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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是观众熟悉的著名人物，今天也被观众所熟知。曾经他们那样年轻，曾经的岁月令他们那样难忘!回首往事，他们如此感慨!
赵忠祥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播音主持声涯逾50年，曾获“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奖”、“金话筒奖”等多项大奖。他的言语、风采，他的渊博学识，他的幽默以及学者型主持风格，都为大家所熟悉。可是，当播音员并不是他最初梦想的职业，完全是一个“意外”。
赵忠祥最早是想当演员的，一开始走的就是当演员的路。因为他上小学时就爱讲故事，喜欢表演、朗诵，喜欢站在舞台上成为所有观众聚焦的中心，喜欢表演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大概是15岁，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梦想当演员，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去考电影学院或者戏剧学院，学习表演专业。整个中学阶段，他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表演，进行比较系统的舞台表演、台词、发声、形体、化装等专业的学习。那个时期，他在业余时间系统地学完了戏剧学院学生四年的课程，就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等表演方面的专业书都看过了，还学习了美声的发声方法和一些经典的戏曲唱段，还参加了一些话剧的演出。
1959年，他在北京22中就读时参观广播电台，还被邀请录了一段自己的声音。他那时候不懂这就是试声。之后，他又几次被“邀请”去电台，而且后来被“邀请”的同学人数越来越少，四个、两个，最后一次，竟然只剩下他一个人。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一轮又一轮的筛选，他最后成为北京100多所高中参与选拔的应届毕业生中唯一被录取的那个胜利者。
他觉得，他的胜利都得益于受过系统的表演专业的学习，如果没有当年的表演训练，在播音员选拔考试中，他不可能成为那唯一的被录取的人。其他同学面对话筒或者镜头都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在镜头前当众说话、朗诵或者交流的最基本的知识，而他有过表演的经历，所以表现得非常松弛。看完那阵势以后，他知道，即使只要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
得知自己被录取之后，是继续读书考大学，还是去电台当播音员?他有些犯难。他骨子里就乐于创新、不甘平庸、不喜欢随波逐流，他想：考大学，很多人都能考得上。可是考播音员，只录取了他一个，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多么幸运的事!再说，电台的人跟他讲，将来电视的发展前景很好，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很大，因此，虽说不上大学是个遗憾，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电台，开始跟随我国播音老前辈齐越、夏青等学习播音。那时候，他还不到18岁。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参加高考，他觉得一点都不遗憾。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到的知识、经受的磨炼一点也不比大学少，只会比它更多。
虹云 “火红的青春年代”留下的一生财富
口本报记者 王青 文并摄
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从事播音工作半个多世纪的虹云老师显得激情澎湃。
她觉得自己的青春年代是“火红的”。“那时候的青年人非常有朝气、心也特别纯!”她记得当时干过的最苦的活儿是在农村深翻土地，“挖的深度甚至超过了我的身高，我们都挥锹抡镐的!当时我们写的诗都是‘三山五岳，我来了’那种，特豪迈!”1958年虹云进入女三中上高中，那时候她还心血来潮写过一首歌，第一句就从中音5跳到高音5!
