槛的行业。高速成长的事业
2009年，多利农庄改良好的300亩土地有了产品，张同贵便將很大精力投入到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上。 一般的流通模式是经过一级代理、二级代理、零售商后卖给消费者。这种方式省心，但经过环节多，大量利润被渠道商占据。
要进超市，进场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张同贵决定走直销的路子，他请来中欧学院的同学郭海、茅亮帮他做销售。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做礼品生意，挑选了银行、证券、高端培训机构与医疗机构等资源集中的领域，做礼品团购。
同时，茅亮开始建立团队，专门跟踪那些兑换过礼券的客人。一轮电话沟通后，他们发现大概8％的顾客会选择购买会员卡，还会介绍其他公司作为新的团购客户。
经过中秋节、春节这两个送礼旺季之后，会员卡的销售明显地增加了。送礼培养出了一批常规性消费群体，为了巩固这些消费者，茅亮组建了公司的“营养师”队伍，他们以多利农庄的身份参加一些营养培训活动，宣传有机食品的好处。
农业体验是多利农庄功能的一部分，有日本庭院式的展示厅、德国风格的集装箱酒店等。农庄也向有意向的消费者开放，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蔬菜的生产过程，还可以在农庄餐馆吃鸡汤火锅，涮有机蔬菜。体验活动也使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至今，多利农庄的会员数量已达5000个。除此之外，还有像宝钢、上海证交所等20个团购会员。
会员的增加，带来的一个困难是配送问题。2009年，张同贵开始建立冷链物流。尽管配送车已达5辆，运力依然不足，且很难覆盖到上海外环线以外的地区。最后，他将较为稳定的订单外包给专业的配送公司，较为分散的订单自己送，以降低配送成本。
为了增强用户对产品的忠诚度，多利农庄应用了“物联网”技术，这也构成用户体验的一部分。消费者可以通过产品包装上的编码，在互联网上查知自己购买蔬菜播种、施肥、采摘和配送的全过程。
2010年，是张同贵从多利农庄喜获丰收的一年。多利农庄成为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生活馆中惟一一家生产蔬菜的企业，获得世博组委会颁发的卓越社会责任奖农庄实现了5000多万元的销售并实现了盈利：年底获得了青云创投10C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让业内人士艳羡不已。
为了改变供不应求的状态，张同贵决定实现“分品类跨区域布局”的策略，即按照种植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相应的地理布局。譬如，将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而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则分散到其他土地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这样一来，既能充分提高总体产量供给，降低土地成本，又有利于规划产品品类拓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总体利润率。基于这种思路，从2010年开始，多利农庄又分别在崇明、云南以及武夷山复制建设了数万亩有机农业种植基地。
“一份成功的事业，绝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回报，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张同贵说。
按照计划，张同贵将在上海打造两个基地，一个是都市有机农业的体验中心，另～个是规模为1600亩的低碳农业基地。同时，他打算依靠自己从台湾聘来的有机农业团队，在土壤改良等方面建立起一套有机蔬菜生产的标准，以推动国家有机蔬菜标准化的建设。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张同贵今年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准备拿2亿元进军首都有机农业市场。“是收购已通过认证的有机农场，还是找其他土地，还没最终定下来。”张同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