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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地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雨后微凉的9月，他一身收拾得齐整利落，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看着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因为眼疾，即使是在室内，他白天都只能背光而坐。
掐指算来，84岁的流沙河已进入耄耋之年。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之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嗖”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嗖”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一讲起《诗经·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诗句，他又起身而立，模仿起古代淑女摇摆腰肢的身段。“采野菜需要这样么？荇菜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写得清清楚楚，人不吃，是用来喂猪的。”
“其实，这是周人用来祭祖先的，要让家中年轻女子下水去采。我把日子都考证出来了，是每年夏至前后的3天。后来，就演变成青年男女集体相亲的一个民俗活动了。
“就像现在成都哪个公园里的‘相亲角’么？” 我打趣道。
“对头！”老先生一口柔和的川话迅速接上，“所以孟子说：古今人情不远。诗歌都是跳跃，不像散文。我就是用这些想象就把空白部分补齐。”
在2013年出版的《诗经现场》一书中，他像一个老派的绅士侦探，拿着一个放大镜，在故纸堆里查考小学、民俗、礼制，以至天文、地理、动植物学，为现代读者还原出81篇“现场报道”。
男女相爱的浓烈与纠缠，文人壮志未酬的失意，君王的忧患意识，在幽默诙谐的川味文字演绎下，让人身临其境地回到两千多年前先秦之民的生活、劳动场景。
图/张鸣
“研究这些个东西，我脚得（四川话，觉得）很有趣，脚得很快乐。”回归一个“职业读书人”本色的流沙河安静平和，一派盈盈快乐的自足心态。
“什么事都入心，什么事都不闹心，不存幻想。”和他相熟多年的媒体人何三畏感慨，“一个人应该像沙河先生这样变老，人生才是值得的，也更有尊严。”
两天后的周日，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有一场讲座。这是他关于唐诗专题的第29讲。现场PPT先打出两首七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高适的《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两个小时里，老爷子的风趣引得爆笑阵阵。“李白同志太骄傲，不会搞人际关系”、“他在凤凰台上看的哪里是风景，是等着皇帝对他的第二次宠幸。可惜啊，中央文件就是没下来——反正，我这里没看出李白的灵魂有多伟大。”至于后一首，那是老人家高适“给被贬官的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呢”。
观众席上坐得满满当当，有拄拐的老人、拎着购物袋的中年妇人、白领模样的时尚青年，还有携孩子同来的中年家长。来得稍晚一些的，就只能挤在阶梯上席地而坐。
每个月，流沙河都会到成都市图书馆做一次传统经典的讲座，从《庄子》讲到《诗经》，到汉魏六朝诗歌，再到唐诗，一讲就是5年多，已成为成都市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我讲的这些个，就是过去一个读书人应该懂的、最起码的文化常识和素养。”流沙河嘶哑着嗓音解释，左手摸到沙发一旁的桌几，上头搁着两包撕开一角的金嗓子喉宝。这是5年做讲座留下的后遗症，咽喉药从此天天不离手。
“我把这个当作我的义务，我的责任。”含着药片润了良久，流沙河慢慢地说，“因为我是旧社会接受教育的最后一代人。比我年纪大的，活着不多了。”
按一度风行的主流话语，流沙河的人生在18岁那一年被分为两截。前半截属于“旧社会”，后半截则颇为波折：50年代小露锋芒的青年诗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被毛泽东4次点名的钦定“大右派”;80年代的明星诗人、作家;今天的训诂学者，传统文化的推广者和辩护人。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1931年生于成都，4岁时随家人迁回距省城35华里的金堂县槐树街老家。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
这个瘦小、聪慧的男娃娃（四川话）还有额外的“加餐”。念初中时，每天下午一放学，他就背着书包和两个同学到一个前清老秀才家里上课。老秀才本名黄捷三，家境贫寒，靠给十来岁的孩子讲古文养家糊口。束脩也很微薄，他记得每年只收两次，“一次端午，一次中秋。”
黄老秀才上课不算有趣，但会背很多诗词、古籍。给娃娃们讲课时，他会把诗词、古文里的每一个字、词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就是按最正统、最老的说法。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说法和原意并不相符合。”
“但是，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跟着他读，大概懂得了这么一点意思。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到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的人格。”
在四川文化圈里，流沙河的博闻强记远近闻名。他的“忘年交”、四川青年作家冉云飞一向自负于“读书破万卷”，但他把流沙河列入他这辈子见过记忆力最超群的三人之一。 拿到我递上的名片，流沙河凑近一看，随即吟颂起“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这是唐代诗人储光义歌颂洛阳的诗句。“你这个玲，就是马脖子上铃铛发出来的声音。”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