1960年虹云进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那年她16岁。“我是在中央电台播音部长大的，我播音的艺术生命在在那里开端。”这支队伍是延安精神带大的，作风非常严谨，可谓一丝不苟。那时年年都要下基层，钢厂、矿山、机械厂、农村、部队、商店，他们都去过。播音部在业务上强调必须深凡生活，这对她的成长非常有好处。大约在1963年，她到同春园饭庄劳动。刚一去，师傅看她比较灵巧，就把她分到了小卖部。“但我不争气，第一笔生意就算错账了，多找了顾客钱。”于是师傅就把虹云“发”到后厨冼碗了。出了差错，她觉得很不好，挺内疚的。但被“发”去洗碗却很愿意。“那时都以劳动为荣，而且，越累越脏越愿意干!干起活来个个都拼命!”记得还有一次，虹云去石景山钢厂的路上，她和伙伴们一起唱着歌，远远地看到橘红色的烟云飘浮在天上，“那时候只是闻到呛人的烟味儿，但脑子里还没有‘污染’这个概念，就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和钢花、铁水映照得非常美丽、壮观。”于是回来后虹云在写报告时，就把这“橘红色烟云”描述得特别美。没想到当时对工人广播的编辑部主任看过后只说了一句话：“橘红色的烟云是污染!”就把这一段勾掉了。当时虹云心里“咯噔”一下子，特别惭愧，觉得自己不了解生活。虹云那时候喜欢音乐，到了播音部之后，还参加一些业余音乐团体活动，特别爱听音乐会，当时美国黑人音乐家雪球来演出，她就特别高兴地买票去听了。结果晚上听完音乐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上班迟到了。她因此而受了小组和部里的批评。后来党支部书记罗兰找她谈话，像妈妈以的很亲切，还给她吃猪肉炖粉条，跟她“约法三章”：一是不能再唱歌了，既然做了播音员，就必须要专心地做。二是不能再因为参与音乐活动而工作迟到!第三条，除了停止唱，也要停止参与创作、指挥。这次谈话后，她就和歌唱断交了。不但之后基本上没再迟到过，而且下定决心苦练播音基本功。一个口型一个口型、一个音一个音地练，一丝不苟，最终练出了播音的硬功夫!直到今天，给她几万字，她都不在话下!“可以说，没有老书记的这脚‘急刹车’，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严格的要求，我是刹不住的!也就不会有我播音50年的成绩!”
苏京平 难忘北大荒的青春岁月
口本报记者 陈文
18岁到26岁美好的青春岁月，老广播人苏京平是在北大荒那片黑土地上度过的。
1968年7月，未满18岁的苏京平来到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8团当了一名兵团战士。
来到北大荒不久，苏京平就迎来了18岁生日。“我忘了，好像根本没过生日，也好像有意识地忘了。”苏京平说那时给自己过生日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调，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生日。但1968年北大荒的头一场雪却给苏京平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10月2日开始，一场接一场大雪把北大荒变成银色的世界，直到来年5月冰雪才融化。零下40摄氏度的奇寒，尤其是夜晚室内外有60摄氏度的温差。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值夜岗，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很是难熬。手里握着一支枪的苏京平抬头望着夜空，以学到的知识在密集、奇异的星光中辨识着银河和星座，想象着自己在太空里邀游，以此来转移注意力，暂时忘却寒冷。求生的本能支撑着苏京平熬过了漫漫长夜中第一个难忘的半小时。
苏京平还提到了另一个生死考验，当年他只身徒步从三营到二营的经历，这段故事他不止一次向记者说起过。当时他想抄近路，走了一半路天突然像塌下来一样黑了，周围一片荒凉，苏京平心里顿时涌上恐怖的感觉，他猛跑起来，黑暗中辨不清方向，以致陷入了沼泽…--当他连 滚带爬、踉踉跄跄地来到有灯火的屋子
团部，已是后半夜两三点了。
从18岁到26岁，9年的兵团生活是苏京平青年时代的人生主题。在北大荒，每年的五四青年节荒友们都要庆贺一番，表演自创的节目。苏京平从连队到营部，后来又从营部调到团机关，当上了团广播站的新闻报道员，这让他有机会像记者似的到处搜集荒友们的故事，写了不少报道，他还曾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三同志的女儿曾海生为原型编写了一篇数干字的作品《激流》，寄给了当时的《兵团战士报》，“不久五四青年节到了，我这篇文章作为小说发表了。但署的是‘勤学兵’的名字，当年是不能署个人名的，所以就用了团报道组的统一署名。”这是他唯一写作发表的小说，也是他献给五四青年节的最珍贵的礼物。这段经历也是苏京平回北京后选择自己事业的一大因素，1968年他进入了北京电台，后来成为一名深受听众喜爱的著名主持人。
