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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校园暴力问题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特别是那些中专、中职类“出路不太理想”的学校。假如不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根源进行反思，当上一辈人用玫瑰色的语言回忆“阳光灿烂的日子”，下一代人还将继续刻画自己的残酷青春
“在这所学校读书，男生最好带把刀，免得被人砍，女生早点谈恋爱免得吃亏”，这是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学生在网上的忠告。自从4月上旬一段该学校集体斗殴的视频被放到网上，这所学校突然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
视频的内容是在一栋学生宿舍的院墙内，一名红衣少年倒在草地上，二三十名手持棍棒的学生与另一名持刀的白衣少年对峙，在保安赶来夺下白衣少年的刀后，学生们一拥而上将少年打倒。这段视频在网站创了60余万的点击量。
5月中,记者来到这所2003年由几所学校合并成立，2006年才全面竣工的学校。学校的新校区位于岳阳市郊区的郭镇，占地千亩，学生万余名。学生工作部主任陈电明告诉记者，视频中的事件发生于2005年10月16日，事发头一天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系的几名中专学生在岳阳市内与岳阳市工业技术学院(原中南工业学校)两名学生发生矛盾，第二天对方纠集20余名社会青年前来寻仇，其中有4人翻墙进入宿舍，拿西瓜刀砍伤寝室三名学生后激起班上同学公愤，才出现了视频中的学生打人一幕。与网上一死一重伤的传言不同的是，被殴两人皆为轻伤。 陈电明一再向记者强调发生此事的客观原因：当时校区正在建设当中，教职工们还都住在市内老校区，加上事件发生在周末，保安的介入过晚，等等。他又告诉记者：参与斗殴者都是2003年进校的中专三年级学生，这所学校每年要开除学生上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中专生。
被抛弃者的暴力成色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分为三种：初中毕业进入学校的三年制中专生；五年制高职学生；高中毕业，经过高考的三年制普通高职学生。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主任李永红说，最让管理者们头疼的，就是那些中专学生。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和技校等等所谓“中专”学校，曾经和高等学校一样，是条读书进学的正路。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凭热和高考热之后，中专学校渐渐边缘化。现行技术工人的读书路径，一般来说也是经过高考，再进入高等专科学校或高职学校。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工人稀缺，职业教育重新开始兴盛，李永红骄傲地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直接去了沿海企业。但他也不否认，相比本校的高职学生，中专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就要差得多，在这所学校里，成绩和家庭条件较优的学生都在高职班，而成绩较差的学生才会读中专。
“他们(指中专生)与这个学校的其他学生始终不一样，”李永红承认，高职学生年龄比较大，思想比较成熟，就业前景也比较好。他们憧憬着毕业以后找到一个好雇主，挣到一份不错的工资并融入城市生活；而对中专生来说，这种前景比较渺茫，很多人来自农村，毕业之后将回到农村。
一位高职女生主动找到记者说，她总是能一眼辨认出学校的中专学生。他们在公众场所抽烟，旁若无人地谈恋爱，中专的女生们，衣服也穿得更加暴露，“不太像學生”。高职学生在乎学校的名誉，因为这对以后找工作有影响，但是那些中专生只是来“混日子”的，所以惹事的总是他们。
小军(化名)或者正是这样的学生，作为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中专学生，文章开头那句惊人的言论，就是他在网上留下的。这段话引起了记者对这所学校的兴趣，但见面以后他却告诉记者，自己是在2006年才进入这所学校，对这场沸沸扬扬的打人事件完全不知情。
不过，他劝告记者采访的时候要“小心一些”，他也保证，在记者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向他求助。小军算是本地人，初中在附近的一所中学就读，因此他在校内校外有他自己的圈子，主要由他的初中同学和一些年轻的亲友构成。这些人在他看来都是这所学校内外“有头有脸”的人物，随时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他给记者讲起，他的同学曾威胁另一个同学，强迫其跪在公共厕所里唱国歌，直到对方最后答应给他50块钱。他们学会了很多使自己看起来更凶狠的“细节”，比如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或者大声说话，同时瞪着对方的眼睛，这让那些同龄的孩子害怕。