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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信是清道光年间广州檀度庵尼，她擅长诗文绘画，一时为文人所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画名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而鲜为人知。她的作品存世极少，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她的《山水册》。该册原为文信再传弟子谈月色旧藏。它不单是一件极为难得的文信绘画精品，册上还有赵藩、高燮、杨天骥、简经纶、黄宾虹、何藻翔等多位文化名人的题跋和印章。它见证了蔡守谈月色伉俪与诸家的友谊，对于梳理近现代文化名人的艺术活动亦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文信生平
文信是清道光年间广州檀度庵尼。檀度庵位于广州越秀山下清泉街（今在应元路一带），为广州四大尼姑庵之一（另外三间为无著、药师、三明）。该庵是清初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为女儿出家而建的，历来香火鼎盛。《檀度庵志》、清代学者金武祥（粟香）（1841～1924）的《海珠边璅》和汪兆镛（1861～1939）的《岭南画征略》都有文信的相关记载。来自江阴的金武祥可能是第一位撰文介绍这位伟大岭南女画家的学者。金武祥于光绪五年（1879）赴粤，其时离文信辞世年份不远，他极有可能是从文信的弟子中了解到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极高。成书于1927年的《岭南画征略》关于文信的记载较为简单，资料来源也是金武祥的《海珠边璅》。
惜笔者暂未能找到《檀度庵志》和《海珠边璅》这两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可幸的是广州艺术博物院（以下简称“艺博院”）藏文信《山水册》上有近代著名学者赵藩（1851～1927）抄录的《檀度庵志》和《海珠边璅》关于文信的相关资料，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信息。
赵藩题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于壬戌年大雪节（1922年12月8日），内容如下：
比丘尼文信名芳，俗姓刘，为某方伯歌姬所生。姬固姑苏名妓，声色双绝，故芳生而丽质，亦工度曲。年才十三，方伯逝世，母女辄被嫡室逐出，备极寒苦，相依为活。亡何姬亦愁病而殁，芳益孤零，遂祝发于檀度庵。佛事之余仍攻书史，稍长，略解诗词，书法亦工稳；画学荆洪谷，笔颇明秀。禅房雅洁，文玩多俊物，喜作文殊眉，与文人谈艺，人儗以梦窗之于藕花洲尼。有名士某为法曲献仙音十阕赠之，芳虽爱其才而守身如玉。三十后即闭关，不复为文字，犹时以画自遣，更学石涛，极苍莽之致，顾秘不示人，是以流传绝妙云。
右录金粟香《海珠边璅》一则。
石禅老人赵藩壬戊大雪节书于昆明九龙池上图书馆之朴学斋。
印章：“赵砎堪”（朱文长方印）、“赵石禅”（朱文方印）、“如来弟子”（朱文方印）。
赵藩于壬成年十一月廿八日（1923年1月14日）再书，内容如下：
按庵志，芳生于道光乙酉十一月十三日，圆寂于同治癸酉六月九日。有手写唐诗类钞四卷、曲谱一卷、杂记一卷，多识书画文玩之属，今皆在古溶箧衍。溶为芳后进，亦早归檀度庵，亦能诗画，以遭时难感知己，遂还初服，归寒琼居士，此则与芳同而不同者。古溶寄芳观瀑长幅为蚤岁作，此小册六叶为晚岁作，乞我加墨，为分题而还之。古溶复捡得芳所写檀度盒后山之景小口，邮以饷我，峦树屋庐，荒寒寥阅，如睹芳之生世，尤令人叹想不置也。壬戌十一月廿有八日，石禅老人再书。
印章：“赵藩”（朱文长方印）、“介盒”（朱文方印）。上还有谈月色藏印：“旧时月色堪藏”（朱文长方印）和“颐园”（白文长方印）。
据赵藩抄录的《檀度庵志》和《海珠边璅》所载：文信生于道光乙酉十一月十三日（1825年12月22日），圆寂于同治癸酉六月九日（1873年7月3日），俗姓刘，名芳。其父是广州某方伯（布政使），其母是方伯歌姬，声色双绝，故刘芳亦天生丽质，善度曲。但在刘芳十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女俩随即被嫡室逐出家门，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久，刘芳母因愁病而逝，从此刘芳孤苦无依，遂入檀度庵为尼，法号“文信”。文信早年曾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佛事之余攻书史，诗词、书法、绘画。有手书《唐诗类钞》四卷、《曲谱》一卷、《杂记》一卷。文信常与当时文人谈艺，人们比拟为宋代吴文英（梦窗）与藕花洲尼。当时，有一名士倾慕文信，为法曲献仙音十阕赠之，文信虽爱其才而守身如玉。文信三十岁后即闭关，不复为文字，只以绘画自遣。画学荆浩（洪谷），笔颇明秀；后学石涛，极苍莽之致，但作品秘不示人，所以流传绝少，知者亦不多。文信传世的书画文玩多归再传弟子谈月色。
文信《山水册》考释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文信《山水册》（编号B2：4523）（图1-14），为蝴蝶装，凡16开，其中画页6开（纸本设色，尺寸：纵15厘米，横23，3厘米）。原为文信再传弟子谈月色旧藏，后辗转到了著名收藏家容庚手中，再由容氏捐赠给广州美术馆（现为广州艺术博物院）该册从未公开发表，鲜为人知。引首有简经纶题署，画后有赵藩的题跋，其后还有高燮、何惺常、黄宾虹、朱兰英等人的题咏，另外，在册上题署钤印的还有杨天骥、高隐岑、何藻翔、林桂馨等人。各人题字钤印的时间并不在同时，而是蔡守谈月色伉俪在不同时期分别请好友鉴赏和题咏，时间集中在1917～1929年间。
该册画页上没有落款，每页均有文信印鉴：“芳文信”（白文方印）。画上的题字均为赵藩所题，内容如下：
