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风潮，甚至一种时尚，一种商业。
　　但是，DV究竟能够改变什么？如何改变？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请吴文光来学校讲座时，看了他们带来的一些由农民自己拍摄的纪录片。这是受中国民政部与欧盟支持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计划”的成果。这些作品，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过去，我们无论用什么设备，我们都是外在地记录别人的生活，而且为了掩饰这种记录，我们会将被摄影机所干预了的生活故意修饰为生活本来的样子。但是，这种记录是外在的，是我们用眼睛用心灵去“观看”别人的生活。但这些村民所拍摄的生活，却不仅记录生活，而且表达了这些村民的记录态度和叙述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的“记录”过程也记录下来了。于是，摄像机不是隐藏的，而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农民拿着摄像机进入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不仅记录生活，而且记录“记录”的过程本身。
　　我觉得，这是一种DV的本质。记录者不是外在的、隐蔽的、他者的，而是内在的、在场的、自我的。DV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的改变，而是记录方式的改变。DV拍摄者，既是记录的主体，也是被记录的客体。DV消除了主客体之间的鸿沟，这才是其深刻的本质。
　　所以，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记录者如何通过镜头表达他自己过去被剥夺的或者被技术所屏蔽的“影像”表达权利；看到了这些农民如何用镜头去与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人对话；看到了他们手中有了一种媒介以后的那种心理的变化和兴奋；当然，也看到了他们业余地记录下来的相对“原生”态的生活。
　　当然，最后被专业者所剪辑的影像，不可能完全还原农民的生活和对生活的叙述态度，而即便完全由他们自己剪辑，但是专业者的指导和大众媒介的修辞暗示，仍然会支配着农民们的话语传达。因此，所有的目标，我们都只能“有限”地接近而不可能终极地到达。从这个意义上说，靠近一点就是进步，正如今天的网络群体暴政的现实并不能否定网络同时给了大众更多的表达自由一样。
　　所以，我以为，吴文光所组织的这些“中国村民自治影像”，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由农民们记录的生活影像，也在于他们使用这种影像媒介与生活对话的过程。
　　消除那个充满阴谋感的隐匿的第三者，让“我”在记录中出场。记录同时并被记录，是否正构成了DV的一种文化特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