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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爱丽丝·门罗成为第13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同时也是加拿大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委员会给门罗的颁奖理由只有八个字：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在4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门罗始终执著地写作短篇小说，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她有很强洞察力、怜悯以及广泛抓住人物特点的能力，而对笔下的人物又不会带有个人评价，因此门罗被誉为“现代契诃夫”。
主妇气息与“现代契诃夫”
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打扰，爱丽丝·门罗和她生活的小镇安大略省克林顿镇本该就这样清静下去。直到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他们要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这位加拿大女人——爱丽丝·门罗，而不是更著名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其他什么人。几乎是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愿向一名只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致敬，承认她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高度准确性，以及“以精致的方式讲述了故事”的现实主义大师之风。
文学和出版界之外的人们习惯用“爆冷”来形容任何一个不在他们视野范围内的作家的胜利。而事实上，爱丽丝·门罗尽管从未在大众读者问炙手可热，却也早已是世界文坛里的扛鼎人物。2009年她获得了布克奖——英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被认为是诺奖的风向标。就算在去年押中莫言的英国博彩公司Ladbrokes每年开出的诺奖赔率榜里，门罗也连续多年保持在前五名的位置。“在国外，人们把她比作现代的、西方的契诃夫”，翻译家李文俊说，他翻译了迄今为止门罗在中国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译本《逃离》。
比起在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爱丽丝·门罗可能更是那种符合作家们期待的作家。她的故事毫无例外全部发生在加拿大的小镇上，主角都是女性，从年轻到年老，像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平凡压抑之中。期待畅快剧情和俏皮转折的读者看门罗的小说注定会失望良多，她的小说属于另一种，那种来源于她“把看似不那么文学的‘轶事’转化成艺术，聚焦于庸琐村镇环境里人的生活，却能把如此本土的、地方性的故事注入魔力”（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评价）的天赋的小说。
有趣的是，爱丽丝·门罗本人并不喜爱人们对她作品“本土气息”的推崇。在大部分作家眼里，万事万物的奥妙是普遍的，他们只是借用恰好生活在他们眼前的这群人来承载这些奥妙而已，但门罗却十分乐意承认或者是自嘲自己作品中的“主妇气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另一名小说女王曾经写道：通过门罗的小说，索维斯托的休伦县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成为了一片创造传奇的土地。她用“深度解剖”来形容门罗的笔触：强迫症般的推敲、考古般的发掘，精确细节化的回溯。“对人性乱象的迷恋、鄙夷和复仇般的‘翻牌’，对性之秘密的诉说，对已消失苦难的怀念，所有这些，如何才能搅拌在一起说出来？”她们相识于1969年，阿特伍德30岁，门罗38岁，两个刚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相当于加拿大的普利策奖）的家庭主妇结下了友谊。没有人比阿特伍德更加了解，在门罗所处的时空——二战后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文学的空气有多稀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写短篇，是因为在加拿大出版长篇小说太难了。”
现在呢？爱丽丝·门罗为加拿大赢来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这会让加拿大人激动，会让爱丽丝有些狼狈，“也许她已经藏到了衣柜里”。
绝望的竞赛
爱丽丝·门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安大略省西南。她老家的小镇叫温格姆，现在她和第二任丈夫住在另一个叫克林顿的镇子，两者相距很近。1931年，她出生在一户姓赖德劳的人家，父亲经营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农场，母亲则是小学教师。因为家境清贫，门罗是靠着奖学金念到了西安大略大学的大二，之后便辍学了，因为结婚，也因为钱用完了。很多年后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她回忆：“我从十岁就开始承担很多的家务，大学两年是我一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的日子，一段小假期，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女人因为婚姻而辍学并不鲜见。大学里门罗遇上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门罗，两人在他22岁、她20岁那年，就迅速结为了夫妻。结婚是件大事，也是巨大的冒险。之后，他们把家搬到了温哥华，他们能力所及加拿大境内最远的地方。让后来的门罗津津乐道的是两个年轻人建立生活的能力：他们考虑买房子，生孩子，结果一年内他们就做到了。“我们居然在短时间里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层生活。”
