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国文化中“善取类”一直是衡量智慧教养的基本尺度,也是哲学走出“不可说”之境的途径。本文以隐喻认知观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中国诗学“引譬连类”的基本原则及象征思维所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认为中国诗歌人与自然现象的广泛类比与隐喻关系使得“引譬援类” 成为一种规约化的思维模式,这实际上涉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正是当今认知科学所说的隐喻性思维的预言。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这种人与世界的同质性的诗意表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哲学体认。
关键词: 中诗 隐喻 “善取类”
一、引言
西方隐喻是以修辞中的认知逻辑开始的。如同关心整个认识过程的真假问题一样,他们也十分关心逻辑在修辞中的真假问题。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用隐喻这样的术语,却非常自然地将象征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诗人善于并倾向于将理性思维付诸感性的渲染与体现。而华夏一族以自己独特的象形的文字, 意会的语法,委婉曲致的诗歌,含蓄悠扬地咏唱着,思索着天道与世间的吉凶祸福和不可明状的追问。孔子发出“不学诗,无以言”的深切教诲。“善取类”便成了当时衡量个人理解教养程度的基本尺度。中国这一诗歌和哲学王国,悠久诗教文化早已蕴含了深刻的隐喻认知观和人文观。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当代西方隐喻认知观的最早文化始源。
二、中诗“善取类”的认知观预言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哲学、艺术、思想及文化中的象征思维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诗学,以其婉转含蓄,巧词曲达为基本原则。自《诗经》起,譬喻就将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置于诗歌六艺之法之中。“譬喻”就是诗人们“托物言志”的重要手段,所谓“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在《关于兴诗的意见》中朱自清结合了初民的思维方式,悟入《诗经》时代的“诗人”们的心理来探讨譬喻存在的理由。他说:“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是当前所见所闻。”[1]《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雎鸠求鱼与男子求女这两者在“求”上的相似性而引譬连类。“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以桑叶肥泽,或喻女子正值年轻美貌之时,或喻男子情意浓厚之刻。这类起兴具有多义性,难以确指。其字面意义和隐含的意义,已构成了两个完整的层面,这是《诗经》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触类旁通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使得后来的学者更加精于此道。《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引譬援类思维模式。这就是王逸《离骚经序》总结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的象征手法。[2]汉代刘安等人在《淮南子》中说:“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3]则把诗歌构成的思维机制譬喻成打开思路的绝妙手法,解说为认识事体的主要法则。而到唐代,这种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惯用方式。诗人巧妙地用双关手法,构成了字面意义和隐喻意这两个完整的意义层面。唐诗中大量双关、比喻实现了言与意的精彩照应。张九龄用他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表达了对自己品格高洁却怀才不遇,以至年华流逝而壮志未酬的感慨。
中国诗学引譬连类的基本原则及象征思维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朱自清曾探究了“象征”在“联想”心理过程和“含蓄”的艺术效果方面的相似之处。[4]周作人在《谈龙集》里提出了象征性的整合思维既是“外国的新潮流”,又是“中国的旧手法”的意见。[5]而这一说法在中国有着切实的文化思想源头,早在两千多年前惠施就将隐喻视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6]这实际上涉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这正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性思维的预言,即隐喻是人的思维和推理的主要手段。[7]而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智慧结晶。
三、中国哲学“诗意的说”
“修辞术的路径绝不是仅仅通向诗的世界,为审美而装饰艺术的感性体验,而更是铺向哲学的空间,成为智者追寻真理、建立道德人格修养的方法”。[8]有史以来人与自然现象便有广泛的类比与隐喻关系,譬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而成为一种规约化的思维模式。就像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中一样,这种隐喻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而且能够揭示某些古老的真理。由此,哲学的表达不再是一种语言策略,而是已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因为哲学总是趋向于“不可说”之境界。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9]所以,他只能“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而这种说“无”的可提示性,只有诉诸诗歌语言才是可能的。维特根斯坦曾坦率地承认:“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10]中国哲学家庄子始终将隐喻的运用作为主要手法来阐述哲学道理,如他在《语言》中用光线和影子来喻说两物之间的依赖、存在与不存在、生与死的关系等。庄子也一再申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11]即若以人们通常的言说方式,哲学是“不可说”的,而就哲学家的使命而言,他又必须去说这“不可说”。这里,庄子通过揭示语言和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指出只有“诗意的说”才能通往真理彼岸。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哲学深度的认识。
