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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针对我国县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种推动我国经济整体发展的新思路。县域经济指的是以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区域范围，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不同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尤其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服务机制的探索上，商会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商会古已有之，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利益格局已不复存在，各阶层之间利益日趋多元化，亟待需要有一个既能上下沟通、协调关系，又能维护行业利益、加强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有效组织居间服务，商会则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被赋予新的职责，成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以往商会研究多集中在全国性的大商会，对县级层次的商会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将以高阳商会为例，通过其对高阳织布业的推动作用的研究来对商会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探讨。
近代高阳是北方三大棉布集中产区（高阳、宝坻、潍县）之一，是“华北土布的中心区”，然在高阳织布业改组勃兴的过程中，高阳商会充当了当地农村经济近代化总设计师的角色，创造了中国近代农村织布业史上的奇迹。
高阳商会成立于1906年8月，是在20世纪初洋布行销华北各地，土布无法与之抗衡，高阳织布业面临重大打击的背景下成立的，商会自成立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商会解散，历时31年，在这期间，作为一个民间的工商界团体，以“讲究商理、开通商界，为第一要义”，正确行使其职能，在保护高阳工商业者利益、繁荣高阳织布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推广先进生产设备，推动织布业产业改进升级。
商会成立伊始，便积极投身到拯救土布产业的队伍中，首要做的便是找出土布不敌洋布的主要原因。
经过认真比较逐步认识到生产设备落后、工艺不精、布匹规格质地不合市场需求是土布不敌洋布的主要原因，随后商会派人到天津购回铁轮机并全力在全县推广，实行“撒机制”，即“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布之办法。凡熟悉织布新法而无资本者，均可托其村中素有信用之殷实住户，向布庄担保，先交机价一半，领取织机与棉纱，从事织布，下余之一半机价，候织出布后，以其所应得之手工扣抵”，并“由各商购进本国线纰，令织户按斤领线，每集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与手工”，撒机制使“贫户不用资本而能纺织，各商收布不用担负而有售主，商民一体，风气渐开，民皆鼓舞”，铁轮机很快得以推广，并且“打破高阳布几百年来缓慢而平稳发展的格局，使高阳布的生产和销售进到一个新时代。他不仅使高阳布的生产和销售跨进到一个新时代。他不仅使高阳布的生产，由原来的家庭副业性质跃升为织布手工业，也使其迅猛发展，以至出现了一个高阳布业上空前的繁荣时期。”铁轮机的引进，“撤机制”的实行，是商会为促进高阳织布业发展做出的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其后经过织布技艺的改良，高阳织布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可与洋布开始竞争，抵抗洋布对市场的侵夺。
二、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土布质量，维护品牌，开拓市场
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就要开始加强对土布质量的加以严格把关，提高质量水平，以利于高阳土布开拓市场。商会于1910年7月开办工艺研究所，它的主要业务是“研究布匹格样，品评布质”。每月初一和十五召集商人各携收布账册到所，汇报所收布匹数目及织户手工优劣，并一一记录在册，以供品评。对于品质优异的则予以奖励，通过奖励先进带动后进，提高整个高阳土布的质量。
除此之外，商会还为打击不法商人的假冒行为和税关厘卡的勒索行为，设计了代表高阳土布的“凭照”，并自行通报各关备案，由各关抽“凭照”查验真伪，进行收税。此“凭照”其实是代表高阳土布的一种商标，“凭照”的实行进一步提高了高阳土布的知名度，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为开拓市场，商会还多次携土布参加各种形式的展览会，使“高阳土布”声名远播。
三、向政府争取裁厘减税，维护商户利益
高阳商会作为民间商会组织，虽经政府批准成立，但它更多是代表个商户的利益。民国年间社会动荡，工商业难免会受到政府、军队的欺压，高阳商会对此则是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申诉，最大限度的维护各商户的利益。
政府中主要是税务部门与各商户的关系最为密切。1922年6月直隶税务局为加重工商税收于各地设立统税局，对此高阳商会的代表参加了直隶各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撤销统税局的活动。1924年高阳由于遭受水灾，棉纱涨价，天津税局趁机对高阳土布征收“二五”附加税，对此高阳商会代表联络64县的商会代表在原高阳商会成员，现任直隶省商会会长张兴汉、全国总商会副会长杨木森的带领下直接与北京政府财政部交涉，最终取得成功，财政部令天津税局退出多收税款，但天津税局已退不出现款，就以天津市三条石东口“大王庙”周围一片空地抵充退款，高阳商会就地盖起了“天津高阳商帮会馆”，成为高阳各商户驻津购纱、售布、交易和沟通市场信息的场所。