直到37岁，门罗才出版了她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她回忆从20岁到近40岁的主妇生活，如何忙里偷闲地创作，尤其是抓紧孩子们午睡的时间。“他们从下午l点睡到3点，足够我写出好多东西了c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挺多产的。”她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多少页，甚至质量是无所谓的，数目却是一定要完成的。“如果知道明天没有时间，我会提前一天写完。”同时她每天运动，步行5公里，“不因为任何意外而中断”。最多的时候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即便在还没有洗衣机之类家电的时代，她也不觉得时间是个问题。“事实上，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
但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爱丽丝·门罗承认，那确实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巴黎评论》的那次长篇采访中，她坦言第一次婚姻对她的意义，她当时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子，结婚压力那么大，所有人都在烦你，于是你想，好吧，赶紧结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我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某种程度上，“我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顿下来，让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她回忆起大女儿两岁时，有一次走到桌子前，而她正在打字，于是她用一只手把女儿赶开，而另一只手还在打。“那时候我的野心比现在大得多。我现在传统得多，有时我想起那个年轻女人，她真是冷酷啊。”
尽管如此，30岁之前，门罗没有写出过太多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的老处女”，她自嘲地回忆，“尽管我早早结婚，有时我想，我心里可能就住了一个老处女。”有时她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早年的贫穷，而对现在所处的阶层抱有太多的敌意？在她的一篇小说《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里，她写了一对母女，保持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从乡下试图搬去城里生活。小时候，当爱丽丝·门罗她们家还在乡下养狐狸时，她的姨妈就住在城里，过着那种会邀请女士们来参加午餐聚会的生活。有一年母亲带着门罗，搬到城里，试图融入那个圈子，但是她们失败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来自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城市，生在富裕的中产阶层地区，当地所有的男人都在多伦多上班，而且是专业人士。“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有趣得要命。但我猜，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个阶层有太多的敌意，以至于没能更了解他们。”门罗沉浸于美国南部作家的作品——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她们和她一样，心永远锁在荒唐的小镇上，写着乡下人，写着那种和世界的主流节奏格格不入的奇怪而边缘化的生活。 完美的简单
追寻爱丽丝·门罗写作的真正开端是件有趣的事情，这和她的现任丈夫、地理学家格里·弗兰密林有关。爱丽丝·门罗曾对媒体讲述这个故事：“我大学时代就认识格里了。他是高年级生，我是新生，他是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我们之间有7岁的差距，那时候我18岁，极度迷恋他。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他那时候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那个大学很小，所以你会认识每个人，格里当时属于一个我们称为‘波西米亚人’的小团体，他们给文学杂志写诗什么的，他们是危险的，经常醉酒闹事。我写第一篇小说时，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我可以把手稿拿给他看了，然后我们聊天，他会爱上我，事情会这样开始。结果我把手稿给他的时候，他说，‘约翰-卡尔恩是编辑，他在走廊那头’，就完了。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交往。”
他们再续前缘是20年后的事情，中间格里给门罗写过一封信，是门罗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通篇在谈我的小说，但完全没有说到我。”门罗对这封信没有做任何回应，她大概希望保有更多幻想。再后来，她搬回了安大略的克林顿，回到她熟悉的地方。而他在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他们终于开始约会了。
现在，爱丽丝·门罗和她的丈夫住在克林顿镇上格里母亲留下的房子里，他们感到再也不需要离开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门罗却不这么看。她自己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担任过驻校作家，对方配了一间面朝大海的时髦办公室给她，“我有大把的时间在那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她需要的就是一座安大略的小镇，比如这里——克林顿。镇上有座小图书馆，但不太像样，像样一点的在50公里外的另一座镇上。但门罗明白，这里的风景对于她而言太过重要，她的写作是根植于此的。“我无法以同样的感情再拥有其他任何一片风景，一个乡村，一个湖泊或是一个小镇。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永远不会离开了。”
只要生活在安大略——爱丽丝·门罗坦言，她就不会遇到寻找素材方面的麻烦。“我等着它们出现，”她说，“它们总会出现的，如何去处理汹涌而来的题材才是我的问题。”
爱丽丝·门罗对她的写作兼具着敬畏和自信。“某种程度上，我的自信源自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主流文学那么远。”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作家，对阶层较低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连个真正的读书人都遇不到，你为了要写下去，必须认定自己拥有罕见的天赋。而她的敬畏存在于她的简单里：一种完美的简单，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反复打磨才能掌握的简单。
