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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1994年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那时候我到宜昌市电视台实习,实习的时候就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不过当时只是很羡慕记者相对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毕竟这个工作还是一个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
我最初做的是青少年节目编导,但后来节目改版,有时候就需要做一些专题片,比如宜昌的孩子到北京参加夏令营等等,我想那个时候是最初做和纪录片有点类似的尝试。
1998年在广播学院念了研究生课程,当时很好的事情是在学院里面看到了很多片子。后来回到了湖北,进入湖北电视台,最终到了“往事”栏目。
对于《唐山三十年祭》这样的纪录片,我不一定每一年都有机会去做,严格的说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步比较接近纪录片的片子。
思想,在纪录片中长成
“往事”这个栏目是一个访谈性的谈话类节目。其实谈话类节目形式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每一个编导对于采访对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曾经做过一位摄影家焦波的纪录片。当时焦波的《俺爹俺娘》系列摄影作品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也有很多谈话类节目采访过他,因为他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即使单纯从爱的角度去做,不同的编导也会从他的生活中截取不同的故事,而我当时却没有选择这个角度。
我觉得纪录片的技术和技巧都不是特别重要的,关键是编导有没有想法,就是对于采访对象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角度和深度,然后用不一样的细节去表达出来,抓住人物不同的特点去突出和放大。
我曾经看过焦波的一张照片,画面上他那有着癫痫病史的大哥躺在地上,父亲抱着他的头。这张照片在以往被提到的机会不是太多,但我当时看了却挺感动,因为其实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自己的孩子再有问题,也是自己的孩子。
那部纪录片虽然依旧是以焦波的拍摄经历为主线,但是在实际拍摄当中,我注意将这些有关他父母的生活经历的点滴贯穿在整个片子当中。观众会感受到这两位老人的爱以及对儿子的爱。我强调的不是儿子对父母的爱,而是父母的状态,他们就是这样,不会改变了,而且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
其实每部片子拍的目的都不一样,比如《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祭》这部纪录片。我当时最初在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看到作家张庆洲《唐山警示录》的一篇报告文学,但之后我觉得线索很多,如果不交代清楚观众仍然会看不明白。
我们以这位作家为主线,让观众随着他追寻当年的采访路线去重访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做这部片子最难的地方不是结构,因为到后期加入的情感因素太多,怕观众们看不明白,所以就干脆放弃掉一些旁支的东西。
影片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就是介绍了青龙满族自治县。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白塔的塔尖掉下来了,人们都住在了大街上的防震棚里,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多么严重的地震。青龙满族自治县离唐山只有115公里,有的地方只有65公里,这个如此接近震中的地方本应受到更大的威胁,事实上也是如此。青龙满族自治县的房屋倒塌了十八万间,彻底倒塌七千多间,但是实际上尽管青龙满族自治县倒塌了这么多间房子,却只死了一个人,还是因为心脏病突发。
为什么青龙能避免的灾害,而唐山没能避免呢?这是一个很容易提出的答案。我们就用一种探索的角度去追寻历史的原貌。
《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祭》带来的启示
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纪录片也有很多,但大家都是从介绍这场地震和震后政府如何抢救的角度去记录的,而我这部纪录片主要是从记录和反思的角度去做的。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30年,现在已经有很多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回顾这次地震,当时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却是真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到今天为止都有很多现实意义。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揭秘,也不是去指责谁在这次地震中应该负有责任,而是我们现在了解这场地震,将来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对我们未来生活的意义和影响才是我们在做这部纪录片的最终目的和意义。
在纪录片中,我们作出新的反思:如果有新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
在纪录片沙龙交流的时候,一位叫做陈伊文(音)的外国人曾经说过,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地震灾害的预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人类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躲避灾难,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做这部纪录片的目的以及片中的几位嘉宾的共同的心愿,也是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重演。
1994年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那时候我到宜昌市电视台实习,实习的时候就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不过当时只是很羡慕记者相对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毕竟这个工作还是一个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
我最初做的是青少年节目编导,但后来节目改版,有时候就需要做一些专题片,比如宜昌的孩子到北京参加夏令营等等,我想那个时候是最初做和纪录片有点类似的尝试。
1998年在广播学院念了研究生课程,当时很好的事情是在学院里面看到了很多片子。后来回到了湖北,进入湖北电视台,最终到了“往事”栏目。
对于《唐山三十年祭》这样的纪录片,我不一定每一年都有机会去做,严格的说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步比较接近纪录片的片子。
思想,在纪录片中长成
“往事”这个栏目是一个访谈性的谈话类节目。其实谈话类节目形式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每一个编导对于采访对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曾经做过一位摄影家焦波的纪录片。当时焦波的《俺爹俺娘》系列摄影作品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也有很多谈话类节目采访过他,因为他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即使单纯从爱的角度去做,不同的编导也会从他的生活中截取不同的故事,而我当时却没有选择这个角度。
我觉得纪录片的技术和技巧都不是特别重要的,关键是编导有没有想法,就是对于采访对象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角度和深度,然后用不一样的细节去表达出来,抓住人物不同的特点去突出和放大。
我曾经看过焦波的一张照片,画面上他那有着癫痫病史的大哥躺在地上,父亲抱着他的头。这张照片在以往被提到的机会不是太多,但我当时看了却挺感动,因为其实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自己的孩子再有问题,也是自己的孩子。
那部纪录片虽然依旧是以焦波的拍摄经历为主线,但是在实际拍摄当中,我注意将这些有关他父母的生活经历的点滴贯穿在整个片子当中。观众会感受到这两位老人的爱以及对儿子的爱。我强调的不是儿子对父母的爱,而是父母的状态,他们就是这样,不会改变了,而且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
其实每部片子拍的目的都不一样,比如《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祭》这部纪录片。我当时最初在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看到作家张庆洲《唐山警示录》的一篇报告文学,但之后我觉得线索很多,如果不交代清楚观众仍然会看不明白。
我们以这位作家为主线,让观众随着他追寻当年的采访路线去重访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做这部片子最难的地方不是结构,因为到后期加入的情感因素太多,怕观众们看不明白,所以就干脆放弃掉一些旁支的东西。
影片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就是介绍了青龙满族自治县。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白塔的塔尖掉下来了,人们都住在了大街上的防震棚里,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多么严重的地震。青龙满族自治县离唐山只有115公里,有的地方只有65公里,这个如此接近震中的地方本应受到更大的威胁,事实上也是如此。青龙满族自治县的房屋倒塌了十八万间,彻底倒塌七千多间,但是实际上尽管青龙满族自治县倒塌了这么多间房子,却只死了一个人,还是因为心脏病突发。
为什么青龙能避免的灾害,而唐山没能避免呢?这是一个很容易提出的答案。我们就用一种探索的角度去追寻历史的原貌。
《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祭》带来的启示
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纪录片也有很多,但大家都是从介绍这场地震和震后政府如何抢救的角度去记录的,而我这部纪录片主要是从记录和反思的角度去做的。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30年,现在已经有很多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回顾这次地震,当时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却是真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到今天为止都有很多现实意义。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揭秘,也不是去指责谁在这次地震中应该负有责任,而是我们现在了解这场地震,将来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对我们未来生活的意义和影响才是我们在做这部纪录片的最终目的和意义。
在纪录片中,我们作出新的反思:如果有新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
在纪录片沙龙交流的时候,一位叫做陈伊文(音)的外国人曾经说过,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地震灾害的预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人类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躲避灾难,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做这部纪录片的目的以及片中的几位嘉宾的共同的心愿,也是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