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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宗教意义
巴金的《家》，是20 世纪中国销量最高的小说之一。1931—1932 年在《时报》连载时题名为《激流》，读者反应并不强烈，还差点被报社“腰斩”。1933 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后，迅速出名。吴福辉认为看报纸连载和读单行本的是两类不同的读者，前者是都市市民，后者是青年学生a。这是很精到的观察。市民或是已经妥协了的觉新们，现坐在茶楼看报纸连载，希望看各种八卦或白日梦;学生还是觉慧的同党，一腔热血无处奔涌。说明报刊与学校这两个现代文学接触社会的不同途径，既反映不同读者需求，也影响作家选择倾向——从李伯元、张恨水到金庸，报人作家更注意市民销量，鲁迅等“兼职教授”更在意对学生的影响。巴金后来可能是唯一依靠版税稿费生活的作家。《家》在1949 年以前就出了三十几版。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种《家》的版本累计印刷90 次，总数437 万。再加上1982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巴金选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出过繁体版本。总之《家》和《红楼梦》一样，是历来印数比较多的中国小说（20 世纪50 年代《红岩》等作品，也销量巨大，但有指定教材、政府推荐等因素存在）。
数据虽不敢肯定，但是说《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后来一代代中国的青年读者都喜欢《家》？他们在里边读到了什么？另外，在什么意义上，《家》这个书名，可以和早一些的《药》，以及将近20 世纪末的《活着》一样，有可能概括20 世纪小说里的中国故事？
王德威说：“巴金的小说继承并糅合了‘五四’文学两大巨擘的精神：自鲁迅处，巴金习得了揭露黑暗、控诉不义的批判写实法则;自郁达夫处，他延续了追寻自我、放肆激情的浪漫叛逆气息。前者着眼群体生活的重整，后者强调个人生趣的解放。”b 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巴金仅在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个所谓“党史人物”c 之后。毫无疑问，巴金在20 世纪中国有巨大影响，但他的影响力与他作品的纯艺术价值之间不是没有落差。王德威婉转指出：“文学史家每每诟病巴金小说感伤乃至滥情的倾向，及其简化的人道主义呼声……的确在同辈作者中，巴金不如茅盾冷静细腻，不如老舍事故幽默，不如张天翼辛辣刁钻，更不如沈从文宁静超越。”d 甚至巴金感伤煽情的风格，被钱锺书等人嘲笑。所以王德威把巴金小说概括为激情通俗小说，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宗，影响了不止一代年轻人。
《家》之所以成为最多中国人阅读的小说，除了通俗、激情之外，还有别的原因。简而言之，因为小说切中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家与国之关系：社会怎样以家的伦理而结构，又如何以家的结构而运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以上帝、阿拉或佛主为神，而是以“家”为中心。
大家庭的恋爱悲剧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1904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是浙江嘉兴。巴金自己的大家庭，有将近二十个长辈、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四五十个男女仆人。祖父叫李镛，做过官，又买了很多地，修了很大的公馆，所以又是官又是商，还写诗，收集字画，和戏班子来往，生活中是一妻两妾，五儿三女。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广元县知县，后来辞官回家。小说淡化了大家庭中“官”的成分，好像只是乡绅地主。不过打仗的时候，大家庭还是有一些政治关系，可以使得军阀不来骚扰。
《家》的公馆里边，有很大的花园、湖泊和树林。核心人物是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还有梅、瑞珏、琴、鸣凤四个女子。四个爱情悲剧，各有其成因、细节、出路和结局。
觉新不能跟梅表妹结婚，因为二人的母亲不合。表面理由是钱姨妈找人排了八字，说命相克。实际原因，根据琴在小说第七回里叙述（此事觉新本人并不知道），是钱姨妈和觉新的继母打牌不开心，在牌桌上觉得受了委屈，再要来讲亲事，赌气拒婚。小说把梅表姐的第二次婚姻写得很不幸，出嫁不到一年就守寡，婆家又对她不好，之后孤苦伶仃，跟着妈妈到高家暂住。梅后来病死，她母亲非常伤心后悔，觉得自己害了她。人物原型，巴金大哥的表妹，其实婚后变成白白胖胖的太太，养了三个儿子，但为了体现反封建的主题，小说里的梅只好凄惨忧郁而死。