这么多年来，苏京平一直关注着自己奉献了青春年华的黑土地，并多次故地重游，为沉眠在那里的荒友扫墓，也为自己的青春扫墓，“我记得有一块墓碑上写道：多年后你来看我，我还这么年轻。是啊，以北大荒的名义，我们活着，但愿我们永远年轻!”他说他要参加全国知青的活动，与大家回首往昔、畅谈未来，并期待着能完成《激流》的续篇。
余声 爱唱爱跳 没能圆上艺术之梦
本刊记者 张晶
余声，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现为梅兰芳大剧院艺术总监。余声曾主持过《大观园》、《梦里情怀》到后来的《乐海流连》、《东芝动物乐园》等节目。余声的主持风格稳重成熟，气质高雅大方。余声擅长主持大型活动、晚会，曾经主持了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活动、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文艺晚会、1999年澳门回归庆典活动；2000年迎接新世纪庆典活动；2001年申奥成功庆典活动。然而从事了近二十年电视主持工作的她却没有真正学过相关专业，她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波折，曾经当过兵，当过工人，还做过演员。
余声出生在辽宁鞍山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不但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天性活泼，从小爱唱爱跳，又从不知道害羞、怯场。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是校文艺宣传队的主力。果然，她的这个特长为她闯开了生活之门。高中没毕业，她就被解放军某部宣传队录取，从此经历了五年成天唱歌、跳舞、演话剧的文艺兵生活。但是命运并没有让余声在演艺的路上走多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来北京淘“文艺”这桶金的人并不在少数，机会并没有垂青这个质朴、单纯的女孩。余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白杨树下》，算是对那段经历的纪念。之后，余声服从复员分配，回到鞍山，在“鞍锕”图书馆做了一名管理员。余声讲起当时的心态时这样表述：“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人，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干活不累，当时觉得很舒服，很满意；同时，我告诫自己‘死心吧’，今生与艺无缘了。”
余声回忆起在部队的日子，对那段经历非常眷恋，也觉得很有意思：“在部队宣传队时我是个非常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经常为战友抄写歌潜、印歌谱的，那个时候印歌谱还是用油墨，需要用蜡纸刻好油印，我为了刻蜡版经常要加班，一次，迷迷糊糊在打瞌睡的状态中我刻完了歌谱，结果第二天发现发到战友手中的歌谱上都有一个破忻号‘思想汇报’，这真是心随手动啊!”“我们那时为了进步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写思想汇报是经常的事儿。”
还有一件事也让余声记忆犹新：“记得是个深秋时节，为庆祝十一下部队演出，那个时候，东北已经是很冷了，战士们都穿着棉服，而我们却要穿演出服，有一个节目叫《库尔班大叔你在哪儿》，是一个表演唱，我和一起唱歌的战友站成一排，因为天气特别冷，都张不开嘴了，发出的声音都是发抖的，可是扮演库尔班大叔的那个战士在那天却跳得特别起劲，满场跑，演出完我们问他为什么那么带劲，他说：“不跑不行啊，天气太冷了!那天我们回营房，为了取暖大家都喝醉了。”
莫华伦 听歌剧《波西米亚人》转变人生轨迹
口本报记者 张晶
莫华伦，男高音歌唱家，现任澳门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中国三大男高音”之一。莫华伦出生于北京，7岁时随父母迁居香港，移居美国，先后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音乐系和曼哈顿音乐学院，1987年至1994年，签约德国柏林歌剧院，任首席男高音，曾在数十部大型歌剧中饰演60多个角色。近年，莫华伦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亚洲，除频频在欧美地区参演大型歌剧外，还活跃于祖国大陆、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被西方赞誉拥有一副优美又特殊的戏剧性抒情男高音的歌喉。
