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是一个蜚声全球的国际文学交流项目，它的创办人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曾因为创办和运营该项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1967年以来，已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到爱荷华大学交流学习，中国大陆作家的加入开始于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40年来的访问人数已达60余名。IWP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汇的重要舞台。本文是关于IWP与中国作家之关系的对话。
采访者：邓如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受访者：娜塔莎·杜罗维科娃，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高级编辑，副教授
翻译/整理人：黄文君
时间：2018年7月16日
地點：北京
邓如冰：您在IWP工作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去那里的？主要在IWP负责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娜塔莎：我是在2001年“9·11事件”前几周就职的——这是个非常动荡的时期。那时是早秋，许多作家刚刚到达美国，但是恐怖分子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改变了一切。此时，国际写作计划也处在一种类似“重启”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晚期，项目面临严重危机，但是克里斯托弗·梅里尔（Christopher Merrill）2000年的走马上任给国际写作计划的命运带来了转机——这预示着该项目危机终结，未来可期。我受雇于他担任主任的第二年，是项目稳定下来的受益者。当时项目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包括梅里尔、一名项目协调员、一名秘书和一名高级顾问。我被招来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包括建立项目网站和创办在线期刊。克里斯托弗和我还恢复了“今日世界文学”的本科生授课工作，最终我们还承担了IWP“翻译工作坊”的授课工作（2001年葛浩文曾担任客座教授）。
邓如冰：您所指的“危机”是什么？1994年—2000年之间，没有中国作家访问IWP，是不是也是因为您所说的“危机”导致的？
娜塔莎：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从IWP的主任职位退休之后，聂华苓继任主任一职，负责主持该项目。但是1991年保罗去世之后，她也退出项目并且退休了。接下来的几年，项目主任更换了好几次之后才最终定下来。众所周知，聂华苓是IWP和中国作家之间的桥梁，而她的缺席几乎就等同于关闭了中国作家通往IWP的大门。
邓如冰：从2001年开始，中国作家重返IWP项目，这是因为克里斯托弗的努力还是因为聂华苓的回归？
娜塔莎：两者都有。事实上，华苓喜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1999年，当IWP几乎要被关掉的时候，她和时任爱荷华大学教研副校长的大卫·斯科顿（后来成为了爱荷华大学的校长）在出差途中，极力争辩这个项目不应该被砍掉。总之，我们当时就是在大卫·斯科顿的帮助下，从学校的一个部门划拨到了另一个部门，受到一个非常欣赏华苓的领导（他也富有许多其他才能）的管辖。因此华苓回归，成为IWP的顾问也是自然而然的。
邓如冰：您曾经和聂华苓共事过吗？您对她印象如何？
娜塔莎：我和华苓有过多年非常密切的合作，而且我们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事实上，就在我此次来中国的前两天，我还去拜访了她。如果我有时间，每周都会开车带她去兜兜风，她住在山上的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里，已经不能开车了。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非常喜欢她，她和我的父亲同年同月生。我父亲退休前是一位斯拉夫语教授，他对中国现代史有一定了解。我父亲来看我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和华苓一起吃饭：可以说，聂华苓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在爱荷华工作的第一年，就拿着录音机、笔记本和需要签字的授权书去找聂华苓，想让她口述自己和IWP的历史，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她想休息为止。第二天，为了我们的访谈，她专门找出了自己IWP岁月的厚厚影集，之后又发消息说她想稍稍暂停一下口述历史项目。两年之后，她的回忆录《三生影像》就诞生了。
邓如冰：作为核心成员，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IWP的宗旨吗？
娜塔莎：关于IWP的使命，我想引用一下官方的表述：“IWP的使命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实体的和想象的空间，帮助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共同从事创意工作并进行合作，以促进作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的使命是表达自由且具有包容性的价值，相信创意有力量塑造世界。我们鼓励跨文化对话，同时对事业处于不同阶段的作家提供支持。”