觉新和梅不能在一起，是因为礼教，母命难违（母命难违，鲁迅也没有办法）;觉慧和鸣凤的悲劇，是因为阶级鸿沟。觉慧虽然整天读《新青年》，他对鸣凤的好感其实也还是少爷喜欢丫头。喜欢她的脸、她的姿态，同时又幻想鸣凤如果是小姐就好了。他曾在花园嬉戏时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 叙事者当时马上补充，“他的话的确是出于真心，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地思索一番”。e 这话对一个丫头、一个少女的影响难以估量。鸣风理智上也知道，“你们少爷、老爷的都是反复无常”f，但是感情深处被种下了一个致命的希望。所以后来当周氏说要将她给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小时，鸣凤哭着求情，坚决不肯去。周氏一时也有些同情，但她说实话：“这是老太爷答应了的，他说怎么办就要怎么办，我做媳妇的怎敢违抗？”
鸣凤走投无路去找觉慧。觉慧忙着写稿，kiss一下就让鸣凤走了。鸣凤也不怨他，反而更爱他，想到以前大小姐和她说过，死就是薄命女子保持清白的唯一出路。这段细节设计十分煽情，当晚稍后，觉慧已知鸣凤要被嫁，他去了仆人住的地方找过，没找到。此时鸣凤已经走向湖边，临死她想：“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h“生存”“孤寂”，这些台词丫头说出来有点太存在主义了，但总体气氛还是写得很感人。“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泣了。”
这是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最煽情、最悲情的一个瞬间，穷富鸿沟、新旧冲突、男女矛盾，都聚集在这一瞬间里。当晚觉慧也没睡好，次日赶去上课，还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并决定放弃鸣凤，“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决定：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0。他不知道鸣凤昨天晚上已经自尽。听到鸣凤跳湖的消息，觉民则不无称赞地说：“看不出鸣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 对照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对节烈观的批判，几乎就是在批判觉民的价值观，而觉民在小说里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所以巴金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热情，也真实地暴露了自己的局限。
黄子平在给巴金《激流三部曲》写序的时候指出，觉慧、觉民跟高老太爷在道德观上有其相通的地方，违反传统道德的是克安、克定那一辈人。“‘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上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准则是礼教的准则，权威是爷爷的权威，产业是先辈的产业，支撑‘严辞’的‘正义’并非来自叛徒们信奉的‘新思想’，而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礼教。”！2 但是，觉慧怎么放过自己呢？他在湖边愤怒，“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任何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成反比的。在觉民的劝告下，觉慧在湖边有一段独白，体现了典型的巴金文风——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按：其实这句“脸上表情变化很快”就够了，不用再说“内心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了，后半句可删，这是巴金小说里边的普遍现象。）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巴金的小说，像曹禺的剧本，人物说话之前必定要加上一个表情说明，而不只是由对白本身来显示内容。 这里第一个“我是青年”是句号，是陈述句;第二个是气愤，说自己无用，是感叹号;第三个是怀疑自己的身份，用的是问号;最后是领悟责任，坚定使命，又是感叹号。没有标点符号，“五四”文艺腔无法写作。这个从气愤到怀疑到领悟再到坚定的新青年，之后做了一个梦，梦见鸣凤变成了小姐，但两个人私奔还是不成。
让人细思极恐的“胜利”
鸣凤的原型，其实没有投湖，也没有嫁给冯乐山或冯乐山式的人物，她后来嫁了一个普通的长工，但巴金需要她的死来控诉封建罪恶。
