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书房，刘同便找回了一种安全感。随手可得的阅读，让他觉得踏实，感受到自己每一分每一秒的成长。而书房里的写作，则是一种释放，一种倾诉。
　　刘同 光线传媒资讯事业部副总裁、作家、主持人，曾担任《娱乐现场》、《最佳现场》、《娱乐任我行》等多档内地王牌娱乐节目总监。出版作品包括《这么说你就被灭了》、《职场急诊室—谁没一点病》、《谁的青春不迷茫》等书。
　　刘同住在北京东四环外，一个叫沿海赛洛城的小区。从这里往北是一条连接北京站的繁忙铁路，再往北是通惠河，明清数百年间都靠它运送粮食，供应北京的人口。天知道这个小区的名字里为什么会有“沿海”二字—这里离海有两百多公里，在春天里被灰霾和沙尘轮流笼罩。
　　刘同的书房就在这里。他特意掏空了一面墙，打成书架。一张宽大的沙发横在书架前，躺在上面也能伸手够到书。这是一个没有压迫感的书房，就连图书也没有按内容分门别类。他分类的办法甚至有点孩子气—按照不同的颜色。这让他的书架看上去像是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笔下的彩色格子。
　　刘同理想的书房则是这样的：“四面墙都是书，书架是不能移动的，嵌到墙里。书堆到天花板，要踩着楼梯上去。我洗完澡，放一些老歌，开黄色的灯，靠着沙发，就可以看书。”
　　“职场达人”听着像混混
　　刘同的身份已经太多了。光线传媒资讯事业部副总裁、青年作家、主持人，其中最为人熟悉的还是“职场达人”。刘同不喜欢这个称呼，尽管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是通过一档红极一时的职场节目。“这种形容让我很迷惑。”刘同说，“你说一个人是钢琴达人，他会弹钢琴。英语达人，他英文说得很好……但我的头衔是职场达人，所以我的专职是混职场吗？这听起来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混混。”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刘同过去的十年像是一个传奇。他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做过编导，做过北漂，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部门副总裁，而且名声鹊起。
　　10年前，他带着第一本小说坐火车送到出版社，只换来了一句“放那儿吧”；他刚刚离开湖南，到北京奋斗的时候，住在最便宜的出租屋里，钱包里空空荡荡，书稿发表无望，他的头发和眉毛都一撮一撮往下掉；后来，他到传媒公司做娱乐节目，第一天被老板当面斥责是“骗公司的钱”……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的书登上了畅销排行榜，他的粉丝有几百万，人们提到他，都说是青年偶像、年少有为。
　　今天的刘同永远穿着衬衫，整齐干净，仿佛随时做好被某个杂志拉去拍时尚大片的准备。但他也不忌讳在自己的微博上晒一晒当年蓬头垢面的乡下模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那么低贱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对那些二十出头，对未来无比焦虑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需要这样一个范例来给自己打气了。
　　跟着老农游村庄
　　其实刘同以前叫刘童，在湖南郴州长大，完全是个文学少年。有好几年时间，他觉得自己可以靠写字生活，并成为一个大人物。2004年，他出了第一本小说，讲校园里少年的故事，销量即便说不上惨淡，也算不得好。后来好几年，他都在写高中生或者稍大一点的孩子的故事。而他的形象，也被出版商包装成一个干净忧郁的“行吟少年”。
　　刘同说，那时候的书好多都扔了，但是总有几本，即使自己四处颠沛，也一直带在身边。一本是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一本是周国平的书，还有一本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他真心喜欢那本讲村庄的书，“像一个老农背着手，慢悠悠领着人在村子里转，一边转一边讲村子里的四时风物、百草五谷、猪马牛羊，讲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讲他耐心地守候过一只小虫子的临终时光……”一切又孤独又安静。这让刘同感到安心。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打开这本书看，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这两年，因为“职场达人”的走红，他忽然又写了几本“职场指南”类的书，名字都起得咄咄逼人，比如《这么说你就被灭了》，或者《职场急诊室—谁没一点病》。刘同两手一摊，很老实地说：“其实我只懂传媒，只懂电视……非要说职场，也只是这一类的职场。我并不是什么都懂的人。”
　　不管怎样，身处职场让他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读书，所以阅读在很多时候就成了枕边和厕中的事。他最近放在厕所的书是高晓松的《晓说》，虽然这本脱口秀整理而来的书中错误百出，但那种撒开了聊天的味道却完全符合他对厕所书的标准：随便翻哪一页都会好看。“我觉得一本书能被放在厕所，特别了不起。”他说。