诗人始终在哲学的领地里提出人生的追问,诗歌也从未停止对哲学的自觉拥抱。有人认为哲学家喜欢用抽象的概念说话,诗人喜欢用生动的形象说话;诗歌动人以情,哲学晓人以理;诗歌表现自我,哲学反思存在。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哲学和诗歌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当人们说到诗歌和哲学的不同时,强调的也只是两者形式上的不同,其内容及表达途径并无区别。由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即追求绝对的本体澄明之境,它只能选择诗歌语言来隐喻地表征自身。就如中国的先哲从来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像什么。老子说:“上善若水。”以“水”喻“道”,我们就可以从水的不定形的特点来领悟“道”的无规定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因譬连类”就是要“善取类”,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凡同类者,举相似也。”[12]中国“诗行智慧”两千多年兴盛繁荣,诗歌观察世情,探问天地人生,其核心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诗教使得温柔敦厚,健全人格。赋诗达意,抒解怨愤,不违礼节。中国志士赋诗见志,充满了隐喻的精彩演绎。经典的“庄周梦蝶”寓言就是隐喻“物化”之意,然而,读者所体验和领悟到的岂止是庄周化蝶、蝶化庄周,实乃天地一庄周、万物一蝴蝶。这种人与世界的同质性的隐喻不仅表明了庄子对人与世界同构性的本原的理解,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思维哲学认知。
四、结语
“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13]在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已经摧毁了一切神秘魅力时,诗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也正是哲学家的追问。汉语言文字“书画同源”的特点,在表征哲学本体论时有其特别的优势。这一特质使得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地适合于哲学的表达。哲学上的隐喻化思维方式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在诗学千年演变中尤其清晰跃目。正如辜鸿铭所说的:“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14]中国诗学婉转含蓄,巧词曲达,其中必然蕴藏着丰富的隐喻思维和哲学智慧。就此而言,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智慧结晶。西方隐喻理论由修辞发展到认知观也非一帆风顺。而随着如今西方隐喻理论的繁荣,中国隐喻理论有待挖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4]朱自清.朱自清说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5,92.
[2]离骚经章句.引自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C].商物印书馆出版社,2004:78.
[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57.
[5]周作人.谈龙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2.
[6]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C].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221.
[7]Lakoff G.
关键词: 中诗 隐喻 “善取类”
一、引言
西方隐喻是以修辞中的认知逻辑开始的。如同关心整个认识过程的真假问题一样,他们也十分关心逻辑在修辞中的真假问题。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用隐喻这样的术语,却非常自然地将象征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诗人善于并倾向于将理性思维付诸感性的渲染与体现。而华夏一族以自己独特的象形的文字, 意会的语法,委婉曲致的诗歌,含蓄悠扬地咏唱着,思索着天道与世间的吉凶祸福和不可明状的追问。孔子发出“不学诗,无以言”的深切教诲。“善取类”便成了当时衡量个人理解教养程度的基本尺度。中国这一诗歌和哲学王国,悠久诗教文化早已蕴含了深刻的隐喻认知观和人文观。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当代西方隐喻认知观的最早文化始源。
二、中诗“善取类”的认知观预言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哲学、艺术、思想及文化中的象征思维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诗学,以其婉转含蓄,巧词曲达为基本原则。自《诗经》起,譬喻就将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置于诗歌六艺之法之中。“譬喻”就是诗人们“托物言志”的重要手段,所谓“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在《关于兴诗的意见》中朱自清结合了初民的思维方式,悟入《诗经》时代的“诗人”们的心理来探讨譬喻存在的理由。他说:“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是当前所见所闻。”[1]《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雎鸠求鱼与男子求女这两者在“求”上的相似性而引譬连类。“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以桑叶肥泽,或喻女子正值年轻美貌之时,或喻男子情意浓厚之刻。这类起兴具有多义性,难以确指。其字面意义和隐含的意义,已构成了两个完整的层面,这是《诗经》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触类旁通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使得后来的学者更加精于此道。《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引譬援类思维模式。这就是王逸《离骚经序》总结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的象征手法。[2]汉代刘安等人在《淮南子》中说:“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3]则把诗歌构成的思维机制譬喻成打开思路的绝妙手法,解说为认识事体的主要法则。而到唐代,这种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惯用方式。诗人巧妙地用双关手法,构成了字面意义和隐喻意这两个完整的意义层面。唐诗中大量双关、比喻实现了言与意的精彩照应。张九龄用他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表达了对自己品格高洁却怀才不遇,以至年华流逝而壮志未酬的感慨。
