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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一眼就将她从茫茫人海中辨认了出来。
那是1998年盛夏，经过与报社房产科的软磨硬缠，我终于分到了水荫路宿舍的一间房。我需要有人帮我把行李从朋友那里拿过来。行李不多，一个人来回两趟足矣。因此更准确地说，我需要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见证我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在那个明亮的夏天告一段落。
但是，找谁呢？我到《新快报》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有限。刀哥霞姐这对神仙眷侣我不敢打扰，祥子这等世外高人不可能帮我做如此俗事，至于那个每天下午如幽灵般飘到我电脑桌前板着扑克脸只为催稿的陈大娘么，想想都不寒而栗。
于是，人选成了一个问题。
快到下班时间了，在靠近玻璃大门的办公桌边，一群记者编辑在大声谈笑。这种集会我从不参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和他们不同。他们有编制，手捧铁饭碗。我是招聘来的，一天不写稿就没饭吃，三个月评不上一条好稿就要走人。
你看，《欢乐颂》里的“阶层固化”二十年前就出现了，而且无法修改。
我走到大门口，最后绝望地回了下头，瞥见了一枚温润清雅的女子。她穿一件黑色立领平绒掐腰小衫，脖子上挂着红线串的一粒碧玉，齐耳短发乌黑得发翠，小粒钻石耳钉闪耀着透亮的光泽。在那些沟壑纵横的老记老编旁边，她乖巧得就像我童年时代很不容易获得的一颗太妃糖，散发着安静而柔软的甜香。我知道她的名字，但此前从没交谈过。
黄咏梅帮我搬完行李后，我请她在报社附近的文华茶餐厅吃饭。彼时的我囊中羞涩，不过是要了拉肠、干炒牛河、蚝油芥兰、萝卜糕之类的小点，聊什么也全然忘了，只记得彼此都很愉快，仿佛老友般稔熟。
很久以后，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她长着一张好欺负的脸。
她告诉我，她之所以答应我，是因为她不习惯拒绝别人。
不久以后，她也搬进了我所在的套间。我的房间小而亮，她的房间大而黑。
从此，我们同住同行。
南方以南有着湿润灼烫的空气、细腻温软的美食、摇曳飘洒的白木棉、气根磅礴的大榕树。人们低调得像古老的蕨类。我们毫无目的地自得其乐，消磨着空白的时光。我们煲西洋菜猪骨汤，吃路边的萝卜牛杂，看天河城的靓衫，在二沙岛眺望珠江。周末，我们去上下九看西关大屋，想像旧时光阴如水银般掠过趟栊和槛窗，照着西关小姐娴静的侧影。有时，赶时间上班，我骑着单车带着她，一口气冲上东风东路通往报社的缓坡，内心的尖叫开满了花。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无关紧要的瞬间竟然珍贵如春天的雨，如冬日的暖，如生命的交换。
二
关于梧州妹子黄咏梅，张柠早有著名评价：“从外表看，她有着一副抒情的面容，巧笑倩兮，思无邪，温柔敦厚，很无辜的样子，让人不敢久视。”
这种混杂着天真的惊奇、清澈的无辜的气质，大约因为她是一位诗人。据说，在她那位可爱的文人父亲的培养下，她从小开始写诗，10岁发表诗歌，20岁之前出版了两部诗集。保送到广西师大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更是以横溢的才华、温婉的性情和好得令人发指的成绩，赢得无数爱慕，情书收到手软。1995年，她被评为全国跨世纪人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为她颁奖。1998年硕士毕业时，她手上拿着广州三大报业的录用通知书，最终选择留在了羊城晚报社。她的名字在南方闪闪发光，四季飘香。