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捺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1956年，流沙河在天安门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他也切断了和“反动家庭”的一切联系。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县级政府里一名负责征兵的科级公务员，1951年在土改运动中被枪决。这一段隐痛，被他封锁在心灵深处长达数十年。冉云飞说，流沙河从不提及父亲的死。
1956年，25岁的流沙河到北京参加完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回成都的火车上，他有感于毛主席亲自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写下了一组以花草、树木为主题的现代咏物诗，大意是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还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认定的真理。随后，《草木篇》发在他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份官办诗刊——《星星》的创刊号上。
这组今日读来觉得有些幼稚、简单的小诗，却牵连出3个“反革命集团”，不少人因此受牵连。80年代，流沙河因工作每到各地，总会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他：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的《草木篇》。
打成“右派”后，流沙河被开除公职、团籍。他先在四川省文联扫厕所、拉粮食，后来又在机关农场种棉花。“文革”伊始，他被下放到老家金堂县锯木厂，拉锯、钉包装木箱整整做了6年。期间，他被抄家12次，随时担心被革命小将们抓回成都批斗。
惩罚性的重体力劳动，常年的营养不良，精神上的担惊受怕，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80年代，获平反的流沙河一度“官授”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但他从来不去开会。“整个80年代，他都表现得小心翼翼。”
“沉入海底”的22年里，流沙河说，是先人们留下的旧书救了他一命，支撑他熬过漫漫长夜。
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
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遭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囫囵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
三十多年后，流沙河把自己参透大半辈子人生的心得写成《庄子现代版》。确切地说，这是一本流沙河版的《庄子》。在流畅、幽默的白话里，他借助这位生活在2300年前的宋国漆园傲吏的言说，对如何面对世间的苦难、人心的诡诈，以及如何在现实里获得精神自由进行了一番自我解读。
作为那场浩劫中大名鼎鼎的“受难者”，流沙河从来不曾“圣化”自己的形象。他直白地告诉别人：如果1957年反右不被揪出来，他估计自己也会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在被打入“谷底”的一年前，他也在使劲地批评胡风、俞平伯。
“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被打成右派，对他未必不是一个拯救，否则他身上的人性之恶会表现得更多出来。”冉云飞说，流沙河对自己、对人性都有深入的体察。
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骨子里，他保留着一个读书人的清明、孤傲。在何三畏眼中，“沙河老到晚年越活越明白，把世事看得很穿、很透。”
在自己的三尺讲台上，流沙河时不时嘲弄着千百年来的中国士林阶层，说文人们以怨妇心态抒发怀才不遇、等待皇帝“宠幸”的诗是格调卑微。他也嘲笑另一位自杀的诗人屈原，说他的《九歌》给后代士人开了一个坏头。
媒体人常被人视作见多识广，何三畏到流沙河面前聊时事却少有不忐忑的时刻——老爷子不光记忆力超群，而且涉猎甚广，大小事凡过目过耳，细节一概记得清清楚楚。“他平日里不光看一般的报纸、杂志，还读天文、地理、英文类的读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求欲。”
曾有老友说他是个幽默人物，“常以无趣态度置身喜剧场中。”人生的苦楚、命运的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和荒谬，被他用知识的探求、文化的智趣、历史的参照给一一消解、抵御掉了。活到84岁，流沙河说自己人生到站，已“视死如归”。
学者刘小枫在他80年代末的名作《拯救和逍遥》中，分析、比较了中西方诗人在遭遇人生困顿之后的两种精神“出路”：中国诗人选择逃循，在审美和德感寻找“充盈大和之乐”;而外国诗人发疯、自杀，或者走向十字架的救赎。
流沙河是前者。而成都城里最受他赏识的两位晚辈诗人、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青年知识分子都陆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青年作家冉云飞和流沙河相交、相识近三十年。两人有34岁的年龄差距，是真正的“忘年交”。在对文化的热爱和追寻，以及政治社会理念上，他们都有许多共鸣与认同。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文化当作一个信仰，我想我还是有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追求的。”正在经历一次“灵魂震动”的冉云飞显得有一点点激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沙河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我们都不是。”
对于流沙河，了解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四川文人曾伯炎的评价也许是最充分的——“流沙河是儒生加庄生加五四血脉铸成的一个现代书生”。
从四川省作协退休后，流沙河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每日读书、写字和卖字。
早晨7点半起床，给自己煮上一大锅玉米粥，配上芝麻酱和蜂蜜。早餐过后，凝神静养半小时，然后钻进书房开始做研究。中午，夫人给他下点面条、配点小青菜当午餐，他继续在书房中做研究，一直忙碌到下午4点才歇下来，运动、读报、听新闻。