邓如冰：您认为IWP的宗旨是如何在中国作家身上得以体现的？
娜塔莎：尽管保罗在创办IWP之前已经多次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下访问中国，但是华苓在项目伊始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虑到被她称为“三生三世”（即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的人生经历，她对于中国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显。中美建交之后，华苓就敏锐地洞察到这个项目可以为彼此隔绝三十年的作家提供一个重要的文学交流舞台。1979年的秋天见证了体现当时乃至今天项目精神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二十多位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离散美国的中国作家聚集一堂，共度“中国周末”。当中美之间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安格尔尤其想要邀请的是那些杰出的年长作家——萧乾，丁玲，王蒙，艾青等人——既是给他们一个分享个人体验的机会，也便于将他们介绍给爱荷华大学以外的、对于中国大陆作家非常好奇的美国文学界。我们有一张苏珊·桑塔格凝视将近80岁的丁玲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同代作家可以在爱荷华交流。
邓如冰：保罗·安格尔在他的文章当中介绍过，如果他邀请了一位东德的作家，也会邀请一位西德的作家，这些作家之间由此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无独有偶，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作家一起被邀请到IWP。现在的IWP是否还会考虑这些因素？
娜塔莎：我们希望作家的来源尽可能多元。因此，相较于一个专业的项目来说，我们更加遵循多样化或者是互补性的原则。如果我们为一位以色列的作家申请到了拨款，我们也许会希望再邀请一位可能会与他进行深入、高质量对话的作家，但是我们并不会故意给作家配对。你其实可以通过我接下来介绍的赞助来源结构了解到，这种特意的安排是很难实现的。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会通过一些特别的双边项目，比如说“写作夏令营”等，让美国和土耳其的学生共聚一堂。 邓如冰：我观察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受邀作家的国别情况，似乎东欧作家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更加受到青睐：这有什么原因吗？IWP现在仍然会更加关注东欧作家吗？
娜塔莎：首先，对于这个数据的印象可能是有一定偏差的：在一个特定的年份，比如说1981年，你也许能够找到两名波兰作家和一名匈牙利作家，但是也有可能有两位印度作家，两位大陆作家，两位希腊作家被邀请。也许有一些作家，比如说来自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作家，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是被过度放大了。毫无疑问保罗·安格尔是一位非常高明的管理者，他提出了创造一个“作家联合国”的想法，因为这非常具有宣传价值。但是我认为，他从内心里只对好作家有兴趣，但是在公共场合，“用文学缔造世界和平”的说辞，毫无疑问是更加吸引人的。
邓如冰：有人认为IWP的创立具有冷战背景，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娜塔莎：等到两三代作家被邀请入驻之后，就有学者开始研究IWP以及其他爱荷华大学写作项目的历史，因为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创意写作都是一门极受欢迎的学科。2011年，有一位名为马克·迈格尔（Mark McGurl）的学者写过一本书叫作《项目时代：战后文学和创意写作的崛起》 （The Program Era： the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在书中他论证了二战后的美国文学受到了创意文学写作硕士的深刻影响，此书让创意写作这门新型学科的运作机制受到广泛关注。受到这本书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对类似IWP的项目进行相似的背景研究，有的学者发出了IWP只是一个冷战产物的论调，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因为这样的研究一点也不严谨。的确，冷战对于IWP的创立有一定影响，但是把它整个打包成冷战产物，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另外一种说法是，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的文学话语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框架之内。