我年少时也曾写过诗，应当与诗人黄咏梅不乏共同话题。但在报社时，我们从来不提诗歌。在广州，诗人是一个笑话，活得像个诗人是一个蹩脚的笑话。生存的压力像凶险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向前走。咏梅是副刊部的编辑，镇日忙着策划选题和版面，忙着约稿改稿，遇到“天窗”自己还要焦头烂额地补稿。我是副刊部的记者，早上出门采访，中午在大西豪吃份鸡叉饭，然后扑回报社赶稿。除了《新快报》，我还给《粤港信息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写书评，如此勤奋高效，不过是为了揾食。在白亮亮的天光和百无聊赖的奔波里，我无数次地以为，那就是我的现实和未来。
实际上，那样的时光不到一年，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如今想来，我们于懵懂中做出的选择其实是人生的关键，但彼时却像未加思虑的顺水行舟，平淡如一蔬一饭，一茶一饮。1998年底，我们先后离开了正处于上升期、生机和野心同样勃勃的年轻报社，让不少人扼腕叹惜。咏梅调去了《羊城晚报》文艺部编“花地”副刊，我向一哥递交了辞职书，专心准备考研。那段時间，小小个的她当起了我的保护神。帮我买东西，带水果带煲仔饭，严密封锁我住在报社宿舍的消息。黄爸黄妈带着小外孙女来广州小住时，丰盛的家宴上总有我的碗筷。
略有闲暇，我们就一起晃去附近的岛内价，看各种热闹打折信息，和师奶们挤着抢便宜货，听小保安对着对讲机严肃地说“鬼脸嘟嘟，鬼脸嘟嘟一盒”（一种饼干），我们笑得东倒西歪不能自抑。那时的快乐真是浅薄又灿烂。
水荫路是典型的南方格局，呈曲折幽长的“L”型，两头分别镶嵌进了天河区和越秀区。沿路街边是菜场、超市、服装店、便利店、杂货店、米粉店、茶餐厅。那条路，展开来是广州人务实勤勉的烟火俗世，内里卷裹的，是我们的青春和青春那些荒凉而无聊的秘密。
三
1999年12月31日24时或者说2000年1月1日0时，在大黑屋里，我们喝酒饮茶聊天看碟，和许多人一样无眠地度过了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个世纪接驳点，并且和许多人一样俗不可耐地想要看看新世纪的第一轮太阳。
那夜，我们随着莽莽人群逶迤上了白云山。清晨四五点钟，太阳出来了，仿佛蒙着一层油纸薄膜，无精打采地昏暗着，连同周遭薄片薄片的云。远处有起伏不尽的山峦，连绵的顶端虚化如烟，仿佛上个世界的光阴全化作了灰白的飘荡。
我们顶着灰太阳下山，依旧忙碌而无目的地活着。我在中山大学跟随程文超先生读研，笔下欢喜，心内茫然。咏梅在报社的工作日益繁重，案头总是堆叠着小山样的书和稿子，逐渐步入了资深编辑的行列。我的前程再次渺茫，她的职业生涯却是一望到底的清楚。两者都让人惶惑。 那时，怡乐路并不宜居，员村遥远得像郊区，珠江新城还是城中村，小蛮腰更是遥遥无期。从天字码头去北京路要坐“突突突”的简陋小轮，穿风透雨。那时，我们不能免俗地爱看日韩剧集，不能免俗地爱王菲、许美静、张国荣、谭咏麟、玉置浩二，爱哼流行的“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在长达十个小时的新年摇滚音乐会中蹦着嗨着摇摇晃晃着，直到精疲力竭。
每周，我们乘车越过广州大桥，往返于珠江两岸。我们一起去石牌、中大北门翻寻打口影碟。戈达尔、费里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塔可夫斯基、英格玛·伯格曼、昆汀·塔伦蒂诺、宫崎峻、小津安二郎、侯孝贤，是我们在那一时期的电影课程。我们的状态就像《37°2》中的贝蒂：狂热地发着莫名的低烧，追寻着生活中无法捕获的熠熠闪亮的字眼，比如爱情、抵抗、自由、信仰，和毁灭。
2002年，黄咏梅的第一篇小说《路过春天》横空出世。这真让人惊讶，因为我们极少论及文学，我总以为我们会在平庸的职业中了此余生。但她终于还是回到了她的少年，她的童年，她那与生俱来与文学结缘的宿命。
《路过春天》有着她此后写作的重要母题和叙事元素：南方、小人物、边缘性、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后来喜爱的门罗那样，“亲爱的生活”本身便裸露一切，诉说一切。就在日常里，有着我们对于生存的全部体验与理解。求职、就业、租房、搬家，琐事一地鸡毛，困境层出不穷。面对碾压而来的生活，我们无力反抗，也无法还手，只能见招拆招，步步为营。我们明知那博弈是必输且无意义的，但还是尽量攫取着、留存着一点点甘甜与慰藉。那就是，在星月如瀑的夜晚谈天说地，在紫荆花开的季节学习慢呼吸，在绿丝绒般的草坪上度过无所事事的一天，在遇到来自命运深渊的暴击时相互依偎着取暖。
