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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正是下班高峰期，从海防通向河内的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我们的面包车穿行的速度并不快，正好可以让我慢慢观赏沿路风景。
沿路所见并不能让我兴奋：与国内很多开发区相似，繁忙的道路、分割成小块的农田、不时闪过的路边厂房和杂货小店构成了风景的主体，惟一体现越南特色的是数量众多的摩托车。
我搭乘重庆力帆越南分公司的班车前往河内。力帆厂设在距河内市区20多公里的开发区，中方员工都住宿舍，家在河内的越南员工则每天乘班车上下班，所以现在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旁边的越南翻译阿清告诉我，公路沿线属于开发区，集中了很多工厂，不少是中资的。阿清前年从河内一所大学的汉语专业毕业后，进入力帆越南厂工作，月工资2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000元)。对这个数字阿清并不满意，她说在河内的很多同学工资要高得多。但看得出来，阿清还是很喜欢为中国公司工作。
“我很敬佩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最喜欢广州——它和河内最像。”阿清说。很快我就彻底同意了她的观点。过了宽阔的红河，车子进入河内市区，这里的街市与广州、上海的老城区太像了。车窗外看不到任何能使我惊奇的城市景物，没有惊奇本身倒成了最大的惊奇。
看着车窗外狭窄的街道，人行道上各种杂货店，肤色举止一样的下班人流，记者丝毫没有身在异国的感觉。
是性格缺陷还是文化误读？
从昆明来到河内经商的福建人吴先生刚来时也有同样感受：“一开始觉得很适应，因为这里的风俗习惯、饮食与国内都差不多。”可是现在将近一年过去了，吴先生最盼望的就是自己代理的产品能够早日打开市场，这样他就可以尽早回国。
交谈中，吴先生用了很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来描述当地人，我礼貌地倾听着，心里想：他可能在这里受到过一些伤害，因此有些过于极端了。
德国人类学家西梅尔认为，当一个陌生人进入另一种异族文化，由于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不同，他往往无法顺利解读对方某个语言、表情或肢体动作所代表的真实含义，误解的后果往往会导致对峙与冲突。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就是西梅尔理论中的陌生人。在与这个国家人民接触的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主观印象。比如在芒街入境时，有些越南海关人员的呆板表情和生硬的态度；以后在店铺里消费时，价格要比他们本国人高出数倍(越南商店对内外宾标价不同)，而营业员的微笑却不多见。
但一联系到自己的记者身份，我就努力地抑制这些主观印象。这只是我的个人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必须保持中立无偏见的态度，我这样告诫自己。
随着旅行的继续，当我深入越南腹地，以及最后来到它的首都河内时，我惊讶地发现，这种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误读”和由此引起的误解远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一过国境线，总感觉中国的天空都要蓝一些，回到国内心情就舒畅很多。”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这样告诉记者。
与不懂越南话的吴先生不同，邹青海并不存在语言问题。在越南呆了10年，凭着温州人的聪颖，他学会了越南话。但除了一些商务场合，他很少和当地人说越南话，当初学语言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做生意不再上当受骗。
“在越南很少有当地朋友，总感觉很多人都想占你的便宜。”邹青海无奈地说。邹最近有些苦恼：公司的业务在扩大，自己又不时要往国内跑，他很想找一个信得过的越南人做帮手打理生意，但他发现实在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人选。
“这会不会是你的主观印象？或者你的运气不好，遇到的骗子多一些？”我问。邹青海苦笑道：“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但这是我接触过的在河内的中国商人的普遍看法。”
如果邹说的是真的，我无法解释这种群体性情绪为何会发生。
越南人的解释
“我告诉你，越南人并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听了记者转述的一些中国商人关于越南人的看法，李桂英平和的声音突然提高了。
河内市区东部的还剑湖地区属于游客云集的老城区，李桂英的“姊妹”餐馆就开在北岸一条狭小的老巷中。她爷爷是中国人，因此她可算是半个中国人。1994年她曾在上海学习过1年汉语，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记者，便热情地与我聊了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其实越南人总体上是很善良的，一些中国人对越南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李桂英微笑地看着我，一脸真诚，“事实上，虽然我有中国血统，但是对河内中国人的有些做法我也看不惯。比如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