画页一（图2）：“如遇虬髯红拂英雄儿女惟具眼人识之。石禅。”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二（图3）：“李广以为虎也，老子其犹龙乎。石禅题识。”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三（图4）：“杨柳千条尽向西。唐人诗意。石禅。”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四（图5）：“生气勃勃，顽耶？灵耶！石禅。”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五（图6）：“渔洋老人谓江行看晚霞最是妙景，吾曾于蒜山瓜步间亲领略之，惜无定子宫筵歌吾小令也。石禅书于频雅室。”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六（图7）：“冒雪行大峨山中时见此景，剧可念也。石禅。古溶藏檀度先德刘芳小画六纸，意境笔墨弥契石涛，每纸缀言与寒琼证之。石禅老人识。”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如来弟子”（朱文方印）、“赵藩”（朱文长方印）。 据赵藩在题跋中所述该册是文信晚年所作，此时她的技艺已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每页画取景构图简洁随意，技法却随着景致和季节的不同而呈现丰富的变化：江景水墨溶溶，酣畅淋漓i雪景枯笔淡墨，意境荒寒；绘山石时又尽得清湘笔墨意趣。全册六幅小景用笔生拙，水晕墨章，清幽淡雅，表现了出家人静穆的心境，虽是小品，但气魄大，韵味十足，全无脂粉气。
该册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印证了《海珠边璅》的说法，即“画学荆洪谷，笔颇明秀”，“更学石涛，极苍莽之致”。文信早年师承何人由于文献匮乏现已难以考证。从现存画作判断她主要还是私淑石涛（图15）。
在乾嘉时期，石涛的画风曾对岭南著名山水画家黎简（1747～1799）和谢兰生（1760～1831）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黎、谢二人对岭南山水画坛可谓举足轻重，在他们的带动下，石涛的画风渐为岭南画人所熟悉。文信的足迹不限于岭南，她经常云游四方，见闻广博，所以较一般闺秀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江南应是她经常云游之处，因为这里本是她母亲的故乡，熟悉的乡音和风土人情会使文信倍感亲切。江浙一带亦是石涛画风最盛行的地区，文信在云游江南时应不乏机会观摩到石涛的真迹。
在“四王”画风盛行的时代，文信独尊石涛画风的艺术取向无疑是非常另类的。文信的艺术选择其实与她的个人际遇有极大的关系。她身世飘零，际遇坎坷，思想深具悲剧意识。她对石涛艺术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对石涛悲惨身世和孤独心境的感同身受。碍于女性身份，她与主流文化圈比较疏离，所以她也不太受当时主流审美标准的束缚，“四王”画风对其影响甚少。她天赋极高，几乎是无师自通，从其生拙的用笔看来，她似乎没有受过很系统的技巧训练，不过这反而使她不像男性画家那样被当时程式化的笔墨技巧拘牵。她自由畅快、不拘成法，甚至带有儿童般稚拙的笔墨能表现出更主观的情绪。这套《山水册》，乍一看像初学画者的作品，构图漫不经心，用笔生拙，水墨又似过分淋漓，但细细品味又觉意境空灵，韵味隽永，犹如一曲天籁，自然平淡，纯厚古朴，出尘脱俗，能荡尽观者心中一切尘俗。这正是画家一意追求大巧若拙、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亦是一种通过对自然的直观把握从而达到对生命体悟的“禅”的境界。这也正是著名画家黄宾虹对她赞赏有加的原因。（有关黄氏对文信的评价在下文详述）
可能是缘于孤傲的性格，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文信的作品一直秘不示人，故而知者不多。文信离世后，其作品主要集中在弟子手中，上世纪初时已有一些作品流散出庵，文信的画艺也逐渐为人所识。如黄般若（1901～1968）编的《名书画集》将文信归入历代名画家之列，当中收录了文信的《江亭春树图》。著名历史学家、收藏家简又文（1896～1978）也藏有文信《山水轴》（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上有收藏家叶次周（1875～1952）的题跋，他评该作品“涤然意远，无一点尘犯其笔端，至可宝也”。后来，在文信的再传弟子谈月色的大力推介下，她的艺术得到了赵藩、黄宾虹、高燮等文化名人的高度评价。
谈月色（1891～1976），是现代岭南著名女书画篆刻家。原名古溶，又名溶溶，字月色，后以字行，广东顺德龙山乡人。幼年在广州清泉街檀度庵寄养，15岁削发为尼，法号“悟定”。她禀性颖慧，对艺术颇有天分，深得师父的喜爱。月色本以为自己会在佛门度过一生，但在26岁时（1917）却遇到了改变一生的人——南社名士蔡守。1922年（壬戌）二月十二日，在蔡守好友高天梅（1877～1925）、程大璋（1873～1925）等人的撮合下，蔡守纳月色为妾。从此，月色一直陪伴在蔡守身边，夫妻鹣鲽情深。
谈月色归蔡守后，夫妇常将珍藏的文信画作与同好欣赏，藉此文信声名便在夫妇的社交圈中广泛传播开去。该册上就有蔡守夫妇多位好友的题咏，时间大致在1917-1929年间。通过这个册子，我们可以了解到上世纪初文艺界对文信艺术的相关评价，以及蔡守夫妇与当时文化人交往的情况。
诸家对文信的评价及蔡守谈月色与诸家的交谊
（一）简经纶
该册引首是著名书法篆刻家简经纶（1888～1950）的篆书题署：“比丘尼文信山水册。”印章：“多福”（白文长方印）、“千石楼”（白文方印）。（图1）
简经纶在该册上题署的时间大致在1917～1920年间，其时，简经纶与蔡守均参加了护法运动，简经纶当时是大元帅府参议。谈月色曾问学于他。