第三个悲剧，小说把瑞珏写得美丽贤惠，处处体贴觉新，甚至善待梅表姐。这是小说非常成功的一笔，打破了凡父母决定婚姻必定错误的新八股。但是最后为了避免刚去世的老太爷所谓的“血光之灾”，瑞珏要搬出城外待产。难产而死的一章，强调觉新的痛苦视角，也是为了揭露大家庭的黑暗迷信，觉新没有寻求任何医疗协助。
《家》中的爱情悲剧其实不只三个，还有一段爱情故事就是觉民和琴。年轻时读《家》，只要琴出场，就觉得光明。这次重读，才发现第四个也是悲剧，而且更加可怕。大家族里众人对觉民的婚事都无异议，没有人要来拆散觉民和琴。唯一的障碍，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老太爷许诺了觉民的婚事给他一个朋友，当时恐怕也不知情。重要的不是谁跟谁结婚，重要的不是家人有什么意见，重要的是老太爷的决定——哪怕是错误的，或者是丝毫不重要的，因为是老太爷的决定，所以不能违背。因为如果违背了，不仅挑战了“家长”，而且挑战了“家长制”。
所以觉民和琴的故事，比另外三段爱与死的悲剧更加重要，更加沉重。最后觉民和琴之所以获得“胜利”，只是因为老太爷临死前想见见孙子——反抗家长制唯一的胜利的可能性，来自于家长。这就让人细思极恐。再仔细想想，高家人，服从高老太爷，可以说是因为血缘，长幼有序，孝敬忠诚，不可违背。可是社会上也有“高老太爷”，并无真正血缘关系，甚至也不一定最年长最资深，为什么众人也会服从忠诚？这时就需要人们将趋利避害的利益权力关系，想象成、模拟成血缘、亲情或“共同体”。久而久之，甚至无意识中，对上无条件服从的忠诚的心理传统文化习惯，便从“家长治”变成了“家长制”。
简单归纳：梅与觉新不能成亲是因为与母亲斗气;鸣凤与觉慧无法恋爱是由于阶级鸿沟;瑞珏难产要归罪于迷信习俗;第四段觉民与琴，他们的失败和胜利，则完全基于家长制的权力结构。从今天穿越回去，沙盘推演：第一，母命——难违;第二，阶级——有点难度;第三，迷信——或可避免，觉新可以多找医生;但第四，不管是婚姻、爱情或者其他事情，“家”里谁最大，说的话就最正确。家庭专制演变成道德结构，恐怕更值得思考。
巴金也是回頭看，才知自己既在写“家”，也在写“国”。1984 年给《家》的新版写序，巴金说：“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4 谁说巴金的作品浅？如果这种“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的现象消失了，我们才有评说巴金通俗煽情的奢侈。
鲁迅在20 世纪20 年代写阿Q 的“土谷祠之梦”，写阿Q 幻想参加革命以后，首先要杀小D，其次是赵太爷，又要小D 帮他搬宁式床，又意淫村里各种女人。鲁迅在1926 年说：“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5巴金没有鲁迅那么清醒有远见，他在30 年代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知县或高老太爷背后的家长制度。巴金一生信仰无政府主义，所以他对官僚的权力结构与家庭伦理道德完美结合的以“家”为外表的官本位现象，特别敏感。几十年来，几百上千万读者都觉得他们在看爱情小说，其实他们在看压制爱情、青春、个性的礼教家长专制。巴金自己也说：“我相信一切封建的遗毒都会给青年人彻底反掉”，这是1984 年给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版《家》写的序。
当然“封建”这个概念有点含混，容易使人误解。“封建”至少有三个定义，一个是《左传》说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朝的君主将亲信分封出去，建诸侯国。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特指中国先秦的分封建国制，也叫分封制。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里的Feudalism（封建制度），特指欧洲中世纪的9 到15 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分封制只是偶然的一种局部的存在。但在欧洲中世纪，公爵、伯爵的独立为王是一个主流制度。“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如在中国，地方诸侯城池，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必然能进。 在分封制和Feudalism 以外，今天常用的所谓“封建”——巴金也用这个概念，一般泛指中国古代传统制度和礼教，简而言之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在20 世纪，这种制度和礼教的核心就是“家长制”：以家长的名义、用威权方法管理社会，统治国家。
巴金小说中的青年革命心态