我一边听着李桂英激动地解释，一边吃着越南菜。越南菜比较清淡，不似中餐般油腻，并有特殊的香料味道。李桂英的话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里的中国人在评论他人的同时，自身或许也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位于河内北郊的越南国家外贸大学是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但其校园之狭小、教学楼之陈旧，远远超出我的想像。不过，校园里大学生们的衣着却和中国的同龄人一样时尚，很多学生骑着摩托车进出校门。
走在校园中，看着陈旧的校舍和青春时尚的大学生，总让人觉得非常之不协调。或许这就是越南现状的写照吧：先进与落后、时尚与保守、激进与守旧相互碰撞着。
汉语专业的大三学生阿恒对中国充满向往，她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去中国留学，继续学习中文。在我的要求下，阿恒带着我来到附近一个寺庙，它的建筑式样完全是中国的古典风格，殿前的对联、门匾都是用汉字写的，和尚念诵的也是汉字经文，庙里供奉的菩萨同样似曾相识。
一进大殿，阿恒虔诚地双手合十礼拜。我环顾四周，殿里的善男信女们都一脸虔诚地恭敬拜佛。与中国不同的是，这里年轻人也很多。我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在亚洲崇尚佛教的国家，国民性格基本上是温和内敛的，这与佛教倡导的“戒、忍、善”教义相符。
显然这是一个从文化到风俗习惯都与中国非常相似的国家，因此国民性格也不可能与中国相差很大。那些中国人之所以抱那么强烈的负面印象，可能是还没有找到跨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站在捻手微笑的佛像前，我这么想。
越南国家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进森博士对记者的回答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改革，很多人急于赚钱发财，在这个过程中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并不奇怪，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关键是两个国家需要加强互相了解。”
一个被贫穷折磨得太久的民族，一旦挣脱束缚，强烈渴求财富的欲望就会爆发出来，传统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抛弃或扭曲。这种感觉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学会适应越南
越南有一部充满复杂矛盾和斗争的近代史。在这里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长期遭受侵略的历史，让越南人对外来者充满戒心；而且在他们看来，本国的道德规范对于外国人并不适用，因此针对外国人的欺骗行为在此间盛行。
美国爱荷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常燕荣认为：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必须具备至少三方面的能力，包括理解上——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心理上——容忍暂时的误会或挫折，不以消极刻板的想法或偏见去对待他人；行为上——积极配合以消除误会，营造融洽的氛围。
越南中国商会会长伍万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观点：“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必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能整天呆在办公室。一些中资公司经营业绩不好，容易影响经营者的心情。这时更应该多交些越南朋友，经常出来走走，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国家了。
“实际上我接触的那些中国企业的员工，走的时候都舍不得离开越南。有些被总公司调回去，又自己辞职跑回越南来，这证明他对这里有感情。另外在这里待得长，就懂得怎么去经营这个市场，如何与当地人相处。”
上海建工集团越南分公司的谭启东也有他的独到心得。谭启东是黑龙江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建工集团海外部，两年前被总公司派驻河内担任项目工程师。他衬衫雪白，领带整洁，脸刮得干干净净，俨然是个高级白领。
记者称赞他把自己照顾得挺好，谭启东嘿嘿一笑，示意我关掉录音机，然后才神秘地透露：他已经在去年与一个河内姑娘--原先公司的中文翻译结婚了。
河内是一座很奇怪的城市，一部分是美丽、整洁的法式风情，另外一部分却像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城市：脏、乱、拥挤。就总体而言，记者只能很遗憾地说，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城市。
谭启东不太同意我的观点。交谈中，他一直用一种满意平和的语气谈论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和这里的人民，显然由于婚姻的关系，他的看法已经更加客观了：“你在河内，周末时尽管来找我们。可以带你逛逛城市，去附近几个景点玩玩。”告别时，谭启东拍着我的肩膀，口气就像是这个城市的东道主。