咏梅从小在爱中被呵护着长大，是被“富养”的好人家的女儿，所以她的眼神总是清澈，笑容总是温婉，发丝总是明媚，如同初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水晶孩童，用自身的亮度过滤并提纯人间的生活。许多时候，她只用淡定的眉眼一扫，便抚平了被生活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我，我于是安静下来，又有了勇气与世事劈面相逢。
她与人交往和善有度，来去恬然。她对人事自有判断，且不多言。她的真诚与善意均有底线，从不无端变形。她不会让自己陷入無聊的缠斗，也不会让柳絮般的沾惹物近身。遇到恶形恶状之物时，她就绕着走，不回头亦不评点，这是她的修为。这些特点看似平常，但在我一生所见中，能一直稳定地拥有和持守者，不多。
这份纯粹和恬静也是她小说的底色。令人困惑的是，生活平顺的她写的尽是失业者、失败者、失意者，即便偶有成功，也很快就栽倒在城市的臭水沟里长眠不起。她以慧眼看着他们的挣扎与孤绝，以慧心描摹着他们飞翔过命运间隙的刹那欢欣。《负一层》中的老姑娘阿甘，《何似在人间》里的抹澡人廖远昆，《瓜子》里的孤命少年，《单双》里的白痴，《隐身登录》里的癫痫症患者，《鲍鱼师傅》里的保洁员，《达人》里的下岗工人，《非典型爱情》中的收银员女和卖臭豆腐男，她清楚地知道他们都逃不掉被生活废墟掩埋的命运，却偏要赋予他们寻觅心灵自足的超脱与潇洒，哪怕只有一天、一时、一刻。
她面向着他们，有一份体恤，一份包容，甚至还有一份心领神会的欣赏。这种松弛的情感形态是她的独特之处，也是她作为作家最大的慈悲所在。她知道生活的恶与凶残，却从不怯于走近、观察、记录，也不惮于伸出柔弱的手，调皮地摸一摸“恶生活”那睚眦欲裂的额头，做一个聪慧的记号。以及，在被命运蹂躏过的苦地和泪池里，她看到光与暖，相信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对苦难的僭越。
四
2009年，我从北师大博士毕业落户天津。2012年，她随夫君调任杭州。我们先后离开了炽热的、记载着我们青春容颜和浩瀚心事的广州，以未曾想象过的方式抵达了未曾想象过的地方。
生命已然到了中点。
我们的见面不再频繁，但无须多言的文字交流从未中断。我告诉她，北方与南方如此不同。北方清朗阔大，北方深沉凛冽。夏天，学院路飘荡着槐花的清香，米粒般的花碎铺在地上，小风过处，把小花轻柔地旋起来又放下去，像是未完结的夏季还在玩耍。秋天，大地宁谧俊洁如处子，白塔衬着北海的银波，西山在远处闪烁着黛青，大觉寺的胖白猫倚卧着红瓦朱墙打盹儿。南开校园里，白杨高挺，荷花清俊，新开湖倒映着砖红的图书馆和米白的教学楼，是梦里书香的颜色。我知道，北方没有辜负我的热爱。
她告诉我她独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还有她随着工作变动而来的对于生活的慨叹、遗憾和欣悦。她从南方以南到了南方，却是迥然不同的风景。她渐渐爱上了西湖边的独走，湿漉漉的湖边小径氤氲着迷蒙烟雨，垂柳、白堤、断桥、孤山、保俶塔，在温柔的夕光里陪伴着她的纤巧和忧郁。她更爱去运河边，那里有古老的拱宸桥，杂草丛里的青灰石块裹着千年前的尘灰。江边，有人在拉胡琴，有人在唱越剧。那是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大运河，从春秋战国起便在大地上被开凿出来。它没有珠江的繁华富丽，却独有一份赤子的朴拙与明亮，一份历史的厚重与开阔。它，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小说。
从前，她写《负一层》《草暖》《骑楼》《多宝路的风》，在晴热的南国世界里探寻着人性的宽厚与柔软，以及人与人之间淡然却坚韧的情感联系。到杭州以后，她悄然转变了题材，写下了《小姨》《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和《翻墙》。它们蕴含着一种强烈诉说的心愿，以及将这心愿进行巧妙改装的智慧。有时，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到一些淡如墨痕的轻。而正是这些“轻”，构成了某种历史之“重”。那是经由我们这代人独特的视角和心性，面向历史发出的祭奠与挽歌。