眼疾和体力，早已不允许他长时间做案头工作。80岁之后，流沙河却陆陆续续完成《白鱼解字》、《文字侦探》、《诗经现场》、《正体字回家》等文化、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
“十年浪费于‘文革’，十年浪费于写诗，十年浪费于作文。”这是流沙河晚年对自己文坛生涯做的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总结。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摘帽那天，离他因诗获罪整整22年差6小时。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的编辑部。
一切仿佛又回到1956年，此时已经47岁的流沙河又开始写新诗，这一次，他兢兢业业地写了10年。在70年代末到80年这一波诗歌高潮中，他和艾青、公刘、胡风、曾卓、绿原、杜运燮、王辛笛等一批诗人一道被称为“归来派”。
诗歌始终是小众的、精英的一种文学形式，即使是在滚烫的80年代。流沙河却可算作是八九十年代知名度最高的明星诗人之一，这主要归功于他的两首现代诗——《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
一位和四川诗歌界有着密切往来的“60后”诗人婉拒了对流沙河的诗歌作出评价的采访。80年代时，他还是某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流沙河在1983年出版的诗评集《台湾诗人十二家》。他认为，这是流沙河在80年代对中国诗歌文学界的主要贡献，“因为之前大陆这边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台湾的现代诗。”
1993年5月，成都春熙路，流沙河病愈从医院回家 图/王学成
在川籍香港报人刘济昆的建议下，流沙河当时在诗刊《星星》上开了个专栏，每个月评介一个台湾诗人和他的诗。后来，他把这一系列集结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了轰动。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这些台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大陆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他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写的诗“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是个失败的诗人。私底下，他曾对一位友人直言，尤不喜欢自己某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诗，“他说用了大量排比句，是呼口号似的应景之作。”这位友人回忆。
像每一个慕名拜访流沙河的年轻人，我一见面就提到中学时代背诵过他的那首《就是那一只蟋蟀》。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淡淡一笑。他已不再希望被人记住“诗人”这个身份。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
因诗贾祸，也因诗扬名，流沙河一生的命运、声名都和诗歌有关。
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虽然在那一代诗人里，他算是宣传腔比较少的。”“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
“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冉云飞用钱锺书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流沙河的成就和个人名望之间的“错位”：“一个人的名声经常是误解加上讹传的总和。”
4月，流沙河推出他在文字学研究上的最后一本著作——《正体字回家》。和他前3本一样，新书以正体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他用自来水笔完成的楷书手稿影印版。
所谓“正体字”，是指1950年代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前的规范汉字。其实，从前的字不叫“繁体字”，而叫“正体字”。
在新书里，流沙河的全部论说可用一句话概括：“现在的简体字如何没有道理，过去的繁体字如何有道理。”他主张让正体字回到当下的中国，“无论中间断了多少年，都要恢复。”
他热爱着这些有着35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他一生的悲喜、荣辱都和它们息息相关。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抗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筠著的《字学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
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也有好心人劝他：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已不了了之。现在，流沙河说自己只争朝夕，要为正体字留存的“合法性”辩护。
“只要是和传统文化、文字传播、推广有关的讲座、活动，他很少会拒绝。” 何三畏有些担忧地说，老人家的身体不好，素性也不爱外出，“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到处跑。”
清军入关时，大儒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冉云飞认为，在流沙河眼中，这个“天下”就是文化，“文化在，天下就在。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就是他的信仰和使命了。”