　　沙发上扔着小说，这是有漫长故事的，要沉下心看。床头书是龙应台的《目送》、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还有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在刘同看来，这种“看了产生很多感受，让人在睡觉前思考的书”最适合在入睡前阅读。
　　书房是用来写作的
　　更多的时候，刘同在书房里写作。今年，刘同的新书《谁的青春不迷茫》，就是在书房里完成的。
　　其实说不上新书，而是他过去十年的日记，整理出来150万字。他庆幸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我做了几千期日播节目，基本上做完都不会再回头看了。我为什么写东西？每年写一本书，那本书就代表了我那一年的成长。写作让我那一年过得有价值。”他说，“如果没有写作，回忆起那一年，就会觉得自己过得特别无聊。翻我的日记，会觉得幸亏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不然我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对刘同来说，跟写作比起来，读书反倒要退居其次—虽然他希望有一个大书房，四壁都是高到天花板的书架，要搭着梯子爬上去。
　　对刘同而言，书房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有时候，我感到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写出什么，说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学习。”但是在书房中，刘同发现周围都是精华，“你随便翻来都是营养，都可以成长。每天变得跟前一天不一样。”
　　他需要倾诉，需要说话，需要一刻不停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哪怕被人说“那只是一些廉价的感悟”。他觉得，那是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只有记录下来才能保存，才能日后翻阅，让自己踏实。 　　[对话刘同]
　　用箱子封存日记，等待后来人发现
　　记者：你怎么给书架上的书分类？
　　刘同：我不会做书目，我会用颜色区分，把同样颜色的书放在一起。《眨眼之间》是黄色的，阿瑟·黑利的《航空港》、《晚间新闻》是黑白的。用颜色划分书，书房看上去色彩斑斓，我的心情也会很好。我觉得书不仅让你学到很多知识，也能从环境上安抚心灵。
　　记者：会借书给别人吗？
　　刘同：以前我的书是不外借的。但是朋友们老爱和我借，我就让他们写欠条，写了之后，我又忘了欠条放哪儿了……书也收不回来。后来我就想，要是碰见你喜欢的书，拿去读也挺好的。反正我喜欢的书哪里都买得到。后来，我看到特别好的书，就一下买好多拿来送朋友。我的书房里没有不能给人拿走的书。
　　记者：现在读书的口味有什么变化吗？
　　刘同：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喜欢读小说。现在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加上确实没有那么多好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就读短篇，选择特别快速的阅读。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看曾国藩的《冰鉴》，还有胡雪岩的书。我揣摩他们的心态，在书里边找印证。看到胡雪岩走投无路时问别人借钱，会联想到要是我会怎么办，分析自己会怎样做选择。讲白了，就想把自己的局给破了—怎么破自己的局，怎么变得更强大，怎么让自己在不同的人生节点变得不一样。所以想借先贤的方式进行思考。这是一种心态的暗示。既然他能做那么好，我也能。每个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迷恋那些风云人物的故事，汲取精神力量。
　　记者：书房对你来说，除了阅读，还有什么意义？
　　刘同：最主要的就是写作。我一天要写一两千字，第二天状态就特别好。所有让我心里难受，又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就写出来，把它理顺，用文字“通便排毒”。不记下来，什么都没有。电视太浮躁了，需要安静的写作和阅读来平衡。当我沉浸在写作中，我觉得那个人不是我自己，我抽身出来，觉得特别爽。过一段时间，看到杂志上的文章，会觉得，诶，写得这么好，谁写的？最后一看，是我自己写的。比起达人、专家的封号，我更喜欢写东西，不会让我有负担。
　　记者：如果选一本荒岛图书，你会选什么？
　　刘同：（想了很久）漫画。我每周五六天是一个人呆着，不然十年也不可能写那么多。我日记写了两百万字。我有四五个专栏。我总是在写东西。我是个特别安静的人，我根本不需要特别沉重的书来打发、了结内心的孤独。
　　记者：所以你可能更需要写而不是阅读？
　　刘同：对，可能我需要一支笔，一本空白的日记本。我需要写下来，我不要阅读，我要释放。要用一个箱子把日记保存起来，等后来的人发现它。我看一个电影，在一个死过很多人的集中营里，有个犯人每天写日记，用塑料袋裹起来，偷偷藏在水箱底下。后来过了十几年，一个女犯人进来，发现了他的日记，于是开始阅读。那个犯人的日记支持她度过了煎熬的时间。这让我非常有共鸣感，特别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