我们出生在“后革命”或“革命后”时期，毫无悬念地缺席于“大历史”，又与烈火高扬的80年代末失之交臂，好不容易在90年代长大成人又遭逢“告别革命”。我们与传统断裂，也与西方思想隔绝。我们被磨得平滑无棱，又在意识形态的残骸里自愿卸掉了精神的重负，以免除寻找和思考人生目的的苦楚。许多时候，我们确实是苍白的、软弱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里沉溺，也不愿意在犬儒主义的烂泥潭中打滚。既然我们无法成为“亲历者”，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是“旁观者”和“追忆者”。 2018年，咏梅以《父亲的后视镜》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她还获得过汪曾祺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她的《病鱼》《走甜》《蜻蜓点水》《给猫留门》在更加复杂的层面上，对故乡、生命和历史的渊薮进行了细致的处理。由于她的慧心善念，那些处理往往与众不同。她笔下的满崽成了小偷，她却对他深怀怜悯。她知道时光流逝，人到中年的苏珊在情感牢笼中的挣扎只是徒然。她看到那只叫做豆包的猫惹出不少猫事，实则串联着复杂的人事。更多时候，她知道，她必须独自面对生活中突然呲牙咧嘴跳将出来的猥琐和丑陋。她不喜之，厌恶之，但也只是轻轻叹一口气，原谅了它们和他们。
2019年，咏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了波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看到了那些被堆积起来的碗“山”、头发“山”、眼镜“山”。在一个不准拍照的房间里，堆着七万斤女人头发，那是从死者头上剪下来不及卖掉加工成纺织品的。在每一座“山”的后面，是成千上万犹太人弯曲的影子，在人间地狱里风化为永恒的沉默。虽然此前从书中影视中有过不少了解，但亲临其境，她依然被那至惨、至恶、至酷烈的景象震惊了。她窒息得无法呼吸，苦味涌上喉头。
我不能抵達，无法与她在彼时彼地同感同痛。在生命的许多个场景里，我们都只能单独赴约，但我们的表达却一直同行。
我托她在奥斯维辛读我们都爱的诗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策兰一生都在用以生命苦液榨取出来的文字堆砌着固形物和纪念碑，直到从米拉波桥跃身而下。他的诗如资讯密码，比如“吃哑默的苹果”、“喝空明眸与盲眼”、“灰白的凿穴”、“隙缝之玫瑰”等，难以解释，却铺展着生命巨大的创伤。读过这样的文字，我们都不敢浮皮潦草地活着。
我遥听着她的朗读。在那一刻，至少在那一刻，我们都为自己从事“文学”这一无用的行当而欣慰，为见证过对方的痛苦和绝望而心安。我们知道，我们会为彼此记取在这个世界上的面影、眼泪和皱纹，以及在大地上生活过的痕迹。
亲爱的， 22年来，我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把身边的很多人都走散了，走丢了。我转身，告别，离去，心碎，自我修复，浪迹天涯，但奇迹般的是，你一直都在，一直都安静地在着。你用你的“在”庇护我，温暖我，不离不弃。
而我，别无所有，只有这贫瘠的语言，我用它们编织成迢遥而永不泯灭的心愿。亲爱的，你值得这世间所有好物相伴：美丽的衣裙、英俊的猫咪二冬、葱郁的翡翠城、芬芳的桂花香、金黄蔚蓝的收获、甜蜜结实的幸福。那些质疑和贬低这一切的人，都是我的敌人。
提笔此文时，是2019年12月，现在，已经是2020年2月末了。这三个月来，我们和许多人一样，在痛苦的煎熬里，慢慢学习如何辨别谎言，如何确认洁白的真实。当知识的含量和边界无法指引我们时，我们就保持缄默。“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海子）
唯一庆幸的是，我们还活着。