这位曾被“五四”精神洗礼过的“老青年”批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吴稚晖、瞿秋白这一批“五四”时期主张废除汉字的激进知识分子们，“他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字。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汉字是非常先进的。国家终归落后有它的原因，但是，与文字无关。”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惟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所以，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因为眼疾，即使是在室内，他白天都只能背光而坐。
掐指算来，84岁的流沙河已进入耄耋之年。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之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嗖”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嗖”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一讲起《诗经·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诗句，他又起身而立，模仿起古代淑女摇摆腰肢的身段。“采野菜需要这样么？荇菜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写得清清楚楚，人不吃，是用来喂猪的。”
“其实，这是周人用来祭祖先的，要让家中年轻女子下水去采。我把日子都考证出来了，是每年夏至前后的3天。后来，就演变成青年男女集体相亲的一个民俗活动了。
“就像现在成都哪个公园里的‘相亲角’么？” 我打趣道。
“对头！”老先生一口柔和的川话迅速接上，“所以孟子说：古今人情不远。诗歌都是跳跃，不像散文。我就是用这些想象就把空白部分补齐。”
在2013年出版的《诗经现场》一书中，他像一个老派的绅士侦探，拿着一个放大镜，在故纸堆里查考小学、民俗、礼制，以至天文、地理、动植物学，为现代读者还原出81篇“现场报道”。
男女相爱的浓烈与纠缠，文人壮志未酬的失意，君王的忧患意识，在幽默诙谐的川味文字演绎下，让人身临其境地回到两千多年前先秦之民的生活、劳动场景。
“研究这些个东西，我脚得（四川话，觉得）很有趣，脚得很快乐。”回归一个“职业读书人”本色的流沙河安静平和，一派盈盈快乐的自足心态。
“什么事都入心，什么事都不闹心，不存幻想。”和他相熟多年的媒体人何三畏感慨，“一个人应该像沙河先生这样变老，人生才是值得的，也更有尊严。”
“我是旧社会的最后一代人”
两天后的周日，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有一场讲座。这是他关于唐诗专题的第29讲。现场PPT先打出两首七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高适的《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两个小时里，老爷子的风趣引得爆笑阵阵。“李白同志太骄傲，不会搞人际关系”、“他在凤凰台上看的哪里是风景，是等着皇帝对他的第二次宠幸。可惜啊，中央文件就是没下来——反正，我这里没看出李白的灵魂有多伟大。”至于后一首，那是老人家高适“给被贬官的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呢”。
观众席上坐得满满当当，有拄拐的老人、拎着购物袋的中年妇人、白领模样的时尚青年，还有携孩子同来的中年家长。来得稍晚一些的，就只能挤在阶梯上席地而坐。
每个月，流沙河都会到成都市图书馆做一次传统经典的讲座，从《庄子》讲到《诗经》，到汉魏六朝诗歌，再到唐诗，一讲就是5年多，已成为成都市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我讲的这些个，就是过去一个读书人应该懂的、最起码的文化常识和素养。”流沙河嘶哑着嗓音解释，左手摸到沙发一旁的桌几，上头搁着两包撕开一角的金嗓子喉宝。这是5年做讲座留下的后遗症，咽喉药从此天天不离手。
“我把这个当作我的义务，我的责任。”含着药片润了良久，流沙河慢慢地说，“因为我是旧社会接受教育的最后一代人。比我年纪大的，活着不多了。”
按一度风行的主流话语，流沙河的人生在18岁那一年被分为两截。前半截属于“旧社会”，后半截则颇为波折：50年代小露锋芒的青年诗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被毛泽东4次点名的钦定“大右派”;80年代的明星诗人、作家;今天的训诂学者，传统文化的推广者和辩护人。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1931年生于成都，4岁时随家人迁回距省城35华里的金堂县槐树街老家。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
这个瘦小、聪慧的男娃娃（四川话）还有额外的“加餐”。念初中时，每天下午一放学，他就背着书包和两个同学到一个前清老秀才家里上课。老秀才本名黄捷三，家境贫寒，靠给十来岁的孩子讲古文养家糊口。束脩也很微薄，他记得每年只收两次，“一次端午，一次中秋。”
黄老秀才上课不算有趣，但会背很多诗词、古籍。给娃娃们讲课时，他会把诗词、古文里的每一个字、词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就是按最正统、最老的说法。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说法和原意并不相符合。”
“但是，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跟着他读，大概懂得了这么一点意思。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到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的人格。”
在四川文化圈里，流沙河的博闻强记远近闻名。他的“忘年交”、四川青年作家冉云飞一向自负于“读书破万卷”，但他把流沙河列入他这辈子见过记忆力最超群的三人之一。 拿到我递上的名片，流沙河凑近一看，随即吟颂起“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这是唐代诗人储光义歌颂洛阳的诗句。“你这个玲，就是马脖子上铃铛发出来的声音。”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
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捺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他也切断了和“反动家庭”的一切联系。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县级政府里一名负责征兵的科级公务员，1951年在土改运动中被枪决。这一段隐痛，被他封锁在心灵深处长达数十年。冉云飞说，流沙河从不提及父亲的死。