（二）赵藩
赵藩除了给册子题跋和在画上题款（见上文）外，他还题诗一首，表达了对文信命运的感慨和人品才艺的赞赏（图10）：
冰檗光阴苦不搘，一庵檀度托栖迟。朱门警梦衔亲恨，白业皈心仗佛慈。明瀞晓奁洪谷子，苍凉老笔石涛师，韵香卞赛犹难拟，此是含贞玉雪姿。再题一诗乞寒琼古溶同正。石禅又墨。
印章：“小鸥波馆词草”（朱文长方印）、“双堪观音”（朱文方印）。
赵藩的诗中对文信的身世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又点出了她的艺术渊源，并将她与经历相似的明末清初江南歌伎卞赛相比较，在赵藩看来即便像卞赛这样才貌双全的绝世佳人，也比不上文信的“含贞玉雪姿”。
赵藩的题跋“书于昆明九龙池上图书馆之朴学斋”。那么文信的《山水册》是如何到了赵藩的手中？蔡守谈月色与赵藩又是订交于何时？
据谈月色回忆：“1917年，李根源到广东为督办，邀请蔡守为秘书长。赵藩为广东交通部长，又请蔡守为秘书长。杨永泰为财政部长，又请蔡守为顾问。”（谈月色：《我所知道的南社》，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2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由于谈月色是蔡守的夫人，所以一些学者就采用了谈氏的说法，但谈氏的说法与史实是有出入的。首先，蔡守与赵藩订交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18年。据《护法与护法军政府史料》记载赵藩赴粤参加护法运动的确切时间是1918年。又据《赵藩年谱》记载民国六年（1917）赵藩赴四川帮助唐继尧疏解困局。由此可见，赵藩不可能在1917年赴粤。而另一位关键人物李根源（赵藩的学生）赴粤参加护法运动的时间也在1918年。据《李根源年谱》载：民国七年（1918）“一月，受岑春煊之邀，起程南下。”谈月色文中提到蔡守所担任的职务笔者在军政府任职名单中没有找到，但李根源在《雪生年录》中曾公布其幕僚名单，其中有邓尔雅、蔡守、卢铸等。证明蔡守所任职务属于私人幕僚性质，入幕时间大约在1918～1920年间。蔡守与赵藩订交应是通过了李根源的关系，时间应在1918年。 赵藩从民国七年（1918）九月赴粤，至民国九年（1920）十月十日因政见不合辞职回昆明，这一段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却与粤社中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赵藩年谱》1920年条目载：“广州南社诸君寿苏，和赵藩旧韵远寄昆明，赵藩感和，诗见《寿苏集》。”1921年条目又载：“春，南社诸君强赵藩和旧韵，时赵方悼亡又感时政勉和诗四首。见《寿苏集》。”年谱提到的“南社”其实是指南社广东分社，又称“粤社”。当时主持粤社的是蔡守和邓尔雅。赵藩回云南后仍与粤社中人保持通信联系，蔡守谈月色夫妇常邮寄画作请赵藩鉴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赵藩为文信《山水册》题跋的地点是在昆明。这个册子就成了他们友谊绵绵的见证。
（三）杨天骥
第十一页（图1 6）上有著名书法篆刻家杨天骥（1882—1958，字千里）题署：“吴江杨天骥千里观。”印章“千里”（朱文方印）。
杨天骥在该册上题署的时间大致在1918-1923年间。1917年夏秋之交杨天骥响应孙中山号召赴广州担任护法国会参议员，并于19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同一时间，赴粤参加非常国会的南社社友还有陈巢南、高天梅、沈钧儒、俞剑华、秦锡圭、李根源、马君武、邵元冲、林庚白、叶楚伧、唐群英等，其间作为南社广东分社的主持，蔡守组织了六次禺楼觞咏。杨天骥与蔡守谈月色很有可能订交于此时。
（四）高燮
第十三页（图11）上有南社耆宿高燮（1878～1958）于癸亥年（1923）冬季题的一首词：
是何意境，眼底烟云无定，莽平沙。旷野谁家笛，边关何处笳。荒寒峨岭雪，艳冶蒜山露。更作千条柳，受风斜。
皈依经卷，法曲仙音空献，渺渺期。丽质虔参佛，孤情懒画眉。苍师洪谷意，妙擅石涛姿。如此丹青手，几人知。
调寄女冠子两阕。癸亥冬季闲闲山人高燮题。
印章：“吹万填词”（朱文方印）、“葩经室”（朱文长方印）。
高燮不愧为南社耆宿，诗词高手，他在词的上阕将文信画中优美的意境巧妙安排于词句中，而下阕又凸显出文信的美丽孤清和高超的画艺。如此优美的诗词不单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亦拓展了鉴赏者的想象空间。从词中可见，高燮对文信非常欣赏，更发出“如此丹青手，几人知”的慨叹。能得到南社耆宿如此赞誉，亦足以证明文信的艺术魅力。
高燮是在什么情况下得以观赏到文信的作品，笔者暂时还没能找到相关文献，笔者推测很可能也是以邮寄的方式。蔡守与高燮两人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结为知交（时间可能早在1905年，其时高与蔡都参加了邓实、黄节主持的国学保存会）。后来二人都加入了南社。1912年，高燮发起成立国学商兑会，蔡守也是发起人之一。虽然，蔡守居粤多年，但二人仍以邮寄的方式经常诗画唱酬。（见谈月色编《寒琼遗稿》，17页）
（五）何惺常
第十四页（图12）上有南社湘集社员何惺常于乙丑年（1925）冬季题的一首诗：
梦断慈鸟欲化烟，佳人末路竞逃禅。身经劫后方知命，画到狂时便是仙。一卷石涛堪共赏，满胸邱壑为谁填，也曾勘破色空界，笑指莪山蒜岭巅。乙丑冬初题应寒琼属。何惺常。
印章：“惕若”（朱文方印）、“何惺常”（白文方印）。
有关何惺常的生平资料不多，据《南社湘集姓氏录》载：“何惺常，字惕若，广东顺德人。”何惺常与蔡守、谈月色均为南社湘集（南社长沙分社）社员。（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217～21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六）何藻翔