“她让角色超越时间，读者意识不到时间流逝，事情已经过去了，角色也被改变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评价门罗：这是她罕见的能力和神秘的天赋。他也曾尝试像她这样写一次，毫不意外地失败了，“我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了不起的爱丽丝·门罗这样写作。”
门罗与中国
对于中国人来说，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意外”。
大部分人看好的是村上春树，阿多尼斯也被认为是热门。爱丽丝·门罗获奖消息公布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林道群发了一条微博：“昨天押阿多尼斯获奖。”配发的照片是一本新书的封面：阿多尼斯的诗歌集《时光的皱纹》，图书的封面和书脊上赫然打出了“诺贝尔文学奖阿多尼斯”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志。
排在博彩公司赔率榜前10位的作家，大部分都有中文译本，除了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和韩国诗人高银。以短篇小说见长的门罗，也有中文版作品问世，不过只有一部《逃离》在内地出版——2009年由新经典策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共印了5万册。
在中国虽“遇冷”，但爱丽丝·门罗在英语市场上却算是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经常在美国的《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媒体上发表，从1968年到2012年，她在美国出版了14本小说集。其中小说《熊从山那边来》还被改编成电影《远离她》，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提名。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里，门罗获得过30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次获得加拿大总督奖，两次加拿大吉勒文学奖，一次布克文学奖和一次布克国际文学奖，三次英联邦作家奖。
在中国，除了《逃离》之外，门罗的作品基本上只有《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几篇小说和一些访谈。加拿大女作家里，在中国名气更大的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的小说经常被翻译成中文。“门罗只写短篇小说，阿特伍德诗歌、小说、散文什么都写，国际影响力比门罗大得多。”《世界文学》杂志现任主编高兴告诉媒体，自己对门罗的获奖也很意外。
1998年第6期《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其编辑庄嘉宁翻译的门罗中篇小说《善良女子的爱》。因为这篇小说，门罗也成为了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
作家苏童当时看了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非常喜欢。2005年，在编选《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外国小说读本）》时，收入了门罗的短篇小说《办公室》，排在这本书的第3位，仅次于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阿内西阿美女皇后》和君特·格拉斯的《左撇子》，排在卡夫卡、约翰·契弗、卡森·麦卡勒斯的前面。“《办公室》记叙了一个家庭妇女租用一间办公室写作的故事，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几天交往，如此日常化的叙述手段，却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翻开那些褶皱，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深藏的污垢。”苏童对门罗的小说评价很高。
如今，门罗拿了诺奖，苏童很高兴自己的眼光：“门罗这样的短篇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奖给短篇小说作家，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突破。”
在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冷门的短篇小说迅速热了起来。
北京时间2013年10月10日，门罗获奖消息公布一小时后，译林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微博上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译林出版社宣布自己获得了爱丽丝·门罗7本图书的版权。江苏人民出版社宣布10月底将出版爱丽丝·门罗的6本书。
但两家出版社公布的名单里，有6本书的名字相同。只是译林出版社多了一本《公开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都归属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但爱丽丝·门罗获奖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让两家出版社顾不得平时的情面，都不肯松口让步。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袁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译林出版社2013年初就和门罗的版权代理人达成了出版意向，在公布爱丽丝·门罗获奖消息后，译林出版社第一时间联系了德国版权人，再次确定T6本书的中文出版权。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蒋卫国则表示，门罗6本书的出版权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手中，和版权代理公司签订的合同2014年到期，6本图书即将下厂印刷，IO月底全部上市。门罗作品版权代理人黄家坤的手机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也没有回复消息，门罗作品的版权代理方的暧昧，也让门罗作品的出版争夺战变成了一个谜。
目前，这场版权争夺战还没有结束。上海99读书人图书公司的编辑彭伦分析，“毕竟都是一家，肉在同一个大碗里，我估计两家可能会合作出版，说到底最后无非是财务数字计算问题。”