如果你去翻阅档案资料，或者与那时爱荷华的居民交流，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国际学生在上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就来到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这个项目是安格尔1941年就已经创办的）学习，要么是因为安格尔积极的招生工作，要么是受到项目本身名气的吸引。到了1967年，IWP正式启动的时候，安格尔和聂华苓已成为夫妇和合作伙伴——他们都想打造一个独特的空间，并不旨在提供学位（之前的“作家工作坊”提供），而仅仅只是提供写作所需的时间、基本舒适的环境、一群同事和半专业的翻译，并可以大致感受一下美国的非都市生活。爱荷华大学本身就是国际文学和美国本土文学交流的地带。所以现在对IWP的冷战背景问题有一些学术争鸣，但是我和克里斯托弗绝对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有的学者发表了一些没有经过推敲的研究，但是一旦得以出版，就会成为其他人的研究资料来源，让错误的影响持续下去，直到有人对错误发起新一轮的挑戰。
邓如冰：美国国务院是IWP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它是否参与IWP的项目规划和具体工作？
娜塔莎：在保罗还在担任“作家工作坊”负责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实施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想法了。事实上，保罗当时是在到处寻找能够找到的经费来源，当时国务院的个别官员对于他这个项目是有兴趣的，但是他们起初的参与是完全非正式的。我不认为存在一个正式的协议。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富布莱特基金会从1946年就开始把一大批学者和作家邀请到美国，它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资助过一些国际作家参加“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资助者美国新闻署（USIA）被撤销了。在那个时候IWP开始从美国国务院申请经费，美国教育和文化事务局（ECA）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零星资助过一些作家，并且从那时起成为实质性的资助者。但是经费的批准与否完全不可预测，我们每年都要提出申请并等待国会批准预算，完全没有什么板上钉钉的事情。
邓如冰：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美国国务院会提什么建议吗？
娜塔莎：美国国务院资助了IWP中一半的作家，另外一半作家的资助来源是海外的艺术机构或者私人捐款。所以他们只对于50%的入选作家有一定发言权;此外，这些年他们也资助了其他的项目，比如说“青年作家写作营”、美国作家参与的海外阅读之旅、远程学习和慕课课程等等。从200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可能只资助过一到两个中国作家。基本的资助流程是这样的：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当年的资助人数，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再告知我们可以资助15个左右的作家，然后就可以通过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进行项目申请或者发送邀请了，所以通常来说，这种邀请是由使馆（历史上也曾经通过富布莱特基金会办公室）发出的。到了四月申请截止的时候，我们会认真阅读驻各国使馆收集到的好几百份申请并打分，最后挑选出20人（包括递补者），把作家按照七个地区分类——东南亚三至四人，欧洲三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三至四人，美洲三至四人，等等。这种地区的分配是非常均匀的，这也是国务院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说，整个申请流程一开始就是按照区域对作家进行分类，根据“地缘政治板块”对每份申请进行考量。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作品的文学质量（我们事实上非常注意非英语写作样本的翻译质量），其次是考虑一些更加普遍的要素：例如类别（诗歌，散文，剧本等等），性别，年龄，其他的专长（如电影制作、戏剧技巧）等。我们会就作家的资料展开讨论，再把次要的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在每一个地区提名两位最好的作家，再预留一到两人作为备选。然后我们会把名单送到教育和文化事务局，附上选择这些作家的理由，并且具体指出他们的文学造诣在整体考量中占多大分量。我们考量的标准中，大约80%取决于文学造诣，20%取决于这位作家是否可以很好地融入整个群体。有的时候我们会多邀请一些诗人、女作家或者青年作家——目标就是让整体保持富有平衡的多样性。那时我们通常已经知道哪些作家会得到新加坡、日本或者德国的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以及谁会得到安格尔基金等私人基金的支持。 邓如冰：是不是除了国务院提名的一半作家之外，剩下50%的作家就是由IWP来自主选择了？
娜塔莎：挑选机制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通过多年的合作，创意新西兰、中国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都很了解我们项目的特点，通常其推荐的两名优秀候选人，我们一般都会接受。过去韩国的文学翻译所每年秋天都为我们选送两名作家，但是今年（2018年）又取消了。我们也可以使用别的赞助自己来挑选候选人，日本作家过去是由日本基金会赞助和爱荷华大学的亚洲研究系推荐的，而接受私人赞助的中国作家过去基本上由聂华苓亲自挑选，现在则依靠一个她组建的委员会提名，由“中国安格尔基金”提供资助。而国际安格尔基金资助的对象则由克里斯托弗挑选，他会征求项目员工的意见。他到处游历，认识了不少人，经常可以遇见合适的作家。我们力图做到具有前瞻性，这种情况的作家越来越多。