莫华伦谈到他与音乐的缘分时说：“一刻偶然去听歌剧《波西米亚人》，使我感受到了歌剧对我的诱惑，整个人都投入进去了，听着那在二干人的场馆里不用麦克风而唱出的完美歌声，震撼段了!我从此迷上了歌剧，渴望有机会也能试唱一下。当时我还在读高中正在考大学，我父亲想让我当会计考会计专业，可我听了歌剧后当即就决定放弃会计专业改学音乐，我就向父母提出：要从会计专业转学音乐。我父亲还是没拗过我，同意我从夏威夷大学的会计专业转到音乐系。”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他在音乐系系统训练声乐才几个月，就拿到了夏威夷大学的奖学金，在夏威夷大学本科毕业后又顺利地考上了纽约音乐学院的全奖硕士。1987年，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幸运地接到了世界十大歌剧院之一的德国柏林歌剧院的邀请，成为最早登台柏林歌剧院的中国演员。
他的事业从给世界歌剧大腕当替身开始。到了柏林歌剧院莫华伦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学徒”，他说：“我刚到柏林歌剧院没有角色让我演，上不了台，上台也是演一些没有唱或没有几句唱的配角，甚至没有名字的角色。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来我们歌剧院演出的男高音歌唱家当替身，这个替身就是在演出前走程序、合乐队、替主演找好演出的位置，这样的工作我做了三年!我给多明戈、帕瓦罗蒂等世界大牌都当过替身。那几年虽然寂寞，但我也学到了许多，数十部世界著名歌剧中的男高音角色我都能演，特别是像《托斯卡》、《卡门》、《图兰朵》及《阿伊达》中戏剧性较重的男主角，我都游刃有余。我还从帕瓦罗蒂那里学到了如何在保护因唱歌而充血的嗓子的方法。在柏林歌剧院当替身三年后，我终于接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歌剧，突然有一天，剧院的领导同我可有兴趣担当《弄臣》的主角，我当然说有呀!结果，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我唱得出乎意料的好，获得了一致的赞赏!一瞬间的成功机会，就看你如何去把握了!”
倪大红 “艺术青年”的追梦之旅
口本报记者 刘颖
倪大红，最早是著名导演谢晋《高山下的花环》里的一名“普通战士”，此后他成了大导演张艺谋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阴险老辣的蒋太医、《三枪拍案惊奇》里尖酸刻薄的王麻子；电视剧《乔家大院》中老谋深算、背信弃义的孙茂才；《水不磨灭的番号》里的崔小辫儿；新皈《=三国》里的司马懿；《大明王朝》里的严嵩；他还曾经凭借电影《透析》中正义凛然、一身正气的苗法官一角，险些当上“第47届金马奖”的影帝。
据倪大红回忆，在那个“铁饭碗”还很流行的年代，父母最大的希望就是倪大红能有—技之长，“哪怕做个电工、木匠。”这样一辈子也就衣食无忧了。但有一个梦想却从小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倪大红的心，那就是要当一名演员。虽然怀揣梦想，16岁的倪大红到了大庆附近的安达农场。在那里他或了一名马车“司机”。恢复高考以后，在倪大红心里压抑很久的那个梦想被重新点燃。说起自己的艺考经历，倪大红只留下了“千辛万苦”这样的记忆。上戏、军艺、中戏……为完成自己的理想，倪大红参加了N次考试，回想起当年一次次的失败，他至今还记得：曾经去长春考点报考上戏。“初试就被刷下来了，当时特别不好意思进家门。”考学虽然不顺利，但是这份执著却深深地打动了并不支持他的父母。从此父亲开始亲自为倪大红辅导朗诵。提到父母的支持，倪大红总会动情地说：“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直到现在，我创造的每一个角色在和观众见面的同时，母亲也会把她的感受反馈给我。”经历了N次失败后的倪大红，最终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向他敞开了大门。