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告诉记者，勒索同学是校园暴力最普遍的发生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年轻人的物质欲望上升，对于物质具有高需求，他们没有收入来源，容易走上这条道路。而这种校园暴力，不算抢劫，警察不管，老师管不过来，孩子不敢报案，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李永红告诉记者，这类“边缘学生”普遍自认为少年老成，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社会经历，但对社会基础知识和法律常识却明显缺乏了解。而校外一些闲散人员也乐于通过他们来进入学校找学生要钱或者“认识”女同学。由于更多地接触社会下层，这些学生眼中的世界甚至比现实幽暗得多，因此当一个成年人遭遇校外人员的勒索，他会报警或者通知学校，而一个中专生则可能惊慌失措，他们不相信学校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自己往往也认识一些犯罪边缘人群，比如在迪厅“看场子”的人等等，他们有意无意地夸大这些人的能力和影响，各种谣言在他们中间滋生，恐吓着他们也为他们壮胆。
岳阳职业技术学校有100多名保安，这是岳阳市最为庞大的保安队伍，去年，郭镇派出所也被学校请到校园里入驻。李永红告诉记者，在抵制校外势力的侵入上，这些举措虽然有成效，但在对这些边缘学生的教育上，李永红承认，他们自我意识强烈，而老师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新媒介”难辞其咎？
在几乎所有的校园暴力事件中，网络和游戏等新媒介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诱因。据3月27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因为被网络流行的暴力视频吸引，成都三中6名学生拍摄了一部校园暴力短片《蛊惑仔成都三中》，该短片由学生自导自演，画面中的中学生叼着烟头，表情桀骜不驯，疯狂殴打着一名同龄男生。这也为媒介传播对校园暴力的负面作用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皮艺军教授认为，年轻人易受暴力文化影响，比如暴力游戏、暴力电影，虚拟世界中杀的一片血腥，无形中提高了年轻人的残忍度，降低了同情心，对他人的生命有一种漠视。有些男孩子攻击性本来就比较强，通过这些暴力文化变得变本加厉，找到机会就会发泄愤怒和仇恨。目前整个社会对于暴力缺乏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文化市场上对于暴力的分级制度就没有。许多血腥的暴力的影视、游戏等是不应该让孩子接触的，可是文化不分级，这些东西谁都可以看。
由此，一个人的暴力很容易变成群体暴力。皮艺军教授告诉记者，群体暴力同个人暴力不同，人一旦形成群体之后，群体的意志能改变个人意志，激烈程度会严重于个人暴力，这就是群体效应带来的内部压力。而且群体形成之后，不会像个人打架间的胆怯，群体的力量激励他们尽全力，在群体中，对于事情的后果会估计不足，甚至不计后果。群体斗殴的责任会分散，每个人的责任变小。比如说个人打架，后果就是100%，而20个人打架，40个人打架，可能分担到每人身上就只有1/20，1/40，这样他们压力减小，加重了暴力程度。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的打架事件中，作为学校内部的同学，他们具有凝聚力，容易一致对外，提高了攻击性，尤其是面对恶势力的时候，觉得对方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就应该狠狠地教训他们，为自己的暴力有了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强化了暴力的“正义性”。
教育研究者冉云飞忧虑的是，在谈论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上，对媒介的反思往往落实在媒介形式上，比如笼统地归咎于电影、电视或者网络这些新媒体。其实，无论媒介先进与否，社会中的暴力和阴暗面总会投射到校园中来。冉云飞说，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上世纪60年代，受了最“正统”教育的中学生，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却山头“老大”林立，暴力程度一点不低于现在的小孩。
冉云飞认为，如果说媒介有问题，那是我们的媒介一直有问题而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在暴力意义上来说青少年在《蛊惑仔》里看到的黑社会械斗，与《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刀砍地主其实并没有实质区别。
长久以来我们只注重暴力“正义”与“非正义”的名义，并没有把暴力本身当作一种禁忌。主流文化应该具有方向性，承载比如宽容、博爱、正义等等内容，但我们的主流文化在很多时候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应试教育的失败
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在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讲述了一群“问题少年”的故事。故事最后以主角错杀人，被生活和青春遗弃而告终。