即使门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苏童对其作品的市场问题还是有些担心：“中国读者的传统习惯是读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更有市场畅销潜质，短篇小说的市场其实很小，海明威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比他们的长篇小说销量小很多。靠诺奖的力量，门罗作品能不能改变这个现象，我很好奇。”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在4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门罗始终执著地写作短篇小说，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她有很强洞察力、怜悯以及广泛抓住人物特点的能力，而对笔下的人物又不会带有个人评价，因此门罗被誉为“现代契诃夫”。
主妇气息与“现代契诃夫”
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打扰，爱丽丝·门罗和她生活的小镇安大略省克林顿镇本该就这样清静下去。直到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他们要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这位加拿大女人——爱丽丝·门罗，而不是更著名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其他什么人。几乎是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愿向一名只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致敬，承认她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高度准确性，以及“以精致的方式讲述了故事”的现实主义大师之风。
文学和出版界之外的人们习惯用“爆冷”来形容任何一个不在他们视野范围内的作家的胜利。而事实上，爱丽丝·门罗尽管从未在大众读者问炙手可热，却也早已是世界文坛里的扛鼎人物。2009年她获得了布克奖——英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被认为是诺奖的风向标。就算在去年押中莫言的英国博彩公司Ladbrokes每年开出的诺奖赔率榜里，门罗也连续多年保持在前五名的位置。“在国外，人们把她比作现代的、西方的契诃夫”，翻译家李文俊说，他翻译了迄今为止门罗在中国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译本《逃离》。
比起在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爱丽丝·门罗可能更是那种符合作家们期待的作家。她的故事毫无例外全部发生在加拿大的小镇上，主角都是女性，从年轻到年老，像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平凡压抑之中。期待畅快剧情和俏皮转折的读者看门罗的小说注定会失望良多，她的小说属于另一种，那种来源于她“把看似不那么文学的‘轶事’转化成艺术，聚焦于庸琐村镇环境里人的生活，却能把如此本土的、地方性的故事注入魔力”（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评价）的天赋的小说。
有趣的是，爱丽丝·门罗本人并不喜爱人们对她作品“本土气息”的推崇。在大部分作家眼里，万事万物的奥妙是普遍的，他们只是借用恰好生活在他们眼前的这群人来承载这些奥妙而已，但门罗却十分乐意承认或者是自嘲自己作品中的“主妇气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另一名小说女王曾经写道：通过门罗的小说，索维斯托的休伦县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成为了一片创造传奇的土地。她用“深度解剖”来形容门罗的笔触：强迫症般的推敲、考古般的发掘，精确细节化的回溯。“对人性乱象的迷恋、鄙夷和复仇般的‘翻牌’，对性之秘密的诉说，对已消失苦难的怀念，所有这些，如何才能搅拌在一起说出来？”她们相识于1969年，阿特伍德30岁，门罗38岁，两个刚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相当于加拿大的普利策奖）的家庭主妇结下了友谊。没有人比阿特伍德更加了解，在门罗所处的时空——二战后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文学的空气有多稀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写短篇，是因为在加拿大出版长篇小说太难了。”
现在呢？爱丽丝·门罗为加拿大赢来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这会让加拿大人激动，会让爱丽丝有些狼狈，“也许她已经藏到了衣柜里”。
绝望的竞赛
爱丽丝·门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安大略省西南。她老家的小镇叫温格姆，现在她和第二任丈夫住在另一个叫克林顿的镇子，两者相距很近。1931年，她出生在一户姓赖德劳的人家，父亲经营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农场，母亲则是小学教师。因为家境清贫，门罗是靠着奖学金念到了西安大略大学的大二，之后便辍学了，因为结婚，也因为钱用完了。很多年后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她回忆：“我从十岁就开始承担很多的家务，大学两年是我一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的日子，一段小假期，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女人因为婚姻而辍学并不鲜见。大学里门罗遇上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门罗，两人在他22岁、她20岁那年，就迅速结为了夫妻。结婚是件大事，也是巨大的冒险。之后，他们把家搬到了温哥华，他们能力所及加拿大境内最远的地方。让后来的门罗津津乐道的是两个年轻人建立生活的能力：他们考虑买房子，生孩子，结果一年内他们就做到了。“我们居然在短时间里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层生活。”
直到37岁，门罗才出版了她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她回忆从20岁到近40岁的主妇生活，如何忙里偷闲地创作，尤其是抓紧孩子们午睡的时间。“他们从下午l点睡到3点，足够我写出好多东西了c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挺多产的。”她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多少页，甚至质量是无所谓的，数目却是一定要完成的。“如果知道明天没有时间，我会提前一天写完。”同时她每天运动，步行5公里，“不因为任何意外而中断”。最多的时候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即便在还没有洗衣机之类家电的时代，她也不觉得时间是个问题。“事实上，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