愿我们在这珍贵的人间都好好地。好好地活，好好地爱，好好地写。
（责任编辑：丁小宁）
我一眼就将她从茫茫人海中辨认了出来。
那是1998年盛夏，经过与报社房产科的软磨硬缠，我终于分到了水荫路宿舍的一间房。我需要有人帮我把行李从朋友那里拿过来。行李不多，一个人来回两趟足矣。因此更准确地说，我需要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见证我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在那个明亮的夏天告一段落。
但是，找谁呢？我到《新快报》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有限。刀哥霞姐这对神仙眷侣我不敢打扰，祥子这等世外高人不可能帮我做如此俗事，至于那个每天下午如幽灵般飘到我电脑桌前板着扑克脸只为催稿的陈大娘么，想想都不寒而栗。
于是，人选成了一个问题。
快到下班时间了，在靠近玻璃大门的办公桌边，一群记者编辑在大声谈笑。这种集会我从不参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和他们不同。他们有编制，手捧铁饭碗。我是招聘来的，一天不写稿就没饭吃，三个月评不上一条好稿就要走人。
你看，《欢乐颂》里的“阶层固化”二十年前就出现了，而且无法修改。
我走到大门口，最后绝望地回了下头，瞥见了一枚温润清雅的女子。她穿一件黑色立领平绒掐腰小衫，脖子上挂着红线串的一粒碧玉，齐耳短发乌黑得发翠，小粒钻石耳钉闪耀着透亮的光泽。在那些沟壑纵横的老记老编旁边，她乖巧得就像我童年时代很不容易获得的一颗太妃糖，散发着安静而柔软的甜香。我知道她的名字，但此前从没交谈过。
黄咏梅帮我搬完行李后，我请她在报社附近的文华茶餐厅吃饭。彼时的我囊中羞涩，不过是要了拉肠、干炒牛河、蚝油芥兰、萝卜糕之类的小点，聊什么也全然忘了，只记得彼此都很愉快，仿佛老友般稔熟。
很久以后，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她长着一张好欺负的脸。
她告诉我，她之所以答应我，是因为她不习惯拒绝别人。
不久以后，她也搬进了我所在的套间。我的房间小而亮，她的房间大而黑。
从此，我们同住同行。
南方以南有着湿润灼烫的空气、细腻温软的美食、摇曳飘洒的白木棉、气根磅礴的大榕树。人们低调得像古老的蕨类。我们毫无目的地自得其乐，消磨着空白的时光。我们煲西洋菜猪骨汤，吃路边的萝卜牛杂，看天河城的靓衫，在二沙岛眺望珠江。周末，我们去上下九看西关大屋，想像旧时光阴如水银般掠过趟栊和槛窗，照着西关小姐娴静的侧影。有时，赶时间上班，我骑着单车带着她，一口气冲上东风东路通往报社的缓坡，内心的尖叫开满了花。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无关紧要的瞬间竟然珍贵如春天的雨，如冬日的暖，如生命的交换。
二
关于梧州妹子黄咏梅，张柠早有著名评价：“从外表看，她有着一副抒情的面容，巧笑倩兮，思无邪，温柔敦厚，很无辜的样子，让人不敢久视。”
这种混杂着天真的惊奇、清澈的无辜的气质，大约因为她是一位诗人。据说，在她那位可爱的文人父亲的培养下，她从小开始写诗，10岁发表诗歌，20岁之前出版了两部诗集。保送到广西师大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更是以横溢的才华、温婉的性情和好得令人发指的成绩，赢得无数爱慕，情书收到手软。1995年，她被评为全国跨世纪人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为她颁奖。1998年硕士毕业时，她手上拿着广州三大报业的录用通知书，最终选择留在了羊城晚报社。她的名字在南方闪闪发光，四季飘香。
我年少时也曾写过诗，应当与诗人黄咏梅不乏共同话题。但在报社时，我们从来不提诗歌。在广州，诗人是一个笑话，活得像个诗人是一个蹩脚的笑话。生存的压力像凶险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向前走。咏梅是副刊部的编辑，镇日忙着策划选题和版面，忙着约稿改稿，遇到“天窗”自己还要焦头烂额地补稿。我是副刊部的记者，早上出门采访，中午在大西豪吃份鸡叉饭，然后扑回报社赶稿。除了《新快报》，我还给《粤港信息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写书评，如此勤奋高效，不过是为了揾食。在白亮亮的天光和百无聊赖的奔波里，我无数次地以为，那就是我的现实和未来。