巴金小说贯穿一种青年革命心态。其要点，第一，认为社会不合理，社会秩序不公平，青年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改变。第二，认为个人道德目标、人生意义都维系于这种改变社会的理想，而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就成了武器和工具。因为反家长心态跟反政府行为混为一体，失望、委屈、怀疑、愤怒、抱怨、控诉、抗议、仇恨，合在一起就是巴金作品中的“青年革命心态”。
巴金后来写《随想录》，越到晚年就越受人民的尊重。我以前对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既同情又不满。现在重读巴金作品，反而增加了同情，减少了不满，好像越来越向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靠攏。
巴金式的“青年抒情文体”，其实是我们从中学就开始模仿的文体。举例来说，巴金在《关于〈激流〉》一文中有两段——
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
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巴金说“不想进入文坛”，意思是不会为艺术而艺术，巴金主张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他反对精心雕琢，他的文体特征：一是“我”（主语）特别多;二是人物说话时，有很多动作表情形容;三是全知角度里，作者有时直接跳进作品，比方写觉新不能进入瑞珏难产的房间，“他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写到这里，意思很清楚了，有另一种东西在夺取他的妻子。但巴金是不肯停的，他还要明确说明：“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7 这一大段的解释，分不清是觉新在想，还是作家在说。
无论是“青年革命心态”，还是“青年抒情文体”，其核心都是青年。如果将小说中的人物排张表，会看到比觉新大的基本上都是负面人物，比觉新小的大多数都是被迫害的人物，觉新夹在中间是唯一的“圆型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的充满矛盾的人物。要理解“五四”以后的进化论意识形态，《家》是一个最简单明了的图表。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做“忍辱负重的觉新”和做“反叛任性的觉慧”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在家里、公司里、社会上，自己是觉新，还是觉慧呢？
巴金的《家》，是20 世纪中国销量最高的小说之一。1931—1932 年在《时报》连载时题名为《激流》，读者反应并不强烈，还差点被报社“腰斩”。1933 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后，迅速出名。吴福辉认为看报纸连载和读单行本的是两类不同的读者，前者是都市市民，后者是青年学生a。这是很精到的观察。市民或是已经妥协了的觉新们，现坐在茶楼看报纸连载，希望看各种八卦或白日梦;学生还是觉慧的同党，一腔热血无处奔涌。说明报刊与学校这两个现代文学接触社会的不同途径，既反映不同读者需求，也影响作家选择倾向——从李伯元、张恨水到金庸，报人作家更注意市民销量，鲁迅等“兼职教授”更在意对学生的影响。巴金后来可能是唯一依靠版税稿费生活的作家。《家》在1949 年以前就出了三十几版。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种《家》的版本累计印刷90 次，总数437 万。再加上1982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巴金选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出过繁体版本。总之《家》和《红楼梦》一样，是历来印数比较多的中国小说（20 世纪50 年代《红岩》等作品，也销量巨大，但有指定教材、政府推荐等因素存在）。
数据虽不敢肯定，但是说《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后来一代代中国的青年读者都喜欢《家》？他们在里边读到了什么？另外，在什么意义上，《家》这个书名，可以和早一些的《药》，以及将近20 世纪末的《活着》一样，有可能概括20 世纪小说里的中国故事？
王德威说：“巴金的小说继承并糅合了‘五四’文学两大巨擘的精神：自鲁迅处，巴金习得了揭露黑暗、控诉不义的批判写实法则;自郁达夫处，他延续了追寻自我、放肆激情的浪漫叛逆气息。前者着眼群体生活的重整，后者强调个人生趣的解放。”b 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巴金仅在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个所谓“党史人物”c 之后。毫无疑问，巴金在20 世纪中国有巨大影响，但他的影响力与他作品的纯艺术价值之间不是没有落差。王德威婉转指出：“文学史家每每诟病巴金小说感伤乃至滥情的倾向，及其简化的人道主义呼声……的确在同辈作者中，巴金不如茅盾冷静细腻，不如老舍事故幽默，不如张天翼辛辣刁钻，更不如沈从文宁静超越。”d 甚至巴金感伤煽情的风格，被钱锺书等人嘲笑。所以王德威把巴金小说概括为激情通俗小说，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宗，影响了不止一代年轻人。