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认为，在中国，有暴力倾向的孩子正说明了应试教育的失败。孙云晓说，日本也是一个校园暴力非常严重的国家，日本青少年问题专家调查青少年问题发現，这些暴力崇拜者其实都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他们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得不到尊重和成就感是他们叛逆性格的主要成因，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一样。
孙云晓曾经描画过这样一个犯罪路线图：有问题的家庭(例如极度贫穷，无人呵护，父母品质问题)制造出问题少年，而学校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对学生缺乏个人关爱，因此对他们毫无帮助。于是他们受到排斥，很快辍学，进入社会中结识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最后成为罪犯。孙云晓说，他对湖南某地115名死刑犯调查发现，70%是少年犯，90%在少年时代都有劣迹，这与国外的统计结果也基本吻合。
孙云晓告诉记者，从13到17岁的敏感时期，大部分青少年都曾有犯罪倾向，在某一时刻都出现过违法的念头，但大多数人并不会真正去犯罪，因为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希望，于是他们克制了自己的犯罪欲望。孙云晓说，人总是生活在选择之中，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们都乐意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处在青春期时，男孩子喜欢打架，女孩子喜欢大声尖叫或穿奇装异服，这些行为原因是心理性的，一般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对于一个遭受歧视的“差生”来说，在教育竞争中的失败使他们被老师或同学打入另册，因此索性自暴自弃，这种在应试教育上和个人生活上的双重失败，具有社会性原因，往往后果极为严重。
因此孙云晓认为，教育体制是青少年犯罪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以分数为本的应试教育容易导致人格扭曲。孙指出，那些高中阶段有暴力趋向的学生，经过青春期以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往往也能正常回归社会。“当他们有较好的生活可以选择，便会离开不好的生活。”孙说。对大部分人来说，暴力会成为关于青春期的回忆，他们选择与自己内心和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慢慢重新认识和看待这个世界。
(本刊实习生徐卓对此文亦有贡献)
“在这所学校读书，男生最好带把刀，免得被人砍，女生早点谈恋爱免得吃亏”，这是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学生在网上的忠告。自从4月上旬一段该学校集体斗殴的视频被放到网上，这所学校突然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
视频的内容是在一栋学生宿舍的院墙内，一名红衣少年倒在草地上，二三十名手持棍棒的学生与另一名持刀的白衣少年对峙，在保安赶来夺下白衣少年的刀后，学生们一拥而上将少年打倒。这段视频在网站创了60余万的点击量。
5月中,记者来到这所2003年由几所学校合并成立，2006年才全面竣工的学校。学校的新校区位于岳阳市郊区的郭镇，占地千亩，学生万余名。学生工作部主任陈电明告诉记者，视频中的事件发生于2005年10月16日，事发头一天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系的几名中专学生在岳阳市内与岳阳市工业技术学院(原中南工业学校)两名学生发生矛盾，第二天对方纠集20余名社会青年前来寻仇，其中有4人翻墙进入宿舍，拿西瓜刀砍伤寝室三名学生后激起班上同学公愤，才出现了视频中的学生打人一幕。与网上一死一重伤的传言不同的是，被殴两人皆为轻伤。 陈电明一再向记者强调发生此事的客观原因：当时校区正在建设当中，教职工们还都住在市内老校区，加上事件发生在周末，保安的介入过晚，等等。他又告诉记者：参与斗殴者都是2003年进校的中专三年级学生，这所学校每年要开除学生上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中专生。
被抛弃者的暴力成色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分为三种：初中毕业进入学校的三年制中专生；五年制高职学生；高中毕业，经过高考的三年制普通高职学生。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主任李永红说，最让管理者们头疼的，就是那些中专学生。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和技校等等所谓“中专”学校，曾经和高等学校一样，是条读书进学的正路。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凭热和高考热之后，中专学校渐渐边缘化。现行技术工人的读书路径，一般来说也是经过高考，再进入高等专科学校或高职学校。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工人稀缺，职业教育重新开始兴盛，李永红骄傲地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直接去了沿海企业。但他也不否认，相比本校的高职学生，中专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就要差得多，在这所学校里，成绩和家庭条件较优的学生都在高职班，而成绩较差的学生才会读中专。