画页五左上角有何藻翔（1865～1930）的印章：“何藻翔”（朱文长方印）。
何藻翔（1865～1930），初名国炎，一字梅夏，号溥廷，晚号邹崖逋者，广东顺德人。早年肄业应元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兵部主事，为官刚正。与康有为交往密切，加入强学会，研究新学。辛亥革命后归广州，历任广东通志馆总纂，学海堂学长等。1920年移居香港。晚年校理东塾遗稿。生平情况见吴天任编著：《何藻翔年谱》，载何藻翔：《邹崖诗集》，香港：香港大利文具图书印刷公司，1958。
蔡守一家于1923～1927年客居香港，并参与了香港北山诗社的活动，亦由此与德高望重的何藻翔订交。北山诗社成立于1924年，聚会地点多在香港富商利希慎1879～1928）的利园北山堂。社友主要有崔伯越、邓尔雅、潘兰泉、邹静泉、杨辉山、刘伯端、陈菊衣、何冰甫、潘惠畴、何藻翔、蔡哲夫、莫鹤鸣、杨铁夫等。诗社每周均有雅集，诗文亦有载于民国十五、十六年的南社诗文集。（见《何藻翔年谱》）笔者推断何藻翔观赏文信《山水册》的时间在1924～1927年间。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何藻翔还为谈月色作润格小引。由此可见蔡守伉俪与何藻翔交情不浅。
（七）高隐岑
画页二右下角有一印章“隐岑欣赏”（朱文方印），该印属于高隐岑（笔者暂未找到蔡守与高隐岑相交的文献，只能凭借其他的资料作合理推测）。
高隐岑，名学廉，字衍圣，号隐岑，又号韫言、韫岑，祖籍广东澄海。他是民国香港富商高满华的第八子。高氏一门虽非书香门第，但喜与文人往还。高学廉喜收藏书画、古籍。
在蔡守客居香港期间，香港文化界有一件大事，当时富商高隐岑购得东塾遗稿600余册，并延请多位文化名人参与校书工作。这件文化盛事在不少文献中都有记载，如《何藻翔年谱》和陈之迈的《陈东塾先生遗著辑印记》。校书经费由莫鹤鸣出资，具体校书工作由何藻翔、崔伯越、邓尔雅负责，校书地点在利园北山堂。由于参与校书工作的都是蔡守的好友，而校书的地点同时亦是北山诗社雅集聚会的场所，高隐岑又与蔡守好友邓尔雅、莫鹤鸣、崔伯越等非常熟稔，所以笔者大胆推测蔡守伉俪与高隐岑极有可能在1924～1928年间缔交，而文信《山水册》便成了三人缔交的实证。
（八）朱兰英 第八页上有印章“萧山朱兰英字纫秋连县林桂馨字月裳二妇人印”（朱文长方印），该印属于朱兰英和林桂馨，其治印风格与第十页上谈月色的藏印“旧时月色堪藏”十分相近，极有可能是谈月色所制。另外，第十一页上有印章“朱纫秋”（朱文方印），该印亦属于朱兰英。该册最后一页上还有朱兰英手书词一首（图14）：
莽苍石树，虎啸龙吟何处，最相宜。好句堪呈佛，名图欲过师。霞光看畹晚，雪片舞参差。正是西风起，柳垂垂。调寄女冠子。高严平遗绣红倚声，李朱兰英纫秋手录。
印章：“朱兰英”（白文长方印）。
朱兰英是南社社员。关于朱兰英的生平资料不多。据《南社社友姓氏录》载：“朱兰英，字纫秋，广东番禺人。”除此之外，还有《南社湘集》第二集《附录二》“甲子冬香港雅集北山堂坐雨词十首”一栏，作者中有萧山朱兰英（纫秋），可见朱兰英在1924年至1925年间有参加香港北山诗社的活动。蔡守谈月色伉俪都是北山诗社成员，所以很有可能在此时与朱兰英订交。朱兰英在该册上题咏的时间在1924至1927年间。林桂馨生平待考。
（九）黄宾虹
第十五页（图13）上有著名画家黄宾虹（1865～1955）的题诗：
不爱清湘不可怜（用石涛句），斯人参得画中禅，无妨摹拟随庸史，独有灵襟楮素传。寒琼月色同粲。宾虹。
印章：“朴存”（白文方印）。
在册上题咏的友人中，黄宾虹是与蔡守谈月色伉俪交谊最深厚的一位。蔡黄二人从1909年订交（谈月色编《寒琼遗稿》，民国三十二年），“自此开始，直至1941年蔡守谢世，其间悠悠三十二年，黄宾虹和蔡守的交谊不绝如缕。”（王中秀《黄宾虹年谱》）1911年后蔡守基本在粤活动，但一直与黄宾虹保持书信往来。蔡守是黄氏艺术上的知音，他多次来函索画，黄氏均慷慨寄赠。蔡守每次途经上海，也必定拜访黄宾虹。后来，谈月色归蔡守，得夫君力荐拜黄宾虹为师，学习书画篆刻。（王中秀《黄宾虹年谱》）
1928年9月，黄宾虹赴广西讲学，道出广州，拜访蔡守于寓所牟轩。这次两位老朋友难得相聚一堂，谈艺切磋，是何等美事。也正是此次拜访，黄宾虹得以欣赏到谈月色藏的文信作品。虽然黄宾虹的题诗没有署年份，但笔者比对1928年10月黄宾虹写的一副篆书七言对联（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院），款署的书风与册上的如出一辙，而且在该年冬月后黄宾虹的款署就发生了变化——“寳”字的“少”部开始简化。（王中秀《黄宾虹年谱》）鉴于上述材料笔者确信黄宾虹在册上题咏的时间就是1928年。
作为内行，黄宾虹对文信的评价没有随波逐流，他看到文信虽学石涛，但亦已摆脱了石涛的影子，参悟了艺术的真谛，其艺术已进入禅的意境。他对这位女性的胸怀和气魄深感敬佩，坚信像文信这样独标一格的画家必然经得起岁月的考验而流传后世。黄宾虹从这位女画家身上，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画发展到道成年间正有一股力量要突破清代柔靡甜俗的樊篱，开始朝着更注重表现内在心性的笔墨发展方向。后来黄宾虹在《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茶会讲词》中又提到“君学美术”和“民学美术”的概念：“君学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学重在精神，在于发挥自己。所以君学的美术，只讲外表整齐好看，民学则在骨子里求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长的意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信的画就属于黄氏所赞赏的“民学美术”的范畴，其内在精神之美正与宾虹老人一直孜孜追求的艺术趣味不谋而合。