《家》之所以成为最多中国人阅读的小说，除了通俗、激情之外，还有别的原因。简而言之，因为小说切中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家与国之关系：社会怎样以家的伦理而结构，又如何以家的结构而运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以上帝、阿拉或佛主为神，而是以“家”为中心。
大家庭的恋爱悲剧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1904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是浙江嘉兴。巴金自己的大家庭，有将近二十个长辈、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四五十个男女仆人。祖父叫李镛，做过官，又买了很多地，修了很大的公馆，所以又是官又是商，还写诗，收集字画，和戏班子来往，生活中是一妻两妾，五儿三女。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广元县知县，后来辞官回家。小说淡化了大家庭中“官”的成分，好像只是乡绅地主。不过打仗的时候，大家庭还是有一些政治关系，可以使得军阀不来骚扰。
《家》的公馆里边，有很大的花园、湖泊和树林。核心人物是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还有梅、瑞珏、琴、鸣凤四个女子。四个爱情悲剧，各有其成因、细节、出路和结局。
觉新不能跟梅表妹结婚，因为二人的母亲不合。表面理由是钱姨妈找人排了八字，说命相克。实际原因，根据琴在小说第七回里叙述（此事觉新本人并不知道），是钱姨妈和觉新的继母打牌不开心，在牌桌上觉得受了委屈，再要来讲亲事，赌气拒婚。小说把梅表姐的第二次婚姻写得很不幸，出嫁不到一年就守寡，婆家又对她不好，之后孤苦伶仃，跟着妈妈到高家暂住。梅后来病死，她母亲非常伤心后悔，觉得自己害了她。人物原型，巴金大哥的表妹，其实婚后变成白白胖胖的太太，养了三个儿子，但为了体现反封建的主题，小说里的梅只好凄惨忧郁而死。
觉新和梅不能在一起，是因为礼教，母命难违（母命难违，鲁迅也没有办法）;觉慧和鸣凤的悲劇，是因为阶级鸿沟。觉慧虽然整天读《新青年》，他对鸣凤的好感其实也还是少爷喜欢丫头。喜欢她的脸、她的姿态，同时又幻想鸣凤如果是小姐就好了。他曾在花园嬉戏时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 叙事者当时马上补充，“他的话的确是出于真心，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地思索一番”。e 这话对一个丫头、一个少女的影响难以估量。鸣风理智上也知道，“你们少爷、老爷的都是反复无常”f，但是感情深处被种下了一个致命的希望。所以后来当周氏说要将她给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小时，鸣凤哭着求情，坚决不肯去。周氏一时也有些同情，但她说实话：“这是老太爷答应了的，他说怎么办就要怎么办，我做媳妇的怎敢违抗？”
鸣凤走投无路去找觉慧。觉慧忙着写稿，kiss一下就让鸣凤走了。鸣凤也不怨他，反而更爱他，想到以前大小姐和她说过，死就是薄命女子保持清白的唯一出路。这段细节设计十分煽情，当晚稍后，觉慧已知鸣凤要被嫁，他去了仆人住的地方找过，没找到。此时鸣凤已经走向湖边，临死她想：“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h“生存”“孤寂”，这些台词丫头说出来有点太存在主义了，但总体气氛还是写得很感人。“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泣了。”
这是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最煽情、最悲情的一个瞬间，穷富鸿沟、新旧冲突、男女矛盾，都聚集在这一瞬间里。当晚觉慧也没睡好，次日赶去上课，还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并决定放弃鸣凤，“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决定：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0。他不知道鸣凤昨天晚上已经自尽。听到鸣凤跳湖的消息，觉民则不无称赞地说：“看不出鸣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 对照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对节烈观的批判，几乎就是在批判觉民的价值观，而觉民在小说里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所以巴金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热情，也真实地暴露了自己的局限。
