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儿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搞了一辈子核武器的于敏先生生前回忆说。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1944年，18岁的于敏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在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专家，几乎是唯一未曾留过学的人，有人风趣地说，于敏是老天爷给中国开的“作弊模式”。
　　1961年，35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研究渐入佳境，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1月12日，于敏突然被叫到了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经研究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我毫不犹豫地服从分配，停止原子核理论的基础研究，全力以赴转而摸索氢弹原理。和钱先生的那次谈话改变了我从事原子核理论基础研究的夙愿，成为我研制核武器的开始。”从接受这项任务开始，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一起成为国家最高机密。他不仅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在外，更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国产土专家一号”从此被雪藏。他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于敏等人面临的重任是：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从零开始，研制氢弹。这是何等的艰难，他们的工具只有计算尺、算盘和稿纸，当时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要用來保证原子弹研究工作的需要，每周最多只能让氢弹小组使用16个小时。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周恩来总理立即部署：一定在1968年之前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时间紧迫，于敏和团队科研人员通宵达旦，埋首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他们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该所的J501计算机，经过100天没日没夜的艰苦鏖战，消耗了几十千米长的计算机纸带，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攻下了氢弹原理方案设计的第一关。
　　通过系统验算，于敏和他的团队终于形成了一整套从原理到材料和构型的基本完整的设想。大家欢呼雀跃，于敏激动地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著名的“隐语”电话———
　　于敏：“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发现有效氢弹构型！）
　　邓稼先：“你们美美地吃上了一顿野味？”（你确定？）
　　于敏：“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基本确定，但是要进一步研究！）
　　邓稼先：“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一早，邓稼先就乘飞机赶到了上海，一下飞机就直奔机房。
　　年轻的科研人员围着邓部长，嘻嘻哈哈地叫着：“老邓请客！该老邓请客！”
　　这位著名的“娃娃博士”高兴得合不拢嘴，又是递烟，又是撒糖，心甘情愿地带着大家到外面的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之后，于敏又带着理论部的同志奔赴青海，与实验部、设计部、生产部的同志合力攻关。依靠艰苦奋斗，于敏这个对氢弹完全不懂的“国产土专家一号”，突破了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更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构型”，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了大门。1966年12月28日，我国顺利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功不可没，但于敏并不接受“氢弹之父”的称呼。“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庞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