据倪大红回忆，那是当年有一次刚上完形体课，已经非常劳累的自己往宿舍走，他可没想到自己这副在极度疲劳下表现出来的“吊儿郎当”的状态，正被来中戏给自己新作挑选演员的大导演谢晋看个正着。倪大红刚在食堂打完饭准备吃，比他高两届的师姐丛珊走过来问他：“知道谢晋导演吗?”“知道。”丛珊又说：“他要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很爱看书的倪大红就说：“那小说我看了，挺棒的。”接下来丛珊就告诉倪大红：刚才谢晋导演已经在车里看见了他的形象，可以去剧组试个镜。于是倪大红就成了《高山下的花环》里的战士“段雨国”……
虽然已经不算年轻，但是倪大红一直用信念鞭策着自己：拥有梦想和追求梦想的勇气，人就永远是年轻的。提到现在的梦想，倪大红笑着说：“我用心血演戏，我愿意有一天能当上影帝。”
赵忠祥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播音主持声涯逾50年，曾获“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奖”、“金话筒奖”等多项大奖。他的言语、风采，他的渊博学识，他的幽默以及学者型主持风格，都为大家所熟悉。可是，当播音员并不是他最初梦想的职业，完全是一个“意外”。
赵忠祥最早是想当演员的，一开始走的就是当演员的路。因为他上小学时就爱讲故事，喜欢表演、朗诵，喜欢站在舞台上成为所有观众聚焦的中心，喜欢表演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大概是15岁，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梦想当演员，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去考电影学院或者戏剧学院，学习表演专业。整个中学阶段，他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表演，进行比较系统的舞台表演、台词、发声、形体、化装等专业的学习。那个时期，他在业余时间系统地学完了戏剧学院学生四年的课程，就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等表演方面的专业书都看过了，还学习了美声的发声方法和一些经典的戏曲唱段，还参加了一些话剧的演出。
1959年，他在北京22中就读时参观广播电台，还被邀请录了一段自己的声音。他那时候不懂这就是试声。之后，他又几次被“邀请”去电台，而且后来被“邀请”的同学人数越来越少，四个、两个，最后一次，竟然只剩下他一个人。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一轮又一轮的筛选，他最后成为北京100多所高中参与选拔的应届毕业生中唯一被录取的那个胜利者。
他觉得，他的胜利都得益于受过系统的表演专业的学习，如果没有当年的表演训练，在播音员选拔考试中，他不可能成为那唯一的被录取的人。其他同学面对话筒或者镜头都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在镜头前当众说话、朗诵或者交流的最基本的知识，而他有过表演的经历，所以表现得非常松弛。看完那阵势以后，他知道，即使只要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
得知自己被录取之后，是继续读书考大学，还是去电台当播音员?他有些犯难。他骨子里就乐于创新、不甘平庸、不喜欢随波逐流，他想：考大学，很多人都能考得上。可是考播音员，只录取了他一个，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多么幸运的事!再说，电台的人跟他讲，将来电视的发展前景很好，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很大，因此，虽说不上大学是个遗憾，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电台，开始跟随我国播音老前辈齐越、夏青等学习播音。那时候，他还不到18岁。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参加高考，他觉得一点都不遗憾。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到的知识、经受的磨炼一点也不比大学少，只会比它更多。
虹云 “火红的青春年代”留下的一生财富
口本报记者 王青 文并摄
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从事播音工作半个多世纪的虹云老师显得激情澎湃。
她觉得自己的青春年代是“火红的”。“那时候的青年人非常有朝气、心也特别纯!”她记得当时干过的最苦的活儿是在农村深翻土地，“挖的深度甚至超过了我的身高，我们都挥锹抡镐的!当时我们写的诗都是‘三山五岳，我来了’那种，特豪迈!”1958年虹云进入女三中上高中，那时候她还心血来潮写过一首歌，第一句就从中音5跳到高音5!