文信虽一时为文人所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画名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她的作品存世极少，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的这个《山水册》其珍贵-性就不言而喻了。它不单是一件极为难得的文信绘画精品，也见证了蔡守谈月色伉俪与诸家的友谊，对于梳理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文化艺术活动亦具有相当的历史文献价值。
文信生平
文信是清道光年间广州檀度庵尼。檀度庵位于广州越秀山下清泉街（今在应元路一带），为广州四大尼姑庵之一（另外三间为无著、药师、三明）。该庵是清初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为女儿出家而建的，历来香火鼎盛。《檀度庵志》、清代学者金武祥（粟香）（1841～1924）的《海珠边璅》和汪兆镛（1861～1939）的《岭南画征略》都有文信的相关记载。来自江阴的金武祥可能是第一位撰文介绍这位伟大岭南女画家的学者。金武祥于光绪五年（1879）赴粤，其时离文信辞世年份不远，他极有可能是从文信的弟子中了解到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极高。成书于1927年的《岭南画征略》关于文信的记载较为简单，资料来源也是金武祥的《海珠边璅》。
惜笔者暂未能找到《檀度庵志》和《海珠边璅》这两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可幸的是广州艺术博物院（以下简称“艺博院”）藏文信《山水册》上有近代著名学者赵藩（1851～1927）抄录的《檀度庵志》和《海珠边璅》关于文信的相关资料，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信息。
赵藩题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于壬戌年大雪节（1922年12月8日），内容如下：
比丘尼文信名芳，俗姓刘，为某方伯歌姬所生。姬固姑苏名妓，声色双绝，故芳生而丽质，亦工度曲。年才十三，方伯逝世，母女辄被嫡室逐出，备极寒苦，相依为活。亡何姬亦愁病而殁，芳益孤零，遂祝发于檀度庵。佛事之余仍攻书史，稍长，略解诗词，书法亦工稳；画学荆洪谷，笔颇明秀。禅房雅洁，文玩多俊物，喜作文殊眉，与文人谈艺，人儗以梦窗之于藕花洲尼。有名士某为法曲献仙音十阕赠之，芳虽爱其才而守身如玉。三十后即闭关，不复为文字，犹时以画自遣，更学石涛，极苍莽之致，顾秘不示人，是以流传绝妙云。
右录金粟香《海珠边璅》一则。
石禅老人赵藩壬戊大雪节书于昆明九龙池上图书馆之朴学斋。
印章：“赵砎堪”（朱文长方印）、“赵石禅”（朱文方印）、“如来弟子”（朱文方印）。
赵藩于壬成年十一月廿八日（1923年1月14日）再书，内容如下：
按庵志，芳生于道光乙酉十一月十三日，圆寂于同治癸酉六月九日。有手写唐诗类钞四卷、曲谱一卷、杂记一卷，多识书画文玩之属，今皆在古溶箧衍。溶为芳后进，亦早归檀度庵，亦能诗画，以遭时难感知己，遂还初服，归寒琼居士，此则与芳同而不同者。古溶寄芳观瀑长幅为蚤岁作，此小册六叶为晚岁作，乞我加墨，为分题而还之。古溶复捡得芳所写檀度盒后山之景小口，邮以饷我，峦树屋庐，荒寒寥阅，如睹芳之生世，尤令人叹想不置也。壬戌十一月廿有八日，石禅老人再书。
印章：“赵藩”（朱文长方印）、“介盒”（朱文方印）。上还有谈月色藏印：“旧时月色堪藏”（朱文长方印）和“颐园”（白文长方印）。
据赵藩抄录的《檀度庵志》和《海珠边璅》所载：文信生于道光乙酉十一月十三日（1825年12月22日），圆寂于同治癸酉六月九日（1873年7月3日），俗姓刘，名芳。其父是广州某方伯（布政使），其母是方伯歌姬，声色双绝，故刘芳亦天生丽质，善度曲。但在刘芳十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女俩随即被嫡室逐出家门，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久，刘芳母因愁病而逝，从此刘芳孤苦无依，遂入檀度庵为尼，法号“文信”。文信早年曾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佛事之余攻书史，诗词、书法、绘画。有手书《唐诗类钞》四卷、《曲谱》一卷、《杂记》一卷。文信常与当时文人谈艺，人们比拟为宋代吴文英（梦窗）与藕花洲尼。当时，有一名士倾慕文信，为法曲献仙音十阕赠之，文信虽爱其才而守身如玉。文信三十岁后即闭关，不复为文字，只以绘画自遣。画学荆浩（洪谷），笔颇明秀；后学石涛，极苍莽之致，但作品秘不示人，所以流传绝少，知者亦不多。文信传世的书画文玩多归再传弟子谈月色。
文信《山水册》考释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文信《山水册》（编号B2：4523）（图1-14），为蝴蝶装，凡16开，其中画页6开（纸本设色，尺寸：纵15厘米，横23，3厘米）。原为文信再传弟子谈月色旧藏，后辗转到了著名收藏家容庚手中，再由容氏捐赠给广州美术馆（现为广州艺术博物院）该册从未公开发表，鲜为人知。引首有简经纶题署，画后有赵藩的题跋，其后还有高燮、何惺常、黄宾虹、朱兰英等人的题咏，另外，在册上题署钤印的还有杨天骥、高隐岑、何藻翔、林桂馨等人。各人题字钤印的时间并不在同时，而是蔡守谈月色伉俪在不同时期分别请好友鉴赏和题咏，时间集中在1917～1929年间。
该册画页上没有落款，每页均有文信印鉴：“芳文信”（白文方印）。画上的题字均为赵藩所题，内容如下：
画页一（图2）：“如遇虬髯红拂英雄儿女惟具眼人识之。石禅。”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二（图3）：“李广以为虎也，老子其犹龙乎。石禅题识。”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三（图4）：“杨柳千条尽向西。唐人诗意。石禅。”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四（图5）：“生气勃勃，顽耶？灵耶！石禅。”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五（图6）：“渔洋老人谓江行看晚霞最是妙景，吾曾于蒜山瓜步间亲领略之，惜无定子宫筵歌吾小令也。石禅书于频雅室。”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