实际上，那样的时光不到一年，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如今想来，我们于懵懂中做出的选择其实是人生的关键，但彼时却像未加思虑的顺水行舟，平淡如一蔬一饭，一茶一饮。1998年底，我们先后离开了正处于上升期、生机和野心同样勃勃的年轻报社，让不少人扼腕叹惜。咏梅调去了《羊城晚报》文艺部编“花地”副刊，我向一哥递交了辞职书，专心准备考研。那段時间，小小个的她当起了我的保护神。帮我买东西，带水果带煲仔饭，严密封锁我住在报社宿舍的消息。黄爸黄妈带着小外孙女来广州小住时，丰盛的家宴上总有我的碗筷。
略有闲暇，我们就一起晃去附近的岛内价，看各种热闹打折信息，和师奶们挤着抢便宜货，听小保安对着对讲机严肃地说“鬼脸嘟嘟，鬼脸嘟嘟一盒”（一种饼干），我们笑得东倒西歪不能自抑。那时的快乐真是浅薄又灿烂。
水荫路是典型的南方格局，呈曲折幽长的“L”型，两头分别镶嵌进了天河区和越秀区。沿路街边是菜场、超市、服装店、便利店、杂货店、米粉店、茶餐厅。那条路，展开来是广州人务实勤勉的烟火俗世，内里卷裹的，是我们的青春和青春那些荒凉而无聊的秘密。
三
1999年12月31日24时或者说2000年1月1日0时，在大黑屋里，我们喝酒饮茶聊天看碟，和许多人一样无眠地度过了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个世纪接驳点，并且和许多人一样俗不可耐地想要看看新世纪的第一轮太阳。
那夜，我们随着莽莽人群逶迤上了白云山。清晨四五点钟，太阳出来了，仿佛蒙着一层油纸薄膜，无精打采地昏暗着，连同周遭薄片薄片的云。远处有起伏不尽的山峦，连绵的顶端虚化如烟，仿佛上个世界的光阴全化作了灰白的飘荡。
我们顶着灰太阳下山，依旧忙碌而无目的地活着。我在中山大学跟随程文超先生读研，笔下欢喜，心内茫然。咏梅在报社的工作日益繁重，案头总是堆叠着小山样的书和稿子，逐渐步入了资深编辑的行列。我的前程再次渺茫，她的职业生涯却是一望到底的清楚。两者都让人惶惑。 那时，怡乐路并不宜居，员村遥远得像郊区，珠江新城还是城中村，小蛮腰更是遥遥无期。从天字码头去北京路要坐“突突突”的简陋小轮，穿风透雨。那时，我们不能免俗地爱看日韩剧集，不能免俗地爱王菲、许美静、张国荣、谭咏麟、玉置浩二，爱哼流行的“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在长达十个小时的新年摇滚音乐会中蹦着嗨着摇摇晃晃着，直到精疲力竭。
每周，我们乘车越过广州大桥，往返于珠江两岸。我们一起去石牌、中大北门翻寻打口影碟。戈达尔、费里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塔可夫斯基、英格玛·伯格曼、昆汀·塔伦蒂诺、宫崎峻、小津安二郎、侯孝贤，是我们在那一时期的电影课程。我们的状态就像《37°2》中的贝蒂：狂热地发着莫名的低烧，追寻着生活中无法捕获的熠熠闪亮的字眼，比如爱情、抵抗、自由、信仰，和毁灭。
2002年，黄咏梅的第一篇小说《路过春天》横空出世。这真让人惊讶，因为我们极少论及文学，我总以为我们会在平庸的职业中了此余生。但她终于还是回到了她的少年，她的童年，她那与生俱来与文学结缘的宿命。
《路过春天》有着她此后写作的重要母题和叙事元素：南方、小人物、边缘性、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后来喜爱的门罗那样，“亲爱的生活”本身便裸露一切，诉说一切。就在日常里，有着我们对于生存的全部体验与理解。求职、就业、租房、搬家，琐事一地鸡毛，困境层出不穷。面对碾压而来的生活，我们无力反抗，也无法还手，只能见招拆招，步步为营。我们明知那博弈是必输且无意义的，但还是尽量攫取着、留存着一点点甘甜与慰藉。那就是，在星月如瀑的夜晚谈天说地，在紫荆花开的季节学习慢呼吸，在绿丝绒般的草坪上度过无所事事的一天，在遇到来自命运深渊的暴击时相互依偎着取暖。