1960年虹云进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那年她16岁。“我是在中央电台播音部长大的，我播音的艺术生命在在那里开端。”这支队伍是延安精神带大的，作风非常严谨，可谓一丝不苟。那时年年都要下基层，钢厂、矿山、机械厂、农村、部队、商店，他们都去过。播音部在业务上强调必须深凡生活，这对她的成长非常有好处。大约在1963年，她到同春园饭庄劳动。刚一去，师傅看她比较灵巧，就把她分到了小卖部。“但我不争气，第一笔生意就算错账了，多找了顾客钱。”于是师傅就把虹云“发”到后厨冼碗了。出了差错，她觉得很不好，挺内疚的。但被“发”去洗碗却很愿意。“那时都以劳动为荣，而且，越累越脏越愿意干!干起活来个个都拼命!”记得还有一次，虹云去石景山钢厂的路上，她和伙伴们一起唱着歌，远远地看到橘红色的烟云飘浮在天上，“那时候只是闻到呛人的烟味儿，但脑子里还没有‘污染’这个概念，就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和钢花、铁水映照得非常美丽、壮观。”于是回来后虹云在写报告时，就把这“橘红色烟云”描述得特别美。没想到当时对工人广播的编辑部主任看过后只说了一句话：“橘红色的烟云是污染!”就把这一段勾掉了。当时虹云心里“咯噔”一下子，特别惭愧，觉得自己不了解生活。虹云那时候喜欢音乐，到了播音部之后，还参加一些业余音乐团体活动，特别爱听音乐会，当时美国黑人音乐家雪球来演出，她就特别高兴地买票去听了。结果晚上听完音乐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上班迟到了。她因此而受了小组和部里的批评。后来党支部书记罗兰找她谈话，像妈妈以的很亲切，还给她吃猪肉炖粉条，跟她“约法三章”：一是不能再唱歌了，既然做了播音员，就必须要专心地做。二是不能再因为参与音乐活动而工作迟到!第三条，除了停止唱，也要停止参与创作、指挥。这次谈话后，她就和歌唱断交了。不但之后基本上没再迟到过，而且下定决心苦练播音基本功。一个口型一个口型、一个音一个音地练，一丝不苟，最终练出了播音的硬功夫!直到今天，给她几万字，她都不在话下!“可以说，没有老书记的这脚‘急刹车’，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严格的要求，我是刹不住的!也就不会有我播音50年的成绩!”
苏京平 难忘北大荒的青春岁月
口本报记者 陈文
18岁到26岁美好的青春岁月，老广播人苏京平是在北大荒那片黑土地上度过的。
1968年7月，未满18岁的苏京平来到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8团当了一名兵团战士。
来到北大荒不久，苏京平就迎来了18岁生日。“我忘了，好像根本没过生日，也好像有意识地忘了。”苏京平说那时给自己过生日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调，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生日。但1968年北大荒的头一场雪却给苏京平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10月2日开始，一场接一场大雪把北大荒变成银色的世界，直到来年5月冰雪才融化。零下40摄氏度的奇寒，尤其是夜晚室内外有60摄氏度的温差。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值夜岗，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很是难熬。手里握着一支枪的苏京平抬头望着夜空，以学到的知识在密集、奇异的星光中辨识着银河和星座，想象着自己在太空里邀游，以此来转移注意力，暂时忘却寒冷。求生的本能支撑着苏京平熬过了漫漫长夜中第一个难忘的半小时。
苏京平还提到了另一个生死考验，当年他只身徒步从三营到二营的经历，这段故事他不止一次向记者说起过。当时他想抄近路，走了一半路天突然像塌下来一样黑了，周围一片荒凉，苏京平心里顿时涌上恐怖的感觉，他猛跑起来，黑暗中辨不清方向，以致陷入了沼泽…--当他连 滚带爬、踉踉跄跄地来到有灯火的屋子
团部，已是后半夜两三点了。
从18岁到26岁，9年的兵团生活是苏京平青年时代的人生主题。在北大荒，每年的五四青年节荒友们都要庆贺一番，表演自创的节目。苏京平从连队到营部，后来又从营部调到团机关，当上了团广播站的新闻报道员，这让他有机会像记者似的到处搜集荒友们的故事，写了不少报道，他还曾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三同志的女儿曾海生为原型编写了一篇数干字的作品《激流》，寄给了当时的《兵团战士报》，“不久五四青年节到了，我这篇文章作为小说发表了。但署的是‘勤学兵’的名字，当年是不能署个人名的，所以就用了团报道组的统一署名。”这是他唯一写作发表的小说，也是他献给五四青年节的最珍贵的礼物。这段经历也是苏京平回北京后选择自己事业的一大因素，1968年他进入了北京电台，后来成为一名深受听众喜爱的著名主持人。