画页六（图7）：“冒雪行大峨山中时见此景，剧可念也。石禅。古溶藏檀度先德刘芳小画六纸，意境笔墨弥契石涛，每纸缀言与寒琼证之。石禅老人识。”印章：“赵石禅”（朱文方印）、“如来弟子”（朱文方印）、“赵藩”（朱文长方印）。 据赵藩在题跋中所述该册是文信晚年所作，此时她的技艺已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每页画取景构图简洁随意，技法却随着景致和季节的不同而呈现丰富的变化：江景水墨溶溶，酣畅淋漓i雪景枯笔淡墨，意境荒寒；绘山石时又尽得清湘笔墨意趣。全册六幅小景用笔生拙，水晕墨章，清幽淡雅，表现了出家人静穆的心境，虽是小品，但气魄大，韵味十足，全无脂粉气。
该册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印证了《海珠边璅》的说法，即“画学荆洪谷，笔颇明秀”，“更学石涛，极苍莽之致”。文信早年师承何人由于文献匮乏现已难以考证。从现存画作判断她主要还是私淑石涛（图15）。
在乾嘉时期，石涛的画风曾对岭南著名山水画家黎简（1747～1799）和谢兰生（1760～1831）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黎、谢二人对岭南山水画坛可谓举足轻重，在他们的带动下，石涛的画风渐为岭南画人所熟悉。文信的足迹不限于岭南，她经常云游四方，见闻广博，所以较一般闺秀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江南应是她经常云游之处，因为这里本是她母亲的故乡，熟悉的乡音和风土人情会使文信倍感亲切。江浙一带亦是石涛画风最盛行的地区，文信在云游江南时应不乏机会观摩到石涛的真迹。
在“四王”画风盛行的时代，文信独尊石涛画风的艺术取向无疑是非常另类的。文信的艺术选择其实与她的个人际遇有极大的关系。她身世飘零，际遇坎坷，思想深具悲剧意识。她对石涛艺术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对石涛悲惨身世和孤独心境的感同身受。碍于女性身份，她与主流文化圈比较疏离，所以她也不太受当时主流审美标准的束缚，“四王”画风对其影响甚少。她天赋极高，几乎是无师自通，从其生拙的用笔看来，她似乎没有受过很系统的技巧训练，不过这反而使她不像男性画家那样被当时程式化的笔墨技巧拘牵。她自由畅快、不拘成法，甚至带有儿童般稚拙的笔墨能表现出更主观的情绪。这套《山水册》，乍一看像初学画者的作品，构图漫不经心，用笔生拙，水墨又似过分淋漓，但细细品味又觉意境空灵，韵味隽永，犹如一曲天籁，自然平淡，纯厚古朴，出尘脱俗，能荡尽观者心中一切尘俗。这正是画家一意追求大巧若拙、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亦是一种通过对自然的直观把握从而达到对生命体悟的“禅”的境界。这也正是著名画家黄宾虹对她赞赏有加的原因。（有关黄氏对文信的评价在下文详述）
可能是缘于孤傲的性格，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文信的作品一直秘不示人，故而知者不多。文信离世后，其作品主要集中在弟子手中，上世纪初时已有一些作品流散出庵，文信的画艺也逐渐为人所识。如黄般若（1901～1968）编的《名书画集》将文信归入历代名画家之列，当中收录了文信的《江亭春树图》。著名历史学家、收藏家简又文（1896～1978）也藏有文信《山水轴》（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上有收藏家叶次周（1875～1952）的题跋，他评该作品“涤然意远，无一点尘犯其笔端，至可宝也”。后来，在文信的再传弟子谈月色的大力推介下，她的艺术得到了赵藩、黄宾虹、高燮等文化名人的高度评价。
谈月色（1891～1976），是现代岭南著名女书画篆刻家。原名古溶，又名溶溶，字月色，后以字行，广东顺德龙山乡人。幼年在广州清泉街檀度庵寄养，15岁削发为尼，法号“悟定”。她禀性颖慧，对艺术颇有天分，深得师父的喜爱。月色本以为自己会在佛门度过一生，但在26岁时（1917）却遇到了改变一生的人——南社名士蔡守。1922年（壬戌）二月十二日，在蔡守好友高天梅（1877～1925）、程大璋（1873～1925）等人的撮合下，蔡守纳月色为妾。从此，月色一直陪伴在蔡守身边，夫妻鹣鲽情深。
谈月色归蔡守后，夫妇常将珍藏的文信画作与同好欣赏，藉此文信声名便在夫妇的社交圈中广泛传播开去。该册上就有蔡守夫妇多位好友的题咏，时间大致在1917-1929年间。通过这个册子，我们可以了解到上世纪初文艺界对文信艺术的相关评价，以及蔡守夫妇与当时文化人交往的情况。
诸家对文信的评价及蔡守谈月色与诸家的交谊
（一）简经纶
该册引首是著名书法篆刻家简经纶（1888～1950）的篆书题署：“比丘尼文信山水册。”印章：“多福”（白文长方印）、“千石楼”（白文方印）。（图1）
简经纶在该册上题署的时间大致在1917～1920年间，其时，简经纶与蔡守均参加了护法运动，简经纶当时是大元帅府参议。谈月色曾问学于他。
（二）赵藩
赵藩除了给册子题跋和在画上题款（见上文）外，他还题诗一首，表达了对文信命运的感慨和人品才艺的赞赏（图10）：
冰檗光阴苦不搘，一庵檀度托栖迟。朱门警梦衔亲恨，白业皈心仗佛慈。明瀞晓奁洪谷子，苍凉老笔石涛师，韵香卞赛犹难拟，此是含贞玉雪姿。再题一诗乞寒琼古溶同正。石禅又墨。
印章：“小鸥波馆词草”（朱文长方印）、“双堪观音”（朱文方印）。
赵藩的诗中对文信的身世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又点出了她的艺术渊源，并将她与经历相似的明末清初江南歌伎卞赛相比较，在赵藩看来即便像卞赛这样才貌双全的绝世佳人，也比不上文信的“含贞玉雪姿”。