邓如冰：美国国务院给过中国作家什么支持吗？
娜塔莎：我没有研究过2000年之前的档案，所以对于这之前的历史不能妄下论断。但是2000年以来，据我所知，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只赞助过两名作者。大部分中国大陆作家的资助经费来源都是非官方的：首先，是通过不同的私人赞助（尤其感谢华苓的募款活动），但是也有来自于爱荷华大学弗里曼基金会的资助。
邓如冰：克里斯托弗在担任IWP主任的十几年间，是继承了聂华苓的传统，还是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他们在管理IWP上的连贯性或者不同点体现在哪里呢？
娜塔莎：他们之间肯定是没有继承这回事的。聂华苓离任后的十年间，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后来是爱荷华大学的教研副校長大卫·斯科顿和之后上任的克里斯托弗·梅里尔出面，她才得以重返IWP。我也问过聂华苓这些年她都做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她到底是否参与了IWP的工作，她说过她那时在为安格尔悲悼。但是那时她写了很多作品，大部分是英文，她的回忆录也可以让你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邓如冰：您和中国作家有交往吗？您对哪些中国作家印象最深？
娜塔莎：我和中国作家之间有语言障碍，无论是对我来说还是对中国作家来说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西川能够脱颖而出，和我们有很多交流的原因。多年来，我们和西川的交流都非常轻松，也有一些译者很投入地翻译他那些出色的散文和诗歌。和导演、剧作家娄烨的交流也非常轻松和具有价值。尽管这样，即便我们很多时候与一些中国作家的交流只能依靠翻译和有限的译文，例如苏童，李锐，余华，毕飞宇，迟子建，阿来，池莉……更不用说莫言，我们也能知道这些来访的中国作家是多么杰出。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作家董启章、陈黎之所以入选，他们的语言优势是不可忽视的。
邓如冰：是的，西川的英语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能说英语了，相信IWP会与中国作家有更多的交集。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IWP会邀请更多的中国作家吗？
娜塔莎：“中国安格尔基金”的运行可以有效地确保中国作家受邀——并且由安格尔夫人和克里斯托弗·梅里尔所任命的评审委员将会确保这一工作越做越好。湖北很快就要创办一个全新的“聂华苓安格尔文学中心”，我们很期待得到文学中心所设立的文学批评奖学金的赞助，当然我们也希望何鸿毅家族基金等继续向我们推荐候选人，把当代华语文学写作之窗开得更大。
邓如冰：非常感谢。
（责任编辑：钱益清）
采访者：邓如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受访者：娜塔莎·杜罗维科娃，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高级编辑，副教授
翻译/整理人：黄文君
时间：2018年7月16日
地點：北京
邓如冰：您在IWP工作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去那里的？主要在IWP负责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娜塔莎：我是在2001年“9·11事件”前几周就职的——这是个非常动荡的时期。那时是早秋，许多作家刚刚到达美国，但是恐怖分子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改变了一切。此时，国际写作计划也处在一种类似“重启”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晚期，项目面临严重危机，但是克里斯托弗·梅里尔（Christopher Merrill）2000年的走马上任给国际写作计划的命运带来了转机——这预示着该项目危机终结，未来可期。我受雇于他担任主任的第二年，是项目稳定下来的受益者。当时项目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包括梅里尔、一名项目协调员、一名秘书和一名高级顾问。我被招来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包括建立项目网站和创办在线期刊。克里斯托弗和我还恢复了“今日世界文学”的本科生授课工作，最终我们还承担了IWP“翻译工作坊”的授课工作（2001年葛浩文曾担任客座教授）。
邓如冰：您所指的“危机”是什么？1994年—2000年之间，没有中国作家访问IWP，是不是也是因为您所说的“危机”导致的？
娜塔莎：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从IWP的主任职位退休之后，聂华苓继任主任一职，负责主持该项目。但是1991年保罗去世之后，她也退出项目并且退休了。接下来的几年，项目主任更换了好几次之后才最终定下来。众所周知，聂华苓是IWP和中国作家之间的桥梁，而她的缺席几乎就等同于关闭了中国作家通往IWP的大门。
邓如冰：从2001年开始，中国作家重返IWP项目，这是因为克里斯托弗的努力还是因为聂华苓的回归？