咏梅从小在爱中被呵护着长大，是被“富养”的好人家的女儿，所以她的眼神总是清澈，笑容总是温婉，发丝总是明媚，如同初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水晶孩童，用自身的亮度过滤并提纯人间的生活。许多时候，她只用淡定的眉眼一扫，便抚平了被生活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我，我于是安静下来，又有了勇气与世事劈面相逢。
她与人交往和善有度，来去恬然。她对人事自有判断，且不多言。她的真诚与善意均有底线，从不无端变形。她不会让自己陷入無聊的缠斗，也不会让柳絮般的沾惹物近身。遇到恶形恶状之物时，她就绕着走，不回头亦不评点，这是她的修为。这些特点看似平常，但在我一生所见中，能一直稳定地拥有和持守者，不多。
这份纯粹和恬静也是她小说的底色。令人困惑的是，生活平顺的她写的尽是失业者、失败者、失意者，即便偶有成功，也很快就栽倒在城市的臭水沟里长眠不起。她以慧眼看着他们的挣扎与孤绝，以慧心描摹着他们飞翔过命运间隙的刹那欢欣。《负一层》中的老姑娘阿甘，《何似在人间》里的抹澡人廖远昆，《瓜子》里的孤命少年，《单双》里的白痴，《隐身登录》里的癫痫症患者，《鲍鱼师傅》里的保洁员，《达人》里的下岗工人，《非典型爱情》中的收银员女和卖臭豆腐男，她清楚地知道他们都逃不掉被生活废墟掩埋的命运，却偏要赋予他们寻觅心灵自足的超脱与潇洒，哪怕只有一天、一时、一刻。
她面向着他们，有一份体恤，一份包容，甚至还有一份心领神会的欣赏。这种松弛的情感形态是她的独特之处，也是她作为作家最大的慈悲所在。她知道生活的恶与凶残，却从不怯于走近、观察、记录，也不惮于伸出柔弱的手，调皮地摸一摸“恶生活”那睚眦欲裂的额头，做一个聪慧的记号。以及，在被命运蹂躏过的苦地和泪池里，她看到光与暖，相信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对苦难的僭越。
四
2009年，我从北师大博士毕业落户天津。2012年，她随夫君调任杭州。我们先后离开了炽热的、记载着我们青春容颜和浩瀚心事的广州，以未曾想象过的方式抵达了未曾想象过的地方。
生命已然到了中点。
我们的见面不再频繁，但无须多言的文字交流从未中断。我告诉她，北方与南方如此不同。北方清朗阔大，北方深沉凛冽。夏天，学院路飘荡着槐花的清香，米粒般的花碎铺在地上，小风过处，把小花轻柔地旋起来又放下去，像是未完结的夏季还在玩耍。秋天，大地宁谧俊洁如处子，白塔衬着北海的银波，西山在远处闪烁着黛青，大觉寺的胖白猫倚卧着红瓦朱墙打盹儿。南开校园里，白杨高挺，荷花清俊，新开湖倒映着砖红的图书馆和米白的教学楼，是梦里书香的颜色。我知道，北方没有辜负我的热爱。
她告诉我她独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还有她随着工作变动而来的对于生活的慨叹、遗憾和欣悦。她从南方以南到了南方，却是迥然不同的风景。她渐渐爱上了西湖边的独走，湿漉漉的湖边小径氤氲着迷蒙烟雨，垂柳、白堤、断桥、孤山、保俶塔，在温柔的夕光里陪伴着她的纤巧和忧郁。她更爱去运河边，那里有古老的拱宸桥，杂草丛里的青灰石块裹着千年前的尘灰。江边，有人在拉胡琴，有人在唱越剧。那是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大运河，从春秋战国起便在大地上被开凿出来。它没有珠江的繁华富丽，却独有一份赤子的朴拙与明亮，一份历史的厚重与开阔。它，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小说。
从前，她写《负一层》《草暖》《骑楼》《多宝路的风》，在晴热的南国世界里探寻着人性的宽厚与柔软，以及人与人之间淡然却坚韧的情感联系。到杭州以后，她悄然转变了题材，写下了《小姨》《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和《翻墙》。它们蕴含着一种强烈诉说的心愿，以及将这心愿进行巧妙改装的智慧。有时，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到一些淡如墨痕的轻。而正是这些“轻”，构成了某种历史之“重”。那是经由我们这代人独特的视角和心性，面向历史发出的祭奠与挽歌。