赵藩的题跋“书于昆明九龙池上图书馆之朴学斋”。那么文信的《山水册》是如何到了赵藩的手中？蔡守谈月色与赵藩又是订交于何时？
据谈月色回忆：“1917年，李根源到广东为督办，邀请蔡守为秘书长。赵藩为广东交通部长，又请蔡守为秘书长。杨永泰为财政部长，又请蔡守为顾问。”（谈月色：《我所知道的南社》，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2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由于谈月色是蔡守的夫人，所以一些学者就采用了谈氏的说法，但谈氏的说法与史实是有出入的。首先，蔡守与赵藩订交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18年。据《护法与护法军政府史料》记载赵藩赴粤参加护法运动的确切时间是1918年。又据《赵藩年谱》记载民国六年（1917）赵藩赴四川帮助唐继尧疏解困局。由此可见，赵藩不可能在1917年赴粤。而另一位关键人物李根源（赵藩的学生）赴粤参加护法运动的时间也在1918年。据《李根源年谱》载：民国七年（1918）“一月，受岑春煊之邀，起程南下。”谈月色文中提到蔡守所担任的职务笔者在军政府任职名单中没有找到，但李根源在《雪生年录》中曾公布其幕僚名单，其中有邓尔雅、蔡守、卢铸等。证明蔡守所任职务属于私人幕僚性质，入幕时间大约在1918～1920年间。蔡守与赵藩订交应是通过了李根源的关系，时间应在1918年。 赵藩从民国七年（1918）九月赴粤，至民国九年（1920）十月十日因政见不合辞职回昆明，这一段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却与粤社中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赵藩年谱》1920年条目载：“广州南社诸君寿苏，和赵藩旧韵远寄昆明，赵藩感和，诗见《寿苏集》。”1921年条目又载：“春，南社诸君强赵藩和旧韵，时赵方悼亡又感时政勉和诗四首。见《寿苏集》。”年谱提到的“南社”其实是指南社广东分社，又称“粤社”。当时主持粤社的是蔡守和邓尔雅。赵藩回云南后仍与粤社中人保持通信联系，蔡守谈月色夫妇常邮寄画作请赵藩鉴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赵藩为文信《山水册》题跋的地点是在昆明。这个册子就成了他们友谊绵绵的见证。
（三）杨天骥
第十一页（图1 6）上有著名书法篆刻家杨天骥（1882—1958，字千里）题署：“吴江杨天骥千里观。”印章“千里”（朱文方印）。
杨天骥在该册上题署的时间大致在1918-1923年间。1917年夏秋之交杨天骥响应孙中山号召赴广州担任护法国会参议员，并于19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同一时间，赴粤参加非常国会的南社社友还有陈巢南、高天梅、沈钧儒、俞剑华、秦锡圭、李根源、马君武、邵元冲、林庚白、叶楚伧、唐群英等，其间作为南社广东分社的主持，蔡守组织了六次禺楼觞咏。杨天骥与蔡守谈月色很有可能订交于此时。
（四）高燮
第十三页（图11）上有南社耆宿高燮（1878～1958）于癸亥年（1923）冬季题的一首词：
是何意境，眼底烟云无定，莽平沙。旷野谁家笛，边关何处笳。荒寒峨岭雪，艳冶蒜山露。更作千条柳，受风斜。
皈依经卷，法曲仙音空献，渺渺期。丽质虔参佛，孤情懒画眉。苍师洪谷意，妙擅石涛姿。如此丹青手，几人知。
调寄女冠子两阕。癸亥冬季闲闲山人高燮题。
印章：“吹万填词”（朱文方印）、“葩经室”（朱文长方印）。
高燮不愧为南社耆宿，诗词高手，他在词的上阕将文信画中优美的意境巧妙安排于词句中，而下阕又凸显出文信的美丽孤清和高超的画艺。如此优美的诗词不单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亦拓展了鉴赏者的想象空间。从词中可见，高燮对文信非常欣赏，更发出“如此丹青手，几人知”的慨叹。能得到南社耆宿如此赞誉，亦足以证明文信的艺术魅力。
高燮是在什么情况下得以观赏到文信的作品，笔者暂时还没能找到相关文献，笔者推测很可能也是以邮寄的方式。蔡守与高燮两人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结为知交（时间可能早在1905年，其时高与蔡都参加了邓实、黄节主持的国学保存会）。后来二人都加入了南社。1912年，高燮发起成立国学商兑会，蔡守也是发起人之一。虽然，蔡守居粤多年，但二人仍以邮寄的方式经常诗画唱酬。（见谈月色编《寒琼遗稿》，17页）
（五）何惺常
第十四页（图12）上有南社湘集社员何惺常于乙丑年（1925）冬季题的一首诗：
梦断慈鸟欲化烟，佳人末路竞逃禅。身经劫后方知命，画到狂时便是仙。一卷石涛堪共赏，满胸邱壑为谁填，也曾勘破色空界，笑指莪山蒜岭巅。乙丑冬初题应寒琼属。何惺常。
印章：“惕若”（朱文方印）、“何惺常”（白文方印）。
有关何惺常的生平资料不多，据《南社湘集姓氏录》载：“何惺常，字惕若，广东顺德人。”何惺常与蔡守、谈月色均为南社湘集（南社长沙分社）社员。（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217～21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六）何藻翔
画页五左上角有何藻翔（1865～1930）的印章：“何藻翔”（朱文长方印）。
何藻翔（1865～1930），初名国炎，一字梅夏，号溥廷，晚号邹崖逋者，广东顺德人。早年肄业应元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兵部主事，为官刚正。与康有为交往密切，加入强学会，研究新学。辛亥革命后归广州，历任广东通志馆总纂，学海堂学长等。1920年移居香港。晚年校理东塾遗稿。生平情况见吴天任编著：《何藻翔年谱》，载何藻翔：《邹崖诗集》，香港：香港大利文具图书印刷公司，1958。