娜塔莎：两者都有。事实上，华苓喜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1999年，当IWP几乎要被关掉的时候，她和时任爱荷华大学教研副校长的大卫·斯科顿（后来成为了爱荷华大学的校长）在出差途中，极力争辩这个项目不应该被砍掉。总之，我们当时就是在大卫·斯科顿的帮助下，从学校的一个部门划拨到了另一个部门，受到一个非常欣赏华苓的领导（他也富有许多其他才能）的管辖。因此华苓回归，成为IWP的顾问也是自然而然的。
邓如冰：您曾经和聂华苓共事过吗？您对她印象如何？
娜塔莎：我和华苓有过多年非常密切的合作，而且我们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事实上，就在我此次来中国的前两天，我还去拜访了她。如果我有时间，每周都会开车带她去兜兜风，她住在山上的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里，已经不能开车了。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非常喜欢她，她和我的父亲同年同月生。我父亲退休前是一位斯拉夫语教授，他对中国现代史有一定了解。我父亲来看我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和华苓一起吃饭：可以说，聂华苓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在爱荷华工作的第一年，就拿着录音机、笔记本和需要签字的授权书去找聂华苓，想让她口述自己和IWP的历史，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她想休息为止。第二天，为了我们的访谈，她专门找出了自己IWP岁月的厚厚影集，之后又发消息说她想稍稍暂停一下口述历史项目。两年之后，她的回忆录《三生影像》就诞生了。
邓如冰：作为核心成员，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IWP的宗旨吗？
娜塔莎：关于IWP的使命，我想引用一下官方的表述：“IWP的使命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实体的和想象的空间，帮助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共同从事创意工作并进行合作，以促进作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的使命是表达自由且具有包容性的价值，相信创意有力量塑造世界。我们鼓励跨文化对话，同时对事业处于不同阶段的作家提供支持。”
邓如冰：您认为IWP的宗旨是如何在中国作家身上得以体现的？
娜塔莎：尽管保罗在创办IWP之前已经多次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下访问中国，但是华苓在项目伊始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虑到被她称为“三生三世”（即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的人生经历，她对于中国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显。中美建交之后，华苓就敏锐地洞察到这个项目可以为彼此隔绝三十年的作家提供一个重要的文学交流舞台。1979年的秋天见证了体现当时乃至今天项目精神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二十多位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离散美国的中国作家聚集一堂，共度“中国周末”。当中美之间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安格尔尤其想要邀请的是那些杰出的年长作家——萧乾，丁玲，王蒙，艾青等人——既是给他们一个分享个人体验的机会，也便于将他们介绍给爱荷华大学以外的、对于中国大陆作家非常好奇的美国文学界。我们有一张苏珊·桑塔格凝视将近80岁的丁玲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同代作家可以在爱荷华交流。
邓如冰：保罗·安格尔在他的文章当中介绍过，如果他邀请了一位东德的作家，也会邀请一位西德的作家，这些作家之间由此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无独有偶，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作家一起被邀请到IWP。现在的IWP是否还会考虑这些因素？
娜塔莎：我们希望作家的来源尽可能多元。因此，相较于一个专业的项目来说，我们更加遵循多样化或者是互补性的原则。如果我们为一位以色列的作家申请到了拨款，我们也许会希望再邀请一位可能会与他进行深入、高质量对话的作家，但是我们并不会故意给作家配对。你其实可以通过我接下来介绍的赞助来源结构了解到，这种特意的安排是很难实现的。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会通过一些特别的双边项目，比如说“写作夏令营”等，让美国和土耳其的学生共聚一堂。 邓如冰：我观察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受邀作家的国别情况，似乎东欧作家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更加受到青睐：这有什么原因吗？IWP现在仍然会更加关注东欧作家吗？