我们出生在“后革命”或“革命后”时期，毫无悬念地缺席于“大历史”，又与烈火高扬的80年代末失之交臂，好不容易在90年代长大成人又遭逢“告别革命”。我们与传统断裂，也与西方思想隔绝。我们被磨得平滑无棱，又在意识形态的残骸里自愿卸掉了精神的重负，以免除寻找和思考人生目的的苦楚。许多时候，我们确实是苍白的、软弱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里沉溺，也不愿意在犬儒主义的烂泥潭中打滚。既然我们无法成为“亲历者”，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是“旁观者”和“追忆者”。 2018年，咏梅以《父亲的后视镜》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她还获得过汪曾祺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她的《病鱼》《走甜》《蜻蜓点水》《给猫留门》在更加复杂的层面上，对故乡、生命和历史的渊薮进行了细致的处理。由于她的慧心善念，那些处理往往与众不同。她笔下的满崽成了小偷，她却对他深怀怜悯。她知道时光流逝，人到中年的苏珊在情感牢笼中的挣扎只是徒然。她看到那只叫做豆包的猫惹出不少猫事，实则串联着复杂的人事。更多时候，她知道，她必须独自面对生活中突然呲牙咧嘴跳将出来的猥琐和丑陋。她不喜之，厌恶之，但也只是轻轻叹一口气，原谅了它们和他们。
2019年，咏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了波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看到了那些被堆积起来的碗“山”、头发“山”、眼镜“山”。在一个不准拍照的房间里，堆着七万斤女人头发，那是从死者头上剪下来不及卖掉加工成纺织品的。在每一座“山”的后面，是成千上万犹太人弯曲的影子，在人间地狱里风化为永恒的沉默。虽然此前从书中影视中有过不少了解，但亲临其境，她依然被那至惨、至恶、至酷烈的景象震惊了。她窒息得无法呼吸，苦味涌上喉头。
我不能抵達，无法与她在彼时彼地同感同痛。在生命的许多个场景里，我们都只能单独赴约，但我们的表达却一直同行。
我托她在奥斯维辛读我们都爱的诗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策兰一生都在用以生命苦液榨取出来的文字堆砌着固形物和纪念碑，直到从米拉波桥跃身而下。他的诗如资讯密码，比如“吃哑默的苹果”、“喝空明眸与盲眼”、“灰白的凿穴”、“隙缝之玫瑰”等，难以解释，却铺展着生命巨大的创伤。读过这样的文字，我们都不敢浮皮潦草地活着。
我遥听着她的朗读。在那一刻，至少在那一刻，我们都为自己从事“文学”这一无用的行当而欣慰，为见证过对方的痛苦和绝望而心安。我们知道，我们会为彼此记取在这个世界上的面影、眼泪和皱纹，以及在大地上生活过的痕迹。
亲爱的， 22年来，我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把身边的很多人都走散了，走丢了。我转身，告别，离去，心碎，自我修复，浪迹天涯，但奇迹般的是，你一直都在，一直都安静地在着。你用你的“在”庇护我，温暖我，不离不弃。
而我，别无所有，只有这贫瘠的语言，我用它们编织成迢遥而永不泯灭的心愿。亲爱的，你值得这世间所有好物相伴：美丽的衣裙、英俊的猫咪二冬、葱郁的翡翠城、芬芳的桂花香、金黄蔚蓝的收获、甜蜜结实的幸福。那些质疑和贬低这一切的人，都是我的敌人。
提笔此文时，是2019年12月，现在，已经是2020年2月末了。这三个月来，我们和许多人一样，在痛苦的煎熬里，慢慢学习如何辨别谎言，如何确认洁白的真实。当知识的含量和边界无法指引我们时，我们就保持缄默。“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海子）
唯一庆幸的是，我们还活着。
愿我们在这珍贵的人间都好好地。好好地活，好好地爱，好好地写。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