蔡守一家于1923～1927年客居香港，并参与了香港北山诗社的活动，亦由此与德高望重的何藻翔订交。北山诗社成立于1924年，聚会地点多在香港富商利希慎1879～1928）的利园北山堂。社友主要有崔伯越、邓尔雅、潘兰泉、邹静泉、杨辉山、刘伯端、陈菊衣、何冰甫、潘惠畴、何藻翔、蔡哲夫、莫鹤鸣、杨铁夫等。诗社每周均有雅集，诗文亦有载于民国十五、十六年的南社诗文集。（见《何藻翔年谱》）笔者推断何藻翔观赏文信《山水册》的时间在1924～1927年间。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何藻翔还为谈月色作润格小引。由此可见蔡守伉俪与何藻翔交情不浅。
（七）高隐岑
画页二右下角有一印章“隐岑欣赏”（朱文方印），该印属于高隐岑（笔者暂未找到蔡守与高隐岑相交的文献，只能凭借其他的资料作合理推测）。
高隐岑，名学廉，字衍圣，号隐岑，又号韫言、韫岑，祖籍广东澄海。他是民国香港富商高满华的第八子。高氏一门虽非书香门第，但喜与文人往还。高学廉喜收藏书画、古籍。
在蔡守客居香港期间，香港文化界有一件大事，当时富商高隐岑购得东塾遗稿600余册，并延请多位文化名人参与校书工作。这件文化盛事在不少文献中都有记载，如《何藻翔年谱》和陈之迈的《陈东塾先生遗著辑印记》。校书经费由莫鹤鸣出资，具体校书工作由何藻翔、崔伯越、邓尔雅负责，校书地点在利园北山堂。由于参与校书工作的都是蔡守的好友，而校书的地点同时亦是北山诗社雅集聚会的场所，高隐岑又与蔡守好友邓尔雅、莫鹤鸣、崔伯越等非常熟稔，所以笔者大胆推测蔡守伉俪与高隐岑极有可能在1924～1928年间缔交，而文信《山水册》便成了三人缔交的实证。
（八）朱兰英 第八页上有印章“萧山朱兰英字纫秋连县林桂馨字月裳二妇人印”（朱文长方印），该印属于朱兰英和林桂馨，其治印风格与第十页上谈月色的藏印“旧时月色堪藏”十分相近，极有可能是谈月色所制。另外，第十一页上有印章“朱纫秋”（朱文方印），该印亦属于朱兰英。该册最后一页上还有朱兰英手书词一首（图14）：
莽苍石树，虎啸龙吟何处，最相宜。好句堪呈佛，名图欲过师。霞光看畹晚，雪片舞参差。正是西风起，柳垂垂。调寄女冠子。高严平遗绣红倚声，李朱兰英纫秋手录。
印章：“朱兰英”（白文长方印）。
朱兰英是南社社员。关于朱兰英的生平资料不多。据《南社社友姓氏录》载：“朱兰英，字纫秋，广东番禺人。”除此之外，还有《南社湘集》第二集《附录二》“甲子冬香港雅集北山堂坐雨词十首”一栏，作者中有萧山朱兰英（纫秋），可见朱兰英在1924年至1925年间有参加香港北山诗社的活动。蔡守谈月色伉俪都是北山诗社成员，所以很有可能在此时与朱兰英订交。朱兰英在该册上题咏的时间在1924至1927年间。林桂馨生平待考。
（九）黄宾虹
第十五页（图13）上有著名画家黄宾虹（1865～1955）的题诗：
不爱清湘不可怜（用石涛句），斯人参得画中禅，无妨摹拟随庸史，独有灵襟楮素传。寒琼月色同粲。宾虹。
印章：“朴存”（白文方印）。
在册上题咏的友人中，黄宾虹是与蔡守谈月色伉俪交谊最深厚的一位。蔡黄二人从1909年订交（谈月色编《寒琼遗稿》，民国三十二年），“自此开始，直至1941年蔡守谢世，其间悠悠三十二年，黄宾虹和蔡守的交谊不绝如缕。”（王中秀《黄宾虹年谱》）1911年后蔡守基本在粤活动，但一直与黄宾虹保持书信往来。蔡守是黄氏艺术上的知音，他多次来函索画，黄氏均慷慨寄赠。蔡守每次途经上海，也必定拜访黄宾虹。后来，谈月色归蔡守，得夫君力荐拜黄宾虹为师，学习书画篆刻。（王中秀《黄宾虹年谱》）
1928年9月，黄宾虹赴广西讲学，道出广州，拜访蔡守于寓所牟轩。这次两位老朋友难得相聚一堂，谈艺切磋，是何等美事。也正是此次拜访，黄宾虹得以欣赏到谈月色藏的文信作品。虽然黄宾虹的题诗没有署年份，但笔者比对1928年10月黄宾虹写的一副篆书七言对联（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院），款署的书风与册上的如出一辙，而且在该年冬月后黄宾虹的款署就发生了变化——“寳”字的“少”部开始简化。（王中秀《黄宾虹年谱》）鉴于上述材料笔者确信黄宾虹在册上题咏的时间就是1928年。
作为内行，黄宾虹对文信的评价没有随波逐流，他看到文信虽学石涛，但亦已摆脱了石涛的影子，参悟了艺术的真谛，其艺术已进入禅的意境。他对这位女性的胸怀和气魄深感敬佩，坚信像文信这样独标一格的画家必然经得起岁月的考验而流传后世。黄宾虹从这位女画家身上，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画发展到道成年间正有一股力量要突破清代柔靡甜俗的樊篱，开始朝着更注重表现内在心性的笔墨发展方向。后来黄宾虹在《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茶会讲词》中又提到“君学美术”和“民学美术”的概念：“君学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学重在精神，在于发挥自己。所以君学的美术，只讲外表整齐好看，民学则在骨子里求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长的意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信的画就属于黄氏所赞赏的“民学美术”的范畴，其内在精神之美正与宾虹老人一直孜孜追求的艺术趣味不谋而合。
文信虽一时为文人所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画名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她的作品存世极少，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的这个《山水册》其珍贵-性就不言而喻了。它不单是一件极为难得的文信绘画精品，也见证了蔡守谈月色伉俪与诸家的友谊，对于梳理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文化艺术活动亦具有相当的历史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