但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爱丽丝·门罗承认，那确实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巴黎评论》的那次长篇采访中，她坦言第一次婚姻对她的意义，她当时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子，结婚压力那么大，所有人都在烦你，于是你想，好吧，赶紧结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我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某种程度上，“我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顿下来，让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她回忆起大女儿两岁时，有一次走到桌子前，而她正在打字，于是她用一只手把女儿赶开，而另一只手还在打。“那时候我的野心比现在大得多。我现在传统得多，有时我想起那个年轻女人，她真是冷酷啊。”
尽管如此，30岁之前，门罗没有写出过太多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的老处女”，她自嘲地回忆，“尽管我早早结婚，有时我想，我心里可能就住了一个老处女。”有时她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早年的贫穷，而对现在所处的阶层抱有太多的敌意？在她的一篇小说《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里，她写了一对母女，保持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从乡下试图搬去城里生活。小时候，当爱丽丝·门罗她们家还在乡下养狐狸时，她的姨妈就住在城里，过着那种会邀请女士们来参加午餐聚会的生活。有一年母亲带着门罗，搬到城里，试图融入那个圈子，但是她们失败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来自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城市，生在富裕的中产阶层地区，当地所有的男人都在多伦多上班，而且是专业人士。“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有趣得要命。但我猜，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个阶层有太多的敌意，以至于没能更了解他们。”门罗沉浸于美国南部作家的作品——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她们和她一样，心永远锁在荒唐的小镇上，写着乡下人，写着那种和世界的主流节奏格格不入的奇怪而边缘化的生活。 完美的简单
追寻爱丽丝·门罗写作的真正开端是件有趣的事情，这和她的现任丈夫、地理学家格里·弗兰密林有关。爱丽丝·门罗曾对媒体讲述这个故事：“我大学时代就认识格里了。他是高年级生，我是新生，他是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我们之间有7岁的差距，那时候我18岁，极度迷恋他。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他那时候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那个大学很小，所以你会认识每个人，格里当时属于一个我们称为‘波西米亚人’的小团体，他们给文学杂志写诗什么的，他们是危险的，经常醉酒闹事。我写第一篇小说时，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我可以把手稿拿给他看了，然后我们聊天，他会爱上我，事情会这样开始。结果我把手稿给他的时候，他说，‘约翰-卡尔恩是编辑，他在走廊那头’，就完了。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交往。”
他们再续前缘是20年后的事情，中间格里给门罗写过一封信，是门罗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通篇在谈我的小说，但完全没有说到我。”门罗对这封信没有做任何回应，她大概希望保有更多幻想。再后来，她搬回了安大略的克林顿，回到她熟悉的地方。而他在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他们终于开始约会了。
现在，爱丽丝·门罗和她的丈夫住在克林顿镇上格里母亲留下的房子里，他们感到再也不需要离开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门罗却不这么看。她自己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担任过驻校作家，对方配了一间面朝大海的时髦办公室给她，“我有大把的时间在那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她需要的就是一座安大略的小镇，比如这里——克林顿。镇上有座小图书馆，但不太像样，像样一点的在50公里外的另一座镇上。但门罗明白，这里的风景对于她而言太过重要，她的写作是根植于此的。“我无法以同样的感情再拥有其他任何一片风景，一个乡村，一个湖泊或是一个小镇。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永远不会离开了。”
只要生活在安大略——爱丽丝·门罗坦言，她就不会遇到寻找素材方面的麻烦。“我等着它们出现，”她说，“它们总会出现的，如何去处理汹涌而来的题材才是我的问题。”
爱丽丝·门罗对她的写作兼具着敬畏和自信。“某种程度上，我的自信源自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主流文学那么远。”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作家，对阶层较低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连个真正的读书人都遇不到，你为了要写下去，必须认定自己拥有罕见的天赋。而她的敬畏存在于她的简单里：一种完美的简单，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反复打磨才能掌握的简单。
“她让角色超越时间，读者意识不到时间流逝，事情已经过去了，角色也被改变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评价门罗：这是她罕见的能力和神秘的天赋。他也曾尝试像她这样写一次，毫不意外地失败了，“我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了不起的爱丽丝·门罗这样写作。”
门罗与中国