漫步在河内最有名的景点还剑湖畔，湖心的中国古式建筑和湖畔挂着汉字门匾的寺庙，寺门前卖香的老太，进出烧香的越南人，构成了我最熟悉不过的景象。小时候每年春节和母亲去寺庙烧香，看到的不就是这般情形么？文化交流之间的障碍其实是由一个个很小的细节与偏见构成，抛开这些枝节，两种文化其实有着非常近似的基础与语境，我想。
沿路所见并不能让我兴奋：与国内很多开发区相似，繁忙的道路、分割成小块的农田、不时闪过的路边厂房和杂货小店构成了风景的主体，惟一体现越南特色的是数量众多的摩托车。
我搭乘重庆力帆越南分公司的班车前往河内。力帆厂设在距河内市区20多公里的开发区，中方员工都住宿舍，家在河内的越南员工则每天乘班车上下班，所以现在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旁边的越南翻译阿清告诉我，公路沿线属于开发区，集中了很多工厂，不少是中资的。阿清前年从河内一所大学的汉语专业毕业后，进入力帆越南厂工作，月工资2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000元)。对这个数字阿清并不满意，她说在河内的很多同学工资要高得多。但看得出来，阿清还是很喜欢为中国公司工作。
“我很敬佩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最喜欢广州——它和河内最像。”阿清说。很快我就彻底同意了她的观点。过了宽阔的红河，车子进入河内市区，这里的街市与广州、上海的老城区太像了。车窗外看不到任何能使我惊奇的城市景物，没有惊奇本身倒成了最大的惊奇。
看着车窗外狭窄的街道，人行道上各种杂货店，肤色举止一样的下班人流，记者丝毫没有身在异国的感觉。
是性格缺陷还是文化误读？
从昆明来到河内经商的福建人吴先生刚来时也有同样感受：“一开始觉得很适应，因为这里的风俗习惯、饮食与国内都差不多。”可是现在将近一年过去了，吴先生最盼望的就是自己代理的产品能够早日打开市场，这样他就可以尽早回国。
交谈中，吴先生用了很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来描述当地人，我礼貌地倾听着，心里想：他可能在这里受到过一些伤害，因此有些过于极端了。
德国人类学家西梅尔认为，当一个陌生人进入另一种异族文化，由于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不同，他往往无法顺利解读对方某个语言、表情或肢体动作所代表的真实含义，误解的后果往往会导致对峙与冲突。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就是西梅尔理论中的陌生人。在与这个国家人民接触的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主观印象。比如在芒街入境时，有些越南海关人员的呆板表情和生硬的态度；以后在店铺里消费时，价格要比他们本国人高出数倍(越南商店对内外宾标价不同)，而营业员的微笑却不多见。
但一联系到自己的记者身份，我就努力地抑制这些主观印象。这只是我的个人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必须保持中立无偏见的态度，我这样告诫自己。
随着旅行的继续，当我深入越南腹地，以及最后来到它的首都河内时，我惊讶地发现，这种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误读”和由此引起的误解远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一过国境线，总感觉中国的天空都要蓝一些，回到国内心情就舒畅很多。”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这样告诉记者。
与不懂越南话的吴先生不同，邹青海并不存在语言问题。在越南呆了10年，凭着温州人的聪颖，他学会了越南话。但除了一些商务场合，他很少和当地人说越南话，当初学语言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做生意不再上当受骗。
“在越南很少有当地朋友，总感觉很多人都想占你的便宜。”邹青海无奈地说。邹最近有些苦恼：公司的业务在扩大，自己又不时要往国内跑，他很想找一个信得过的越南人做帮手打理生意，但他发现实在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人选。
“这会不会是你的主观印象？或者你的运气不好，遇到的骗子多一些？”我问。邹青海苦笑道：“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但这是我接触过的在河内的中国商人的普遍看法。”
如果邹说的是真的，我无法解释这种群体性情绪为何会发生。
越南人的解释
“我告诉你，越南人并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听了记者转述的一些中国商人关于越南人的看法，李桂英平和的声音突然提高了。
河内市区东部的还剑湖地区属于游客云集的老城区，李桂英的“姊妹”餐馆就开在北岸一条狭小的老巷中。她爷爷是中国人，因此她可算是半个中国人。1994年她曾在上海学习过1年汉语，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记者，便热情地与我聊了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其实越南人总体上是很善良的，一些中国人对越南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李桂英微笑地看着我，一脸真诚，“事实上，虽然我有中国血统，但是对河内中国人的有些做法我也看不惯。比如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