黄子平在给巴金《激流三部曲》写序的时候指出，觉慧、觉民跟高老太爷在道德观上有其相通的地方，违反传统道德的是克安、克定那一辈人。“‘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上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准则是礼教的准则，权威是爷爷的权威，产业是先辈的产业，支撑‘严辞’的‘正义’并非来自叛徒们信奉的‘新思想’，而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礼教。”！2 但是，觉慧怎么放过自己呢？他在湖边愤怒，“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任何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成反比的。在觉民的劝告下，觉慧在湖边有一段独白，体现了典型的巴金文风——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按：其实这句“脸上表情变化很快”就够了，不用再说“内心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了，后半句可删，这是巴金小说里边的普遍现象。）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巴金的小说，像曹禺的剧本，人物说话之前必定要加上一个表情说明，而不只是由对白本身来显示内容。 这里第一个“我是青年”是句号，是陈述句;第二个是气愤，说自己无用，是感叹号;第三个是怀疑自己的身份，用的是问号;最后是领悟责任，坚定使命，又是感叹号。没有标点符号，“五四”文艺腔无法写作。这个从气愤到怀疑到领悟再到坚定的新青年，之后做了一个梦，梦见鸣凤变成了小姐，但两个人私奔还是不成。
让人细思极恐的“胜利”
鸣凤的原型，其实没有投湖，也没有嫁给冯乐山或冯乐山式的人物，她后来嫁了一个普通的长工，但巴金需要她的死来控诉封建罪恶。
第三个悲剧，小说把瑞珏写得美丽贤惠，处处体贴觉新，甚至善待梅表姐。这是小说非常成功的一笔，打破了凡父母决定婚姻必定错误的新八股。但是最后为了避免刚去世的老太爷所谓的“血光之灾”，瑞珏要搬出城外待产。难产而死的一章，强调觉新的痛苦视角，也是为了揭露大家庭的黑暗迷信，觉新没有寻求任何医疗协助。
《家》中的爱情悲剧其实不只三个，还有一段爱情故事就是觉民和琴。年轻时读《家》，只要琴出场，就觉得光明。这次重读，才发现第四个也是悲剧，而且更加可怕。大家族里众人对觉民的婚事都无异议，没有人要来拆散觉民和琴。唯一的障碍，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老太爷许诺了觉民的婚事给他一个朋友，当时恐怕也不知情。重要的不是谁跟谁结婚，重要的不是家人有什么意见，重要的是老太爷的决定——哪怕是错误的，或者是丝毫不重要的，因为是老太爷的决定，所以不能违背。因为如果违背了，不仅挑战了“家长”，而且挑战了“家长制”。
所以觉民和琴的故事，比另外三段爱与死的悲剧更加重要，更加沉重。最后觉民和琴之所以获得“胜利”，只是因为老太爷临死前想见见孙子——反抗家长制唯一的胜利的可能性，来自于家长。这就让人细思极恐。再仔细想想，高家人，服从高老太爷，可以说是因为血缘，长幼有序，孝敬忠诚，不可违背。可是社会上也有“高老太爷”，并无真正血缘关系，甚至也不一定最年长最资深，为什么众人也会服从忠诚？这时就需要人们将趋利避害的利益权力关系，想象成、模拟成血缘、亲情或“共同体”。久而久之，甚至无意识中，对上无条件服从的忠诚的心理传统文化习惯，便从“家长治”变成了“家长制”。
简单归纳：梅与觉新不能成亲是因为与母亲斗气;鸣凤与觉慧无法恋爱是由于阶级鸿沟;瑞珏难产要归罪于迷信习俗;第四段觉民与琴，他们的失败和胜利，则完全基于家长制的权力结构。从今天穿越回去，沙盘推演：第一，母命——难违;第二，阶级——有点难度;第三，迷信——或可避免，觉新可以多找医生;但第四，不管是婚姻、爱情或者其他事情，“家”里谁最大，说的话就最正确。家庭专制演变成道德结构，恐怕更值得思考。
巴金也是回頭看，才知自己既在写“家”，也在写“国”。1984 年给《家》的新版写序，巴金说：“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4 谁说巴金的作品浅？如果这种“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的现象消失了，我们才有评说巴金通俗煽情的奢侈。
