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寻求正义，我们希望防止失踪，结束这样的日子。不幸的是，我仍然看到女孩消失。我不想给人留下消极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日子才能结束。”在女儿玛丽亚·冈萨雷斯·萨格拉里奥·弗洛雷斯失踪并被杀十八年后的2016年7月3日，墨西哥女性保拉·弗洛雷斯如是说。
　　像弗洛雷斯这样的女性作为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母亲，一直坚守在反抗强制失踪、杀害妇女和军方虐待问题的前沿。在国家机构或当选官员未能采取措施反对这些暴力活动的时候，这些女性填补了上述真空，并在此过程中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在墨西哥这个98%的犯罪行为都未能定罪的国家，伸张正义绝非易事。以母亲和祖母身份参与活动的这些妇女，继承了1977年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等拉丁美洲前辈的传统，抗议军事独裁统治下儿童的大规模失踪。她们常年坚持每周游行，迫使公众舆论探讨独裁统治下的践踏人权问题。
　　“五月广场母亲”启迪了从非洲到塞尔维亚再到洛杉矶的类似团体，最终促使她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妇女斗争国际盛会上聚集到一起。布兰代斯大学的玛格丽特·布瓦尔教授在1996年的著作《女性重塑人权》中写道，女性团体普遍在人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追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公正并强调人权尊严以及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间相互尊重的重要性。
　　但即使在女性团体内部，母亲们也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她们身处的国家往往拒绝承认女性机构在母亲、妻子和女儿之外的角色。她们利用自己的设定角色象征道德权威，带着她们的观点和真相走出家庭、走上街道，她们不仅为了抽象的正义概念而战，而是为了有名有姓的儿女。
　　当洪都拉斯著名活动家贝尔塔·卡塞雷斯于2016年3月3日被杀后，是她的母亲奥斯特拉·伯莎·弗洛雷斯·洛佩兹，一位助产士兼社会活动家站出来要求洪都拉斯政府为女儿之死负责。在美国，母亲们一直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积极抗议警方的暴行。在印度，她们走上街头抗议无所不在的性侵犯。而在哥伦比亚，她们积极参与和平进程，确保拟议中结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叛乱活动的协议重点关注女性的生活。
　　弗洛雷斯及其同道就此走上一条漫长的道路。2007年，墨西哥政府通过妇女免受暴力生活之困的普通法，明确定义并量化了“屠杀妇女”一词。但它必须得到墨西哥所有31个州的批准，但只有比较自由的州才会这样做。2009年，母亲和活动人士将2001年8名女孩及女性尸体在华雷斯被发现的“棉田女性谋杀案”起诉到美洲人权法院要求审理。法院指控政府未能对谋杀展开调查，并要求政府为受害者修筑纪念碑并赔偿其家人的损失。
　　对许多像保拉这样的母亲而言，变化都是以几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但她们仍然没有放弃。2014年，来自Ayotzinapa乡村师范大学的43名学生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墨西哥城参加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纪念日的抗议活动。当地警方在一个军队检查站附近拦住了她们。她们在统一的政府行动中“消失了”。又是她们的母亲立即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要求伸张正义。
　　在2016年墨西哥瓦哈卡州军队和抗议教育改革的教师爆发的冲突中，军队杀害了十名民众，其中包括19岁的赫苏斯·卡德纳·桑切斯。“我去找我的儿子时听到了枪声。我绝望地想要找到我的儿子，根本顾不上考虑自己的安危。”桑切斯的母亲回忆说。
　　每年8月30日是强制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失踪及女性屠杀受害者的母亲在墨西哥各地组织了抗议活动。在华雷斯，母亲们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当选州长哈维尔·科拉尔采取政策防止强制失踪事件再次发生。
　　这些母亲拒绝让自己的孩子被人遗忘。保拉·弗洛雷斯开办了一家名社区幼儿园，这家幼儿园是以烈士玛丽亚·萨格拉里奥的名字命名的。最近她与当地艺术家合作在她家的住宅前设计了一幅萨格拉里奥的壁画。她和她的女儿吉列米娜常年组织母亲团体在全市女孩和女人曾经失踪的案发地点作画，从视觉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座城市20年未能解决的痼疾。当十字架褪色后，母亲们又会重新绘制。其他的母亲团体则身着衬衫游行，手举绘有她们失踪子女头像的海报。
　　人身保护令是西方法律体系最早也是最古老的保护措施之一，它要求看守者为囚犯的关押提供理由。如果一位公民失踪，绑架者或谋杀者必须被绳之以法。母亲们为这场古老的斗争注入了直接、个人和情感的因素，坚持要求她们的子女作为公民和人类的权利与存在必须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