四、兴办实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满足产业人才需要
高阳织布业起始于家庭手工业，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提高，形成较大的产业后，人才的缺乏必然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庆幸的是高阳商会一直对培养专业人才比较重视，满足了高阳织布业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从人才上保证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引进先进生产工具、推广技术给高阳织布业以最直接的推动作用，那创办职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无疑为高阳织布业能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商会成立之时，建立者们就已意识到培养“商业人才之培养尤不可缓”，限于条件先是“以各商家学徒为学生，聘公正士绅为教习”，开办夜校，随着人数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商会于1907年又“修建讲堂五间，教习宿舍三间”，改夜校为初等预科学校。1910年2月，初等预科学校扩充为中等商业学校，并定名为高阳甲种商业学校。
甲种商业学校已经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学校了，由著名的饱学之士李晓冷担任校长，学校章程完备，分预科、本科两种，学制均为三年，所设课程已非常有现代课程的特点，既能突出专业特点，又能兼顾基础知识，如其开设的课程商品学、经济学、商业簿记、商事法规、中国文学、外国语、商业道德、商业实践、体操等。
甲种商业学校后来又经过扩建，1928年商会将学校改为高阳私立职业学校，并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新增加了提花机操作与维修、印花、染轧等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高阳织布业的需要。从1927年到1937年职校先后共培养了4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多成为高阳织布业的骨干力量，为当时腾飞的高阳织布业及时的提供了专门人才。
高阳商会自办夜校至职业技术学校，共培养人才数百名，这些人有专业知识，弥补了高阳织布业发展中人才的匮乏，这些经过正规教育的新型工商人才，经过实践的锻炼，成为高阳工商界的顶尖人才，如同和工厂经理苏秉璋、恩记工厂经理李恩波、本生和布线庄经理韩相奎等。
商会作为民间的商人团体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它执行着其一般经济职能，并能处处为
高阳织布业发展、各商户利益着想，以较高的办公效率和较强的责任心，领导着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对当时高阳织布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运作模式、活动方法和经营理念对当今商会的运作、县域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着眼于商会的基本职能，发挥商会的优势和作用，发挥好商会应有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尤其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服务机制的探索上，商会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商会古已有之，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利益格局已不复存在，各阶层之间利益日趋多元化，亟待需要有一个既能上下沟通、协调关系，又能维护行业利益、加强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有效组织居间服务，商会则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被赋予新的职责，成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以往商会研究多集中在全国性的大商会，对县级层次的商会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将以高阳商会为例，通过其对高阳织布业的推动作用的研究来对商会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探讨。
近代高阳是北方三大棉布集中产区（高阳、宝坻、潍县）之一，是“华北土布的中心区”，然在高阳织布业改组勃兴的过程中，高阳商会充当了当地农村经济近代化总设计师的角色，创造了中国近代农村织布业史上的奇迹。
高阳商会成立于1906年8月，是在20世纪初洋布行销华北各地，土布无法与之抗衡，高阳织布业面临重大打击的背景下成立的，商会自成立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商会解散，历时31年，在这期间，作为一个民间的工商界团体，以“讲究商理、开通商界，为第一要义”，正确行使其职能，在保护高阳工商业者利益、繁荣高阳织布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推广先进生产设备，推动织布业产业改进升级。
商会成立伊始，便积极投身到拯救土布产业的队伍中，首要做的便是找出土布不敌洋布的主要原因。
经过认真比较逐步认识到生产设备落后、工艺不精、布匹规格质地不合市场需求是土布不敌洋布的主要原因，随后商会派人到天津购回铁轮机并全力在全县推广，实行“撒机制”，即“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布之办法。凡熟悉织布新法而无资本者，均可托其村中素有信用之殷实住户，向布庄担保，先交机价一半，领取织机与棉纱，从事织布，下余之一半机价，候织出布后，以其所应得之手工扣抵”，并“由各商购进本国线纰，令织户按斤领线，每集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与手工”，撒机制使“贫户不用资本而能纺织，各商收布不用担负而有售主，商民一体，风气渐开，民皆鼓舞”，铁轮机很快得以推广，并且“打破高阳布几百年来缓慢而平稳发展的格局，使高阳布的生产和销售进到一个新时代。他不仅使高阳布的生产和销售跨进到一个新时代。他不仅使高阳布的生产，由原来的家庭副业性质跃升为织布手工业，也使其迅猛发展，以至出现了一个高阳布业上空前的繁荣时期。”铁轮机的引进，“撤机制”的实行，是商会为促进高阳织布业发展做出的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其后经过织布技艺的改良，高阳织布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可与洋布开始竞争，抵抗洋布对市场的侵夺。