这么多年来，苏京平一直关注着自己奉献了青春年华的黑土地，并多次故地重游，为沉眠在那里的荒友扫墓，也为自己的青春扫墓，“我记得有一块墓碑上写道：多年后你来看我，我还这么年轻。是啊，以北大荒的名义，我们活着，但愿我们永远年轻!”他说他要参加全国知青的活动，与大家回首往昔、畅谈未来，并期待着能完成《激流》的续篇。
余声 爱唱爱跳 没能圆上艺术之梦
本刊记者 张晶
余声，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现为梅兰芳大剧院艺术总监。余声曾主持过《大观园》、《梦里情怀》到后来的《乐海流连》、《东芝动物乐园》等节目。余声的主持风格稳重成熟，气质高雅大方。余声擅长主持大型活动、晚会，曾经主持了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活动、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文艺晚会、1999年澳门回归庆典活动；2000年迎接新世纪庆典活动；2001年申奥成功庆典活动。然而从事了近二十年电视主持工作的她却没有真正学过相关专业，她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波折，曾经当过兵，当过工人，还做过演员。
余声出生在辽宁鞍山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不但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天性活泼，从小爱唱爱跳，又从不知道害羞、怯场。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是校文艺宣传队的主力。果然，她的这个特长为她闯开了生活之门。高中没毕业，她就被解放军某部宣传队录取，从此经历了五年成天唱歌、跳舞、演话剧的文艺兵生活。但是命运并没有让余声在演艺的路上走多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来北京淘“文艺”这桶金的人并不在少数，机会并没有垂青这个质朴、单纯的女孩。余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白杨树下》，算是对那段经历的纪念。之后，余声服从复员分配，回到鞍山，在“鞍锕”图书馆做了一名管理员。余声讲起当时的心态时这样表述：“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人，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干活不累，当时觉得很舒服，很满意；同时，我告诫自己‘死心吧’，今生与艺无缘了。”
余声回忆起在部队的日子，对那段经历非常眷恋，也觉得很有意思：“在部队宣传队时我是个非常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经常为战友抄写歌潜、印歌谱的，那个时候印歌谱还是用油墨，需要用蜡纸刻好油印，我为了刻蜡版经常要加班，一次，迷迷糊糊在打瞌睡的状态中我刻完了歌谱，结果第二天发现发到战友手中的歌谱上都有一个破忻号‘思想汇报’，这真是心随手动啊!”“我们那时为了进步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写思想汇报是经常的事儿。”
还有一件事也让余声记忆犹新：“记得是个深秋时节，为庆祝十一下部队演出，那个时候，东北已经是很冷了，战士们都穿着棉服，而我们却要穿演出服，有一个节目叫《库尔班大叔你在哪儿》，是一个表演唱，我和一起唱歌的战友站成一排，因为天气特别冷，都张不开嘴了，发出的声音都是发抖的，可是扮演库尔班大叔的那个战士在那天却跳得特别起劲，满场跑，演出完我们问他为什么那么带劲，他说：“不跑不行啊，天气太冷了!那天我们回营房，为了取暖大家都喝醉了。”
莫华伦 听歌剧《波西米亚人》转变人生轨迹
口本报记者 张晶
莫华伦，男高音歌唱家，现任澳门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中国三大男高音”之一。莫华伦出生于北京，7岁时随父母迁居香港，移居美国，先后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音乐系和曼哈顿音乐学院，1987年至1994年，签约德国柏林歌剧院，任首席男高音，曾在数十部大型歌剧中饰演60多个角色。近年，莫华伦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亚洲，除频频在欧美地区参演大型歌剧外，还活跃于祖国大陆、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被西方赞誉拥有一副优美又特殊的戏剧性抒情男高音的歌喉。