“他们(指中专生)与这个学校的其他学生始终不一样，”李永红承认，高职学生年龄比较大，思想比较成熟，就业前景也比较好。他们憧憬着毕业以后找到一个好雇主，挣到一份不错的工资并融入城市生活；而对中专生来说，这种前景比较渺茫，很多人来自农村，毕业之后将回到农村。
一位高职女生主动找到记者说，她总是能一眼辨认出学校的中专学生。他们在公众场所抽烟，旁若无人地谈恋爱，中专的女生们，衣服也穿得更加暴露，“不太像學生”。高职学生在乎学校的名誉，因为这对以后找工作有影响，但是那些中专生只是来“混日子”的，所以惹事的总是他们。
小军(化名)或者正是这样的学生，作为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中专学生，文章开头那句惊人的言论，就是他在网上留下的。这段话引起了记者对这所学校的兴趣，但见面以后他却告诉记者，自己是在2006年才进入这所学校，对这场沸沸扬扬的打人事件完全不知情。
不过，他劝告记者采访的时候要“小心一些”，他也保证，在记者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向他求助。小军算是本地人，初中在附近的一所中学就读，因此他在校内校外有他自己的圈子，主要由他的初中同学和一些年轻的亲友构成。这些人在他看来都是这所学校内外“有头有脸”的人物，随时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他给记者讲起，他的同学曾威胁另一个同学，强迫其跪在公共厕所里唱国歌，直到对方最后答应给他50块钱。他们学会了很多使自己看起来更凶狠的“细节”，比如说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或者大声说话，同时瞪着对方的眼睛，这让那些同龄的孩子害怕。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告诉记者，勒索同学是校园暴力最普遍的发生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年轻人的物质欲望上升，对于物质具有高需求，他们没有收入来源，容易走上这条道路。而这种校园暴力，不算抢劫，警察不管，老师管不过来，孩子不敢报案，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李永红告诉记者，这类“边缘学生”普遍自认为少年老成，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社会经历，但对社会基础知识和法律常识却明显缺乏了解。而校外一些闲散人员也乐于通过他们来进入学校找学生要钱或者“认识”女同学。由于更多地接触社会下层，这些学生眼中的世界甚至比现实幽暗得多，因此当一个成年人遭遇校外人员的勒索，他会报警或者通知学校，而一个中专生则可能惊慌失措，他们不相信学校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自己往往也认识一些犯罪边缘人群，比如在迪厅“看场子”的人等等，他们有意无意地夸大这些人的能力和影响，各种谣言在他们中间滋生，恐吓着他们也为他们壮胆。
岳阳职业技术学校有100多名保安，这是岳阳市最为庞大的保安队伍，去年，郭镇派出所也被学校请到校园里入驻。李永红告诉记者，在抵制校外势力的侵入上，这些举措虽然有成效，但在对这些边缘学生的教育上，李永红承认，他们自我意识强烈，而老师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新媒介”难辞其咎？
在几乎所有的校园暴力事件中，网络和游戏等新媒介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诱因。据3月27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因为被网络流行的暴力视频吸引，成都三中6名学生拍摄了一部校园暴力短片《蛊惑仔成都三中》，该短片由学生自导自演，画面中的中学生叼着烟头，表情桀骜不驯，疯狂殴打着一名同龄男生。这也为媒介传播对校园暴力的负面作用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皮艺军教授认为，年轻人易受暴力文化影响，比如暴力游戏、暴力电影，虚拟世界中杀的一片血腥，无形中提高了年轻人的残忍度，降低了同情心，对他人的生命有一种漠视。有些男孩子攻击性本来就比较强，通过这些暴力文化变得变本加厉，找到机会就会发泄愤怒和仇恨。目前整个社会对于暴力缺乏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文化市场上对于暴力的分级制度就没有。许多血腥的暴力的影视、游戏等是不应该让孩子接触的，可是文化不分级，这些东西谁都可以看。