鲁迅在20 世纪20 年代写阿Q 的“土谷祠之梦”，写阿Q 幻想参加革命以后，首先要杀小D，其次是赵太爷，又要小D 帮他搬宁式床，又意淫村里各种女人。鲁迅在1926 年说：“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5巴金没有鲁迅那么清醒有远见，他在30 年代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知县或高老太爷背后的家长制度。巴金一生信仰无政府主义，所以他对官僚的权力结构与家庭伦理道德完美结合的以“家”为外表的官本位现象，特别敏感。几十年来，几百上千万读者都觉得他们在看爱情小说，其实他们在看压制爱情、青春、个性的礼教家长专制。巴金自己也说：“我相信一切封建的遗毒都会给青年人彻底反掉”，这是1984 年给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版《家》写的序。
当然“封建”这个概念有点含混，容易使人误解。“封建”至少有三个定义，一个是《左传》说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朝的君主将亲信分封出去，建诸侯国。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特指中国先秦的分封建国制，也叫分封制。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里的Feudalism（封建制度），特指欧洲中世纪的9 到15 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分封制只是偶然的一种局部的存在。但在欧洲中世纪，公爵、伯爵的独立为王是一个主流制度。“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如在中国，地方诸侯城池，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必然能进。 在分封制和Feudalism 以外，今天常用的所谓“封建”——巴金也用这个概念，一般泛指中国古代传统制度和礼教，简而言之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在20 世纪，这种制度和礼教的核心就是“家长制”：以家长的名义、用威权方法管理社会，统治国家。
巴金小说中的青年革命心态
巴金小说贯穿一种青年革命心态。其要点，第一，认为社会不合理，社会秩序不公平，青年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改变。第二，认为个人道德目标、人生意义都维系于这种改变社会的理想，而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就成了武器和工具。因为反家长心态跟反政府行为混为一体，失望、委屈、怀疑、愤怒、抱怨、控诉、抗议、仇恨，合在一起就是巴金作品中的“青年革命心态”。
巴金后来写《随想录》，越到晚年就越受人民的尊重。我以前对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既同情又不满。现在重读巴金作品，反而增加了同情，减少了不满，好像越来越向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靠攏。
巴金式的“青年抒情文体”，其实是我们从中学就开始模仿的文体。举例来说，巴金在《关于〈激流〉》一文中有两段——
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
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巴金说“不想进入文坛”，意思是不会为艺术而艺术，巴金主张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他反对精心雕琢，他的文体特征：一是“我”（主语）特别多;二是人物说话时，有很多动作表情形容;三是全知角度里，作者有时直接跳进作品，比方写觉新不能进入瑞珏难产的房间，“他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写到这里，意思很清楚了，有另一种东西在夺取他的妻子。但巴金是不肯停的，他还要明确说明：“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7 这一大段的解释，分不清是觉新在想，还是作家在说。
无论是“青年革命心态”，还是“青年抒情文体”，其核心都是青年。如果将小说中的人物排张表，会看到比觉新大的基本上都是负面人物，比觉新小的大多数都是被迫害的人物，觉新夹在中间是唯一的“圆型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的充满矛盾的人物。要理解“五四”以后的进化论意识形态，《家》是一个最简单明了的图表。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做“忍辱负重的觉新”和做“反叛任性的觉慧”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在家里、公司里、社会上，自己是觉新，还是觉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