庄生，儒生，一个新书生
1956年，25岁的流沙河到北京参加完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回成都的火车上，他有感于毛主席亲自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写下了一组以花草、树木为主题的现代咏物诗，大意是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还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认定的真理。随后，《草木篇》发在他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份官办诗刊——《星星》的创刊号上。
这组今日读来觉得有些幼稚、简单的小诗，却牵连出3个“反革命集团”，不少人因此受牵连。80年代，流沙河因工作每到各地，总会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他：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你的《草木篇》。
打成“右派”后，流沙河被开除公职、团籍。他先在四川省文联扫厕所、拉粮食，后来又在机关农场种棉花。“文革”伊始，他被下放到老家金堂县锯木厂，拉锯、钉包装木箱整整做了6年。期间，他被抄家12次，随时担心被革命小将们抓回成都批斗。
惩罚性的重体力劳动，常年的营养不良，精神上的担惊受怕，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80年代，获平反的流沙河一度“官授”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但他从来不去开会。“整个80年代，他都表现得小心翼翼。”
“沉入海底”的22年里，流沙河说，是先人们留下的旧书救了他一命，支撑他熬过漫漫长夜。
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
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遭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囫囵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
三十多年后，流沙河把自己参透大半辈子人生的心得写成《庄子现代版》。确切地说，这是一本流沙河版的《庄子》。在流畅、幽默的白话里，他借助这位生活在2300年前的宋国漆园傲吏的言说，对如何面对世间的苦难、人心的诡诈，以及如何在现实里获得精神自由进行了一番自我解读。
作为那场浩劫中大名鼎鼎的“受难者”，流沙河从来不曾“圣化”自己的形象。他直白地告诉别人：如果1957年反右不被揪出来，他估计自己也会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在被打入“谷底”的一年前，他也在使劲地批评胡风、俞平伯。
“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被打成右派，对他未必不是一个拯救，否则他身上的人性之恶会表现得更多出来。”冉云飞说，流沙河对自己、对人性都有深入的体察。
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骨子里，他保留着一个读书人的清明、孤傲。在何三畏眼中，“沙河老到晚年越活越明白，把世事看得很穿、很透。”
在自己的三尺讲台上，流沙河时不时嘲弄着千百年来的中国士林阶层，说文人们以怨妇心态抒发怀才不遇、等待皇帝“宠幸”的诗是格调卑微。他也嘲笑另一位自杀的诗人屈原，说他的《九歌》给后代士人开了一个坏头。
媒体人常被人视作见多识广，何三畏到流沙河面前聊时事却少有不忐忑的时刻——老爷子不光记忆力超群，而且涉猎甚广，大小事凡过目过耳，细节一概记得清清楚楚。“他平日里不光看一般的报纸、杂志，还读天文、地理、英文类的读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求欲。”
曾有老友说他是个幽默人物，“常以无趣态度置身喜剧场中。”人生的苦楚、命运的无常、令人惊恐的残酷和荒谬，被他用知识的探求、文化的智趣、历史的参照给一一消解、抵御掉了。活到84岁，流沙河说自己人生到站，已“视死如归”。
学者刘小枫在他80年代末的名作《拯救和逍遥》中，分析、比较了中西方诗人在遭遇人生困顿之后的两种精神“出路”：中国诗人选择逃循，在审美和德感寻找“充盈大和之乐”;而外国诗人发疯、自杀，或者走向十字架的救赎。
流沙河是前者。而成都城里最受他赏识的两位晚辈诗人、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青年知识分子都陆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青年作家冉云飞和流沙河相交、相识近三十年。两人有34岁的年龄差距，是真正的“忘年交”。在对文化的热爱和追寻，以及政治社会理念上，他们都有许多共鸣与认同。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文化当作一个信仰，我想我还是有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追求的。”正在经历一次“灵魂震动”的冉云飞显得有一点点激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沙河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我们都不是。”
对于流沙河，了解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四川文人曾伯炎的评价也许是最充分的——“流沙河是儒生加庄生加五四血脉铸成的一个现代书生”。
一生都在汉字里
从四川省作协退休后，流沙河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每日读书、写字和卖字。
早晨7点半起床，给自己煮上一大锅玉米粥，配上芝麻酱和蜂蜜。早餐过后，凝神静养半小时，然后钻进书房开始做研究。中午，夫人给他下点面条、配点小青菜当午餐，他继续在书房中做研究，一直忙碌到下午4点才歇下来，运动、读报、听新闻。
眼疾和体力，早已不允许他长时间做案头工作。80岁之后，流沙河却陆陆续续完成《白鱼解字》、《文字侦探》、《诗经现场》、《正体字回家》等文化、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