由此，一个人的暴力很容易变成群体暴力。皮艺军教授告诉记者，群体暴力同个人暴力不同，人一旦形成群体之后，群体的意志能改变个人意志，激烈程度会严重于个人暴力，这就是群体效应带来的内部压力。而且群体形成之后，不会像个人打架间的胆怯，群体的力量激励他们尽全力，在群体中，对于事情的后果会估计不足，甚至不计后果。群体斗殴的责任会分散，每个人的责任变小。比如说个人打架，后果就是100%，而20个人打架，40个人打架，可能分担到每人身上就只有1/20，1/40，这样他们压力减小，加重了暴力程度。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的打架事件中，作为学校内部的同学，他们具有凝聚力，容易一致对外，提高了攻击性，尤其是面对恶势力的时候，觉得对方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就应该狠狠地教训他们，为自己的暴力有了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强化了暴力的“正义性”。
教育研究者冉云飞忧虑的是，在谈论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上，对媒介的反思往往落实在媒介形式上，比如笼统地归咎于电影、电视或者网络这些新媒体。其实，无论媒介先进与否，社会中的暴力和阴暗面总会投射到校园中来。冉云飞说，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上世纪60年代，受了最“正统”教育的中学生，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却山头“老大”林立，暴力程度一点不低于现在的小孩。
冉云飞认为，如果说媒介有问题，那是我们的媒介一直有问题而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在暴力意义上来说青少年在《蛊惑仔》里看到的黑社会械斗，与《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刀砍地主其实并没有实质区别。
长久以来我们只注重暴力“正义”与“非正义”的名义，并没有把暴力本身当作一种禁忌。主流文化应该具有方向性，承载比如宽容、博爱、正义等等内容，但我们的主流文化在很多时候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应试教育的失败
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在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讲述了一群“问题少年”的故事。故事最后以主角错杀人，被生活和青春遗弃而告终。
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认为，在中国，有暴力倾向的孩子正说明了应试教育的失败。孙云晓说，日本也是一个校园暴力非常严重的国家，日本青少年问题专家调查青少年问题发現，这些暴力崇拜者其实都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他们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得不到尊重和成就感是他们叛逆性格的主要成因，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一样。
孙云晓曾经描画过这样一个犯罪路线图：有问题的家庭(例如极度贫穷，无人呵护，父母品质问题)制造出问题少年，而学校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对学生缺乏个人关爱，因此对他们毫无帮助。于是他们受到排斥，很快辍学，进入社会中结识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最后成为罪犯。孙云晓说，他对湖南某地115名死刑犯调查发现，70%是少年犯，90%在少年时代都有劣迹，这与国外的统计结果也基本吻合。
孙云晓告诉记者，从13到17岁的敏感时期，大部分青少年都曾有犯罪倾向，在某一时刻都出现过违法的念头，但大多数人并不会真正去犯罪，因为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希望，于是他们克制了自己的犯罪欲望。孙云晓说，人总是生活在选择之中，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们都乐意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处在青春期时，男孩子喜欢打架，女孩子喜欢大声尖叫或穿奇装异服，这些行为原因是心理性的，一般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对于一个遭受歧视的“差生”来说，在教育竞争中的失败使他们被老师或同学打入另册，因此索性自暴自弃，这种在应试教育上和个人生活上的双重失败，具有社会性原因，往往后果极为严重。
因此孙云晓认为，教育体制是青少年犯罪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以分数为本的应试教育容易导致人格扭曲。孙指出，那些高中阶段有暴力趋向的学生，经过青春期以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往往也能正常回归社会。“当他们有较好的生活可以选择，便会离开不好的生活。”孙说。对大部分人来说，暴力会成为关于青春期的回忆，他们选择与自己内心和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慢慢重新认识和看待这个世界。
(本刊实习生徐卓对此文亦有贡献)