对于中国人来说，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意外”。
大部分人看好的是村上春树，阿多尼斯也被认为是热门。爱丽丝·门罗获奖消息公布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林道群发了一条微博：“昨天押阿多尼斯获奖。”配发的照片是一本新书的封面：阿多尼斯的诗歌集《时光的皱纹》，图书的封面和书脊上赫然打出了“诺贝尔文学奖阿多尼斯”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志。
排在博彩公司赔率榜前10位的作家，大部分都有中文译本，除了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和韩国诗人高银。以短篇小说见长的门罗，也有中文版作品问世，不过只有一部《逃离》在内地出版——2009年由新经典策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共印了5万册。
在中国虽“遇冷”，但爱丽丝·门罗在英语市场上却算是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经常在美国的《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媒体上发表，从1968年到2012年，她在美国出版了14本小说集。其中小说《熊从山那边来》还被改编成电影《远离她》，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提名。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里，门罗获得过30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次获得加拿大总督奖，两次加拿大吉勒文学奖，一次布克文学奖和一次布克国际文学奖，三次英联邦作家奖。
在中国，除了《逃离》之外，门罗的作品基本上只有《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几篇小说和一些访谈。加拿大女作家里，在中国名气更大的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的小说经常被翻译成中文。“门罗只写短篇小说，阿特伍德诗歌、小说、散文什么都写，国际影响力比门罗大得多。”《世界文学》杂志现任主编高兴告诉媒体，自己对门罗的获奖也很意外。
1998年第6期《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其编辑庄嘉宁翻译的门罗中篇小说《善良女子的爱》。因为这篇小说，门罗也成为了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
作家苏童当时看了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非常喜欢。2005年，在编选《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外国小说读本）》时，收入了门罗的短篇小说《办公室》，排在这本书的第3位，仅次于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阿内西阿美女皇后》和君特·格拉斯的《左撇子》，排在卡夫卡、约翰·契弗、卡森·麦卡勒斯的前面。“《办公室》记叙了一个家庭妇女租用一间办公室写作的故事，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几天交往，如此日常化的叙述手段，却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翻开那些褶皱，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深藏的污垢。”苏童对门罗的小说评价很高。
如今，门罗拿了诺奖，苏童很高兴自己的眼光：“门罗这样的短篇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奖给短篇小说作家，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突破。”
在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冷门的短篇小说迅速热了起来。
北京时间2013年10月10日，门罗获奖消息公布一小时后，译林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微博上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译林出版社宣布自己获得了爱丽丝·门罗7本图书的版权。江苏人民出版社宣布10月底将出版爱丽丝·门罗的6本书。
但两家出版社公布的名单里，有6本书的名字相同。只是译林出版社多了一本《公开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都归属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但爱丽丝·门罗获奖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让两家出版社顾不得平时的情面，都不肯松口让步。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袁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译林出版社2013年初就和门罗的版权代理人达成了出版意向，在公布爱丽丝·门罗获奖消息后，译林出版社第一时间联系了德国版权人，再次确定T6本书的中文出版权。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蒋卫国则表示，门罗6本书的出版权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手中，和版权代理公司签订的合同2014年到期，6本图书即将下厂印刷，IO月底全部上市。门罗作品版权代理人黄家坤的手机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也没有回复消息，门罗作品的版权代理方的暧昧，也让门罗作品的出版争夺战变成了一个谜。
目前，这场版权争夺战还没有结束。上海99读书人图书公司的编辑彭伦分析，“毕竟都是一家，肉在同一个大碗里，我估计两家可能会合作出版，说到底最后无非是财务数字计算问题。”
即使门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苏童对其作品的市场问题还是有些担心：“中国读者的传统习惯是读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更有市场畅销潜质，短篇小说的市场其实很小，海明威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比他们的长篇小说销量小很多。靠诺奖的力量，门罗作品能不能改变这个现象，我很好奇。”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