娜塔莎：首先，对于这个数据的印象可能是有一定偏差的：在一个特定的年份，比如说1981年，你也许能够找到两名波兰作家和一名匈牙利作家，但是也有可能有两位印度作家，两位大陆作家，两位希腊作家被邀请。也许有一些作家，比如说来自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作家，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是被过度放大了。毫无疑问保罗·安格尔是一位非常高明的管理者，他提出了创造一个“作家联合国”的想法，因为这非常具有宣传价值。但是我认为，他从内心里只对好作家有兴趣，但是在公共场合，“用文学缔造世界和平”的说辞，毫无疑问是更加吸引人的。
邓如冰：有人认为IWP的创立具有冷战背景，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娜塔莎：等到两三代作家被邀请入驻之后，就有学者开始研究IWP以及其他爱荷华大学写作项目的历史，因为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创意写作都是一门极受欢迎的学科。2011年，有一位名为马克·迈格尔（Mark McGurl）的学者写过一本书叫作《项目时代：战后文学和创意写作的崛起》 （The Program Era： the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在书中他论证了二战后的美国文学受到了创意文学写作硕士的深刻影响，此书让创意写作这门新型学科的运作机制受到广泛关注。受到这本书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对类似IWP的项目进行相似的背景研究，有的学者发出了IWP只是一个冷战产物的论调，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因为这样的研究一点也不严谨。的确，冷战对于IWP的创立有一定影响，但是把它整个打包成冷战产物，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另外一种说法是，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的文学话语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框架之内。如果你去翻阅档案资料，或者与那时爱荷华的居民交流，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国际学生在上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就来到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这个项目是安格尔1941年就已经创办的）学习，要么是因为安格尔积极的招生工作，要么是受到项目本身名气的吸引。到了1967年，IWP正式启动的时候，安格尔和聂华苓已成为夫妇和合作伙伴——他们都想打造一个独特的空间，并不旨在提供学位（之前的“作家工作坊”提供），而仅仅只是提供写作所需的时间、基本舒适的环境、一群同事和半专业的翻译，并可以大致感受一下美国的非都市生活。爱荷华大学本身就是国际文学和美国本土文学交流的地带。所以现在对IWP的冷战背景问题有一些学术争鸣，但是我和克里斯托弗绝对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有的学者发表了一些没有经过推敲的研究，但是一旦得以出版，就会成为其他人的研究资料来源，让错误的影响持续下去，直到有人对错误发起新一轮的挑戰。
邓如冰：美国国务院是IWP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它是否参与IWP的项目规划和具体工作？
娜塔莎：在保罗还在担任“作家工作坊”负责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实施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想法了。事实上，保罗当时是在到处寻找能够找到的经费来源，当时国务院的个别官员对于他这个项目是有兴趣的，但是他们起初的参与是完全非正式的。我不认为存在一个正式的协议。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富布莱特基金会从1946年就开始把一大批学者和作家邀请到美国，它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资助过一些国际作家参加“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资助者美国新闻署（USIA）被撤销了。在那个时候IWP开始从美国国务院申请经费，美国教育和文化事务局（ECA）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零星资助过一些作家，并且从那时起成为实质性的资助者。但是经费的批准与否完全不可预测，我们每年都要提出申请并等待国会批准预算，完全没有什么板上钉钉的事情。
邓如冰：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美国国务院会提什么建议吗？