“十年浪费于‘文革’，十年浪费于写诗，十年浪费于作文。”这是流沙河晚年对自己文坛生涯做的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总结。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摘帽那天，离他因诗获罪整整22年差6小时。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的编辑部。
一切仿佛又回到1956年，此时已经47岁的流沙河又开始写新诗，这一次，他兢兢业业地写了10年。在70年代末到80年这一波诗歌高潮中，他和艾青、公刘、胡风、曾卓、绿原、杜运燮、王辛笛等一批诗人一道被称为“归来派”。
诗歌始终是小众的、精英的一种文学形式，即使是在滚烫的80年代。流沙河却可算作是八九十年代知名度最高的明星诗人之一，这主要归功于他的两首现代诗——《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
一位和四川诗歌界有着密切往来的“60后”诗人婉拒了对流沙河的诗歌作出评价的采访。80年代时，他还是某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流沙河在1983年出版的诗评集《台湾诗人十二家》。他认为，这是流沙河在80年代对中国诗歌文学界的主要贡献，“因为之前大陆这边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台湾的现代诗。”
在川籍香港报人刘济昆的建议下，流沙河当时在诗刊《星星》上开了个专栏，每个月评介一个台湾诗人和他的诗。后来，他把这一系列集结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了轰动。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这些台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大陆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他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写的诗“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是个失败的诗人。私底下，他曾对一位友人直言，尤不喜欢自己某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诗，“他说用了大量排比句，是呼口号似的应景之作。”这位友人回忆。
像每一个慕名拜访流沙河的年轻人，我一见面就提到中学时代背诵过他的那首《就是那一只蟋蟀》。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淡淡一笑。他已不再希望被人记住“诗人”这个身份。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
因诗贾祸，也因诗扬名，流沙河一生的命运、声名都和诗歌有关。
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虽然在那一代诗人里，他算是宣传腔比较少的。”“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
“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冉云飞用钱锺书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流沙河的成就和个人名望之间的“错位”：“一个人的名声经常是误解加上讹传的总和。”
4月，流沙河推出他在文字学研究上的最后一本著作——《正体字回家》。和他前3本一样，新书以正体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他用自来水笔完成的楷书手稿影印版。
所谓“正体字”，是指1950年代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前的规范汉字。其实，从前的字不叫“繁体字”，而叫“正体字”。
在新书里，流沙河的全部论说可用一句话概括：“现在的简体字如何没有道理，过去的繁体字如何有道理。”他主张让正体字回到当下的中国，“无论中间断了多少年，都要恢复。”
他热爱着这些有着35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他一生的悲喜、荣辱都和它们息息相关。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抗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筠著的《字学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
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也有好心人劝他：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已不了了之。现在，流沙河说自己只争朝夕，要为正体字留存的“合法性”辩护。
“只要是和传统文化、文字传播、推广有关的讲座、活动，他很少会拒绝。” 何三畏有些担忧地说，老人家的身体不好，素性也不爱外出，“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到处跑。”
清军入关时，大儒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冉云飞认为，在流沙河眼中，这个“天下”就是文化，“文化在，天下就在。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就是他的信仰和使命了。”
这位曾被“五四”精神洗礼过的“老青年”批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吴稚晖、瞿秋白这一批“五四”时期主张废除汉字的激进知识分子们，“他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字。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汉字是非常先进的。国家终归落后有它的原因，但是，与文字无关。”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惟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所以，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