二、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土布质量，维护品牌，开拓市场
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就要开始加强对土布质量的加以严格把关，提高质量水平，以利于高阳土布开拓市场。商会于1910年7月开办工艺研究所，它的主要业务是“研究布匹格样，品评布质”。每月初一和十五召集商人各携收布账册到所，汇报所收布匹数目及织户手工优劣，并一一记录在册，以供品评。对于品质优异的则予以奖励，通过奖励先进带动后进，提高整个高阳土布的质量。
除此之外，商会还为打击不法商人的假冒行为和税关厘卡的勒索行为，设计了代表高阳土布的“凭照”，并自行通报各关备案，由各关抽“凭照”查验真伪，进行收税。此“凭照”其实是代表高阳土布的一种商标，“凭照”的实行进一步提高了高阳土布的知名度，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为开拓市场，商会还多次携土布参加各种形式的展览会，使“高阳土布”声名远播。
三、向政府争取裁厘减税，维护商户利益
高阳商会作为民间商会组织，虽经政府批准成立，但它更多是代表个商户的利益。民国年间社会动荡，工商业难免会受到政府、军队的欺压，高阳商会对此则是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申诉，最大限度的维护各商户的利益。
政府中主要是税务部门与各商户的关系最为密切。1922年6月直隶税务局为加重工商税收于各地设立统税局，对此高阳商会的代表参加了直隶各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撤销统税局的活动。1924年高阳由于遭受水灾，棉纱涨价，天津税局趁机对高阳土布征收“二五”附加税，对此高阳商会代表联络64县的商会代表在原高阳商会成员，现任直隶省商会会长张兴汉、全国总商会副会长杨木森的带领下直接与北京政府财政部交涉，最终取得成功，财政部令天津税局退出多收税款，但天津税局已退不出现款，就以天津市三条石东口“大王庙”周围一片空地抵充退款，高阳商会就地盖起了“天津高阳商帮会馆”，成为高阳各商户驻津购纱、售布、交易和沟通市场信息的场所。
四、兴办实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满足产业人才需要
高阳织布业起始于家庭手工业，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提高，形成较大的产业后，人才的缺乏必然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庆幸的是高阳商会一直对培养专业人才比较重视，满足了高阳织布业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从人才上保证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引进先进生产工具、推广技术给高阳织布业以最直接的推动作用，那创办职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无疑为高阳织布业能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商会成立之时，建立者们就已意识到培养“商业人才之培养尤不可缓”，限于条件先是“以各商家学徒为学生，聘公正士绅为教习”，开办夜校，随着人数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商会于1907年又“修建讲堂五间，教习宿舍三间”，改夜校为初等预科学校。1910年2月，初等预科学校扩充为中等商业学校，并定名为高阳甲种商业学校。
甲种商业学校已经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学校了，由著名的饱学之士李晓冷担任校长，学校章程完备，分预科、本科两种，学制均为三年，所设课程已非常有现代课程的特点，既能突出专业特点，又能兼顾基础知识，如其开设的课程商品学、经济学、商业簿记、商事法规、中国文学、外国语、商业道德、商业实践、体操等。
甲种商业学校后来又经过扩建，1928年商会将学校改为高阳私立职业学校，并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新增加了提花机操作与维修、印花、染轧等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高阳织布业的需要。从1927年到1937年职校先后共培养了4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多成为高阳织布业的骨干力量，为当时腾飞的高阳织布业及时的提供了专门人才。
高阳商会自办夜校至职业技术学校，共培养人才数百名，这些人有专业知识，弥补了高阳织布业发展中人才的匮乏，这些经过正规教育的新型工商人才，经过实践的锻炼，成为高阳工商界的顶尖人才，如同和工厂经理苏秉璋、恩记工厂经理李恩波、本生和布线庄经理韩相奎等。
商会作为民间的商人团体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它执行着其一般经济职能，并能处处为
高阳织布业发展、各商户利益着想，以较高的办公效率和较强的责任心，领导着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对当时高阳织布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运作模式、活动方法和经营理念对当今商会的运作、县域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着眼于商会的基本职能，发挥商会的优势和作用，发挥好商会应有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