我一边听着李桂英激动地解释，一边吃着越南菜。越南菜比较清淡，不似中餐般油腻，并有特殊的香料味道。李桂英的话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里的中国人在评论他人的同时，自身或许也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位于河内北郊的越南国家外贸大学是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但其校园之狭小、教学楼之陈旧，远远超出我的想像。不过，校园里大学生们的衣着却和中国的同龄人一样时尚，很多学生骑着摩托车进出校门。
走在校园中，看着陈旧的校舍和青春时尚的大学生，总让人觉得非常之不协调。或许这就是越南现状的写照吧：先进与落后、时尚与保守、激进与守旧相互碰撞着。
汉语专业的大三学生阿恒对中国充满向往，她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去中国留学，继续学习中文。在我的要求下，阿恒带着我来到附近一个寺庙，它的建筑式样完全是中国的古典风格，殿前的对联、门匾都是用汉字写的，和尚念诵的也是汉字经文，庙里供奉的菩萨同样似曾相识。
一进大殿，阿恒虔诚地双手合十礼拜。我环顾四周，殿里的善男信女们都一脸虔诚地恭敬拜佛。与中国不同的是，这里年轻人也很多。我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在亚洲崇尚佛教的国家，国民性格基本上是温和内敛的，这与佛教倡导的“戒、忍、善”教义相符。
显然这是一个从文化到风俗习惯都与中国非常相似的国家，因此国民性格也不可能与中国相差很大。那些中国人之所以抱那么强烈的负面印象，可能是还没有找到跨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站在捻手微笑的佛像前，我这么想。
越南国家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进森博士对记者的回答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改革，很多人急于赚钱发财，在这个过程中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并不奇怪，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关键是两个国家需要加强互相了解。”
一个被贫穷折磨得太久的民族，一旦挣脱束缚，强烈渴求财富的欲望就会爆发出来，传统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抛弃或扭曲。这种感觉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学会适应越南
越南有一部充满复杂矛盾和斗争的近代史。在这里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长期遭受侵略的历史，让越南人对外来者充满戒心；而且在他们看来，本国的道德规范对于外国人并不适用，因此针对外国人的欺骗行为在此间盛行。
美国爱荷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常燕荣认为：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必须具备至少三方面的能力，包括理解上——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心理上——容忍暂时的误会或挫折，不以消极刻板的想法或偏见去对待他人；行为上——积极配合以消除误会，营造融洽的氛围。
越南中国商会会长伍万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观点：“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必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能整天呆在办公室。一些中资公司经营业绩不好，容易影响经营者的心情。这时更应该多交些越南朋友，经常出来走走，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国家了。
“实际上我接触的那些中国企业的员工，走的时候都舍不得离开越南。有些被总公司调回去，又自己辞职跑回越南来，这证明他对这里有感情。另外在这里待得长，就懂得怎么去经营这个市场，如何与当地人相处。”
上海建工集团越南分公司的谭启东也有他的独到心得。谭启东是黑龙江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建工集团海外部，两年前被总公司派驻河内担任项目工程师。他衬衫雪白，领带整洁，脸刮得干干净净，俨然是个高级白领。
记者称赞他把自己照顾得挺好，谭启东嘿嘿一笑，示意我关掉录音机，然后才神秘地透露：他已经在去年与一个河内姑娘--原先公司的中文翻译结婚了。
河内是一座很奇怪的城市，一部分是美丽、整洁的法式风情，另外一部分却像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城市：脏、乱、拥挤。就总体而言，记者只能很遗憾地说，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城市。
谭启东不太同意我的观点。交谈中，他一直用一种满意平和的语气谈论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和这里的人民，显然由于婚姻的关系，他的看法已经更加客观了：“你在河内，周末时尽管来找我们。可以带你逛逛城市，去附近几个景点玩玩。”告别时，谭启东拍着我的肩膀，口气就像是这个城市的东道主。
漫步在河内最有名的景点还剑湖畔，湖心的中国古式建筑和湖畔挂着汉字门匾的寺庙，寺门前卖香的老太，进出烧香的越南人，构成了我最熟悉不过的景象。小时候每年春节和母亲去寺庙烧香，看到的不就是这般情形么？文化交流之间的障碍其实是由一个个很小的细节与偏见构成，抛开这些枝节，两种文化其实有着非常近似的基础与语境，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