莫华伦谈到他与音乐的缘分时说：“一刻偶然去听歌剧《波西米亚人》，使我感受到了歌剧对我的诱惑，整个人都投入进去了，听着那在二干人的场馆里不用麦克风而唱出的完美歌声，震撼段了!我从此迷上了歌剧，渴望有机会也能试唱一下。当时我还在读高中正在考大学，我父亲想让我当会计考会计专业，可我听了歌剧后当即就决定放弃会计专业改学音乐，我就向父母提出：要从会计专业转学音乐。我父亲还是没拗过我，同意我从夏威夷大学的会计专业转到音乐系。”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他在音乐系系统训练声乐才几个月，就拿到了夏威夷大学的奖学金，在夏威夷大学本科毕业后又顺利地考上了纽约音乐学院的全奖硕士。1987年，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幸运地接到了世界十大歌剧院之一的德国柏林歌剧院的邀请，成为最早登台柏林歌剧院的中国演员。
他的事业从给世界歌剧大腕当替身开始。到了柏林歌剧院莫华伦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学徒”，他说：“我刚到柏林歌剧院没有角色让我演，上不了台，上台也是演一些没有唱或没有几句唱的配角，甚至没有名字的角色。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来我们歌剧院演出的男高音歌唱家当替身，这个替身就是在演出前走程序、合乐队、替主演找好演出的位置，这样的工作我做了三年!我给多明戈、帕瓦罗蒂等世界大牌都当过替身。那几年虽然寂寞，但我也学到了许多，数十部世界著名歌剧中的男高音角色我都能演，特别是像《托斯卡》、《卡门》、《图兰朵》及《阿伊达》中戏剧性较重的男主角，我都游刃有余。我还从帕瓦罗蒂那里学到了如何在保护因唱歌而充血的嗓子的方法。在柏林歌剧院当替身三年后，我终于接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歌剧，突然有一天，剧院的领导同我可有兴趣担当《弄臣》的主角，我当然说有呀!结果，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我唱得出乎意料的好，获得了一致的赞赏!一瞬间的成功机会，就看你如何去把握了!”
倪大红 “艺术青年”的追梦之旅
口本报记者 刘颖
倪大红，最早是著名导演谢晋《高山下的花环》里的一名“普通战士”，此后他成了大导演张艺谋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阴险老辣的蒋太医、《三枪拍案惊奇》里尖酸刻薄的王麻子；电视剧《乔家大院》中老谋深算、背信弃义的孙茂才；《水不磨灭的番号》里的崔小辫儿；新皈《=三国》里的司马懿；《大明王朝》里的严嵩；他还曾经凭借电影《透析》中正义凛然、一身正气的苗法官一角，险些当上“第47届金马奖”的影帝。
据倪大红回忆，在那个“铁饭碗”还很流行的年代，父母最大的希望就是倪大红能有—技之长，“哪怕做个电工、木匠。”这样一辈子也就衣食无忧了。但有一个梦想却从小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倪大红的心，那就是要当一名演员。虽然怀揣梦想，16岁的倪大红到了大庆附近的安达农场。在那里他或了一名马车“司机”。恢复高考以后，在倪大红心里压抑很久的那个梦想被重新点燃。说起自己的艺考经历，倪大红只留下了“千辛万苦”这样的记忆。上戏、军艺、中戏……为完成自己的理想，倪大红参加了N次考试，回想起当年一次次的失败，他至今还记得：曾经去长春考点报考上戏。“初试就被刷下来了，当时特别不好意思进家门。”考学虽然不顺利，但是这份执著却深深地打动了并不支持他的父母。从此父亲开始亲自为倪大红辅导朗诵。提到父母的支持，倪大红总会动情地说：“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直到现在，我创造的每一个角色在和观众见面的同时，母亲也会把她的感受反馈给我。”经历了N次失败后的倪大红，最终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向他敞开了大门。
据倪大红回忆，那是当年有一次刚上完形体课，已经非常劳累的自己往宿舍走，他可没想到自己这副在极度疲劳下表现出来的“吊儿郎当”的状态，正被来中戏给自己新作挑选演员的大导演谢晋看个正着。倪大红刚在食堂打完饭准备吃，比他高两届的师姐丛珊走过来问他：“知道谢晋导演吗?”“知道。”丛珊又说：“他要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很爱看书的倪大红就说：“那小说我看了，挺棒的。”接下来丛珊就告诉倪大红：刚才谢晋导演已经在车里看见了他的形象，可以去剧组试个镜。于是倪大红就成了《高山下的花环》里的战士“段雨国”……
虽然已经不算年轻，但是倪大红一直用信念鞭策着自己：拥有梦想和追求梦想的勇气，人就永远是年轻的。提到现在的梦想，倪大红笑着说：“我用心血演戏，我愿意有一天能当上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