娜塔莎：美国国务院资助了IWP中一半的作家，另外一半作家的资助来源是海外的艺术机构或者私人捐款。所以他们只对于50%的入选作家有一定发言权;此外，这些年他们也资助了其他的项目，比如说“青年作家写作营”、美国作家参与的海外阅读之旅、远程学习和慕课课程等等。从200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可能只资助过一到两个中国作家。基本的资助流程是这样的：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当年的资助人数，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再告知我们可以资助15个左右的作家，然后就可以通过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进行项目申请或者发送邀请了，所以通常来说，这种邀请是由使馆（历史上也曾经通过富布莱特基金会办公室）发出的。到了四月申请截止的时候，我们会认真阅读驻各国使馆收集到的好几百份申请并打分，最后挑选出20人（包括递补者），把作家按照七个地区分类——东南亚三至四人，欧洲三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三至四人，美洲三至四人，等等。这种地区的分配是非常均匀的，这也是国务院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说，整个申请流程一开始就是按照区域对作家进行分类，根据“地缘政治板块”对每份申请进行考量。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作品的文学质量（我们事实上非常注意非英语写作样本的翻译质量），其次是考虑一些更加普遍的要素：例如类别（诗歌，散文，剧本等等），性别，年龄，其他的专长（如电影制作、戏剧技巧）等。我们会就作家的资料展开讨论，再把次要的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在每一个地区提名两位最好的作家，再预留一到两人作为备选。然后我们会把名单送到教育和文化事务局，附上选择这些作家的理由，并且具体指出他们的文学造诣在整体考量中占多大分量。我们考量的标准中，大约80%取决于文学造诣，20%取决于这位作家是否可以很好地融入整个群体。有的时候我们会多邀请一些诗人、女作家或者青年作家——目标就是让整体保持富有平衡的多样性。那时我们通常已经知道哪些作家会得到新加坡、日本或者德国的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以及谁会得到安格尔基金等私人基金的支持。 邓如冰：是不是除了国务院提名的一半作家之外，剩下50%的作家就是由IWP来自主选择了？
娜塔莎：挑选机制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通过多年的合作，创意新西兰、中国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都很了解我们项目的特点，通常其推荐的两名优秀候选人，我们一般都会接受。过去韩国的文学翻译所每年秋天都为我们选送两名作家，但是今年（2018年）又取消了。我们也可以使用别的赞助自己来挑选候选人，日本作家过去是由日本基金会赞助和爱荷华大学的亚洲研究系推荐的，而接受私人赞助的中国作家过去基本上由聂华苓亲自挑选，现在则依靠一个她组建的委员会提名，由“中国安格尔基金”提供资助。而国际安格尔基金资助的对象则由克里斯托弗挑选，他会征求项目员工的意见。他到处游历，认识了不少人，经常可以遇见合适的作家。我们力图做到具有前瞻性，这种情况的作家越来越多。
邓如冰：美国国务院给过中国作家什么支持吗？
娜塔莎：我没有研究过2000年之前的档案，所以对于这之前的历史不能妄下论断。但是2000年以来，据我所知，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只赞助过两名作者。大部分中国大陆作家的资助经费来源都是非官方的：首先，是通过不同的私人赞助（尤其感谢华苓的募款活动），但是也有来自于爱荷华大学弗里曼基金会的资助。
邓如冰：克里斯托弗在担任IWP主任的十几年间，是继承了聂华苓的传统，还是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他们在管理IWP上的连贯性或者不同点体现在哪里呢？
娜塔莎：他们之间肯定是没有继承这回事的。聂华苓离任后的十年间，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后来是爱荷华大学的教研副校長大卫·斯科顿和之后上任的克里斯托弗·梅里尔出面，她才得以重返IWP。我也问过聂华苓这些年她都做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她到底是否参与了IWP的工作，她说过她那时在为安格尔悲悼。但是那时她写了很多作品，大部分是英文，她的回忆录也可以让你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邓如冰：您和中国作家有交往吗？您对哪些中国作家印象最深？
娜塔莎：我和中国作家之间有语言障碍，无论是对我来说还是对中国作家来说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西川能够脱颖而出，和我们有很多交流的原因。多年来，我们和西川的交流都非常轻松，也有一些译者很投入地翻译他那些出色的散文和诗歌。和导演、剧作家娄烨的交流也非常轻松和具有价值。尽管这样，即便我们很多时候与一些中国作家的交流只能依靠翻译和有限的译文，例如苏童，李锐，余华，毕飞宇，迟子建，阿来，池莉……更不用说莫言，我们也能知道这些来访的中国作家是多么杰出。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作家董启章、陈黎之所以入选，他们的语言优势是不可忽视的。
邓如冰：是的，西川的英语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能说英语了，相信IWP会与中国作家有更多的交集。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IWP会邀请更多的中国作家吗？
娜塔莎：“中国安格尔基金”的运行可以有效地确保中国作家受邀——并且由安格尔夫人和克里斯托弗·梅里尔所任命的评审委员将会确保这一工作越做越好。湖北很快就要创办一个全新的“聂华苓安格尔文学中心”，我们很期待得到文学中心所设立的文学批评奖学金的赞助，当然我们也希望何鸿毅家族基金等继续向我们推荐候选人，把当代华语文学写作之窗开得更大。
邓如冰：非常感谢。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