中国诗学引譬连类的基本原则及象征思维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朱自清曾探究了“象征”在“联想”心理过程和“含蓄”的艺术效果方面的相似之处。[4]周作人在《谈龙集》里提出了象征性的整合思维既是“外国的新潮流”,又是“中国的旧手法”的意见。[5]而这一说法在中国有着切实的文化思想源头,早在两千多年前惠施就将隐喻视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6]这实际上涉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这正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性思维的预言,即隐喻是人的思维和推理的主要手段。[7]而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智慧结晶。
三、中国哲学“诗意的说”
“修辞术的路径绝不是仅仅通向诗的世界,为审美而装饰艺术的感性体验,而更是铺向哲学的空间,成为智者追寻真理、建立道德人格修养的方法”。[8]有史以来人与自然现象便有广泛的类比与隐喻关系,譬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而成为一种规约化的思维模式。就像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中一样,这种隐喻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而且能够揭示某些古老的真理。由此,哲学的表达不再是一种语言策略,而是已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因为哲学总是趋向于“不可说”之境界。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9]所以,他只能“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而这种说“无”的可提示性,只有诉诸诗歌语言才是可能的。维特根斯坦曾坦率地承认:“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10]中国哲学家庄子始终将隐喻的运用作为主要手法来阐述哲学道理,如他在《语言》中用光线和影子来喻说两物之间的依赖、存在与不存在、生与死的关系等。庄子也一再申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11]即若以人们通常的言说方式,哲学是“不可说”的,而就哲学家的使命而言,他又必须去说这“不可说”。这里,庄子通过揭示语言和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指出只有“诗意的说”才能通往真理彼岸。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哲学深度的认识。
诗人始终在哲学的领地里提出人生的追问,诗歌也从未停止对哲学的自觉拥抱。有人认为哲学家喜欢用抽象的概念说话,诗人喜欢用生动的形象说话;诗歌动人以情,哲学晓人以理;诗歌表现自我,哲学反思存在。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哲学和诗歌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当人们说到诗歌和哲学的不同时,强调的也只是两者形式上的不同,其内容及表达途径并无区别。由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即追求绝对的本体澄明之境,它只能选择诗歌语言来隐喻地表征自身。就如中国的先哲从来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像什么。老子说:“上善若水。”以“水”喻“道”,我们就可以从水的不定形的特点来领悟“道”的无规定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因譬连类”就是要“善取类”,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凡同类者,举相似也。”[12]中国“诗行智慧”两千多年兴盛繁荣,诗歌观察世情,探问天地人生,其核心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诗教使得温柔敦厚,健全人格。赋诗达意,抒解怨愤,不违礼节。中国志士赋诗见志,充满了隐喻的精彩演绎。经典的“庄周梦蝶”寓言就是隐喻“物化”之意,然而,读者所体验和领悟到的岂止是庄周化蝶、蝶化庄周,实乃天地一庄周、万物一蝴蝶。这种人与世界的同质性的隐喻不仅表明了庄子对人与世界同构性的本原的理解,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思维哲学认知。
四、结语
“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13]在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已经摧毁了一切神秘魅力时,诗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也正是哲学家的追问。汉语言文字“书画同源”的特点,在表征哲学本体论时有其特别的优势。这一特质使得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地适合于哲学的表达。哲学上的隐喻化思维方式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在诗学千年演变中尤其清晰跃目。正如辜鸿铭所说的:“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14]中国诗学婉转含蓄,巧词曲达,其中必然蕴藏着丰富的隐喻思维和哲学智慧。就此而言,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智慧结晶。西方隐喻理论由修辞发展到认知观也非一帆风顺。而随着如今西方隐喻理论的繁荣,中国隐喻理论有待挖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4]朱自清.朱自清说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5,92.
[2]离骚经章句.引自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C].商物印书馆出版社,2004:78.
[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57.
[5]周作人.谈龙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2.
[6]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C].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221.
[7]Lakoff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